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二栓家的偏棚
再回到大黑山，路边已泛出一星儿新绿，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老席说：“你这趟任务完成得不错，了解了周围的形势，得到了地委的明确指示。县委重心转移到曲翼绛边界开展工作，和我们想到一起了。要作长期隐蔽的打算，这个我们可没想那么远。不过也是，顽固派建立的反动政权披着合法的外衣，我们现在没法摧毁它。在主力部队到来之前，我们只能在日占区进行隐蔽活动，不作长期打算是不行的，地委确实比我们考虑周密。现在你回来了，咱立马向山下发展吧，大黑山这地方，以后还会来隐蔽碰头的。现在，我们得朝着地方广阔、人烟稠密、敌我斗争的焦点地区去。”当下决定，老席、常增寿和我立刻下山，第一个落脚点是南梁村。常增寿比我们早走一天，他已是这一带的联络人。
我比老席先到南梁，已是正午。我曾同刘林、常增寿来过这村，南梁正好位于曲沃、绛县之间的山口，距此不远是日军在翼城境内的唯一据点，因此，这里是山下日军和山上中央军及抗日政权来往拉锯之地。
就这么巧，我刚在村j里崔二栓家屋里坐下，忽然他邻居家小二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低声喊：“可了不得！鬼子兵把街都闸断了！”
“怎么办？”二栓和他媳妇腊梅两人不约而同地往门外瞧，有点傻瞪眼。他们这家是小户，没多大，只有一排两间小平房，南面是牲口槽，也没个后门，想躲都找不到去处。
腊梅一转身，看平房上面，回头向二栓咧咧嘴，那屋顶侧有个小偏棚，下面摆着一架小梯子。
二栓回过神，一把拉住我，推我爬到偏棚上。这上头不大，很矮，人站不直腰，靠里边有一个大麦囤，堆着一囤麦子。
“快！”二栓把我推到里边，我钻进麦囤，他赶紧用麦秸盖上，“尽量靠里！不管怎样，千万别出声！”
他下去一袋烟工夫，才想起该把梯子挪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两个鬼子兵端着刺刀，嘴里哇哇乱叫着，径直冲进小院。
我伏在麦囤后边，大气不敢出一口，心里卜楞卜楞直跳。
那两个鬼子兵向平屋张望一下，吆喝几声，看见了墙边的梯子，像是重大发现似的大声嚷嚷，一个鬼子兵便顺着梯子径直往上爬。这下可把二栓两口子吓坏了，眼睁睁地看着，全傻了眼。
鬼子的动静，我在囤里听得清清楚楚，此刻脑子里什么都没想了，反正是豁出去了，不管怎样就是不出声，剩下的由不得自己了。那鬼子蹬在梯子顶端，许是偏棚太矮太小的缘故，没往里进。他一边嚷嚷，一边用刺刀往麦囤里捅了好几下，只听得麦粒零乱地掉下，又听见咕噜几声，鬼子下去了。
一阵喧嚷过后，小院寂静无声。我仍然伏在麦囤里憋着气，心里嘀咕不知下面发生了什么事。过了好一阵工夫，才听见二栓在梯子边压着嗓门说：“没事了，下来吧！”
我爬了出来，三人互相张望一番，脸色都那么难看，真是惊魂未定！二栓说话也变得迟钝：“可了不得！俺当时来不及挪梯子。”
“挪梯子有嘛用，反正在院子里，一眼就看到了。”腊梅打断他的话，她显得比二栓镇静多了。
二栓说：“我看见那鬼子往梯子上爬，又拿刺刀捅麦囤，哎呀！我的心肝都快跳出来了。你看看，没把你身上哪儿戳到吧？’’
“没事，我躲在麦囤紧里边，鬼子没够着。”话虽轻松，心里直后怕。这时，大崔进门来了，他是村里的党支部负责人。大崔的脸色阴沉凝重，他告诉我们鬼子搜了好几家，连吆喝带捅，着实闹腾了一阵子，好在没找到什么。看样子是俺街上有人看见你们进村，给汉奸队递了点子，要不然二栓家这么个小院子，他们会直接找上门么？
