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田家鹁鸽李，敌军据点十余里。
人民自有金汤池，岂惧身在重围里。
《阳信》（1941年作）
两渡徒河师未济，凌晨激战到黄昏。
打通冀鲁事非易，百里行军天欲明。
《东征》（1941年作）
周旋敌后民心扬，坚定从容胆气昂。
苏庙悲歌折主将，同侪父老尽悲伤。
《苏庙》（1941年作）
一、待命朱家寨
朱家寨是一个房舍林林总总的大村寨，离乐陵县城还有几十里路，前后两条长长的大街，当中夹着一排排长长的胡同，散布着密密麻麻、参差不齐的平屋。中间偏侧边一点，兀立起一座高大的教堂塔楼，一色青砖的建筑群，与周围那些矮小的土坯房的风格迥然不同，甚是扎眼。村里倒是有几家修得很气派的大院，清一色的黑漆大门，但和那高耸的塔楼一比，顿觉简陋矮小。
这儿又是一个安全的小岛。正如李光前告诉我们的，它是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所在，是乐陵县最南边的一个区，离庆云、惠民、商河、宁津这些县城就更远了，就算路程最近的德平城，也有近四十里路。这个区以朱家寨为中心，包括宁（津）、商（河）、德（平）、阳（信）、庆（云）、乐（陵）边境一大片土地，一两百个村庄，这是迄今为止，边区若干块小型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边区的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时常在这一带活动。
从东光境内到朱家寨，足足走了两个大半天，经过鬲津县境，我怎么也不记得地图有这么一个县城。李光前说，你真是记性好，中学教科书还记得那么清。以前的地图确实没有，这是去年才建的一个新县。它原来是南皮县南边的一溜溜地界，和乐陵西北边上一小片连在一起。为什么用那么孤僻的名字呢？因为县域有一条贯穿东西的鬲津河，正好取成县名。咱们冀南六专区十一个县政权里，有两个新划的县就是鬲津和靖远。靖远是以前年牺牲的杨靖远专员的名字命名的，它主要是由乐陵城北那一片，加上盐山的一部分地方组成的。中心地点在多年以前的老县城。今年春天，日伪军在那里修了一个大据点。李光前还说：乐陵是个大县，原属山东省，但地域却伸人到了河北境内，左邻宁津，右连庆云，那两个县原都是河北的。七七事变后一直在这里坚持抗战的牟宜之县长，原先就是山东省委任的；1938年成立的冀南六专署，也在乐陵这块土地上。如今既不算山东，又不算河北，就算冀南吧。不过早晚要打出冀鲁边区的旗子，冀南六专署也是过渡罢了。
从连镇过铁路，走了两个大半天，经过两座日伪军的据点，不过十多二十里路的距离，没觉得有多大艰险。冬日和煦阳光下的鲁北平原，一望无际的空旷田畴和远近错落的村庄，让人觉得十分安谧，只有鬲津过来有一段卡子，我们晚上通过。鬲津县大队还派小武装护送了一段路，也没感到紧张。
我们住在朱家寨教堂的一个角落里，教堂里那些洋传教士在战争爆发后早已逃离，正好可以住许多部队和抗日工作人员。我们这个单位，对外有个很别致的代号“编辑部”，其实没几个人。袁振是“编辑部”的秘书，也是机关的总管事吧。除他以外，还有刻蜡版和通讯、饲养等几个工作人员，严格讲算不上一个单位，因为它常与六支队司令部驻在一起，有时又和六专署、津南地委在一起活动。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增添了新鲜血液，首长也从李其华一个增加到李其华、张晔两个。巡视团的到来，使大家的心中孕育起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尽快成立边区党委行署这样的领导机构。张晔一来就讲到，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实现这个目标。从他那里知道，巡视团的任务，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把边区的领导机关，首先是区党委建立起来，可是上级并未通知巡视团要承担这么大的任务，这是北方局委托张晔来此的第一任务。巡视团的成员只能按团长的交代，分别到各地巡视和具体帮助工作。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虽然朱家寨是边区目前最安全的沃土，但睡觉还是不那么踏实，总怕随时会发生敌情。
回想这几年走过的路，一步比一步陡。从夏县到翼城，从山上到山下，直到敌占区的农村，算是上了个最陡的坡。现在从太行到冀南，再到津南鲁北，走到了华北平原最紧张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几人奉派来此，当然是有思想准备的。
