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地委去
新的一年的春节又到了。
在战争环境下，边区的过年与平时无什么差别，只是大家在一起团个年。过大年时，熬上一锅萝卜、白菜、肉汤，大家饱餐一顿，人们在精神上多少放松了一点，这几天总不至于碰上大的敌情，行军打仗嘛。
张晔这几天都和我们在一起，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比从商河、济阳回来时好多了。我们几个也敞开胸襟，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边区一个多月来发生的好多事，他也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话。
“我们来的第一个月，就是要促成边区军政团结和党的领导机关的成立，促进打通清河和山东分局的直接联系这两件事。这头一件事有了进展，地方和军队的头头坐在一起，共谋边区的大计，共同一致的行动，已经做到了。当然还不够，不仅形式上要走到一起，还得思想上一致，我们还要努力。领导机关的建立，教导六旅已经正式成立，周贯五、杨忠坐在一起，有了统一的指挥后，这次才能进行打通清河的大行动，这点很重要。关于建立区党委，现在已经进入酝酿筹备的程序，还要报请北方局批准，还需较长一段时间。第二件事么，也算做了一次尝试，集中兵力，统一行动，已经做到了。两次行动，对地、乡摸了点底，看来马上打通清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敌人强力阻击，地方条件也不成熟，还得过段时间再采取行动。通过这两次行动，使两边的一些小部队从几个地方取得了联系，对将来的行动很有利。总之，这次行动有意义，也有收获，不能把它看成一次挫折。”他这段话，解开了我们一个月来的疑虑和关心的事，事实确实如此。他又说：“下一步，我们几个人要深入下去，到各地委，一个县一个县地了解情况，并且直接参与和帮助工作。这段时间很长，一直要到巡视团的任务完成为止。”他谈到此处，稍微顿了一下，话题一转，“同志们都明白，北方局的意图：巡视团不仅是巡视检查，而要直接参与帮助工作，最后巡视团的同志将视情况所需，全留或部分留在边区，参加边区的斗争与工作。这个月我参与的许多活动，多半是曹戎同我一起去的。你们两人本来可以早点下去，但考虑到上述因素和打通清河的战略要求，你们一同参加这次的具体行动，能够体验一下边区的战斗生活和战斗环境，对你们今后的工作也会有好处。”我和李炎彼此望了一眼，没有言语。来前刘尚之已经告诉我们，
准备一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边区工作。我们早已有了思想准备，服从组织安排。李炎向来是服从命令，组织上安排干任何工作都没意见。李月盛也表示，到哪里工作都行，他只担心张晔的身体，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他的身体吃得消吗？唯独曹戎的表现与众不同，他声明自己对这里的生活不习惯，可以参加一段时间的巡视检查工作，待巡视团完成任务后，总要向北方局写份报告呀，他要求自己将报告送回北方局去。
“你准料到我会留在边区，只有你一人回去？也好，咱俩一同回去报告也行嘛！”张晔半开玩笑地说。
“你不可能回去，要不北方局为什么要你率巡视团来边区？”曹戎很有把握地说。
事后曹戎对我们两人讲，他的根据是，张晔原来就是山东地区党的负责人，这次来山东是北方局专门指定的，留在山东顺理成章；再则，他跟随张晔参加边区领导人之间的活动时，能够看出，张晔在沟通边区领导之间联系的重要性。
曹戎提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小插曲，重要的是我们几人具体去哪里？实际也是个分工的问题，必须由张晔最后拍板决定。
“这样吧，曹戎去一分区，郝炬①去二分区，李炎和我留在‘编辑部’。”
“只要不留在机关，去哪里都行。”这是我的心愿，李炎也和我一样的想法，但让他留在“编辑部”是他没有想到的。平时从不提意见的他，这次倒真有意见了。他希望到下边去，坚决不同意留机关。这完全出乎张晔的意料。李炎的想法是，曹戎留机关最好，他已经随同张晔参加了一些活动，继续协助张晔工作不是更好吗？曹戎对此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两者均可，但他明显倾向李炎的想法。
