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县县长吴匡五穿着和老百姓一样的衣衫，比较整洁，要不是背上斜挂着一支三八盒子，还以为他是一个斯文的乡村教师哩。他个子不大，一张略微见方的脸貌有些苍老，眼睛里露出细细的血丝，显得相当疲劳。他走路、说话都很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真是一付教师的风度。看见他，眼前马上浮现出好几位教师形象的同志来。掐指一算，从踏上边区的土地之时，已经碰见了许多教师出身的人了。就拿到二地委后遇见的人来说吧，杜子孚、于梅先、李援、徐尚武、靳兴侯、刘秀峰无一例外。也许这是坚持敌后农村斗争的一个突出现象吧！他们有文化有知识，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人了党，自然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领导骨干，一点也不足为奇。吴匡五可谓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县长，也是县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我听刘秀峰介绍，吴匡五本是一个听见枪响就发憷的教书先生，由于斗争的需要，偏偏把他推上了一县之长的重要位置。他得到军队中老领导的教育和帮助。一位老同志看见他太斯文，书生气十足，曾经反复地告诉他：过去你从没听过枪响，一下子怎么能不胆怯？但是你应该想到你是一个革命者，革命要求你拿起枪杆子，和敌人战斗，除此之外你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是一县的军政之长，带领一大帮人战斗，大家都看着你，不能让大家看见你胆小怕枪响的形象吧。不管你心里如何想，紧不紧张，必须在大家面前镇定自若，任何时候，无论是战斗或是冲锋陷阵，都要走在大家的前面。关键是你要时刻想到自己的责任，想到一个革命者的崇高使命，你就不会自己乱了方寸。他铭记了老同志的关心和教导，实践了自己参加革命时的诺言，在恶劣的环境中毫不退缩，锻炼出冷静沉着的风格，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
刘秀峰说，上面所谈都是吴匡五自己告诉他的，也算是和陵县县委的同志们共勉。大家都应该永远保持坚定沉着、勇于战斗的作风。刘秀峰还提到吴匡五在陵县时，像徐尚武在临邑一样，在频繁的战斗中，在人民群众当中树立了英勇善战的形象。吴匡五、徐尚武和商河的王权伍，这三个“五”都是在敌伪军眼中挂了号的呀，最后他还冒了一句：“吴县长绝不会比徐县长差到哪里！”
吴匡五谈了一年来他在陵县怎样坚持战斗，以及陵县的环境与形势，和刘秀峰谈的大体一致。其中许多具体活动，大都是他自己经历的，也就更具体。大“扫荡”以后，他率领县大队始终坚持在陵县县境范围以内。开始一段时间，是背靠德县、德平、临邑的边境，经常出没于陵县境内，快进快出，出其不意，惩治汉奸。到青纱帐起来后，他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三、四、五区，原陵县中心地区一带活动，打过几次小仗，使据点里的伪军不敢轻举妄动。找寻敌伪军的薄弱地方，予以打击，打了就走，避免部队的损失。在经常活动的村里，则在夜里集合村民宣讲形势，宣讲如何抗击日伪军，教育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支持县区政府和游击大队的一切抗日活动。
“老地方的群众真好呵！”吴匡五动情地说，“为什么能够在逆甥中坚持下来，全靠人民群众对县区政府和武装部队的支持，他们和歌们心连心。在最困难的时候，群众时时刻刻掩护县区武装，掩护县区干部，那可真是什么方法都用上了。”
他还提到刘秀峰被敌伪军包围在村子里，如何装成小孩子溜脱能故事：“要不是村里人们的掩护，他很可能已经出事了。”吴匡五反过来又强调了另一面，“咱们一进去，也是给那里人们的鼓舞，增加搅敌的信心。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各项工作基本上都恢复了，我们的武装大队虽然不能在一个地方长驻不动，要在几个区里来回游动，已经有了百分之百的安全感。与去年大‘扫荡，以前相比，就是多了几个据点，别的就不差什么了。我们现在的活动，尽量往过去我们很少活动，长期被敌伪控制的村、乡延伸。比如说于团地区，以前我们进不去，现在这个网已被撕开，我们二区队已经活动到神头周围，距县城也不过十七八里地。”