但我们和张晔不一样，他是饱经磨难、备尝艰辛的老同志，这次是肩负党的委托，旧地重来。而我们的脑子却像一张白纸，毫无概念，只是听从组织的安排，到最困难的地区去战斗去工作。脑子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预想的困难比实际还要严重得多。如今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似乎没有原来想的那么严重。从连镇一路走来，感到还是很安全的。尽管这样，但仍时刻“放心不下”，总在考虑何时会遇到更严重的困难。
我们三人一路同行，每时每刻都在一起，整日一起工作学习，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每个人的性格情趣，相互已很了解。一路都是企盼和向往的心情，恨不得很快进入边区，进入这个斗争实践的现场而不是其他。此时，才感到轻松一点，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却不一定都敞开了思想。较为明显的共同感受是：这个地方和我们以前所处的斗争环境，确实不一样，处处弥漫着战争的气氛，但又不是天天生活在战斗中。
“这是给我们的新的考验呀，咱们几个小伙子，准备上吧，严重的困难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哩！”曹戎用他那老大哥的口气说。自从张晔来到以后，他不再在我们当中扮演出头鸟的角色。但谈起话来，多少还有点居高临下的姿态。现在他的心情显得很平静：“要说这儿很紧张，这是必然的嘛。咱们就是冲着紧张而来，让我们心安理得地迎接这个‘紧张，吧！”
一到朱家寨，张晔马不停蹄地和六支队政委周贯五、李其华分别交谈。几天后又自己一人去了鲁北支队，和杨忠司令员交谈。一天和我们难得碰一次面，说几句话。我们该做些什么，他也没有具体交代。我们只好和袁振、辛国治、李光前几人谈谈，了解这边的一些具体。隋况。袁振出于机要工作的特点，加之本人沉默寡言的性格，不论说什么，都是三言两语。辛国治则限于讲军队里的一些事，又不和我们住一起，见面时间较少。唯有李光前一路同行，已很熟悉，谈起话来比较随便。加之他随和、不厌其烦的性格，陆续告诉我们许多具体的情况。据他自己说，去东光之前，他就在“编辑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经历过不少事情。他在“编辑部”只住了短暂的几天，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过几天将要开一个地、县委和部队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的会议，内容就是巡视团来边区，传达北方局会议精神，讨论边区党政军今后的工作，他也要来参加会议。现在他要抓紧时间回东光去处理县里的一些工作事务。
从与他们几个人的接触和谈话中，我对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冀鲁边区是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占领了津浦铁路交通线和沿线大城市后，在铁路东侧形成的一块战略区。从地图上看，东临渤海，西抵津浦铁路和京杭大运河，南濒黄河，北到马厂减河，主要包括了当时隶属于山东的陵县、德平、乐陵、阳信、商河、无棣、惠民、滨县、沾化、临邑、济阳等县；隶属河北的盐山、东光、南皮、吴桥、新海、宁津、庆云、沧县（东部）等县。这一带又称鲁北、津南地区，是位于天津、济南两大重镇之间、津浦铁路以东、沿渤海海岸南北展开的狭长平原地带。
我们党在这两块地方有良好的工作基础。历史上多有革命党人活动，在津南和乐陵活动的历史更悠久，更有基础。1933年，共产党人刘格平领导的河工暴动，就在临近乐陵的庆云、盐山发动，气势很壮。后来刘格平被捕，革命受到镇压，但革命活动一直坚持下来。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津南鲁北党组织根据中共北方局“脱下长衫，参加游击战争”的指示，首先发动了武装起义，以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成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一次打出旗帜，就在盐山的旧县镇。后来为了便于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接受并使用过国民革命军敌后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的番号。