张晔最后表示，对工作的安排他是经过认真考虑了的。他认为一分区是边区的中心地区，地区老，基础好，应该是重点，曹戎去那里是工作的需要；三分区的李广文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地区范围目前不大，可以晚点派人去。最主要的是机关工作，千头万绪，要费很大力气，他自己文化水平低，记性又不好，需要有人帮助，所以把李炎留下。等过一段时间，回来一个人，再让李炎去三分区也可以。他恳切地希望李炎能考虑他的意见。
李炎真是个好心人，经张晔一说，他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1941年2月，我下到二分区以后，经过德平北部，在德县小张家见到二地委书记杜子孚和津浦支队的支队长靳兴侯。这儿离乐陵五区朱家寨子大约几十里路。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说：“早就在等待你们能到二地委来呢。”他又说，“鲁北西部是边区最晚开辟、力量最弱、形势最严峻的地区，特别需要领导的帮助和指导。巡视团的同志从北方局来，具有很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对于我们这个地区是极其重要的。”
“我和同志们一样，谈不上有多高的水平，只是在张晔同志的指点之下，做一点具体工作，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了解这儿的斗争情况，另一方面是向地委的同志们学习，你刚才把我说得太高了。”我说。
杜子孚十分诚恳地向我介绍了地委的情况：地委是去年才从鲁北地委分出来的，专署成立的时候稍晚些。他就是那时从津南地委调来的。现在地委管辖范围内的德县、陵县、临邑、平原、禹城五县都成立了抗日县政权和党的县委，也有了县区游击队，德平目前只有党组织没有政权。这些县的工作开展得有早有晚。各个县既有我方活动区，又有敌伪控制区，边缘游击区呈现插花渗透的局面。我们过去以陵县平原控制范围较大，形成游击根据地的中心。但是去年敌军向两地进行了大“扫荡”，在中心区设立了据点，使我方活动遭到很大的困难。中心区、边缘区已经很难分别开来，主力部队只能在几个县之间跳跃式地行动，地方上只能是小股武装分散活动。这里比起一分区，各方面条件都差很多。他举德县为例：德县原为德州，是个大县，下有八九个区，我们现在活动的只是往东的两个区的一部分，因为这两个区敌伪军据点少，我们的活动范围大一些；往西的区域我方的政权和武装都还不能进去。整个来说，我方的中心区占全县的比例很小。一般在夏秋之季，庄稼长起来之时，便于隐蔽，便于向敌占区开展工作，扩大我方活动地区，冬春则异常困难。
我向杜子孚说：希望能一个县一个县地了解情况，并尽量帮助那里的工作。
杜子孚建议先从德平开始。该县靠近乐陵中心地区，敌伪虽有几个据点，力量却相对薄弱。我方有两支部队常在此活动，农村党组织有一些基础，分布也较为均衡，县委成立较久，但领导不强。“你去检查帮助工作，对德平党组织的发展将是一个推动，我看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了，然后再到其他的县去。”
津浦支队哆黾一支活动在德平县境内的游击队，部队的指战员都是德平人，支队长靳兴侯，可以算是德平一位有学问的人，在外地上过大学，在德平境内教了几年的书。抗战军兴，他又到挺进纵队军政干部班受训，回来后组建了这支队伍。
“我们这支队伍用了那么大的一个番号，不说是和三十一支队、永兴支队、鲁北支队差不多的名号，退一步说也和北边的运河支队、津南支队都是一个档次的队伍吧。”靳兴侯自嘲地说：“其实我们就是德平县游击大队，因为八路军和德平曹五旅彼此间有口头的承诺，八路军可以在德平活动，但不建立政权和地方武装。所以这支队伍只能用其他的名义。这样我们常在德平境内，但也能在外边许多地方活动。”
“那曹五旅和我们之间是否经常有些摩擦和矛盾呢？”这一年多以来，我听到的摩擦事件太多了。
“现在还没有！”靳兴侯向我介绍了曹五旅的一些情况。在救国军和三十一支队那段时间里，曹振东①和刘景良②、张子良③等人一样，都是在各自地头拉起队伍的地方实力派，并且都接受救国军的番号。后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保安司令沈鸿烈分别给他们加委，曹振东成了保安五旅旅长而独立存在，他不像刘景良、张子良那样顽固反对八路军，投靠日本鬼子，他仍然坚持抗战。正因为如此，他长期靠八路军帮助生存。挺进纵队就派驻该部八路军代表从事联络工作，他就是后来鲁北支队的杨忠司令，那时还常和曹振东配合行动。不过这个队伍到底和咱们是两码事，去年德平县城也被敌伪占领，环境日渐紧张，往后会怎样发展就很难说了。