下午过了好一阵，老席和常增寿才先后来到大崔家。常增寿在邻村听说街上来了鬼子兵，只好等到下午，赶紧过来看看是不是出事了。老席走在我后面，在离南梁不远处听到赶集的人说鬼子在南梁挨家搜，只好拐个弯到别的村子躲避。
“有这么巧？我们一下山就遇上，鬼子怎么知道得这样快？”老席琢磨着。
“鬼子哪能想到我们的事。”大崔说，“南梁街上常有中央军的侦察小分队出没，从前自卫队也来过，中央军和鬼子交过几次火。这回八成是有人密报中央军来人，才出了这茬事。，，
“村里人来人往，又是两军拉锯之处，我们虽来往离不开这里，但看来也不能久住，难免会碰到今天这种事。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再出事？要是那样，对咱们，对村里人都没有好处呀！，，
南梁村大，党组织力量比较强，村里管事的在党支部掌握下，可以放心。但村大人多嘴杂，日本军和中央军交火时有发生。我们可以把它作个依靠，但长住不行。
我们在村周围潜伏了几天，后转移到十多里外的南常村。南常村不靠大路，地方僻静，村子不大。日本军据点虽然离得不远，但没上南常村几回，中央军的侦察兵也没来过，只有抗日政府和牺盟会曾在这里活动过。不过，我们这次却不是以“公家人”身份上村里去，我们是到秦老夫子的作坊打工。
附近几个村都知道南常村的秦老夫子名叫秦孔思，论年纪，他和老席相仿，但看上去似乎比老席年长多了。他在几个村教了十多年的书，平常很少和官府士绅打交道，也不公开参加抗日活动和牺盟会。尽管他对抗日救国的事非常热心，很卖力气，但未引起敌伪方面的注意。县里来人，有他们掩护，活动更方便，南常村无形中成了我们很好的隐蔽点。秦老夫子听到顽固派发动事变的消息，义愤填膺。听说我们在山上不好活动，要我们到他那里去。为此他早作好准备，开年后便拾掇好家里的两间破房，请了个老把式，预备好案桌模子，对外人说是准备开个糕点作坊，这原是他家祖辈的手艺。说我们三人是给他做糕点的打杂工。老把式调好面、油、糖，我们生火，把调好的面放进模子里，用力压实，等稍稍冷却后，从模子里磕出来，一个模子一次出五个米酥。秦老夫子和我们一样干这些杂活，一天凑合着能打几百个米酥。我们如果不在，秦老夫子和大小子顶着。
隔两天我们挑个小挑，到周遭村里走街串巷叫卖。有时一头挑点鸡蛋、花生米，一头挑上米酥，真成了地道的走村小贩。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口音，学了几句最常用最简单的当地话，但总不那么地道。遇上有人问，就说是北乡逃难的，回不去了，做点小买卖。现在正兵荒马乱，北边流落在此的很有一些人，所以一般也没人怀疑。前些时候在翼城，曾有人猜我是北乡祁县人。县牺盟会的赵秘书是平遥人，他说我的口音带点平遥一带的乡音。
有了货郎挑子做掩护，我们和村里人接头办事都方便了。老席很少挑货郎担子，他为了和李永生、席丙午接头，三天两头往远地方跑。常增寿则去稍远一点的村子。我只能在附近转悠。
这一天，我挑了几十个鸡蛋和米酥，在南梁街上走过，卖掉二十来个米酥，准备出村回南常村时，远远地看见一群鬼子兵从西街过来。南梁村赶集时常有鬼子和汉奸队转来转去，人们已见惯不惊，照常摆摊讲价。但我是头一次面对面碰上。鬼子不会中国话，那汉奸可是本地人，要是露了馅儿，抢走鸡蛋，挨顿打，只怕是轻的哩！我脑子一转，跑进跟前一个小巷里。这巷子最里是大崔的家，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大崔见我，笑着说：“你可真能对付，外村人挑担子上俺家的可不多呀！集上碰到鬼子能溜就溜，少些麻烦。村里也真乱，韩老九的探子，中央军的侦察队，咱村人碰见个生人也搞不清是哪家人马，谁也不敢得罪，真盼着啥时候能清静呀！”
十二、告别晋南