1937年9月至10月间，日军先后侵占沧州、德州，在铁路沿线布置重兵，封锁了津浦路北段，使津浦路东、西两个地区党的工作被截断了联系。同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把津浦路东的盐山、沧县、宁津、庆云、乐陵、阳信、无棣、东光、南皮、惠民等县党的工作交山东省委领导。中共山东省委派于文彬到冀鲁边区，与原中共津南工委负责路东工作的马振华取得联系，建立了冀鲁边区统一的党组织——冀鲁边工委①，统一了津南、鲁北地区党的领导。
当时这个地区的中国军队还有国民党军十军团高树勋部。乐陵、宁津、庆云、盐山、南皮、无棣等地都没有敌军的据点，在这一片广阔的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方部队、民团，有的还接受过救国军的旗号，有的以后自己又拉出去，有的一开始就是国民党其他部队的番号。各个游击队之间，时有摩擦、火并之事发生。
1938年上半年，三十一支队在这一地区东征西讨，初步建立了以盐山、乐陵为中心的根据地，队伍由四路扩编到二十四路，名声大振。1938年2月，于文彬牺牲，鲁北特委与山东省委失去联系，马振华想方设法与中共河北省委取得联系，并请求支援。4月，河北省委派杨靖远、李其华等五人到冀鲁边区工作，杨靖远负责军事工作，李其华负责地方党的工作，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抗战和统一战线的局面。以乐陵为中心的一大片土地斗争很红火。
1938年6月，中共冀南区党政军负责人在河北南宫县召开会议，徐向前宣布了中央和冀南区委的决定，冀鲁边区归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派一一五师的永兴支队和一二九师的津浦支队由冀南进入冀鲁边区，支援地方党领导的三十一支队，同时派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马国瑞负责领导冀鲁边区的全面工作。7月，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成立，马国瑞任书记。9月，北方局批准成立中共冀鲁边区特委，负责领导原边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李其华任特委书记。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萧华率旅部机关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地区，由萧华任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将几支部队统一整编为挺进纵队，下辖三个支队：津浦支队为四支队，永兴支队为五支队，平津支队（三十一支队改编）为六支队，邢仁甫任六支队支队长，周贯五任六支队政委。到1938年底，边区部队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五支队扩编为三个团，六支队由三个营扩编为三个团。同时还建立了津南、运河、泰山、商河支队和宁津、济阳两个独立营。
在对日战斗中，高树勋部得到挺进纵队的多次增援，彼此配合。山东省政府在战前委派的乐陵县长牟宜之，是一位爱国进步的青年，济南失守以后，他留在乐陵，坚持抗战，得到了中共津南党组织和三十一支队的支持。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蓄意反共，他亲自到乐陵，以莫须有的罪名，撤免了牟宜之的乐陵县长，勒令其随他去鲁南，换上他们的反共干将来乐陵唱对台戏。因此在乐陵发生了广大群众联合起来挽留牟县长、阻拦牟县长离开的一次大的请愿活动，使沈无奈而去。乐陵就此成立抗日县政府，相邻各县也逐步从临时的战时动员委员会成为抗日人民政府。同时还大张旗鼓地建党，建立群团组织，建立民兵，那段时间，这片土地算得上是盛极一时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9月，萧华司令奉命率挺进纵队南下，只留下一部分队伍坚持地方斗争，主力前后共分九批转移了一万五千余人。9月下旬，周贯五奉命自鲁南返回冀鲁边，任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此时，边区武装仅有六支队八团的两个营，津南支队、运河支队（新建地方队）各一个营和挺进纵队直属队一个连、鲁北支队（仅为原主力部队两个连扩大而成）共一千六百人，党政军干部也十分缺乏。敌伪此时也加强了对这个地区的“扫荡”和封锁，此时高树勋部奉令撤离，乐陵及周围的几个县城，先后沦落敌手，根据地被分成若干小块，只有以朱家寨为中心的这一片稍大一些，从此整个边区步入严重困难时期。