在德平的一个月，绝大部分时间是和周悦农厮守在一起。初次见面，就对这位长得黑黝黝、长圆脸的年长者感到尊敬。总认为他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和席荆山、张晔年龄大概相仿。他具有中年人那种稳重老成，行动不慌不忙，谈话很有条理，手里总拿个小本本，随时都在记点什么，一早一晚总是盘坐炕头，想点记点什么，和不久前见到的周桓，竟是那么相似。他向我介绍德平的情况，也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有些语言表达颇有分寸，令人觉得他的学识十分丰富。他对我和支部同志的谈话，深表佩服，时常把他认为好的一些警句，立刻记到他的小本本上，还对其他同志说：从党的领导机关来的同志，政策理论水平高，是自己所不能比的。他在和支部党员谈工作的时候，像摆家常一样，和大家很亲近很随和，还时常帮着做点杂活，活像一个老长工。在德平一些党的地方干部，如宋安民、宋安南眼中，都认为他是一位阅历丰富、富有经验的长者。经过短短几天时间，我们互相之间有所了解，才知道他也不过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是一位爱好文艺、喜欢学习、来自农家的青年学生。在抗战开始以后，在他的家乡，经人介绍参加了党，干起了革命工作，几个月的时间，就在县里担任战委会主任，一年后，又在本县任县委书记，算得上是边区一位老县委书记了。他到德平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是杜子孚来鲁北以后，要求支援干部才调来的。他对县里的许多情况，已经有了详尽的了解，分析得相当透彻。我从内心里对他很赞许。初来边区，我印象最深的干部是李广文，其次就是周悦农了。
我在德平主要是了解检查村党支部的工作，以及党员在群众中的组织活动，怎样掌握村政权，支援人民军队，如何提高党员的觉悟等等。实际上每到一个村支部，除了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以外，更多的是向党员进行党的宗旨和理想的教育；如何团结群众进行对敌斗争的教育，每到一处都要讲不少的话。让我深有感触的是，这里的党支部都是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建立起来的，有支部的村庄为数不多，但吸收入党的党员，大多具有相当的水平，觉悟较高，支部活动也有具体的内容，不光是说说而已。德平县委，包括周悦农在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好的领导作用。
除了已经接触的靳兴侯和周悦农而外，德平还有另外一位党员领导干部，他就是回民大队的李玉池。他和前面两位的作风都不一样，因为他本来就是二分区各县的回民救国联合会的主席。鲁北各县都有不少的回民，平时他们的联系就很密切。李玉池领导的回民协会，在回民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和凝聚力；他领导的回民大队，是一支地方军事武装，人数不多，并且以德平人为主。这些人在李玉池的影响和号召下组织起来，不仅在德平具有很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并可在整个鲁北各县开展活动。
李玉池是个魁梧大汉，言语、动作比较粗犷，其实他也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似乎不苟言笑，尤其很少听到他对上级领导赞同的声音，对别人的谈话有不同意见之处，他会立刻就表现出来。使你对他印象更深的是，对人对事表现出来的那种粗犷中的真诚，镇静中的果断，对革命工作慷慨激昂，满怀热情，似比靳兴侯、周悦农二人更胜一筹，但比他们二人更难接近。