吴匡五还谈到另外一个道理，就是陵县在鲁北的地理位置，有利于老地方几个区坚持斗争。陵县在敌我双方眼里的位置也不相同。在我方，它是二专区贯通南北的中心地带；在敌方，却是临邑、商河之后的一个偏僻的县份。陵县和德县又极其相似，县城都偏在西边一隅，我们的老中心区离县城有四五十里之远，这和临邑、商河几处大不一样，那里的县城都在全县中央，到哪里都差不多远。所以这里的敌伪军只能叹气，真的是鞭长莫及呀！
“这话很有说服力，亏他想得那么仔细。”我由衷地感到吴匡五的精明和坚强，毫无疑问，这些看法都是在这一年的艰苦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他帮助我坚定了进入陵县、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当吴匡五明白了我的意图，是要在了解了陵县目前的状况后，准备地委领导重新回到陵县老中心区时，他表示极大的支持。
“前两年，陵县一直是咱鲁北西部的中心根据地嘛，还在东西两个地委分设以前，代表鲁北地委坐镇西部地区的‘八四三，就是以陵县四、五区作为依托，来指挥其他各县工作的。在‘八四三’的领导指挥下，我们在陵县工作，那是十分红火的日子。村村都成立农会、识字班、青抗先、儿童团和民兵，许多小伙子参加了八路军，‘八四三’的名字，在这里是家喻户晓。不论干部还是老百姓，抗日的情绪高涨得很呀！去年敌人大‘扫荡’，安上了据点，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干了，地委专署也离开了陵县地区，谁知道在老百姓心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呀？现在地委决定要把活动中心重新转回陵县，等于向人民群众宣布，咱们中心区又回来了，也是对陵县这一年斗争的肯定和鼓劲呀！”
我提醒他，先别估计得那样高，几个干部，一支小队伍，能起多大作用？况且目前敌伪大军压境，据点密布，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原来的局面。
“那样公开的大张旗鼓的局面，眼前自然不可能，不过实际控制权在我们手里，现在就是这个局面了。”吴匡五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充满了自信。
我还问吴匡五，临邑城北最近的情况怎样？因为杜子孚、于梅先、李援都先后对我谈到这块地方：敌伪盘踞临邑县城，在全县的中心位置，使全县分割成几块，县府、县大队主要活动于城南、城东南一边。要开拓济阳一带新区，向城北、城西活动就有困难，力所不及。城北原有一个区，与在沙河南北的陵县五区距离很近。地委、专署早已确定将此区划给陵县管辖，要求陵县县大队尽快进入该区活动，以开拓新地区。吴匡五说不久前，地委、专署已通知他，而他也正准备报告地委、专署，他们已经与那个区的同志接上了头，将该区暂划为陵县六区。他已率领县大队到沙河南沿去过两次，下一步准备逐步向南伸进，把我方的实际控制区往前推进一大步。我很高兴地告诉吴匡五，待我处理完德县、平禹和分区的一些事情后，即与陵县县大队一同进入老地方，一同去城北活动，我们就这样约定了。
听了几个同志谈的情况，我也深深为之感动，仔细地想一想，确实是到了回到那一片土地的时候了。
在接触陵县的同志，了解情况，准备进入陵县的同时，我已意识到有几件事要先作处理，其中一项就是德县的人事安排。在于梅先南去以后，这个问题就更为紧迫。德县的县政府、县大队早已成立，但党的县委一直没有组建。抗战开始时，德县曾建立有秘密的党小组，人数不多。建立政权以后，这些人都先后担任了政府和游击大队的工作，无形中党小组就不存在了，但是县的党工委老是建立不起来，什么事都得地委做主。最早时地委在西部只有一个代表就是邹玉峰，他说了算。杜子孚来了后，二地委成立，仍然没有组建起工委，什么事还是地委直接过问。今年初，杜子孚宣布正式成立德县党工委，由于梅先带着三个年轻党员，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到处奔跑，办了一些事，老百姓也给他们说过不少的好话，实际上就是于梅先兼管德县的事而已。于梅先介绍这三位党员的情况时说，他们入党时间不长，年纪也小一些，但是有文化，有一定的革命觉悟，又都是从德县城里跑出来参加抗日斗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表现一直不错，将来会成长为好党员、好干部的，现在他们暂时还挑不起大梁，还得有人领着他们干几年才行。政权里，除开县长秘书、大队副几人，目前抽不出人来。还有两个区长，张龙和张搏也很能干，但区里真离不开他们，别人顶不了这个能文能武的活，再说一下上到县里工作也没有把握。杜子孚和于梅先反复权衡，无法解决，曾向区党委要求，从津南地区调干部来德县任县委书记，因为一时解决不了，就这样拖下来了。但那时地委还有一个李援，把南边的事撑住，于梅先有时也来帮助德县的事。杜子孚、李援一走，这事就全压在我的肩膀上了，上下左右一齐挑，怎么担得起呢？