在大批主力部队撤出后的困难日子里，津南地委书记马振华坚守岗位，党组织全面动员，深人群众，坚守阵地，展开反“扫荡”、反封锁、反分割的斗争，并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动员人民参加军队，使留下的主力部队得到补充和发展，使县区武装得以发展壮大，也使这个地区的斗争得以坚持和稳定。遗憾的是，1940年9月，就在我们到边区前不久，敌伪向根据地的村庄围攻突袭，马振华等十一名同志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这对津南的抗日军民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这时才知道地区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冀南军政委员会虽说形式上是虚的，但却十分重要。它由主力部队首长、地方党政领导人组成，一般是主力部队负责人担任书记，本地区开展的重大军政活动由它决定。主力部队走了以后，军政委员会的活动停了一段时间，一些大的事都是周贯五、李其华二人商量决定。
李其华正式通知我们，即将在几日内开一次工作会议，传达北方局对边区工作的指示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问题。从他的口气里，明显听出这个会议是张晔来唱主角。“咱们张晔同志还真有办法，会做工作。”我们三人就讨论开了。连不喜欢多说话的李炎也禁不住说：“张晔同志做事很具体，也很仔细，他真正做到‘帮助’这两个字，不光是巡视检查就算完成了任务。”我们真盼望早日开这个会，以便在会后下到地、县开展工作。
离预定的会议召开的时间只有两三天了，张晔去鲁北支队没有回来，李其华很着急。他认为，去鲁北支队有一天就够了，怎么去了好几天，还不见回来。派交通员去催，还发了电报，按照李其华的说法，他不回来，这个会还没法开呢！
在等待传达北方局对边区工作的指示的会议召开期间，我从辛国治、袁振口里了解到当前边区军事斗争的一些情况。
挺进纵队所辖的两支主力支队南下以后，六支队的两个营的兵力和司令部机关的一小半人，由周贯五率领在津南地区活动。五支队两个连，整编一些地方小部队，组成鲁北支队，由杨忠司令员、龙书金①副司令员率领，在鲁北地区活动。从组织关系上讲，六支队代行了挺进纵队在边区的领导指挥任务。一年多来两支队伍都有较大发展。不久前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已经电令，将边区部队统一定编为教导六旅，六支队的两个营，扩编为十六团和十八团（十八团是个小团，下不设营），鲁北支队为十七团，六旅还兼冀鲁边军区的职责，指挥边区的地方部队。在旅长、副旅长未到任之前，由周贯五政委主持军事工作，杨忠任旅政治部主任。命令要求六旅迅速整编组建并立即行动，打通与清河地区五旅的联系，接受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直接领导。这个命令在巡视团来到之前，已在部队中宣布，但杨忠仍在鲁北支队，还没到旅部任职。杨忠是个老红军，红小鬼出身，政治军事都行，组织纪律性很强。他曾任驻曹五旅的八路军代表，后来又创建鲁北支队，发展到一个团的规模，他想继续当军事指挥员，宁愿在团里，也不愿到旅里搞政治工作。部队的整编和干部的安排不得不延迟一些时间。
张晔还是在会议召开前，准时回到了“编辑部”，鲁北支队专门派了一个骑兵班送他回来。
一看见张晔乐呵呵的老样子，曹戎试探地问他：“张晔同志，这一趟顺利吗？”
张晔明白他说这话的含义，笑了一下说：“有什么不顺利的？交流交流思想，多方面了解了解边区的情况，他们要我多住两天，多谈谈，刚好趁此机会与支队其他领导同志谈谈，不挺好的吗？”接着他转了话题，“我知道你们几人急于去巡视检查工作，但总该多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对将来的工作也有利呀。参加边区的干部会议，可以听到很多东西，对我们巡视团来说，就是正儿八经的工作，就连参加垂杨那个会议，也是我们的工作呀。”他还说，“对我来说，这里有关军队和地方的行动，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军政委员会的活动，都属于要接触了解，帮助做工作的范围。”
会议的人数并不多，军队周贯五、杨忠，政治部几个科长，三个主力团各有一人，地方上三个地委书记、专员，只有少数县的领导人参加，其中就有李光前，还有乐陵的马学泉，沧县的丁润生。