天色已晚，我正想赶回南常，大崔叫住我。原来老席来到南梁，说有要紧事，让我和他一路。我挑着剩下的鸡蛋，紧跑慢赶，回到大崔家。老席见面就说：“咱们一起上北乡去！”两人急急忙忙到了另一个村，一个不认识的汉子，穿一身黑棉袄正在村边的小屋前等着，他领着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时天已黑尽，我们走进一个村寨。寨门敞着，他俩空手，走起来比我利索，我挑着担子，忙着赶上他们，不料一脚踢到两扇大门当中的闩门石桩上，踉跄倒地，筐里的东西摔了一地。我连忙蹲下拾鸡蛋，老席听见了，也躬腰帮忙。鸡蛋大多被摔破了，我顾不了那么多，一个个磕开就往嘴里吸，一口气吸了十几个，半天没吃东西，全当填肚子吧。
这时寨子里早有人赶着一辆大车等着，我们仨坐上后，车便往北走。我被弄得云里雾里，不知怎么回事。老席这回有点怪，一路上走了这么许久，也没给我说个究竟。黑夜里看不清往哪个方向去。
深夜进了一个村，我猜测已经到了北山前沿。街上还有两处黯淡的灯光，我这才看清一路上来的几个人，全是黑大褂敞襟，腰间别着一支“盒子”，外包红绸子，头上蒙着白毛巾。引我们进了一个财主院子，屋里摆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那些汉子毫不客气，一个个嗓门很粗，稍不如意就对旁边伺候的庄户发脾气，还把一个菜碗打翻在地。那庄户吃了几记老拳，也不敢吭声，赔着笑在一旁伺候。
我实在看不下去。虽说从午间到半夜，早就饥肠辘辘，可这顿饭却难以下咽。等这些人出去，我偷偷地问那个庄户：“他们就这么对待你们么？”
那人愕然地看着我，低声说：“这算好的了。”我们和这帮人混在一起，那庄户能吐真话吗？我们住下后，老席悄悄告诉我，这些人就是被韩老九截下的决死队的那个中队，现在是韩老九的独立大队。不久前，韩老九在这一带被日伪军包围，韩老九负伤，队伍冲不出来。独立大队正好在包围圈外，听到消息后，绕到鬼子后边开火，拼了命和鬼子打，鬼子措手不及，又摸不清底细，没多长时间就撤了，这样把韩老九救了出来。韩老九可把独立大队当成救命恩人，他立时和独立大队戴队长拜了把兄弟，拨了一些手下给独立大队，戴队长成了他的副司令，仍旧在外围活动，与韩老九互相策应。李永生得知情况后，让我们来此商量，是利用这个机会坚持在这里活动，还是把队伍拉到三专区去？第一个接我们的人原来是牺盟会的人，和李永生在北乡“打伏击”，后面几个人是大队派来的。老席对这些人不放心，特地找到我，为的是好商量这件大事。
“如果按李永生说的，留下来也有利。队伍的实力有所增强，韩老九对他们很放心，不像刚开始，嘴上说得好，背地里却时常监视。但是韩老九的名声太坏。如果要走，那倒比以前容易多了。”老席反复考虑，一时下不了决心。
“难道这还算抗日的队伍吗？”我很气愤，“留在这里，岂不是把咱抗日政府、军队的名声搞坏了！你看今天这样儿，简直就是一帮土匪！”
老席说：“是啊，真想不到才两个月，咱们一支队伍竞染上土匪习气，同流合污真够快的！咱们队上的政治工作都到哪里去了！”次日，我们见到原先中队的指导员，他现在是小队长。队伍被韩老九收编后，政治工作不能公开进行，又增加了一些韩老九的兵，只能随乡人俗。大坏事防着了，小事就有些放任。昨晚算是小事，但我看够得上土匪了。
和李永生接头后，又讨论了许久。最后看法基本一致，都认为不能在这里长驻。日伪军上回没干掉韩老九，绝不会善罢甘休。韩老九这帮乌合之众，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即便有独立大队仍无力帮他们抵挡，因此想留下坚持抗日斗争绝无可能。最后决定还是北撤回大部队。队里的老战士问题不大，最近新增的人免不了会跑掉一些，倒也无碍。
老席说：“现在的情况主要看戴咏天，他有点犹豫不定，要不然不会提出留下来的意见。”
