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锋刃初试
李广文又去参加“编辑部”的会议，我们这个地区几天来比较平静。周围的敌伪据点，也没发生什么新动静。村庄里的人们正忙着收割包米、谷子，地里青纱帐已大面积枯黄，有些已经倒下。
李广文还在“编辑部”没有回来，却让随行的交通员先捎回一封信，里边装有一个记录文件，他在信里说明，还得好几天才能回来，带回这个重要文件，要我先看一下。
我有些奇怪，有什么不得了的急事，要先送回来让我看，以往都是会开完了带回来的嘛。我拆开信，照旧是油印文稿，足足好几页，内容就是这次会议的记录。
首先是半年多来对敌斗争的情况，对斗争形势的分析：敌我斗争将要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华北日军正在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逐步升级，现在已进入第二期，其重点是真渤特区，即平汉、津浦两条铁路之间，津南地区已被包括在内，斗争将会更加残酷，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边区半年多来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和进展。重新进入前一阶段被敌人占领控制的地区，开拓了一些新区，部队有所扩大，两区之间小型武装力量取得了联系，打破了敌人对边区的封锁，同时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前最要紧的是，部队抓紧战后的休整，恢复和提高战斗力，准备迎接新的更严重的斗争的考验。地方要全力支持部队，全面动员，补充兵员，扩大部队。这是一段时间内必须实现的中心任务。
第二点是通报北方局对冀鲁边区报告的批复。北方局已经批准成立冀鲁边区党委，明确由山东分局领导，批准边区党委的成员，决定张晔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长，李其华任宣传部长，在新任区党委书记未到之前，由李其华主持区党委的工作，同时要求成立区党委的同时，建立冀鲁边军区，由教导六旅兼。教导六旅旅长和军区司令，将由山东军区调派。要求区党委尽快成立，以适应当前斗争的需要。这是事关边区的重大决定，尽管边区给北方局的报告早已知道，现在得到北方局的正式批复，对边区来说是很重要的大事。
第三点，实际上是贯彻北方局的批示精神在边区内部的延伸，即在三个地区，建立三个军分区，这也是李广文一再提到的事关边区斗争的大事。文稿没有谈如何建立，只是宣布了各军分区的人选，即：一分区司令员傅继泽，政治委员杜子孚；二分区司令员徐尚武，政治委员郝炬；三分区司令员杨铮侯，政治委员李广文。
这可真让我愣住了。杜子孚在二地委，怎么成了一分区政委，我怎么一下成了二分区政治委员？从何说起！从过去的工作来看，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是一次明显的人事大变动，也决定了我在边区的去留与命运。对此，我原有思想准备，但没有想过会到一个分区去做地方武装政治工作，在这么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我能干得了吗？
李广文回来了，问我的头一件事，就是：“文件看了没有？”
我说：“不用说，岂止是看了，还看了好几遍呢！这是极其重要的文件，它关系到边区当前的斗争。不过……”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是不是对文件的第三条，感到愕然？事先没给你通个气，其实也是开会时才告诉我的，算是征求我的意见。这里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刘庆陵同志不能担任一地委书记的工作。”李广文说，“在会议开始以前，就开了对他批判教育的会，并决定他不再担任地委书记。”
“他有什么问题，会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吗？”我感到很吃惊。究竟有多大的事情，受到这么严重的处理？
“说起来很简单，但影响很大。他和一地委宣传部长张博的小妹，从小就订了娃娃亲，后来又都干了革命工作。一次他们俩在村子里碰到，竟然不顾影响，未婚同居，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使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
“他们本来就是未婚夫妻，只是不该先斩后奏，影响固然不好，但这样处理，是否太严重了？”我仍然觉得无法接受。