在德县活动的间隙，我和县长张硕、秘书武连鹏、科长魏国光、张龙、张搏和张肥、杨国栋、刘之光三位年轻同志分别接触、谈话。对他们的工作，办事能力，斗争中的表现都很放心。但张硕为人性急、偏颇，政策上很不稳当，本人又有严重的肺病、哮喘，时常卧病不起，工作全靠武连鹏以秘书身份一肩双挑，对现在的工作极为不利，无法再打别的主意。两区两张在德县目前的情况下，确实不能变动。至于三位青年同志，我发现他们互有长短。于梅先认为杨国栋是最优秀的一个，他为人稳重、诚实，学习最好，但很斯文、胆怯、腼腆，差不多和任何人说话都会满脸通红，如果这个形象不能改变的话，独立去承担重任将会十分困难；刘之光谈起话来，对答如流，反应很快，人很敏感、果断，对组织上交办之事，说干就干，不怕承担责任。但于梅先却告诉我，要小心他浮躁、做事不踏实的毛病，相比之下，他认为张肥这人要中和一些，既不像杨国栋那样腼腆、胆怯，又不像刘之光那样浮躁、不踏实，有可能张肥比他们两人迈出的步子要早，成熟更快。他甚至于设想将来调张肥到地委组织部，做他的助手。我对这三位同志的看法与于梅先并不完全一致，但要尊重他的意见，毕竟我到二地委才个把月时间，而他对这三个同志已有一两年时间的了解，我不能以短时间的印象代替地委组织部长的意见。问题是，德县目前的实际问题怎么解决？紧要的是要有一位工委书记，在地委不能直接管德县具体工作情况下，独立地领导德县的工作和对敌斗争，可以大胆设想让这几个同志参加工委，形成工委的集体领导，但不能在他们当中选拔第一把手。就以现在条件较好的张肥来说，也太稚嫩了些。张肥是张硕县长的亲弟弟，在他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与张硕相差甚远。
德县、德平和陵县领导干部的配置问题，须从现有人员条件出发通盘考虑，在我了解和观察到的几处干部中间，尽量做出能适应斗争需要的安排，现实的斗争需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青纱帐倒下后几个月，德县东部和德平、宁津边上，敌军几个据点的人数增加，边临镇、义渡口几处敌伪军频繁出动，预示着这个地区也将进入敌情紧张、斗争形势严峻的时期。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了。我反复问自己，难道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吗？回答是肯定的，只能作这一选择。但是做这么大的调整，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必须在下一次地委会上讨论，慎重地作出决定，而且于梅先、邹玉峰、孙子权等同志对此事的意见，或许比我的意见高出一筹，毕竟他们在此时间久，不管对人对事都太熟悉了。
和孙子权、王亦山开了一个碰头会，这是孙子权在我来二地委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从地、专到县到区都是如此，地、县书记和专员、县长最少每月要安排一次碰头会，讨论全区形势和政权工作。我是新来的地委书记，作为专署的党的负责人，必须定期向我汇报工作，有重大问题，等待我作出决定后实施。这种领导制度，是我在三地委工作时就开始执行的。那时我和李广文一起，讨论专署有关工作，谈话方式比较灵活，最后由李广文拍板，决定事情如何处理，如何干。现在我同样处在主要决策人的位置上，我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又有点诚惶诚恐，惴惴不安。因为无论从年龄、党龄、文化与实际工作能力，都不如他们。但是孙子权却表现出了对党组织，包括对我的非常尊重，一定要尽快向我汇报工作。为此，他们推迟了巡回工作的计划，安排在德县、德平、陵县之间驻扎未走，以便和我一齐开碰头会，使我心中愈加过意不去，我能对他们的要求说什么呢？