会议就两天时间，二十来人坐在一起面对面地说话。首先是张晔讲话，传达北方局对边区工作的指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策问题。“指示”基本是<关于津南鲁北的教训》中提到的那些问题。张晔的讲话却是以“怎样做好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为主题来向大家阐述北方局指示的精神。他在冀南见面会上也是这样谈话的，只是那次是点题，这次是敞开讲，而且讲得详细清楚。对有些特别突出的问题还反复地讲。他瞪起大眼睛，眉飞色舞，讲得口里直冒白沫。曹戎和我坐在对面，相互轻轻地点头，意思是看我们的团长，这段话讲得多好。我也报以微笑，表示明白他的意思。我们的团长确实是富有经验、胸有成竹的领导，他以这种方式讲话，既保证了不折不扣地传达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又很容易被边区同志所接受。这个单独对边区的指示，很快会在边区同志中间发生深刻的影响，从而发挥重大作用。不光如此，他在讲话结束时，还作了一个简短声明：“今天向边区领导和同志们的传达，由于个人水平有限，体会不深，难免有错误之处，在此说明，传达对的地方，那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指示，如有错误之处，那是个人理解的错误，应由自己负责。”
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晚上，第二天又开到下午。几个地委书记、军队的几位同志都发了言。
每个人讲话的风格各异，周贯五政委有点近似张晔，讲话比较缓慢，嗓门不低，有点嘶哑，有时还会重复说一些话，他表示坚持边区斗争的信心，搞好边区的抗战斗争，赢得最后的胜利。杨忠的发言挺干脆，话语不多。他突出强调要按照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的指示，迅速打通与清河的联系，结束和上级领导隔绝的局面。李其华主持会议，没多说话，只是重复他说过的话：边区渴望上级党加强领导，迅速建立起有权威的党的领导机构。
三个地委书记分别作了发言，使我们更具体地了解边区的情况。一地委书记刘庆陵，是马振华牺牲后接任工作的代理书记，他原来就是地委的领导成员；二地委书记杜子孚，据袁振介绍，原来也是津南地委即一地委的成员之一，由于鲁北地委一分为二，才调去二地委，时间也不长。他们对指示、政策的体会认识，对本地斗争的分析和办法，都没有特别突出之处。三地委李广文，据说事变前他就在津南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常常扮成卖些笔墨纸张、顺带卖点小书的小贩，背起个布褡子，走乡串街。七七事变后他和省委派来的李其华、周东光、马振华等人组成津南特委，组织发动这一地区的对敌斗争。前年他又接替周东光的工作，到新建立的鲁北工委担任书记，去年鲁北分设后才到了三地委。他在会上的发言，明显比前两人有分量。对北方局的指示，体会颇深，并且能和边区的实际工作相联系。在分析边区工作中的成绩与失误时，也不局限于三地委，对鲁北、津南的工作也提出了意见。谈得客观中肯，让人信服。对于边区斗争的现在和未来，他更多的是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只有团结军队、地方以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克服困难，坚持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李广文的发言，使我犹如听了一堂生动的讲课，似乎他不是一位边区的地方领导人，而是一位老师。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会后我和李炎、曹戎议论时，李炎也与我有同感，曹戎则说：“有水平，大将风度。”
开完会以后，他们三人都找到了张晔和我们几人，希望我们能到他们各自的地区去巡视检查，帮助他们的工作。他们明白，张晔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区党委和六支队，因而想争取我们几个巡视员去他们那里。张晔的答复也很干脆：“地委一定要去，在会议中安排时间，要分别与他们谈谈。至于巡视团的几位同志，稍等两天马上会下去，但不能每个地委同时到，总有先后顺序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