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垂杨问道
日头还在西边老高，看见了垂杨。在村外边的墙上，看见用石灰水涂抹的“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标语，后面署的是“垂杨县抗日人民政府”。我记得没有一个叫垂杨的县。盘石给我们作了解释：“垂杨本是南宫的一个集镇。南宫这一带是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垂杨是从南宫县新划出来的县。”
一路风尘，寒意袭人，刚好要到垂杨之际，冬日的太阳漏出脸来，暖暖地照在身上，人沐浴在阳光下，心情也为之舒畅起来。张晔露出一脸笑容，瞪起明亮的双目：“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的路程，两条铁路也过了一半，垂杨将是我们小憩之处，等待我们的将是下一段路东之行了。”
一见到张晔，李菁玉就乐呵呵地打招呼：“老伙计，我比你腿长得多，我已经回到这儿等你好几天了。”
李菁玉是我们到垂杨的第二天下午与大家见面的，说是为我们接风洗尘。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冀南的过客，只有盘石和张泽是来冀南工作的。上午，《冀南日报》的陈沂、马兰夫妇已经来过了，冀南日报社也在这里。我一听陈沂的口音，以为他也是四川老乡，他说他是贵州人。贵州和四川的口音差不多，何况他在成都待过很久。这个老同志和谁都是见面熟，很健谈，对我们几个年轻人也一样。他是冲着盘石来的，当得知我们几人要去山东，他很高兴地说：“正好我们一路到那里去嘛。”原来盘石到这里就是接替《冀南日报》的工作，陈沂则到山东接替不久前在战斗中牺牲的李竹如的工作。后来知道我们要去的是山东的北部，而他是去沂蒙山区，他不无遗憾地说，“真可惜，我们不能一路走了，反正都是在山东，以后会有机会见面的。”
李菁玉是个瘦高个，两目炯炯有神，说话也挺痛快，他和张晔早就很熟悉。这次他参加北方局会议，开完会就立即赶回冀南。我们花了十多天工夫，他只用了三四天时间就到了。他们人少，骑着几匹牲口，过铁路不需要大部队掩护，马不停蹄，自然要快许多，“家里事多，不快点咋行！’’他说，“你们来到这里，好好休息，不要担心，我已通知那边来人接你们，可能还要一点时间。”
张晔说：“休息倒用不着，我们总要待几天，还想听听你对那边工作的意见，现在还是冀南区党委领导那边嘛。”
“那只是代管。”李菁玉的话干脆爽快。他介绍说：津南历史上一直属河北省，地下党是河北省的老底子。活动区域后来扩大到鲁北，早就明确要形成冀鲁边战略区，并调冀南的马国瑞主持党的筹备工作，就是这样的关系。现在马国瑞已调往延安学习，那边的事全靠他们自己。在他们和山东分局没接上头时，我们代他们向北方局联系，如此而已，哪能谈得上“领导”二字。他突然话锋一转，“这样也好，野战政治部周桓同志的巡视团，代表总部和北方局巡视检查冀南的工作，我们要向他们汇报，听他们的意见。到时你们都参加嘛，也可以了解平原地区对敌斗争的情况，也许对你们的工作有所帮助。”
张晔回答得也很干脆：“太好了。”他连看也没看我们三人一眼，便脱口而出。好在我们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
剩下的时间多半是李菁玉和张晔的对话，聊的都是白区搞兵运、发动农民的事，诉说他们各自的经历。
张晔说：“从北京监狱出来，在高蠡农村里做地下工作。一次大年初一，路上没处吃饭，地上到处都是积雪，我抓个雪蛋蛋就往嘴里塞，总算聊胜于无。后来发现路边一个小庙里，有老百姓上供的扁食。便装着给菩萨磕头，把手伸到供台上，拿起扁食就往嘴里放，真得多谢菩萨帮了大忙。比不得你，大摇大摆，走到哪里，都难不住你。”
张晔转过身来对我们几人说：“有次他搭海船去上海，身上什么也没有，硬是靠‘搭黄鱼’走完了全程。船上的人看他没有票，吓唬他要往水里丢，他大喊大叫：‘你们想推我下海，我可不会水，是个旱鸭子，丢了性命，你们得偿命。’那些人没法，只好让他在甲板上找个地方躺下。他看见别人吃饭，同样叫喊，不给我吃饭，这么长时间，饿死你们也得偿命。船上只好给了他个冷馒头，就这样到了上海，你说他的能耐有多大。”