李永生说：“老席你说对了，戴咏天是犹豫不决。但他知道如果留下来，没有咱们翼城地方的支持是不行的，其实留下的凶险大家都明白。戴讲义气，和韩老九有那么点江湖情义，怕这时扔下他走了，不够仗义。”
老席说：“看来做通他的工作，费劲哩！”
李永生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他到底还是共产党员，尽管有点犹豫，但一定会服从组织安排。咱们和他讲清楚，他自然会下决心的。”
老席对李永生说：“我主张你来当这个行动部队的政委。”
老席出了新点子，我一时没想到。仔细考虑，老席的建议有他的道理。犹豫不决的不仅是戴咏天，李永生也有将队伍留下的考虑。事变以来，李永生的态度很坚决，一直在翼城北面积极活动，但他的目标太大。李永生做过几年牺盟会特派员，是仅次于李丙辰的领导者。想隐蔽下来换个身份是不可能的，他率领的是牺盟会里同样无法隐蔽的干部，以武装小组的形式活动。但在山下，有武装就会被韩老九吃掉，活动起来更加困难。如今独立大队能够不受制于韩老九，不管将来结果如何，就目前来看是有利的。从大道理上应该让部队离开，从眼前看又觉得留下有好处，李永生处在矛盾之中。老席的建议有促使部队坚决北撤以及解决李永生在翼城斗争的困难处境两方面意思。李永生很明白，他说：“组织提出的意见戴咏天一定会坚决执行，我去当他们的政委，恐怕反而影响他们的情绪。我还是继续坚持在翼城工作，已经几个月了，我很有信心。”
老席说：“组织上让我们坚持，大家都充满信心。但地委告知我们，考虑到今后隐蔽斗争的形势，区内的武装力量应向主力部队靠拢，不易隐蔽的干部也应撤走，保存力量，准备未来。现在区内的武装一批批都撤了，八路军游击支队已在关家兵站集中，干部不断地转移到三专区。我们翼城还有一些同志需要撤走，现在正好是一个机会，这些同志随队伍一块走，责任得由你担负。有没有政委的名义并不重要，但在行动中的核心领导作用，非你莫属。”
老席还提到李丙辰县长的“同志和伴侣”张超。李县长带队北撤时，张超在乡里没赶上，一直暂住在南常附近的村里。前两天平陆一位女同志到了她那里，苦于没法走，现在正好是个机会，可以一起走。
事情就这样定了，李永生负责通知戴咏天和他的指导员，并集合需要撤离的干部一同北上。
老席和我离开这里后，捎带去告诉张超，让她也离开这里。我舒了一口气，对老席说：“李永生的担子可不轻呢！我担心队伍是离开了，人也散得差不多了。”
老席说：“你把事情看得太过了吧！虽说有人染了韩老九的传染病，而且病得不轻，但到底是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经过几年的培养教育，从军官到士兵，都有一批党员和骨干。只要党组织要求坚决北撤，他们定会执行。那些坏风恶习，定会在革命大家庭中改正。”
我当然希望李永生这回的行动成功，尽管我们只打过几回交道，但他始终给人以热情、镇定、大胆、坚决的印象，他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承担重任。
两天多的奔走和不眠，直感到疲惫不堪。但为了早点通知张超，我们赶紧离开了。
张超两人住在南梁旁的小村，见面不禁讶然，那位平陆来的女同志竟是许久没见的李禧！平陆到翼城要穿过几个县，几百里路，又不能从山上走，需绕道日本占领的交叉地带。李禧一个年轻女孩子，怎么走过来的，真难以置信！
李禧还是那满不在乎的劲儿：“有什么嘛，不就是走路嘛！你们能走，俺女同志就不能走吗？”