“这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不允许这样做，且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小看此事，它关系到党和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李广文说，“本来刘庆陵担任地委书记并不久，但在干部中对他就有很多意见，他对同志高傲、主观，自以为是，常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地委多数同志，这些情况早已反映到区党委。就是没有这次突发事件，他也不可能在地委干多久。这次被免职到县里去工作一段时间，可能对他今后的工作大有益处。他本人也表示接受组织的处理。所以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人事调动的问题。”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调我去二分区做部队的政委，我可从来没干过这个工作呀？”
“你还没搞清楚？”平时很少言笑的李广文，也不禁笑了起来，“文件上宣布你为二分区政委，那是指建立军分区而言，三个军分区按规定都由地委书记兼任政委，你看我就是三分区政委，杜子孚是一地委书记兼一分区政委，组织已经决定你去接任杜子孚的二地委书记，这才会有政委职务的宣布嘛。”
这使我十分惊诧，我怎能担负和李广文相同的地委书记一职呢？边区有许许多多的老同志，无论在革命经历、斗争经验、熟悉本地情况等方面，都比我强得多。我怎么挑得起这么重的担子？我在广文面前真诚地表示，干不了这样的工作。
“你能够担起这个担子！”李广文的态度很诚恳，“咱们在三地委相处也有半年多了，有许多事，我尽量让你出主意和处理，不是都办得很好吗？区党委早有考虑，这次又征求我和杜子孚的意见，我们都很赞成。我有点小意见：你离开三地委，对我们来说，损失太大，不过小局服从大局，我怎能将你留下，不让你去担负更重要的工作呢？我向张晔同志提出让李炎同志来这里，他同意了，但还得过段时间，而且李炎同志向张晔同志诚恳表示，希望下来工作，要求不在地区，而是直接到县里工作，锻炼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这样我就等不及了，最后他们同意调二地委李援同志来接替你的组织部长。”
我又提到，为什么不让曹戎去干，而要我去，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李广文说，曹戎本人不愿意留此工作。再说巡视团任务告一段落，也需要有同志回去，向北方局汇报巡视的情况。
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决定，没有二话可说。几年中，我已调动过好几次工作，从来没感到有什么问题，唯独这一次，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让我感到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说真的，我难以想象，在这个岗位上，我会把事情搞成什么样子。
“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新的工作，可能是件好事，能够时刻提醒自己，抱着这种态度，团结好一起工作的同志，有事多和大家商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要有信心把工作做好，关键是一要谦虚、谨慎，二要相信自己。一个党的干部，党要你去挑重担，而且是你从未干过、又十分艰苦复杂的担子，你能不去挑吗？出点差错是难免的，只要你抱着这两种态度去努力，就能够把事情干好。记得当初我也和你现在一样，刚刚接受了党交给的硬担子，心情也十分矛盾，甚至于很痛苦，那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干，真不想接这个担子。反过来又想，入党干革命是咱自己选择的道路，不管有天大的困难，也得自己去承受，干不好就学着干好。现在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委你以重任，你怎么能没有信心呢？据我的观察，北方局抽调你们几人来边区是有所考虑的，现在是革命需要你担重任的时候，怎么能辜负组织对你的期望呢？”李广文接着说。
“我当然服从组织的决定，主要在思想上感到很大的压力，怕自己承担不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呀！”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咱们相处的这段时间，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个乐观、自信、不怕困难、不会轻易说‘不行，这种话的人，更不会跟自己的思想过不去。今天这种思想情绪，和你一贯的态度不相符，你应该坚决甩掉它，永远保持你那种开朗、实在、虚心、敢于承担责任的作风，勇敢地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吧。二分区、三分区都是在区党委领导下的兄弟地区，我衷心地期待你在二分区工作中的好消息。”李广文最后说。
