九、岁寒三友
刚到立冬，天气阴沉。清晨，天上飘洒着稀疏的小雪，顶着凛冽的寒风，我们离开韩家岭。
一路所见是一座座高低起伏黑黝黝的山头，重重群山间的丘陵和河谷。三人走在一起算得上老弱妇孺。席老汉是个年近半百的干巴老头，我只能算半搭小伙子，周逸文文静静，像城里的女学生。我们仨的行李卷却倒了个儿，席老汉除了身上的大棉袄，只有挎在肩上的小包袱皮；我背着厚厚的棉被，加上裹在被里的几个日记本，记着我断断续续写的日记、诗和散文。尽管都是些拿不出手也找不到地方登载的文章，但我想做个长篇叙事诗的尝试；周逸背了个大包袱。走出不久，席老汉说：“该换换肩啦！何驹你背周逸的大包，我背你的，周逸背我的。”
“那哪儿成！”周逸坚决不同意，“这点行李算什么，用不着你们帮忙。老汉你这么大年纪还背什么东西，让我和老何换着给你背吧。”“哈哈，你别瞧不起老汉我，你俩那点东西全给我也没问题哩。”这么一来，谁也不能说服谁，还是各背各的。走了一天，席老汉说：“别看周逸和我算是老弱妇孺，要说这天把的路，你何驹怕是倒排头。” “怎么可能！你看我走得好好的，你们谁比得上我？”我毫不示弱地顶回去。
“别逞能了，看你背着包的孬样，肩膀快给压成弯弓了。再弯下去，你还能起步吗？”
老汉的眼睛真尖，我的右肩不知为什么总不如左肩顶事，绳子勒的地方越来越疼，不知不觉地往下压，竟然给老汉发现了。
周逸瞅着我笑，她也早看出来了。其实她和我差不多，背着大背包，走得晃晃悠悠，往一边偏着。
席老汉又说：“你是嘴硬，肩膀过不得硬。肩头起泡了吗？怕疼老往下溜是不是？要挺得住！泡破了，没什么了不起！你越怕，它就越欺负你，好比一个人，给他压担子，让他去挑。怕沉怕挑不起来，那还能成什么事。就是要顶住，就是要有那股劲儿。年轻人么，别怕痛怕难，怕这怕那。”
我沉默了，与周逸相顾无言。我们明白老汉这席话是借题发挥，并不只是对我的个人批评，是在眼前的斗争形势下提醒我们，挺起身子，面对即将发生的困难，坚持革命斗争，也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必备的意志和品质。回想到晋南这两年，组织上认为我无论是能力、意识、修养，还比许多同志差。老汉的话不仅是批评，也包含着对我的期望，希望我能更加坚强成熟。
“我会的！你们以后看吧，何驹究竟是什么样的！”我默默地对自己说。
周逸听了老汉的话，笑而不答。她明白，老汉的话也是对她的期望。在我眼里，周逸和我可不是在一个水平。她是中心县委和县委的领导成员，而我只是青年工作者。平常学习或讨论工作时，周逸分析问题总是那么明确深刻，说出一些别人没有的体会，我打心眼里佩服这位“大师姐”。不过现在她倒和我一样，接受席老汉的教育。
我们对将去的翼城，一点不了解。那地方和夏县不一样，没有八路军游击队，没有像嘉康杰老汉那样的老党员，我们只能和县政府、牺盟会、县自卫大队一起工作，而这些正是山西顽固派将要下手的目标。在那里进行隐蔽活动，人地两生，怎么开展工作，心里没数。
老汉只说：“到了翼城，不可能老在一块儿活动，每个人要独立地进行工作。周逸可能困难些，需要有同志配合，另外周逸还要担负县委多方面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妇女工作。何驹嘛，当然需要当地同志带几天，但主要还靠自己独立地去干。当初跑闻喜，开始两趟靠老赵领着，后来不也自己闯过去了吗！”
“到了翼城再说。”老汉的话就是这样简单。
翼城是和夏县、平陆相似的一座小城，宁静地坐落在半山中，距离同蒲铁路和日军占领的曲沃县城都不远。日军还没上过山。县里的自卫大队和在这里活动的决死队的一个大队，常游弋于曲翼绛边境一线。山上中央军十五军驻防，经常和日伪军及土匪交火。晋绥军孙楚的队伍只在阳城一带活动，没有到翼城这厢来。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也没来过。我们找的翼城中心县委实际是在县牺盟会和政府之间的机构，并不单独存在。
一见面，吴云瑞对席老汉说：“我等你们好几天了，地委催着我早点去呢。”