对我来说，这一个月的工作，实际就是做人的工作，接触、了解、交流、谈心。尽我所知，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体会党的精神。对他们的工作鼓鼓劲，在可能的情况下提点建议。在和他们接触了解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我也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并且增长了我在斗争中的知识和经验。我感受到即使是德平这样被认为是工作较为薄弱的县，从领导到基层支部，也是很有战斗力的。这里和我曾经工作过的山西翼城比较，工作环境显然更为严峻和恶劣，但是战斗在这里的人们表现出了同样顽强的精神，对艰苦的革命斗争充满了乐观和信心，这是我来此以前未能想到的。能和这样的干部群众一起生活和战斗，激起了我对未来的激情和信心。
按时间计算，我该回到地委，转到另一个县去了解情况，进行工作了。恰好地委派交通员来通知我赶快回地委。
杜子孚热情地问我在德平的情况，以及我对德平工作的看法。他说：“你了解了不少情况，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很希望你能按原定计划，继续到县里去深入了解情况。下一个应该是德县，这是情况完全不同的两个县。德平党组织有一定的基础，有自己的武装，但没有政权；德县有抗日政权和地方武装，但范围不大，党组织比德平薄弱得多，他们面临如何发展农村中党和群众组织，扩大政权和武装的活动范围的问题，工作比起德平要复杂得多。可惜由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你不可能去德县了。”
原来地委接到“编辑部”的通知，要我立刻回去，二地委的工作下一步再说。这使我感到很意外，怎么这么快就改变了行动，说是一个县一个县地检查了解，怎么才走了一个县就让回去呢？我带着疑问回到“编辑部”。张晔和李其华两人满脸堆笑地招呼我，没等我开口，张晔先开了腔：“没想到吧，才下去一个月又回来了。”
“这是一个突然的变动，三地委组织部长因为历史上有点问题没弄清楚，不宜再担任现在的工作，他本人已向组织申请到县里去做群众工作，三地委原本就只有广文和他两人。广文提出，要求你去三地委，不仅巡视检查，并且直接担负组织部长的工作。”李其华说。“那么各县的巡视检查咋办呢？”我有些惶惑地说。
“一面工作，一面巡视检查嘛。”李其华笑着说。
“这是认真的。”张晔的态度明确，“我们考虑到三地委的特殊情况，李广文同志希望你能协助他的工作。本来巡视团来边区时，就考虑过留下来工作的问题。现在你先走一步，但不一定长期在那里，或许过一段时间，巡视团的任务完成，人员还会调整，可能还会将你抽出来。”
李广文见到我就说：“早就希望你能到我们这里，现在地委就我一个人，有事也没个人商量。你一来就好了，咱们一起担负这个地区的工作。”
“你对我这么大的期望，我能说什么呢？但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个工作？”我的话是心里真诚的表白，决不是一时的脱口之词。回想在革命队伍里，也就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大部分是在县里做群众工作，在曲沃、翼城，还局限在秘密工作范围以内。现在要到一个地区工作，党、政、军、群，各个方面都要掌握，都要去做工作，我的脑子简直就是一张白纸。
李广文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对我此时的心情，他也一定可以体谅。他只淡淡地说：“哪能问个行与不行？过去哪能有咱们能行的事？革命需要你去干，只能义无反顾地去做好，没有退路可言。这是一个党员对党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既然非干不可，那怎么能问自己行与不行这么没有信心的问题呢？”
能和李广文一起工作，是我最好的选择！有他在，使我对工作的信心倍增，的确不该提什么行不行的问题，让他“将”了我一“军”。我不禁哑然失笑。在三地委工作，与在二地委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那里只是了解检查，或提提意见和建议，不需承担责任。而在这里，基本是和李广文一起，一同到支部，到县委，一同行动、转移，和干部谈问题，谈工作，还经常碰到敌情，要对付敌伪的奔袭“扫荡”。没多长时间，就感受到冀鲁边区斗争的严峻和环境的艰苦。三地委又是其中最突出的地区之一。