看着李广文诚恳和信任的目光，我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
西风瑟瑟，稀疏的白杨树在寒风中簌簌作响，漫洼里七倒八歪的高梁秸，低垂匍匐的玉米茬子和豆秆，马颊河岸边笼罩着一阵阵秋去冬来的萧瑟景象。还是那个小张庄，昨天从朱家寨子出发，在德平北边住了一宿，今天又走了一整天，到了近黄昏的时分，才走到这里。半年多以前，我就是从小张庄走上朱家寨子这条道路，如今我又回来了。杜子孚和二地委的几个干部，还有地委带的一支小队伍，在村子里等着我的到来，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地委组织部长于梅先、机关秘书国珍。
几天来，心中空空荡荡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我从三地委到“编辑部”，本以为张晔、李其华准会有许多话要对我说，也会教我如何去做好地委的领导工作。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谈话竟是那么简单，我一心想的是与他们谈谈自己的思想，以及对工作的担忧等等，刚开口，就让张晔劈头盖脸地说了几句：“不要再说了，现在需要你去，你就爽爽快快地去，再说也无法改变。别那么顾虑重重，你是可以干好的嘛！”他嘻嘻哈哈地说了几句题外话，就催促我赶快去二地委，好让杜子孚立刻去一地委。时间不待，想抽空和李炎、袁振、辛国治等几个熟悉的同志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一夜工夫便跟随区党委派来的小队，起早贪黑地赶到小张庄。以后会怎么样？在我脑子里完全是一张白纸。
杜子孚也是紧紧张张急着要走的样子。区党委、一地委已经催了他好几次了。我来到二地委，按理说应该召集一次地委会，于梅先、邹玉峰、李援、孙子权，还应当包括徐尚武一齐参加，介绍二地委的环境和工作情况，他才好离去。杜子孚告诉我说，由于不清楚我来此的确切时间，地委的同志又都分散在各地，不好集中起来等待我的到来。等我来了，再召集人又来不及了，所以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直接与我面对面地交代工作。于梅先是组织部长，也是地委的第一助手，还分工领导德平、德县的工作，实际上他就住在地委机关，联系也很方便。
杜子孚谈得很仔细，地区环境、武装斗争和敌情、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县区地方武装都谈了，没用多少时间，大约从晚上谈到第二天上午，就基本上说得差不离了。
我原来的印象是：鲁北西部是边区开发最晚的新区。在三个地委中，是工作基础最差的一个区。听了杜子孚的介绍，确实如此。但也增加了新的印象，即在鲁北支队的大力开拓下，全区的活动范围一直在扩大，对敌斗争环境似乎比三地委还要好一些，范围也比三地委大一些。看来一个地区有无主力部队在此活动，确实是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主力部队，那会比三地委差得多。但从去年以来，敌伪明显加大了对这个地区的进攻，在陵县四、五区修了几个据点，平原八区马尧务也安上了鬼子的据点。这样部队就一直进不了陵县东部，我方在平原八区的活动范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主力部队的活动也遇到很大的困难，不能在一个地方长驻，只能在几个县之间大进大出流动式出击敌人。
1941年鲁北支队改编为十七团，两次打通清河的行动，特别是第二次行动，损失较大，部队的战斗力有所削弱，也使地区的斗争形势更为严峻。目前陵县、临邑主要靠县区武装打游击战坚持斗争。德县地区也只能在东部八、九区的几十个村庄活动。剩下一个德平县，曹五旅过去和八路军关系较为紧密，杨忠司令员曾经较长时间作为八路军派驻五旅的代表，帮助他们的工作，以后鲁北支队也时常帮助他们的抗敌活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曹五旅也在悄悄地变化，和八路军的关系渐渐疏远。德平城里也安上了鬼子的据点，他们和德平敌伪眉来眼去。现在虽然和八路军没有公开的摩擦，但我们也不得不提高警惕，德平也绝非平静的地方。
杜子孚说：目前这种状况，使地委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作为地委书记，连每月召开一次地委会的时间都不能保证。多数时间是他带领这支小武装，到各县游动，和分散的地委领导同志及各县的同志们碰头，谈谈工作，经常要很长时间才能召开一次会，和专署孙子权、王亦山的联系也是如此。如有时要开个碰头会，也要事先联系好，定下时间、地点，与大家见面。可以说，地委、专署、县委、县府多是各自为战，很少碰头。经过两年的磨炼，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活动方式，从而也锻炼出了在各自区域里坚持斗争的本领和能力。今年青纱帐期间，陵县四、五区恢复较好，区政权和武装已能坚持全区乡村的活动，敌伪据点基本被孤立，县政府和县大队也经常在几个区的边沿地带开展活动，目前正在向原来的中心地区挺进，那里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平原禹城那一块，主力部队已恢复了在那一带的经常活动，比陵县的环境还要好一些。