我们来之前听说吴云瑞到翼城已经两年多了，这次是到地委任组织部副部长。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林是沁阳过来的，刚来了几个月；宣传部长张天明是本地人，他们是我今后的工作伙伴。不久，我们先后见到县长李丙辰、牺盟会特派员李永生、曲沃县牺盟会特派员席丙午。曲沃县被日军占领后，没有建立自己的自卫武装，实际也没有恢复抗日政府，只有席丙午带着牺盟会组成的小队伍秘密活动。党的委员会也没有建立，平常和中心县委联系。
我们在县政府大院里的一间空屋子开会。这屋四面透风，坐一会儿便手脚发僵。与会的人有县里十几人和几个区的十来人，席丙午也参加了会议。我第一次参加有这么多人的会议，席老汉说开这种形式的会有三重意思，一是吴云瑞的告别会；二是新来的人和大家见面，以便今后长期在一起工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根据地委通知的确切可靠的消息，山西顽固派近期将对新军、牺盟会和人民政权发起一次大的行动，我们需作好应变的准备。县政府、自卫队和决死队要努力保持力量，坚持活动，必要时准备下山，两面作战。此外，仍需要坚持党组织和牺盟会的活动，对驻在当地的中央军，利用现在的关系，争取他们尽量中立，不和山西顽固派搞到一起。
会议的气氛凝重严肃，人们的发言也是激奋而悲壮。李县长讲得特别激动，在翼城县，他是集党政军于一身的公开目标，压力很大。李永生是东北人，言语虽不多，同样十分激奋。与会的每个人都讲了话，强烈表达了坚决斗争的信心。在席老汉的提议下，我和周逸唱了一首刚学会的歌：
列宁的后代，从来是坚定顽强！学会了战斗，哪管那狂风恶浪…．．气氛更加悲壮，会议在大家合唱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老席说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到乡里去，踩踩地皮，认认人。我们分三路，老席和张天明上北乡，周逸和刘林在城周围一片，我和县青救会常增寿往南走，之后到绛县边界，与绛县青救会的侯若唐见面。从这里往山下和平坝一带，日军经常来抓人。中央军驻扎在山后靠近闻喜、垣曲一带，常派侦察部队到山下活动。这中间还夹杂着好几股土匪，因此这一带村里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我很想到那里看看，但常增寿说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下去得有个准备，遇见什么事也好对付，不像山上这么方便。这次时间来不及了。
跑了几天，发现翼城和别的地方有不一样之处。妇女除了年纪很大的老太婆外，差不多都是大脚。常增寿解释道：“不是风俗的差异，只不过是翼城曾有一位‘放足知事，罢了。”
这个县知事上任后下令全县妇女放足。头年下令，第二年查，不执行的要罚几斗粮。人们开始也不当回事，以为说说而已，不会有人查究。哪晓得这知事认死理，不仅派人查，自己还微服下乡，看到哪里没放足的，立刻重罚。查过后仍然盯住不放足的，第三年加倍处罚。就这样，三年工夫真的让能放的都放了，小女孩自然再不缠足了。有的人缠的时间久了，脚背已变形，咋放得开？偏偏这位知事还有一个偏方教大家。先用滚水烫脚，杀一只小羊，切开羊肚，把小脚立刻伸进去，狠烫一阵，再用温水洗。一回没烫开，再来几次，慢慢的脚就放开了。常增寿说：“听老人说那时多少人骂知事是坏胚，不得好报，如今想起了他的好处。像咱们山下这一块，鬼子来时，妇女也能和男人一样跑，少出多少事啊！”
回到县里，和周逸聊起这事，没想到她已听说，她很高兴地说：“老何，你眼睛尖，出门就注意到妇女的切身利益，这真是大好条件，对妇女自身，对咱们发动妇女参加抗日事业都太好了！”
十、关家之行
回来没几天，从垣曲兵站来了几个人，说是与县政府接洽公务。这几人很利索地找到席老汉的住处，原来是地委和三大队的人，就是为找老席而来。我们都很诧异，地委不是在下涧龙潭沟吗？怎么慌慌张张地从垣曲来呢？
“俺们几天前从平陆那边连夜搬到垣曲，李哲人同志让俺们赶紧上这来，通知你随俺们立刻回兵站，还有一位女同志也一块走。”“是周逸同志吧？”老席有点意外。