话虽这么说，其实这几个月李禧吃了不少苦头。平陆是顽固派关民权的七专区保安部队的老巢，事变一开始就是在平陆下手。县政府、自卫大队和牺盟会遭到巨大损失。李禧是平陆县委的青委书记，县青救会的负责人，自然被列在搜捕名单上。县里一部分干部和武装分散到平芮山边隐蔽，她没赶上，而驻在平陆龙潭沟的地委和游击三大队也撤走了。李禧只有依靠几年来在农村的工作基础，由农村妇女掩护在偏僻的小村庄。后来终于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最近县委书记通知她们，让她们自己想法乔装打扮到沁州、沁源方向，找到王竞成联系工作。李禧和另外三个男同志装作做小生意的、赶集的，走了四五天才到这里。偏巧她生了几天病，走不了路，打听到原先一块读师范的、后来加入牺盟会的翼城同学家，并由此打听到张超的住地，这样住到一起，一直在等机会北去。
我问及熟悉的人们的近况：王辛波被抓走，不知去向，估计已经牺牲；王噫非、王兴平因工作早已调离；王宿人在闻喜被顽固派杀害；张呼晨撤到地委；干玉梅被抓走当了伙夫，后又逃出来归队；侯维屏在芮城被捕，他英勇不屈，痛斥反动派的罪恶勾当，竞遭毒手。“你和侯维屏不是很熟吗？都是青委的同志。”李禧凝重的声音饱含着悲痛。
是啊，我们几个人年纪相仿，维屏前年冬天从延安学习回来，担任地青委委员、平陆芮城中心县青委书记，我们常有工作往来。他是多好的同志啊！事变以来听到好几位熟悉的同志遇难，我已从流泪到无泪，早把愤怒和仇恨埋在心里。今天听说了维屏的事，仍不禁心酸欲泪。
与李禧重逢，使我回忆起在平陆工作的许多同志。我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你比那时候大不一样了。”
“为什么？难道我变成老太婆了？”李禧调皮地问。
“也许是老了一点。不过我的意思是经历了这场风雨，你一下子变得老练沉着，对事情看得清，放得下。和以前那种乐呵呵、简单、满不在乎的劲儿比，简直变了样。”
“可能吧。我以前对人、对事都看得太简单。怎么会想到在抗日大潮中，反动派竟会发动血雨腥风的大事变！组织上虽屡次让我们保持警惕，但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把事干得这样绝。我算明白什么是阶级矛盾、阶级仇恨了！这个仇恨深深地种在我心中。这些日子，我才知道地下工作意味着什么。一个晴朗的天气怎么一下变得如此阴暗，我们的活动该怎样适应如此恶劣的环境。我觉得脑子是比过去复杂多了，对了，不要只说我，我看你和一年前比也变了不少嘛。”
“说的是，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眼看民族抗战的大好形势被反动派随意蹂躏践踏；眼看革命同志和人民遭到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不禁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为人民的苦难而义愤填膺。真理在反动派的炮火下更加明亮，愤怒与仇恨、忧虑与哀思萦绕在脑海中，更加激励我面对现实。面对恶劣的环境，更懂得我们工作的意义。在想象中的地下活动变为现实时，我已没有任何杂念，只想着该怎么隐蔽自己，适应环境。”在熟悉的同志面前，我敞开心扉，多日郁积在心里的话，悉数道出，心里畅快了许多。
道别之时，我们互相祝愿：愿同志珍重，坚持到胜利之日！
我们回到南常村，只待了短暂的几天。老席说我们这个中心县委要根据地委的意图作一次调整：翼城中心县改为曲翼绛中心县，把地域的重心放在曲沃，翼城方面注意隐蔽，恢复和巩固已有的党组织，不与绛县县委作具体联系。实际上应该说是曲翼县委，县委暂时由四人组成：书记席荆山，组织委员何驹，宣传委员席丙午，青年委员常增寿。原先还有李永生，但他决定离开，临时空缺。老席提出，按照新的工作要求，我和他将转移到曲沃地界，留下常增寿继续以作坊打杂的形式在南常活动。老席认为我们本来就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过长，这样很容易暴露。米酥这东西，过年后是淡季，卖不出多少，人手减少，秦老夫子对外也好交代。