李菁玉却一本正经地说：“我哪有你的办法多，能够平白无故地认监察院长为姐夫，正儿八经地弄到了钱，把事办了，看谁的本事大？”张晔似笑非笑地说：“什么办法，不就是没法子逼出来的。”
李菁玉说：“大家都是一样，不就是没有法子被逼的呀！”他们你一句我一句，把在场的人全逗得大笑。
会场设在村里一个大庙里，容纳的人不少，包括我们多次碰见的五匹马的主人，熙熙攘攘地挤满了大殿外边的广场，穿军装的要比穿老百姓服装的人多。除了军队干部外，地方干部也来了不少。
李菁玉主持会议，由野政巡视团团长周桓讲话。他人较矮，又很清瘦，说起话来，声音不大，文质彬彬，和他身上那肥大的棉军装很不相称。讲话前，他手里拿个小本本，一直在记着什么。讲话时，眼睛也始终未离开那个小本本。他首先说明来意，然后讲述北方局高干会议的精神，最后才讲巡视团的任务，强调要和冀南的同志们一起，为完成冬季扩军任务共同努力。
讲到此处，我终于明白，“百团大战”之后，我军主力部队需要补充兵源的紧迫性。冀南是扩大兵源的主要地方。因为山西人口比较少，兵源自然要少些。
周桓的讲话非常简洁，就像在朗诵他小本本写好的一篇散文。
紧接着说话的军区司令员恰好相反，语言很粗，也不连贯。照他自己说的，雇工娃出身，没文化，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
军区政委又大不一样。他本身是军区政委，还兼着行署副主任的职衔。行署主任已去了太行。《新华日报》上公布是冀（南）太（行、岳）行政联办主任。军区政委实际成了军政两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讲话，明显比别人高一筹，不像周桓那样准备好稿子，一字一句地念，更不像司令员说话没有章法条理，想啥说啥。他讲话时没有稿子，但却条理清晰，自然成章，需要发挥之处，可以离开原来的内容去充分发挥；简洁处往往一句带过，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有的地方需要加强语气，嗓门自然提高，语音凝重有力，能够抓住大家的注意力。他讲到冀南地区军政军民的团结，是事关对敌斗争大局的重大问题，讲得很充分，很有说服力，在大家心里引起了共鸣。讲的真好哟！听他讲话，实际也是受到一次教育。
李菁玉也讲了话，他是另一种风格。北方口音，沉重厚实，颇有力量。他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冀南区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时，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坐镇区乡，全面完成对敌斗争的各项任务。他还特别说明，坐镇区乡就是一级一级地到下边，不是跑一趟转一圈就回来，不是到下边袖手旁观，当甩手和尚，而是一抓到底，实际指挥，对这个区这个乡的工作好坏负责。他说，只有领导都下去了，才能更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有利于这次冬季扩军建政任务的完成。这个会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对我们几个人，还是蛮有收益的。
听了这些高级领导人的讲话，增长了对平原地送对敌斗争的了解，知道了一些过去不了解的事。当然有些也没听懂。比如坐镇区乡，上面的领导全到下面去实际指挥，那不成了去当下面的一把手？原来的一把手成了副手？上面的人全到下面，上边不就成了只剩一个人当家吗？我以为散会以后，张晔会对我们说点什么，我们三人已经很熟悉自己的领导，要是对什么事有看法，总会从他口中流露出来。这一天他却什么也没说，对冀南的事，他自然不会发表什么意见，也不可能在这方面谈些什么看法。
等候津浦路东来人，仿佛又回到在堙里等待的日子。张泽、盘石都已走向他们的工作岗位。只有陈沂和马兰还经常来看看。他们已经交接了工作，正等待有部队来送他们去山东。
终于等到李菁玉告知，路东的李其华一行三人，已赶来垂阳，是专程前来迎接巡视团的。
“哪能由他亲自来接，只要有交通员引路，我们自己不能去吗？”张晔说。