“对，就是周逸。要她带上行李，不再回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吗？”我们几人不约而同地问道。“是很紧急！”来的同志回答得干脆，“要不怎么能带着武器赶到翼城！”他的意思是不等过夜立刻走，有什么事，老席回来就清楚了。天已经很晚了，说好还是拂晓前走，周逸也好收拾收拾，老席交代我和刘林，把城南张村作联络点，有什么事情等他回来再说。
人们的心情一下沉重了起来，虽然早有了应对可能发生事变的准备，可是地委搬到垣曲，还要周逸立刻离开翼城，这两件事这样突然，使人感到可能很快就要出事。
我们三人一同从夏县来到翼城，总共才一个多月，现在立刻被拆开，虽说老席还要回来，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和周逸从韩家岭共事至今，彼此都有好感，相处融洽，如今她乍然离去，心里不禁怅然。
还没等到老席回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李县长派人通知我和刘林到县政府和自卫队的住地。我们到时，李永生已经在那里了。
李县长告诉大伙儿，刚从阳城来的牺盟会同志带来急信，孙楚的队伍突然袭击了阳城县政府和自卫队，我方措手不及。只有一部分人跑出来，队伍被缴械，抓走了一些干部。驻在阳城的决死队的一支游击队伍被迫向北撤退。
“那阳城的八路军呢？”我们急切地问。
“孙楚倒不敢动八路军，可八路军也无法帮县政府和自卫队呀！”李县长沉重地说：“阳城出事了，下一个就轮着咱们翼城。好在翼城和阳城不在同一个专区，又没有驻孙楚的晋绥军部队，他们来还得几天时间，我立刻把咱们的队伍继续向北靠。他们的目标也就是县城罢了。”
上几次会上没多说话的李永生现在按捺不住一腔激愤，大声呼喊：“顽固派真这么来了！来就来吧！早晚是一样，没啥了不起！咱在这城里待不住，还有那样多的山沟、山下那大片地方，活动余地大得很。人家韩老九、倪狗子还不是中央军拉出去的，不过年把时辰，有几百上千的队伍。虽是落草为寇，他也打小日本，中央军打过他好几回也没打下来，未必咱们还不如他们？”
一致决定立即行动。李县长带着队伍往北转移，看情况和北面的决死队大部队靠拢；李永生和牺盟会、县政府的部分人下到区乡，准备隐蔽活动，和顽固派周旋；我和刘林从张村向南活动，并与席丙午以及绛县那边取得联系。
李县长头天带队伍刚走，老席第二天赶回来，带来惊人的坏消息。平陆一带已待不下去，地委已撤离了。最令人痛心的是嘉寄尘老人晚走一步，竟然被中央军第三军的反动派从背后打了黑枪，牺牲了；平陆、闻喜县政府和自卫队遭到关民权的七专区保安部队袭击，闻喜县县长王宿人遭袭击后生死不明。周逸一到地委，立刻让她回到夏县通知柴泽民和韩家岭的八路军游击队撤到闻喜北塬上，准备在那里坚持斗争。地委要求翼城的武装力量伺机向北，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党委和牺盟会组织转入隐蔽斗争，附近几个县的县委书记作了变动和调整，王唐文到绛县，杨蔚屏去济源，高一清回垣曲……
乌云顷刻间笼罩整个晋南！我的脑子里别的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只是想着该如何进行活动和斗争。自己从未经历过这样重大的事件，心里没有一点底，唯一的依靠是老席。
孙楚的队伍几天后到了翼城，他们在城里到处搜捕牺盟会和县政府的人。好在我们早有准备，李县长和自卫队已拉向北面，政府和牺盟会的部分人员已分散到乡下。孙楚扑了空，少有收获，但算是得到一座县城，委派了他们的县长，打出牌子，那些日本鬼子打到翼城时匆忙逃走的土豪劣绅也跟着回来了。
张村离城近了些，按照老席的意见，我、刘林和当地一位跑交通的老唐一同回到回马岭，老席和常增寿、老赵上大黑山分头活动。回马岭这个村属绛县，紧靠着翼城的山沟，村里全知晓我们是牺盟会的公家人。距村子不多远的地方驻扎着中央军十五军的侦察分队，经常在山上山下活动，也时常到回马岭要这要那，事变与他们没什么关系。老唐仍旧挑着小挑来往山上山下做小生意，与失散的同志联系。短短几天，我们已接上好几个人的关系，有部队掉队的，有政府、牺盟会的工作人员回乡下的，还有一个家在曲沃县城附近、本人是决死队中队的政工员。我们给他们讲解当前的斗争形势。指示他们今后该干什么。
天很冷，山沟里棉花稀罕，老百姓一家人没几床被，我们又不敢背行李出来，只能在小屋里生火炉。附近不出煤炭，只好烧劈柴。半夜火熄了，人冻得够呛。