另外就是李援调三地委的事。他现在的职务是地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兼临邑县委书记，后者实际是他的主要工作。他调走以后，县委书记谁来干？杜子孚提出，可以向区党委提出，从一地委调个人来。但不知何时能来，临邑县又等不及；自己解决吧，一时又没个合适的对象。二地委所属的六个县中，平原禹城只有工委书记，临邑原来有李援，德平有周悦农，陵县、德县原来没有书记，而陵县、临邑又是斗争最艰苦、任务最繁重的两个县。杜子孚对此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无法再作什么主张，干脆把问题交给我来处理。
几个难题，突然推到我的面前，脑子里也不再空荡荡的了，一下塞进了这么多东西，该怎么办好呢？现在和在三地委大不一样，那里是遇事由李广文做主，事情也不会集中在一起发生。现在是由我站在李广文的位置上来处理问题，平心而论，我是毫无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而且处理问题的根据只是杜子孚给我的情况介绍。还有一位于梅先，也是边区土生土长的老同志，遇事他会帮我出主意，但最后还是由我做主，这可真是考验自己的能力呀！有什么办法呢，党已经把我推上了这个位置，路总得走下去呀！
杜子孚说走就走，只剩下我和于梅先两人在一起。这时我发现国珍也是一个有胆识有心计的人，他是具体办事的机关秘书，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具体情况，但不能参加讨论、发表意见，这是必须遵守的组织原则。于梅先则是能够承担责任的老同志，他比较熟悉情况，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对我谈了许多具体的情况，以帮我下定决心。经过几天的酝酿交流，我决定在李援来时同时召开一次地委会，作为我到任后的第一次委员会，大家见个面，和李援话别，在地委会上将一些问题摆到桌面上，大家统一思想，解决问题。
李援很快就到了，是我指派交通员送信给他，催他随交通员立刻赶回。在我离开三地委时，李广文曾当面嘱托我抓紧让李援来，他太需要助手和他一起干了，如果耽误时间，就太对不起李广文了。
李援和于梅先两人年龄相当，个头不高，说起话来声音凝重，好像不善言辞，但给人的感觉是朴实、真诚、认真，一个地道的山东汉子。
李援向我介绍了临邑县的情况：临邑全境有十来万人，在鲁北算个大县。抗战开始后，又是鲁北较早有抗战活动的县。八路军最早进入鲁北的几个县城中就有临邑，党组织建立的时间也比附近几个县早。同时它也是敌伪最早控制的县，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敌我双方就在这里展开拉锯战，临邑县城成了敌伪军在鲁北西部重要的据点。再加上临邑本地的民团、土匪头子何凤歧投入敌军怀抱，更使临邑的环境恶化。
何凤歧小名何狗子，曾经投靠过八路军，不久即反水投敌，成为鲁北西部危害最大的一股伪军势力。
从地理位置上看县城处于临邑全县的中心，加上四面沿公路的几个据点，无形之中把全县分割成几个豆腐块，使抗日活动极为困难。斗争始终激烈残酷。但临邑又是坚持斗争的核心所在，如它坚持不住，全地区就将被压缩在铁路以东一个狭小的地带之中，局面十分紧促，回旋困难。李援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提出，在徐尚武和他俩人离开临邑后，必须有得力的领导继续抓下去，绝不能丢掉这块阵地，它是关系全地区的大事。
我对李援的谈话印象深刻。他对临邑现状的分析，对未来斗争的估计以及对工作上的一些看法和建议，都很明确又切合实际，有些地方提得还比较尖锐。这时候我才感到，他在二地委，虽然排名最后，然而李广文却要他去做助手，说明李广文对干部的了解确非常人所能及。把李援提的这些意见拿到地委会上让大家议论一下，将会对今后的工作有所帮助。
由于环境和交通联系等等原因，人员不能在规定的时间里到齐，地委会不得不推迟。李援却不能等候太久，直到他走后几天，会议才得以召开。地委会其实就四个人，李援走后，我们等来的就只有邹玉峰一人。幸好专署的孙子权专员和王亦山秘书主任、分区司令员徐尚武也同时赶到，可以一起商量当前地方上的一些问题。我来二地委后，第一次与这么多人碰到一起。主力部队十七团的龙书金团长和新来的曾旭清政委没有来，因为按常规主力部队一般不参与地方的具体活动，但事实上，地区的一切工作，双方又难以分开。原来的做法是，地方的地委书记、专员和部队军政首长定期一齐开会，商讨本地区斗争的重大事项，这是既没有明确又事实存在的军政联席会议，我也准备照此办理，待开完地委会后再去平禹地区专门联系。