李菁玉说：“他们是对北方局巡视团的尊重，须知你们能去那里算得上边区的头等大事嘛！走这一程可不那样简单，他们来接也是应该的。再说其华亲自来，也是向这里通报他们当前的情况，毕竟冀南和他们还有一个代管的关系嘛！”他还说，“其华来此，一定会介绍一下边区当前的形势，巡视团可以先了解些情况，这本身也是很需要的嘛。他们前一段时间情况还不错，部队、政权都有一些发展，形势也有所改观。不久前他们的一个地委书记牺牲了，这件事对他们打击很大。那是一位很好的老同志，这段时间能够坚持下来，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牺牲对当地干部的影响也很大。我们也很关心他们，这段时间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困难呢？他来谈一谈，就更好了。”
李其华看起来很年轻，中等身材，是一个眉清目秀、肤色白皙的书生形象。说起话来与他的形象颇为相似，表现颇为矜持老成，不苟言笑。我们得知他是冀鲁边区党的领导人。和他一起来的还有辛国治、李光前二人。从外表上看，李其华比其他两人还要显得年轻些。李其华向我们简要介绍了边区的发展情况。七七事变以后，津南鲁北党组织执行了中共北方局“脱下长衫，参加游击战争”的号召，建立起抗日武装救国军，开展对敌斗争。1938年，萧华司令员率领的八路军挺进纵队进入边区，与当地武装结合，力量迅速扩大，活动区域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以乐陵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起三个专区和十几县的抗日政权。随着挺进纵队主力陆续奉命转移，津南地区只剩两个营的主力部队，鲁北只剩两个连的兵力。一些国民党地方势力投敌反共，日伪加紧对边区的进攻，使边区进入一个异常困难的时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两个地区留下的部队都获得了新的发展，现已达到两三个团的规模，地方武装也有所扩大，情况有了好转。1940年10月，一地委书记马振华在战斗中牺牲，抗日军民受到一些影响，也使近来的情况比较严峻，但只是暂时的。边区的抗日军民，对坚持抗日斗争有充分的信心。现在的问题是，边区长期不能与上级取得联系，组织上已经明确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领导，但联系通道却一直没有打开，至今和山东分局领导的清河地区还有一百八十里的距离为敌伪顽控制，不能通过，和冀南也只能秘密联系，这是眼前最大的困难。边区统一的领导核心，长期没有建立，以至不能形成对几个地委的有力领导。北方局早就同意建立边区党委，并且派马国瑞来主持工作，可是已经两年了，马国瑞也已离去，建立区党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仍悬而未决。
李其华说：“边区迫切要求上级党组织加强领导，派遣得力干部来建立起区党委、军区这样的领导机构。北方局派来巡视团，是我们渴望已久的大事，我们期待巡视团的检查，并向北方局反映，帮助解决上述的两项重大问题。”
李其华谈的事很多，且都很重要。但他讲得简明扼要，没用很多时间。我在一旁猜想，换成张晔讲，恐怕得多用一倍的时间。
李其华谈过后，辛国治也简要地说了几句。他是六支队（津南地区主力部队）的政工干部，他主要讲了边区部队的现状，概括起来就是“环境很艰苦，斗争很顽强，部队有扩大，形势很严峻”！他最后讲到一个重要的新情况，一一五师已电令边区，将津南、鲁北部队统一整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部队编两个团和一个直属营，现在六支队周贯五政委和鲁北支队杨忠司令员正在研究合编的事宜。
李菁玉从冀南区负责人和代管工作的角度发表了他对冀鲁边工作的看法，最后的意见和李其华所谈大体相同。
张晔则传达了北方局高干会议的有关政策问题的大体精神，并说明巡视团的任务。他强调了解、帮助、实际参加这几点。
他俩对北方局“关于津南鲁北的教训”一段内容都未直接提及，我心里有点纳闷，不知何故。会后我问曹戎，他也说不清楚，只是猜想，也许这是上边的结论，没有经过边区本身传达下去，担心引起波动，只能由巡视团自己掌握，以后再向北方局汇报吧！