从地图上看，划归三地委的地盘还不小，实际上抗日军民能够控制住的地方，却只有一点点大。鲁北党的基础较好的无棣县，和乐陵、盐山、庆云等县一样，是救国军创建的起家之地。边区的干部好多都是无棣县出来的，但无棣现在却被张子良所盘踞。此人是个打着山东省保安六旅旗帜，又接受皇协军番号，集顽伪于一身的地头蛇。抗日军民无法在此立足，地下党开展工作也极其困难。东南面的沾化、利津就更困难了，全分区只有庆云、阳信、商河三县建立抗日政权和地方武装，阳信仅仅在县的西部较小的范围活动，还是乐陵八区划给阳信的那一点；商河活动的范围稍大一些，商惠公路以北，基本能够控制，路南则只有一部分村庄，党的政权和区武装能够活动。更南的一些村庄，距惠民、济南都比较近，不仅主力部队难以进入，地方武装也只能快进快出，和小股敌伪周旋。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庆云、商河两县的政府和县大队，仍对敌伪有很大的震慑作用。商河县境内，主力部队曾在这里大进大出，打过几次大仗，几任县长都很得力，常仲芳、李一民带领大队打鬼子，镇压汉奸，在老百姓中有了很大的影响。李一民还为此得到了“李阎王”的威名。现在的县长王宗仁虽是学生出身，也敢打敢拼，使敌伪闻声丧胆。李广文说，他很想让王宗仁到地委来，把地委班子配齐，可是商河需要他，别人一时还代替不了他，只能以后再说了。
我们一起去商河县委、县府和县大队几次，只有一次见到王宗仁。县委书记路光明、县府秘书王锐锋、县委宣传部长左东周都见过几次。印象里王宗仁更为沉着老练，做事也很果断，谈话也很简洁清楚。使我一瞬间感到，他比周悦农是要强得多。怪不得李广文打算抽他来地委工作。同时脑子里出现一个问号，为什么王宗仁不当县委书记，而让路光明当呢？
以后逐渐了解了商河的斗争情况：商河距离济南、济阳很近，济南陷落不久，商河也落入敌手。但是商河在战争爆发前，就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有几个乡师学生，先后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后都成为共产党员。他们在本地开展了党的秘密活动，以后到了津南，在八路军军政训练班学习，回本县后组成了党的商河县委，学生中的带头人王宗仁成了县委书记，路光明、左东周都是县委委员，随着八路军鲁北支队南下，建立了抗日县政府和县游击大队，特委派常仲芳来任县委书记，王宗仁任县委副书记、李一民任县长。商河县原国民党政府的区长王权五，更早时就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和敌伪展开游击战，在该地方有相当的影响力。后来他带领部队参加了八路军，随军南下。常仲芳、李一民率领的县府、县大队，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日伪军，镇压汉奸，在鲁北一带名声很大。不久常仲芳调走，王宗仁接任了县委书记，去年，李一民也调走，王宗仁又从县委书记改任县长，路光明则接任县委书记。
“在边区，这种事例是很多的。”李广文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在一个县里建立党组织，县委书记当然是主要领导人。但在战争环境下，担任县长的，既要兼县大队的大队长，管理全县政务，还要率领武装，经常战斗，所以需要全面的领导能力。把县委书记调出来当县长，让其他同志接替当县委书记，反过来，县长还得接受党委的领导，这是很正常的。过去津南地区就有好几个人，沧县的丁润生，宁津的王其元，都是如此。军队里，政委调做军事指挥员，也是屡见不鲜。这些都是现实环境条件下，实际工作的需要，重要的是党组织对干部的具体情况，能力大小，应当做到心中有数，不是以一时的工作职务来定高低。从咱们这里看，要是人员配得不正确，不理想，很难想象，怎么能够坚持斗争，守住这块阵地，打开斗争的局面。”
与商河对比之下，庆云的领导就大不一样了。石景纯县长看起来比较沉稳迟缓，像个农村里念过几年书的账房先生，年纪略大些，头发已经花白，据说是少白头。他的兄弟石景芳现在是津南六专署的专员，是个颇具魄力又能打仗的人。尽管石景纯自己不能指挥打仗，却能做到不管有多大敌情，总是和大队在一起，从不后退。李广文对他也十分尊重。县委书记比他年轻许多，是个血气方刚、很有个性的人，李广文认为他比起石景纯，还是嫩了点，干得差一点。不管怎么说，这是边区起家的几个根基地点之一，又在敌伪的强力控制之下，能够守住这块阵地，毫不退缩，已是难能可贵，十分不易的啦。