孙子权是一个诚实稳重而又比较固执的长者，人已近中年，身体很结实，是入党较早的老同志。专署的秘书主任王亦山，比他精明得多。本来秘书主任是个“二专员”的角色，确切说是专员的第一助手。他长得人高马大，身体很粗壮，简直不像个大学生，说话不紧不慢，很有条理。这之前，我听杜子孚、于梅先两人介绍过他的情况。他就是牟宜之当乐陵县长时的县政府秘书，抗战前夕，明知道有风险，牟宜之还是来接任乐陵县长一职，与老同学王亦山的说服鼓动有关。受牟宜之的邀请，王亦山又来帮助他的工作，他们一同来到乐陵发动群众，坚持抗战斗争，坚决靠拢八路军。牟宜之随同挺进纵队南下以后，又是他主持了乐陵抗日政府的工作。鲁北西部建立七专署，他才调过来担任秘书主任的工作。从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个能力、水平都很高的领导干部。
邹玉峰则是另一种类型，瘦小单薄的身躯，一点也不像河北、山东的汉子，可能还没有我的身体结实，但却十分精神，和别人谈话或在会议中，经常见他皱眉沉思，老是给人一种似乎对别人的意见有疑问，甚至不满意不同意的神气。其实他也没什么意见，但就是给人以难以琢磨的印象。在会议中，就他分管的地区和宣传工作，他谈得较多，其中特别提到在平禹地区，要抓紧部分地区现有的有利条件，开展“雇工增资”斗争，我觉得十分重要。但对整个地区斗争形势和一些大的问题，他涉及不多。几位同志中，只有徐尚武是个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人，和他刚从县里到地区来有关。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山东大汉，又没有军人的雄赳赳的模样，活像个村里的教书先生。
我们在一起谈的都是如何开展今后的工作或有什么新的招数，商讨杜子孚原来确定的工作如何继续进行。最后在两件事情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按照地委原定分头领导的办法，重新进行调整，也就是解决李援走后如何分工的问题。地委成员已由四人减为三人，邹玉峰位置不动，负责平原、禹城两县工作；于梅先暂兼临邑县委书记，并负责开辟济阳、齐河两地。他们的工作应是全地区向前发展扩大的重点所在。剩下北边的三个县，由我直接负责。并且再次明确，把地委领导中心重新进入陵县原中心区，和向南开辟齐河、济阳，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对敌斗争的主攻方向。同时考虑到专署目标较大，活动地点以陵县、平原两地为主。军分区才开始建设，部队人员主要从德平地方来，目前较多时间在德平、德县一带活动，今后要逐步向南运动，使部队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我提出的两点意见得到了与会同志们的同意，决定照此实施。实际上这是我来二地委打的第一炮，虽然不算什么大事，但却是我从杜子孚手里接过接力棒后，从三地委李广文那里学习到的领导方法和对敌斗争的经验的第一次实际运用。分头领导的方式却是完全承袭了杜子孚的办法，和三地委的领导方法大不一样。我首先考虑的是：二地委原来就是这样的做法，我初来乍到，不宜擅自修改。这个地区有这么多小豆腐块，活动分散，如不分头领导，集中在面上，各处跑跑，难以起到多大作用，至于我这一炮能否打响，心里也没个准。我提的意见，事先和于梅先商量过，得到了他的赞同和支持，因为这次工作的调整，实际上就是他个人工作和分工区域的调整。他二话没说，立即去接受新的任务。我从内心感谢他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现在，我将独立进行工作，负起我的责任。
会议刚完，人们纷纷散去，于梅先即和徐尚武联系，径往临邑，准备与原平原县长、拟接任临邑县县长的王其元会合，担负起坚持临邑、开辟济齐的任务。地委的几名干部和直属的武装小分队，由我率领继续在德县八、九区一带活动。我直接联系德县、德平和陵县三县党委和德县、陵县的县政府、县大队和独立的回民大队。我已定下目标，要尽快回到陵县原中心地带，安营扎寨，改变地委现在僻处德县一隅的状况。为此，眼前头一件事就是了解前段时间我方在那里的活动情况，以及陵县的历史与环境。我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机关秘书国珍就是陵县人，地委的武装小分队也是在陵县组建起来的，战士们也基本是陵县本地人。大多数人希望能打回陵县去，这正好可以帮助我了解更多的陵县的情况。陵县县委宣传委员刘秀峰在汇报中谈得很多很细。刘秀峰的个子又矮又小，其貌不扬。1940年日伪大“扫荡”以后，兼任陵县县委书记的邹玉锋转移到平原、禹城地区，刘秀峰则一直在敌情非常严重的两个区坚持工作和斗争。他有几次和敌人在村里面对面地对峙。一次，他和村里老少爷们儿，被鬼子堵在街上，他站在人群外边，一个伪军头目大声吆喝：那个小娃在干吗？还不赶快回家里去！他就这样溜出来了。