几个人的谈话，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最后商量怎么去路东的事。
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是纵贯南北的两条大运输线，日军控制很严。平汉路两侧均有我主力部队，加之“百团大战”对日军打击很大，最近日军加强重兵把守；津浦的敌军则集结于南线，北面相对兵力较少，这里又紧挨着一条与铁路平行的运河，反而使我方部队难以通过，只能分散化装，从敌占城镇扮成老百姓过去。李光前对此介绍得很详细。原来他是铁路侧的东光县委书记，也是东光本地人，对那一带很熟悉。李其华来此实际就是他护送来的，我们几人过去，自然也是他负责护送。要从日本鬼子眼皮底下走，我也不是没有经历过。但乍一听，还是有点紧张。李光前却很镇静：“不碍事，沿途都有可靠的关系，我们从连镇通过，那地方小，渡口和街紧连着，赶集的人又多，鬼子防守不严。街上就一小段路，一眨眼就过去了。”
七、连镇东渡
马上要走了，还得作番准备。我们穿的还是从北方局出发时发的军服，张晔还有一匹骡子形影不离地跟着他。现在军服不行，骡子也只能在铁路旁与行李一齐扔掉。在垂杨时，按照河北民间的习惯，每人做了小棉袄、棉衫和棉大褂子。
李其华和辛国治已经先走了，事先已经约定有人在铁路边上护送他们过去。李光前成了我们一行的全程陪同。他真诚朴实，沉着稳健，使我们了解到边区斗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了解到在敌骑纵横、据点林立的环境中如何开展工作，坚持斗争。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边区干部忠诚、勇敢、镇静、稳重的英雄本色，使我们树立了勇气和信心。
张晔比我们几人更为急迫，他不断地从李光前那里询问有关军队、干部和执行政策等方面的情况。李光前毕竟只是一个县的负责人，涉及领导人的活动，就无法提供情况，但他对基层斗争的介绍，使我们从《教训》中得到的认识，得到实际的校正。
距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但还要由部队护送两次才能到达。冀南区党委和军区派遣了一支小部队用三天时间，送我们到五分区。同行的还有军区政治部敌工干部老迟和一个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小岛，他们是带着任务去那里进行敌军工作。老迟告诉我们，小岛是前年作战中被俘的日军士兵，现在已成为反战同盟的积极成员。有了他二人同行，使我们这三天行军，增加了欢快活泼的气氛，老迟教大家唱八路军的新歌：
我们奔驰在晋察的山冈，清脆的驼铃随风儿叮当。我们奔驰在冀鲁的平原，碧绿的田野喷吐着芳香。我们奔驰在热辽的沙野，纷纷的雨雪遮断了边疆……歌声雄伟豪放，激荡人心，大家很快学着唱起来，小岛也在其中。他已学会了不少中国话，语音生硬，唱起歌来很别扭，常常引起大家的阵阵笑声，他也跟着大家笑。看见他愉快自然的精神面貌，我们也深深地受感染。
五分区陈参谋长接过我们，并由他率领的五分区的一支部队继续护送我们到铁路边上，老迟和小岛则去五分区的大部队了。
陈参谋长带领我们，又游动了好几天。他告诉我们：五分区的部队是冀南区的一支主力部队，“这里是冀南斗争比较艰苦的地区，不仅邻近津浦铁路，还靠着德石路，日寇为了进一步封锁华北平原，正在抢修德石铁路，这样相当于在两个根据地之间，修起了堵断交通的长墙。这里战斗比较频繁，不像在南宫垂杨，可在一处住上半月二十天，这里得几天一移动。我要护送你们去六分区，要保证路上的安全，一定要弄清前边的情况，不能马马虎虎，胡闯乱闯，以防万一。”
这天晚上，我们住进一个村庄。一问才知道是景县地界，离铁路近了一大截。天气很冷，晚饭是一锅红薯稀饭，加两个饼子，热乎乎的，两碗稀饭一下肚，顿时暖和许多。红薯是红皮白瓤子，比我在别处见过的要大得多。他们这里是一年红薯半年粮，冬天除了粥里有几粒小米外，差不离全是红薯当家。老乡告诉我：“俺们这里红薯特好，一亩能收三千来斤。“
“真了不得！吃饱才好打日本鬼子嘛！”我跷起大拇指，称赞红薯长得好！说实在话，我也不知道一亩地该收多少红薯，但老乡说的收三千斤，准是比别处的高多了。