与李广文一起，和张靖民作了一次很长的谈话。张靖民和商河县政府秘书王锐锋两人都是沾化县人，都是沾化党的地下县委的成员。沾化是较早有党组织活动的一个县，因为距离乐陵、盐山远了一些，缺少外力的推动和串联，武装斗争没来得及开展，也未建立政权。王锐锋也因为无法在当地隐蔽，调回地委分配去商河工作的。张靖民化了装，绕了个大圈子来到地委，代县委书记石青玉向地委汇报。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化装从翼城到垣曲汇报的情景。不同的是，张靖民是鲁北当地人，他有社会关系可以利用，行动的难度比我当时的情况好多了。
李广文这次的谈话很严肃，虽然没有当着张靖民的面，批评沾化县委，但却明确地希望他们能抓住机会，发展自己的武装和建立政权。他说：我了解石青玉的处境，难以外出，但不应该影响沾化县寻找出路，开展工作与斗争。他所指的是，沾化南边的广饶、滨县以及利津等地，都有了抗日政权和武装，成为清河区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到沾化的距离，比沾化到乐陵一带还要近些。如果与那里的党组织和武装部队取得联系，沾化地方党组织配合他们开展工作，用不了多久就能搞起来。张靖民提出石青玉对此还有顾忌，怕条件不成熟，反而暴露目标受到损失。而且沾化党组织一直是在冀鲁边、鲁北党委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现在自己去联系怕不符合组织原则。所以专门向地委请示，如何办理为好。从张靖民的谈话中，我隐约感到沾化县委已经和清河方面取得了联系，为此专门到鲁北地委来请示，只是措辞委婉一些而已。
李广文似乎早已察觉到这一点，他说没有必要产生这样的顾虑，现在最要紧的是，让红旗尽快插上沾化的土地。清河、冀鲁边两边都一样，谁先开拓，都是对敌斗争的一大贡献。你们应该毫不迟疑地和他们取得联系，配合部队，开展对敌斗争，建立起抗日政权，成为清河区的一部分，你们不能再犹豫了。三地委诚心诚意欢送你们去清河区，如这事成功了，边区和清河的联系又将开通一条新的通道，对于边区斗争的全局，具有重大的意义。
李广文的批评，张靖民表示完全接受，并说李广文的批评解开了他们的重重顾虑，他回去后即和石青玉一起行动，迅速打开沾化的局面。对于刚才出现的生动场面，我内心深感兴奋。李广文做事、判断都有原则，有魄力，一针见血地指出并解决沾化面临的重大问题，令人佩服。张靖民接受批评的态度，也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也代表了石青玉这个老同志的胸怀，预示着沾化的工作将会迎来一个大的进展，前途大有希望。
“这是个大局问题。”事后李广文和我谈及此事，语气凝重，“打通清河，两个地区连接在一起，使边区斗争不再孤立，这是当前的大事。要是沾化的工作开拓了，那不方便多了？至于沾化归谁领导并不重要，随着形势的发展，工作的需要，是可以调整的嘛。真要从这里打通了通道，那可真正是一个大贡献哩。”
交通员送来了“编辑部”的通知，近日将要召开一次地区以上领导人的会，而且提醒大家，会议非常要紧，要李广文立刻前去参加会议。李广文沉思片刻，像是领悟到什么：“可能是张晔同志来这里，经过几个月的了解，提出要开的一次会。按说应该通知咱们两人都去，你是北方局巡视团的成员嘛。”
我说：“去一人或两人，不都是一样？未通知我参加，自有张晔同志的道理。”
“那也好，”李广文赞同了我的想法，“反正会开不久，最多和你们来时开的那个会一样长。我走后，有什么事全靠你担当解决了。”“我能行吗？等你回来再说嘛。”李广文这一说，倒弄得我有点心虚。这里平常不轻易有事，一旦有事，就是大事，我怎么能去处理？又想想没几天时间，兴许不会有大的事情发生。
“你怎么又说不行了呢？”李广文语音稍稍顿了一下，“有些事你可以和朱林森同志商量，他是专员，也是咱们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嘛。”“还有王国华。”我插了一句嘴。
王国华是专署的秘书主任，在我的印象里。朱林森年纪较大，有点老气横秋，做事说话都较迟缓，王国华却十分精明。
“王国华有能力？你还不了解他的底细，有些事我也说不清楚，朱林森和他不一样，人虽有点老气，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李广文说。