我们转移到曲沃下陈村，和席丙午住在一起。下陈村地处两县交界，距离曲沃和侯马不算近，离翼城更远。村子很小，三四十户人家，是席丙午常隐蔽的地方。村里只有很少的几个共产党员，还没有建立党组织，但牺盟会力量很强。我们在村里身份是公开的——“抗战的公家人”，老少爷们儿都能保密，对外村人守口如瓶。席丙午说住在这里很放心。我打心眼里佩服席丙午，他们人手不多，事情却做得很扎实，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在日伪占领和我方活动的拉锯地带，把一个村子建设成抗日堡垒，真是不易啊！
我们在下陈村住下不久，日伪军又一次在北山打击韩老九的队伍。幸好在这之前，李永生、戴咏天已带着独立大队跳出北山，直去#心源。韩老九的几股队伍遭到日伪军的连续打击，山下没有退路，上山又为中央军不容，四处流窜，队伍就此垮掉。在这期间，日伪军也到过下陈村，搜捕韩老九的残部，同时声言寻找抗日政府、牺盟会和中央军。村里的气氛一下紧张了，好在我们已分别转移到别的地方，没有遭遇意外，大家以为风头已经过了。
没多久日伪军再一次来到下陈村，老席正在地里干活，日伪军见他是个庄稼汉子，没有盘问。但在村里，汉奸队长抓住几个老乡盘问：是不是有个四十多岁做小生意的，带四川口音的人常到下陈村？
来过几次？老乡们挨了好几个耳光，但都应付过去了。
“这给我们拉了警报！’’老席说，“下陈村的人们虽然为我们保守秘密，打掩护，敌人还是发现了。我们经常在四处走动，总会被人怀疑，哪有不透风的墙！”
席丙午分析日伪军可能是道听途说，似是而非，要不怎么会把咱仨搞成一个人。看来口音最要紧，做生意的人到处都有。
我们三人着实讨论了一番。下陈村的老百姓真好，但三人集中在一起，不是万全之计。我们还是把下陈村作为联络聚合的地点，平常分散活动。我被确定向更西的方向发展。席丙午交代两个年轻人与我联系，并由他们安顿我活动的地方。他说：“你的口音会带来麻烦，靠近敌伪据点反而更安全，灯下黑嘛。”
杨金钟、常全福是日本人来到曲沃前加入县牺盟会的农村青年，并已被吸收为区乡干部。由于曲沃很早被敌军占领，牺盟会不能公开活动，而他俩的家距铁路线和敌伪军据点太近，因此他们是牺盟会发展的秘密工作人员。曲沃没有大量发展共产党员和党组织，他俩至今还在组织之外。席丙午认为根据他两年的接触和教育，杨金钟、常全福已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我和他们在一起，首先应发展他们入党，通过他俩再发展其他人人党。杨金钟、常全福早已团结了一些有觉悟的青年人，这样建立党组织会很快的。常全福家有很好的隐蔽条件，对活动十分有利。
原来常全福有一个不幸的家庭。父亲多年来染有不良嗜好，把家产毁得精光。为了家庭生计竞将小女儿嫁给高显街的伪军分队长，这倒为我们的活动提供了方便。伪军分队长住在老丈人家，除了挣钱吃粮，其他什么事都不管。我住在常全福家，倒是最安全的地方。常家距高显五里地，当有人问时，我自称是东乡海头石家的，那是曲沃东乡的富村富家。我谎称跟父亲在四川开当铺，回家不过三年。东乡闹土匪，只好躲到这边。就连那伪军分队长也相信我编的这一通话。根据席丙午的意见，我分别发展了杨金钟、常全福入党。他们又推荐了一些有觉悟的青年。我先考察，由他俩分别谈话，时机成熟后，我再与被推荐人谈话，进行党的基本教育，最后由我做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常全福的邻居鲁文山①和常全福年纪相仿，两家沾点亲。我站在鲁文山家井口辘轳边与他谈话，介绍他人党。