我们也去附近有组织关系的地方，和曲沃、绛县两边取得联系。曲沃境内还是老样子，绛县和翼城相似，县里的干部都分散到乡下，自卫队部分撤到北面，部分被保安队打散。县里领导人已换，原先的走了，新的还没上任，比翼城还乱。刘林和我走过几处，但他总有点不大想动的样子。我发现自从张村下来，他的神情似乎很沮丧。刘林自己说是受了凉，身体不大舒服。他只等和老席约定的时间上大黑山。
大黑山四周全是一个个黑黝黝的陡峭山头，沟深坡陡，沟里没几户人家，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这儿的窑洞里每天生着不熄火的煤炉子，不用火时挖一刀煤泥，把火头封住，然后戳一个小孔通气。用火时，把顶上打开几处大口，煤很快便燃烧起来，在这屋里一点不冷。奇的是屋里整天不停地做饭。没等拂晓，一家人就起来喝碗稀粥；天明时喝二道粥；男人下地或拾柴回来，喝第三道粥；这以后出活到日头正中时，全家人在一起吃一顿，算是主餐，不过也是第四道粥，加点玉米饼子；起晌时要干点事，那还得喝第五道粥；等回来时先喝点，算第六道粥；第七道粥是正经的晚饭，有干粮和饼子；晚上还有两道粥。
“这多费事呀！”我十分纳闷。再仔细想这深山老林，只出玉米、煤炭，喝粥不耐饥，可是生火容易。每天多喝几道粥倒也是度饥的好办法。
大黑山这样僻静的好去处，牺盟会和县政府经过两年时间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和组织工作，发展了掌握区乡牺盟会和乡村政权的积极分子，来到这里如同回家一样。不管是日本鬼子还是顽固派，很少到这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里来。因此，大黑山比张村、回马岭等许多地方要安全得多。
上次分头活动时和老席约好在大黑山碰头，李永生、常增寿早到了，老席反而到得最晚，原来他为了和张天民接头，多费很多时间，最后仍然没有找到。张天民是本地人，最早干牺盟会的，名声在外，是顽固派搜捕的重要目标。在家里待不了，就到别处临时避风，这不算错，但好长时间没和党组织联系、进行党的工作，就不能原谅了。他是老同志，相信会回来的。大家凑了一下，几个区都有和张天明类似的情况。离城近的地方，有些人害怕了，我们去那里，会劝我们早些离开，担心被别人看到了。倒是乡下的党员、干部好些。大黑山的活动仍和平常一样，人们担心的是倘若顽固派追到乡里，势必会发生变化，我们今后的活动将更加困难。
李永生的信息则严重得多。李县长的队伍在北乡一带熬了十几天，面对山西顽军的紧逼，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他们已按照地委的要求，通过北面日本军和中央军之间的空隙，硬是冲了出去。糟的是决死队的一个中队下山后，没跟上李县长的大队，很快被韩老九的土匪队伍包围，众寡悬殊，无法突围。韩老九派人来谈判，他只要求这支小队伍人他们的伙，可以单独成立为独立大队，自己行动，和他们配合就行。队长和指导员掂量掂量，只有同意了。他们把事情经过报告了李永生，建议保持联系，伺机再做打算。李永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了。
“这不是好去处。”老席显然不赞成这个做法，“可是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我们还得做他俩（指队长和指导员）的工作，让他们心里有数。这样下去，我们不是被匪徒吃掉，就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自己也变成了土匪，总得找机会离开才好。”
话题重又转向我们到底往哪个方向活动。大家心里明白，抗日政权和武装力量已经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党组织只能进行隐蔽活动，保存组织：积蓄力量，为将来作好准备。这是长期的工作。我们中心县委的几个人，怎样隐蔽，在哪儿隐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大黑山条件很好，可以作为活动的基地，但长住此地会让自己暴露。回马岭也不错，但中央军常往来于此，日后会不会发生变化？李永生有一番高论：“我们虽然不能有韩老九那样的土匪行为，但可以采用他的活动方式。他们生活在日本鬼子和中央军的夹缝中，日本人打他，他往山边靠；中央军打他，他又往日占区靠。能熬这么久，我看有道理，我们的活动也可以这样。”