听了他俩的谈话，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工作十分艰难，困难重重。在战争状态下，政权是抗日斗争的一面旗帜。在敌伪顽的重重包围下，昭示它的公开存在，在人们心目中，这里永远是中国的领土，政府照常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国家不会亡。为了抗日政权的公开存在，每一步行动，都得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完成。现在全专区能够管到多少乡村？配合部队的行动，能够开辟多少新控制地区？这是对抗日政权的严重考验。政权本身有许多工作要做，征收粮钱，维持军政开支，打击汉奸、恶霸，维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在我们这个地区，还要培养两面的村政权，在群众中进行经常的、公开的抗日宣传教育。眼前最迫切也是最难的就是征收钱粮，是必须马上办理的事。仅此事就花费了很大的力气，还很难做好。我方政权现在能控制的地区，一般都遭受过敌伪多次的蹂躏搜刮。作为两面的村政权，免不了要向敌伪缴纳花销，就形成了两面负担，老百姓真的负担不起，只能咬牙承受。我们的部队处在极其困难中，不得不向敌占区地主老财伸手，索取钱粮，再加上没收汉奸财产等以维持需要。根据地的村庄由于部队流动性大，在各个村子住的时间也长短不一，住得久的村庄负担就重。政府虽然有通知，每年结算和平衡各村负担，实际上难以办到。村里管事的人常常自作主张，没有按政策办，贫苦农民的负担减不下来。减租减息只在陵县、平原一部分区域实行过，敌情严重以后，实际已经停顿。尽管政府号召提倡公平负担、减轻农民负担，到头来也难以落实。
他俩提出的一大堆问题，现实的一些做法，明显不符合北方局有关敌后根据地政策问题的指示精神。但在艰苦的环境下，有的不得不继续那样干。摆出这么多问题，主要是研究讨论，并不是都要我拿出解决办法。但是我的工作职责，要求我责无旁贷地处理这些问题，不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更何况我来边区巡视检查，就是带着这个“政策问题”的文件精神，来帮助地方政权执行党的政策的，我总不能讲的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做的是违反政策或者说轻一点是不符合政策的事嘛。
最后我们三人基本达成一致，对于党的政策，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动摇。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允许有灵活性。譬如：向敌占区村庄征收钱粮是必要的，没收汉奸财产等，和党的政策规定并不矛盾。但它的核心所在是要明确具体的界限，不能任意扩大罚没的范围，打击过宽，形成政策上的混乱。处理这些问题的尺度，都是政府或者说就是专署具体掌握办理的，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即村里如何实施公平负担，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政府要对村里具体管事的人员进行教育，要求他们贯彻执行抗日人民政府的有关政策。至于能否办到，还在于加强党的乡村力量，使村政权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以深人贯彻党的各项政策。目前许多村庄还没有党的小组或支部，党委要抓紧建立或恢复、重建党支部，使其真正发挥其在农村斗争中的堡垒作用。
除了钱粮、负担问题而外，我们还讨论了实行“三三制”政权的事。对此，他们两人都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认为这是抗日政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特征所在。尽管鲁北现实的条件，实行起来有困难，主要是选择对象与被选择对象本人的意愿，两者都不容易，但不能以此为由搁置不办，要有时间规划，努力去争取此事的早日实现。这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也是我们大家的奋斗目标。