从大河杨到常家院，这一片全是水浇好地，家家户户种烟叶，麦子也长得很好，与夏县、闻喜平坝以及塬上比一点不差。常全福到别村活动时，我便顶替他，牵着牲口下地干活。第一次下地翻耕，牛怎么也不听使唤，乱蹦乱尥蹶子。常全福曾说过，使牛得有点把式，我现在才明白。没办法，只好狠狠地勒紧牛鼻绳子，总算把它制服了。可不一会儿牛开始喘气，走不动。正在这时，全福娘往地里送水、送蒸馍，发现牛被我勒得喘不了气，嘴里直吐白沫。大娘生气地大声责怪我：“你怎么勒得这样紧！只怕把牛给憋死啦！你在家是怎么使牲口的？”真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后来我尽量不干这活。倒是一早一晚摇井边的辘轳、浇烟苗子这种力气活，我干得来劲。放下辘轳，再一圈圈绕回来，把水提上来浇到地里。我常利用于活的时间在井边与年轻人摆谈、做工作。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原野已经掀起阵阵金黄色的麦浪，我们在曲沃境内的活动有了进展。翼城境内顽固派武装只能控制靠近垣曲方向的区乡，党组织则逐渐在多数村子里恢复了活动。高显以东的村子已建立了几个村的党组织，县里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党的区委，由我暂兼任区委书记，常全福、杨金钟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委员，并尽可能让常全福早点接过书记职务。
我们再一次回到下陈村开中心县委会议。席荆山到关家向地委汇报情况，得到的指示仍然是坚持隐蔽斗争，等待时机，准备未来。此外增加一点：选派有组织活动能力并有上层关系的党员打人敌伪内部，主要是在伪军中当个小头目，掌握武装，伺机行动。我想到一位同志，“十二月事变”时与部队失去联系，后在回马岭接上关系，当时我让他回家隐蔽。他家在曲沃附近，没有在当地暴露参加革命军队的身份，有打人伪军的最好条件。我和杨金钟、常全福装作赶集找到他，与他谈话，要求他承担任务，这位同志欣然接受。不久便在伪军局子里当上了分队长。
席丙午开会时谈到自己的想法：“目前我们已经有了组织活动的基础，但没有武装，形不成力量，隐蔽成了躲躲藏藏。以前韩老九号称千人，横行霸道。其他小武装全被他火并，站不住脚。现在韩老九完了，剩下的散兵游勇还在乡里打家劫舍，虽然形不成气候，老百姓却还要遭受他们的祸害。我们正好趁现在搞点秘密武装，保证村子的平安。从散匪身上收缴枪支弹药，逐步积累力量再进行反敌反顽的武装斗争。当然，我们的行动不能违背党指示的隐蔽斗争方针，可以采用一些灰色的名义或形式，避免暴露。”
我和老席都觉得是个好主意。席丙午以往在曲沃就有一个武装小组，对敌伪而言是隐蔽斗争的形式，在群众中则是半公开的牺盟会形式。我们可以在各自的活动区域里分头搞几个武装小组，但翼城属顽固派和中央军的控制范围，不能轻易搞，要不很容易暴露。
一天，我正帮常全福在地里收割麦子，杨金钟捎来老席的口信，让我赶紧到下陈村，有急事。
席丙午到得很晚，一脸疲惫。他刚带领武装小组拾掇了北山下三不管地界上的一个小汉奸局子。他们还曾收拾过两次散匪。我告诉他西区的武装小组已组织起来，杨金钟是组长。根据上次会议的决定，只是秘密存在。我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唯独老席话不多，一脸严肃。我以为他从垣曲回来，有点累。他先前见到我时只说等席丙午回来再谈。