几个人都很赞同李永生的想法，老席提到席丙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席丙午曾说如果我们在山上不好待，可以到他活动的地方去。老席认为是个好主意，李永生多去北面跑跑。他、刘林和我准备经回马岭下山，先让交通员给席丙午带信，到时候碰面。
刘林这两天一直称病，大家讨论时，他没多说话。我们先后回到回马岭，据村里的同志讲目前局势还平静，没听说顽固派和中央军有什么新行动。老席的意思是事不宜迟，我们第二天下山。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们几人分开走。我和常增寿最早下山，刘林和老唐走最后，老席一人走中间，约好在山下的小村庄接头，然后去曲沃的海头村。晌午时，我们和老席会合，又等了好大工夫，仍不见刘林他们。我们心里着急，担心出了什么事。常增寿说应该不会，这地方的人挺熟的。
直到天黑，只有老唐一个人赶到。老唐说他和刘林刚走出回马岭，刘林忽然说他有东西拉在回马岭，要回去取。老唐劝他算了，下次回来再取。刘林坚持并让老唐先下山，他随后就到。老唐放心不下，在前边慢慢走，等着他。可是已经很晚了，仍不见人影，老唐这才加快脚步，赶来告诉我们。
这简直太意外了，我们仨一时目瞪口呆，半晌无语。
“恐怕他不会来了。”老席好久才冒出一句话。他无法相信他在翼城工作的第一助手，竞这样不告而别。老席刚为找张天明费了好大劲，可一转眼又丢掉了刘林。
我也是一样惶惑不安。和刘林相处了这么久，他对革命工作的热情、对周围同志的友爱关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怎么能想到他会在困难时刻溜号？怪不得前几天他神情沮丧，抑郁不安。刘林曾无意中说：“革命前途充满光明，但我们面前却是重重黑暗，找不到出路……”看来他已经悲观失望，信心动摇。我从内心为他惋惜。
刘林出走多少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我们仍然走了几个地方。在海头村如约见到席丙午，他领着我们去了曲沃境内的两个村。老席说我们总算有了藏身之处，需要好好合计合计，怎么才能住下来，开展工作。
从山下回大黑山，常增寿留下，我、老席和老唐一路，等着李永生从北乡赶来碰头，交换这段时间的情况。李永生告诉我们李县长的队伍撤走后，顽军忙着在翼城组建政府，在通往阳城、垣曲的大道上控制很严，其他地方暂时还比较平静，区乡里能够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党员和牺盟会骨干都联系上了。由决死队改名的独立大队与韩老九还算相安无事，能够独立活动。李永生自己的十来人的武装小组有了这个联系，活动也比较方便。
老席估计十二月事变后这两个月，抗日政权和牺盟会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党组织不得不转入隐蔽活动。现在可以说暂时稳住了，但随着顽固派政权及武装的建立，我们将面临更严峻的形势。像大黑山、回马岭、王村这些地方，将会处在顽固派镇压的范围内。我们需要在山下和曲沃一带寻找新的活动基地。这些地方属三县交界，是日占区和顽固派控制区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点，作较长时间隐蔽斗争的准备。
老席还说应向地委汇报我们这里的情况以及今后的计划，得到地委的指示。我们自然很同意，并认为应由老席去汇报。老席却说上一次是他去的，现在他需要再去北面看一看乡村党组织的情形，找寻张天明那样失去联系的老同志，做一些必要的工作。他考虑李永生的事情较多，便要求我跑一趟。
我能行吗？我还想推给老席，不等我开口，老席又说：“往垣曲这一路，顽固派卡得很紧，老何不是本地人，怕不好过去。”
“那倒不要紧，”李永生说得轻松，“从这儿去，难过的只有横岭关，干脆我和你一块到十五军杨团长的团部，找他开路条，管保到垣曲都没事。”