1940年下半年，敌伪军对陵县四、五区集中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残杀抗日军民，在有的村庄纵火烧房，同时在罗院、林子、滋镇、郑家寨、凤凰店、神头和盘河等地方安放了据点，使我方大部队不能进入活动，乡村党政和群众组织、民兵遭到破坏，受到损失。此时，几个区的干部和游击队没有趴下，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依靠当地群众，展开分散隐蔽的小武装活动，打击镇压一些附敌的汉奸、坏蛋，伺机袭击在村里骚扰抢掠的二鬼子，使据点里的敌人不敢贸然出动。在村里搞了两面政权，即有一个应付日伪军的村长，但真正的村长却是背后的抗日村长。经过一冬一春，逐渐将敌伪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到青纱帐起来时，日军人数减少，有的据点只留下伪军把守，滋博店、郑家寨两处据点也撤掉了。据点里的伪军，有的还偷偷向我方人员拉关系，送消息，卖子弹等等。一些村庄重建了党支部掌握的民兵小组，被敌人强迫填平的道沟大多又重新挖开。距据点近处，鬼子兵出来强迫再填，我方则集合周围村庄的民兵晚上再挖，有的反复多次，终于坚持下来了。目前除据点附近三两个村庄外，我们已能正常活动，即使敌伪出动“扫荡’’，也能安全转移，并可伺机打击。吴匡五县长率领的县大队，多次从周围地带进入中心区，大进大出开展游击战。尽管这几个区里据点密集，中心地带的村庄离据点大约十来！路，远的也只有十几里地，敌伪也不敢经常出动。我方大部队虽然ij不能在此常驻活动，但短期进驻或转移，已无大碍。
这个区域能够在敌军重压之下，顺利地坚持斗争，和这里的人巨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政府的深厚感情牢不可分。八路刍和抗日政府与陵县人民心连心，这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谈，而是由它察殊的历史原因铸成的。
很久以前，陵县境内就有民团、联防一类的民间军事组织，在兰地富豪劣绅的操纵下，自成区域，各霸一方，壁垒森严，互相之间律有械斗争闹之事发生，以至对立双方的老百姓也互不往来。抗战开姘后，旧政府垮台，日寇扶植的临时维持会、伪政权，拼命拉拢这些氏团、联防的头目，以维持其统治，使民团互相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贞形中形成西部于团、东部十八团两大团伙。
东部十八团，开始是十八个村庄联防形成的民团，以后扩大丑三、四、五几个区，有了自己的武装；西部于团，实际范围也不小于十八团，主要在县城附近一些大的村庄，也有自己的武装。于团是因团总于志良而得名的。于志良大字不识一个，干过几年活，民国十几年北伐前后，据说经人介绍参加过共产党，后来成了那一带民团的头领。于团和十八团之间积怨很深，相互隔绝，常生冲突，就连一方的姑娘嫁到对方，也会断绝与娘家的往来。
八路军挺进纵队部队进入鲁北以后，两个民团都联防戒备，拒绝八路军部队进入他们的联防范围以内。永兴支队南下经过十八团区域时，曾遭到阻击抵抗，部队主动撤退到其他地方。1939年3月，十八团和于团发生了激战，于团本来就打不过十八团，他们便求助于陵县的日伪军。日伪军正想一箭双雕，既控制于团，又征服十八团。激战中，十八团一些村庄被攻破，团长被杀。危急之时，驻在德平一带的八路军紧急援助，打垮了进犯的日伪军，解了十八团的危难，受到该地区人民的极大欢迎。从此这个地区就成为我党在鲁北西部一个堡垒式的游击根据地。十八团先是要求八路军派干部当团长，嗣后整个团参加了主力部队，随后建立起抗日人民政府和各个群众救亡组织，党的各级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军队、党组织、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犹如鱼水之情，相比之下，我们和于团的距离就拉开了一大截。在被我主力部队打击后，于团内部一些上层人物进一步投靠敌伪，以图抗衡我方部队。于团头目于志良在两团交战时被我方生俘，我方原拟教育后释放，没想到于志良被俘不久即自杀身亡，原设想的对于团的工作无形中已停顿，使我方至今未能进入该地区活动。1940年大“扫荡”后，主力部队撤出陵县地区，但部队在机动转移时仍时常经过这里。
今年，十七团龙书金团长率领部队自南向北行军，半夜时分，在三洄河村休息时，和一位老人拉呱，他问老人：“我们是八路军，你知道吗？害不害怕？”
老人笑着说：“同志，你怎么问这个呢，谁不知道，八路军狠狠打击日本鬼子和汉奸队，解救了咱们十八团。十八团的老少爷们儿，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八路军，我们永远跟八路军一起抗战到底呀！”
刘秀峰讲到这里动情地说：“不光是龙团长碰见的这位老人如此，我在好些村庄里，也听到不少类似的话。这里的人们对八路军，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人心又齐，所以在这里坚持斗争，是很安全很放心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