“我们这里的形势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但大形势很紧张。”老席用这句话作了开场白。原来是地委紧急通知老席到关家开会。目前地区形势越来越紧张，垣曲兵站已不断遭到骚扰，正常的运输都已无法保证。北方局决定地委随兵站撤到晋东南，重新组成新的地委，留在地方进行隐蔽活动。地委成员除书记薛韬隐蔽于陕军外，其他成员副书记席荆山、委员杨蔚屏、吴云瑞、董奥林都利用地方的社会关系掩护活动。老席特别说考虑到何驹是外来人，活动困难较大，安排在这一次一同撤走。由于去垣曲已来不及，地委和兵站已经出发，夏县、闻喜的柴泽民、周逸的那支游击队也只能单独撤离。何驹只能化装到沁源地区再转到北方局，曲翼县委由席丙午接手。说到这儿，老席带着几分感慨：“咱们三人共同战斗了这么些日子，看来，到了分手的时候了。”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俩一时无语。席丙午说他简直没一点思想准备，在老席这样的老同志领导下，工作干得很痛快，他不赞成老席就此离开。我和席丙午一样没有思想准备，我从未想过要离开。走上革命之路时，已作好了吃苦和牺牲的准备。党把我放在这里，理所当然地应该坚持下去，况且和老席，还有许多地方同志一起工作，什么都不怕。现在组织上却让我撤离，是否认为我不敢坚持斗争呢？
老席分别做我俩的思想工作。他对席丙午说：从实际情况看，你完全能承担这个责任。老席对我的话多一些：“讲实在话，组织上是满意你的工作的，我们原本希望一起干下去。离开是组织对你的关心，是革命的需要。这个决定是针对全中条地区的大批党员干部，并不专指你一人。去吧，尽快走向新的目的地，继续革命的事业。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需要，到哪里就在哪里开花结果。”
时间是那么匆忙，我想回常家院与常全福娘道别，但老席说来不及了，说走就走，莫再滞留。在这样的环境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可我心里真有个疙瘩，下山之初，我把包袱里的几本书搁在农户家中。另外有几个本子，是从延安到中条山这几年中断断续续的日记、小诗和短文。我始终没有放弃少年时的梦想，做一名文艺工作者，就是在革命队伍里，仍希望成为文艺战士。这些日记和诗文虽粗糙，却是生活的积累。我背着它转移几个村庄，最后带到常家院。常全福明白我很珍惜这些小本子，小心翼翼地将本子藏进炕头里边的土坯下。这是我心中最难以割舍的东西。
老席和我一同离开下陈村来到王村。王村是翼城靠北面边界的村庄，和下陈、南梁一样，是党组织在北面的可靠基点，是我们中心县委最靠边缘的堡垒村庄，也是我北行的出发点。老席专送我一程，为我准备了一担棉花，打好包。我将独自挑起这沉重的担子。
我即将和老席分手。这些年我的工作和行动都离不开他的帮助和教诲，他使我懂得许多，学会了许多。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老席的庇护，我能做什么事情。离别使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去吧，老何。”老席充满感情地对我说，“我衷心希望你能顺利地到达北方局。你经过了两年艰苦困难的斗争，积累了经验，今后还有更大的风浪要你去闯，更重的担子要你去承担。希望能时时听到你的消息。”
老席，我多么高兴能和你一起战斗！不管今后会遇到什么，能做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夏县、翼城度过的艰难岁月！
别了，培育我成长的黑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