又折腾了两天，陈参谋长带的侦察小队在头天晚上到达我们的住地。他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摸清连镇一带近日的敌情，比较平静，便于通过。部队再往前走行动不大方便，明日将派一个便衣小队，送我们到前站。他在第二天下午返回中心区。我们则随小队，晚上到达东光地界的一个小村。李光前告诉大家，这里算是离连镇最近的村庄了。我们早早从村里出来，李光前已约好两人同行带路。我们一行分作三组，李光前和张晔单独一路，我们四人分成两组，错开走路。各自带上李光前弄来的“良民证”，每人都背个布褡裢，里边装些不同的货物。我背上点茶叶，一路说说笑笑地向连镇街上走去。
过了铁路岔道，几乎就到了连镇街边，运河就贴着街边向北流去。运河名声很大，其实是条很窄很小的河。小桥口上有两个鬼子站岗。这天过往的人不是很多，站岗的也没查问任何人。我们跟着来往行人，很顺利地就过去了。虽然大家跟着引路人走，眼睛东看西瞅，但全无观景的心思，对连镇是什么样，真的是“视而不见”。
出连镇向东的道路上，稀稀拉拉的有些行人，有赶集回去的，也有才往连镇街去的。我们几人装作互不认识，各走各的，带路的两人没走多远就各自回去了。李光前走在我们前面，又有两人跟上我们一路，知道这是李光前安排的联络人。张晔走在我们旁边，他装扮得很地道，罗锅腰，嘴里衔着烟袋，慢慢挪动步子，一副老态龙钟的老汉样子。
走了好几里路，日头已经落山。我们几人凑在一起，赶上辆破大车，又走了一程。李光前低声告诉大家：区政府和游击队已经能来这里活动了，由于离敌人据点近，一般是晚上来往。白天有时候鬼子也来，村里两边应付。有些村子，咱们能掌握住，“白皮红心”；有的村子则是地地道道的两面派。我们默默无声地听他说，心想，他怎么当着赶大车的人说这番话，声音再低，也听得见呀？看看赶大车的人，若无其事的神气。细想一下，恍然大悟，就是自己人嘛！
天已漆黑，大车在道上颠簸得越发厉害，间或听见牲口喘气，蹄子踏在松土里“嘚嘚”发响，车轴摩擦发出“吱溜吱溜”的声音。“那就是灯明寺，萧华司令曾经在这里打过大仗，现在成了敌军据点，驻着鬼子和二鬼子，常出来骚扰老百姓。”李光前指着那边黑糊糊的一个大村子的影子。
“那有多远？”我们不禁低声问道。
“十二里地，要走也就一顿饭的工夫。不过不要紧，鬼子不会在夜间出来，他们还不是一样害怕！”
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即将在这块土地生活战斗，成天处在离敌人十几里地的环境下，还有比这更紧张的吗？
经过一两千里的奔波，即将进入到期待已久的目的地，一丝神秘好奇，掺和着紧张、疲劳和兴奋，将我的思绪带向远方，飘向长空…．约在三更时分，赶到了歇脚的小村庄。李光前在村后角落上的一家小院，轻轻地拍了几下门，门悄悄打开。院子不大，有三间北屋和两间南屋，房东大爷给腾出一间北屋，南屋一边是牲口栏，一边是间炕，也住了几个人。大爷给熬了一锅红薯稀饭，蒸了一笼窝窝头。我们一早出来，一直没吃饭，真饿了，每人喝了两三碗稀饭，啃了两三个窝窝头，全身热乎乎的。
聊起过连镇的细事，没想到过得这么容易，街上挺清静。李光前说：“叫个连镇，其实不大，火车也是小站，就因为有个运河桥口，多了这么点麻烦，敌人并不看重这里，我们的活动也开展到附近不远的地方，从这里过路比较安全。李其华给我们打了招呼，要我跑这一趟，咱就是这一带土生土长，人熟地熟，遇事也好想法子嘛。”
张晔夸他：“这事真亏你，县里工作事情多得很，还将你抽出来，管我们这几个人。”
李光前笑一笑，平静地说：“这是我的责任嘛，其华同志和特委交代的任务，和县里的工作都一样，保证上级领导平安到达边区，这个责任更为重要。”
张晔指着外边说：“眼前这个小村庄，那么清静，连个狗叫声也没有，人也放心得多！”
李光前笑了：“这里是这样，全边区根据地都一样。过去，家家喂狗，夜晚有点动静，就汪汪乱叫。我们这里学了冀中的办法，狗全打掉了，只在据点附近的村子里还有狗，中心区里再听不到狗吠声了。这一年村里三件大事：挖道沟，挖地窖，打狗，全是日本鬼子给逼出来的呀！”
聊了好长时间，人们还是没有困意。李光前提醒大家，还是得好好歇歇，放心睡好了。这里离敌人据点要远一点，区队有人在四处放哨，有事会知道的。明天上朱家寨子还得走七八十里路，特委、六支队，都在那里，那是冀鲁边区的中心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