这倒是好主意！我们来翼城后就听说杨团长的部队在翼城城厢驻过，李县长和李永生同他有来往，他是位正义的、同情进步的抗日军人。事变前后，有些同志为躲避顽固派的搜捕，曾藏在他驻的村庄，顽军不敢前来，事变后这些同志才转移。
我跟着李永生，走了不少时间才到杨团长团部。杨团长是位中年人，自称“老行伍”，说话直爽。听李永生说明来意后，他爽快地答应：“这点事好办，明儿一早我让副官带你向垣曲去，带上路条，就说是团里的侦察兵。过了关口，你自个去，副官把路条收回来。但不能让别人知道，现在上边派了政训员，让他们知道了，大家都没好处。”
晚上，杨团长留我们俩吃饭，喝了几杯酒，他敞开了话匣子：“眼下真有点黑暗，你们的日子难过，我也帮不了忙。不瞒二位，我是当兵出身的大老粗，我就信一条：有十条八条盒子枪，走遍天下都不怕。你们的实力不止于此，还怕什么呢！”看他这番神情，让我想起闯荡江湖的绿林好汉。
次晨，李永生自个儿回去了。我跟着那位副官走出杨团长的防区。中央军的官兵，自然没人阻拦。副官一路上少言少语，到晌午时指着往南的大道，道声再见，便自去了。我从怀里掏出早上带的硬馍，边走边啃。快过年了，路上人烟稀少，朔风吹得人发毛，直到天麻麻黑时，我还没看到前后高家的影子。
走之前，老席告诉我，关家兵站外围常有人来往盯梢，不熟悉地形很容易出事。他让我先到前高家找高一清，他家是个殷实户，有点社会地位。高一清这几年一直在外地，知道的人不多。让他回垣曲，在家隐蔽有利。老席上次从关家到翼城，就是先到高一清家，然后装扮成生意人回来的。
我按照老席的描述找寻前后高家，走到一片小河滩时，我琢磨前后高家快到了。这时天已黑尽，我从大路拐下河滩，沿着河滩走，看到一团团树影时我摸上了岸，向村子走去。
“你是干什么的？”忽然在村边的场坝上有人大声吆喝，接着是一阵清脆的子弹上膛声。
“俺就是这村的，回村来呀！”我本能地回答。一看对方没有再问，我继续向村子走去。这村没有围墙，住户外面是一块块场坝，堆着高低不齐的麦垛。我装作往里走了几步就从麦垛的缝隙中转出来，蹑手蹑脚快步走回河滩。
不管是不是前高家，反正不能再进去了。我想着老席的话，前后高家是顺着河滩的前后村，这村后面没有村子，那应该是后村，前高家还在前面。我离开小路，在河滩一颠一簸地往前走。没多远，便看到团团树影。贴近村边，听不到什么声音，我放开胆子溜进村。不长的小街上一个小铺还点着油灯，几个年长的人蹲在门前闲聊。我心里嘀咕，问这是前高还是后高，岂不是露馅么？索性问高一清家在哪里。
一位老人打量了我一下，抽了两口旱烟说：“就在后街那个黑大门，顶大的院子，他也是刚回来。”老汉热情地走过去帮我叫门。高一清见到我，表面的平静仍掩盖不住惊奇的神情：“你怎么来得这么晚？要是碰到什么人，准会起疑心的！”
“有什么办法，这么远的路，又碰上一场惊险！”
高一清听我说了在后高家的事，也觉得有点悬。他说：“难道是晋绥军那帮子在村里搜捕牺盟会的人？咱这村小，人心还比较齐，目前还没找上门，不过你这个外路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似乎不大乐意我到这里来，自然也不乐意我在他家过夜。
看他那副胆小怕事的神情，我心里不禁有些蔑视。我印象中高一清应该是稳重、仔细，干革命工作积极认真，我一直尊他为革命队伍的兄长，怎么到了艰难时刻就变样了？我毫不客气地说：“有什么法子，咱俩算是遇上了，这么深更半夜，后面还有搜捕的顽军，我能上哪儿去？反正贴上你了，死活都只能在这儿。”
面对我气冲冲的话，高一清莞尔一笑：“你别着急。你听我的话，今晚你住在这里，明儿赶早我陪你上关家。”
他这一句话让我消了气儿。我开始担心进村时碰见的几个人会不会把事捅出去。
“不妨事，咱村人心齐。你说的那几个爷们，我信得过。你的提醒也对，咱们找个僻静去处，万一有什么动静也好躲避。”说着他立刻引我来到他家后院的半坡上，进了一口窑洞。高一清扛来两床被褥铺在炕上，点着炕底的地炉子烧开水，我们就着开水啃了两个馒头。闲聊中我得知高一清家是村里唯一的读书人家。他父亲教了十几年书，如今在皋落街学校。抗日开始后，有段时间在村里宣传抗日和牺盟会，颇受村里人的尊重。高一清在外读书，还教过两年书。这两年村里人只当他还在教书，这对他现在的隐蔽工作自然有利。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怕呢？”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高一清笑了，“你刚才不也担心有人看见吗？咱们在这僻静地方睡觉放心些。”