他的话让我感到意外，看来我对人的了解，只凭一时的印象是很不够的。处理工作上的事，不也是一样吗？
还是让我提心吊胆了几天，幸好没碰见什么难处的事，李广文很快回到地委，没等我问他，他就递给我一份油印文稿说：“要说的话太多了，你先仔细看看就全清楚了。”
实际上我还是一面看文稿，一面听他聊会上的事。文稿大意是，根据张晔的建议，召开了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包括军队团以上、地方地委负责人的工作会议，检讨过去一段工作中的得失，领导人之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文稿就是会议的记录，它以简要的文字，发电报建议北方局批准成立冀鲁边区党委，加派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以健全边区党的领导。
这个消息令人振奋，我仔细看了两遍，它记录了几位领导人互相之间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相当尖锐，对任何人的不对之处，都毫不客气地指出。记录中均不涉及已经离开边区的领导人，只有李其华的发言中提到萧华司令率主力部队南下以后，留在边区的符竹庭主任，又把留下的部队中的大部分，自行带领南下，使边区这段时间处境极其困难，他对此很有意见。记录的主要意见都集中在李其华身上。认为主力离开以后，在军政关系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要负主要责任。在最困难的时期，他曾因个人的原因离开工作岗位，撂了挑子，造成津南、鲁北两个地委各自为战，津南主要靠马振华带头坚持斗争。记录也简要记录了各位领导人的自我批评，李其华含着眼泪沉痛表示，接受大部分的批评意见，但对一些意见，作了说明、解释。
李广文谈到他对这次会议的看法：这是一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澄清了前段时间边区斗争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较好地解决了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并且一致同意向北方局报告，请求批准成立边区党委，增强边区党的领导力量，无疑会使边区斗争的伟大事业，向前迈进一大步。
“这样李其华同志还能继续领导吗？他真能接受对他那么尖锐的批评吗？”我对此有些担心。
“应该是正常的嘛！”李广文很镇静地说，“在马国瑞离开边区以后，负责边区工作的重大责任，就落在其华的头上，他有点什么闪失，边区党的事业就会遭受重大损失，大家当然应该提出批评。批评是为了边区的事业，不是为了某个人，也不存在能否继续领导的问题，这次报告北方局成立边区党委，大家仍然一致推举他继续做区党委的领导成员。不过……”李广文接着说，“给北方局的报告，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北方局把张晔同志和巡视团成员一齐留在边区，并且一致推举张晔同志为边区党委的领导成员。张晔还主动提出，在上级未派新的区党委书记之前，仍然由李其华主持区党委的工作。这是我们与会同志的一致看法，报告将很快得到批准。这是张晔同志率领巡视团来边区工作的一大成果呀！”
晚上我久久不能人睡，在我的革命经历中，这是一件重大事情，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以及统一认识，更好地坚持对敌斗争。现在才感受到张晔工作的艰苦和成果的来之不易。我们总觉得他对巡视工作指导得不太具体，使我们几个人的工作老是打打停停，使不上劲。却不知道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事关边区大局的重大问题上，他推动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既批评了李其华，又积极支持李其华的领导，并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使我由衷地感到，这位老同志真了不起。他的一系列做法，也是我们几人一点也没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