李哲人听我讲了一路的经过，欣慰地说：“何驹，你真不简单，一个人闯过来了。要知道关家这地方，可不大容易来呀！”
“没有老高，我也许到不了！”此刻，我衷心感谢高一清。
李哲人本来对我印象不深，他并未直接与我谈工作。张天明许久未与组织联系，刘林不辞而别，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他插话道：“他们和你一样，是咱们中心县的领导骨干。你这个外地干部，没有被艰难所吓倒，能够坚持斗争，敢于到关家来汇报。他俩却如此表现，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
“疾风知劲草嘛！”我颇有点自得，心想：过去领导没把我放在眼里，现在才晓得“板荡见忠臣”！
李哲人告诉我中条各县的近况：“山西顽固派发起的这场反动逆流变本加厉，黑手遍于中条各县，人民政权、武装和牺盟会遭到很大的损失。夏县武装由王竞成、刘裕民率领，被迫随新军政卫一支队孙定国之后，向太岳地区转移。你们那里的李丙辰也在向太岳转移。现在只有柴泽民、周逸带着八路军警卫中队和闻喜一带的小型武装过同蒲线到稷王山麓、闻喜北塬上一带活动，但都很困难，还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另外几个县的小部分武装和无法立足的干部大多集中到关家。目前我们已知道闻喜的王宿人、芮城的侯维屏、夏县的李一安等不少的好同志在事变中牺牲。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大灾难中，各地的党组织都较快地转入地下，保存了力量，坚持了党的活动。你们翼城虽然有个别人跑了，有的组织散了，但大多数同志都挺了过来，很好嘛！’’
李哲人同意翼城县委的活动转移到曲翼绛交界的地方，与王唐文的绛县县委联系配合，中心县委应成为曲翼绛中心县委，或是曲翼县委。他还强调现在应十分注意隐蔽活动，把时间放长一点，不能轻易暴露，这也包括一些武装小组。对于被迫参加韩老九的那支队伍，要求李永生继续做好他们的工作，争取尽早脱离。对韩老九这样的队伍，可以争取他们抗日，但不能寄予希望，终究是一帮兵痞土匪，在人民群众中形象很坏，而且反复无常，狡诈多端，需时刻警惕他们。汇报完情况后，李哲人问我怎么返回翼城，我说再找十五军已不可能，不过通过他们的防线应该没问题。隐患在垣曲一段，得有人引路才成。李哲人说：“过两天是除夕，你干脆等几天。我让杨蔚屏带你到济源，过了破五，北面交通线上的同志引你回去。”
1939年2月8日，我在关家度过了参加革命的第三个春节。今年春节过得比以往更加艰难。我在这里只认识路易等两三人，周围的气氛仍是那样的紧张，领导时刻提醒我们作好战斗的准备，经常天不亮就起来集合。年夜饭是几个人一小盆炖肉，算几个月来的慰劳，我们摸黑吃得很香。到天明时才发现盆里的每一块炖肉上，都有好几根猪毛。
杨蔚屏活动的地方距关家很近。垣曲、济源虽说搭界紧邻，却分属晋、豫两省。现在山西这样紧张，在济源倒还感觉不到，这里没有建立过牺盟会和人民政权，只有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和中央军大部队，日占区离济源较远。杨蔚屏的身份是村小的教师，他刚从绛县过来不久，对人说是等开年上课，独自住在学校里。我和他搭伴，没事时跟着他到村里赶庙会，看了好几场戏。其中一出是姜家庄比武招亲，到后来姜桂芝带着子孙千里寻夫，这故事没听说过，倒是觉得很热闹，对姜桂芝的不幸遭遇深感同情。杨蔚屏开玩笑地说：“你这不是替古人担忧吗？你大概没想到这几天会这么过，不花钱，图个轻松。别想那么多了，哲人同志交代了说你们前些日子太紧张了，趁回去的空隙，好好歇歇。”
我笑了：“这脑子怎么可能歇下来，不想别的，光想怎么回去就够费脑子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