这个碰头会，使我有了“过了关”的感觉。彼此间都表示了互相尊重，谈话很随便，没有拘束感。讨论严肃认真，气氛融洽活泼。最后以我的意见为准处理问题，但其中绝大部分是综合了三人的意见。他们以汇报的形式谈问题，我从汇报中得到启发，学到了不少东西。一个碰头会，大家各有所得，开会前我的紧张心态，在开完会后得到缓和。经过这次初步尝试，对自己该做的工作，多少有了点底。在讨论和汇报中接触到的形势，抗日斗争、政权工作中的诸多问题，令人产生了一种难以招架的沉重压力。这才仅仅是个开始，还不知有多少难题、多少困难在等待着我。革命与战争把我推上这样的位置，党把这副沉重的担子、重要的责任交给我这个年轻的党员，只有义无反顾、奋勇向前去做好。因为我已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我寻思，一个理论水平不高、实践经验欠缺的年轻人，能够驾驭好这艘在大风浪里航行的船吗？回答是，只能在斗争中学会本领，从党的指示中找力量，尽自己所能去努力做好工作，成败利钝，非自己所能计也。
总的来看，平禹、德县暂时还比较平静，工作进展较为顺利。临邑城周围仍是困难很大的地区，但城南和毗连的济阳部分地区，情况较好，便于县区武装和政权活动，开展党政的基层工作。于梅先对济阳地段工作的开展和坚持临邑南部的工作很有信心。临邑城西直到平原、禹城、齐河北部这一片，主力部队以平禹中心地区为依托，正向齐河、禹城边界敌占区伸进。齐河北部条件较好，有利活动，但地方未建立组织，由于禹城县力量薄弱，难以进入这一敌占区。对部队提出帮助建立齐河抗日政权一事，都很赞同，地方也要尽力开展禹城敌占区的活动。
邹玉峰提出趁平禹中心区相对稳定之时，要不失时机地发动基本群众，满足群众要求，开展一次雇工增资的群众运动，借以组织基本群众，巩固乡村政权和群众组织，进行对敌斗争。孙子权对此提出一些看法，主要是担心发动起来以后，是否会影响农村的稳定，是否有利于对敌斗争。于梅先赞成邹玉峰的设想，认为我们开展抗日斗争，离不开基本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对基本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不能不问不理。
最后我表示支持邹玉峰的意见，但在运动中要掌握好政策，做好农村中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以利于建设“三三制”的农村政权。我陈述了北部陵县的现状，地委中心进入陵县老区的行动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同意，大家都赞同对三县党的县委、工委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三县工作的现状。我和于梅先交谈了对人事调整的意见，摆出我的想法，由他在会上拿出具体名单。地委会上大家都同意调德平的周悦农任陵县县委书记，德平县工委书记暂由组织部长李仁代理。此事几经酝酿，德平没有政权和地方武装，工作相对单纯，调出周悦农对其影响不大。而我则认为周悦农的水平，足以胜任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县的工作。我的看法却未得到于梅先、邹玉峰的响应。他们对周悦农的看法似有不同，未置可否，但都很赞成从德平调干部出来，毕竟这里的干部很缺，周悦农是任职较久的县委书记，这也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调整方案了。
为了重点加强和健全陵县县委的领导，除了周悦农和原县委组织部曹明惠，县委执委王战亭而外，又将地委秘书国珍调去任县委宣传部长，加上吴匡五县长，陵县的党政领导可谓是全区最健全的班子了。
调国珍去陵县工作，是我主动提出的，于梅先、邹玉峰也都赞同，但他们都担心地委这个小机关，大小工作全靠国珍，是协助我的日常工作的唯一助手，他走后，谁来协助我办点事呢？我以为尽快加强和健全陵县县委，让他独立挑重担，对整个地区才是最重要的，我愿意这样办理，他们也就不反对了。
德县成立党的工委，刘秀峰去任工委书记，杨国栋、刘之光分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德县党工委的领导班子问题也解决了。杨国栋、刘之光正式参加工委，形成党的集体领导，于梅先认为这样比较好。德县工委干部安排中，缺少一个张肥，由于于梅先原来的意见，考虑调他到地委组织部当组织科长，也可顶替国珍走后地委机关的管家一职，还有另一因素，即张肥和张硕是弟兄，同在县委工作不太合适。有趣的是这次安排无意中形成了刘秀峰一国珍一张肥三人像走马灯似的调换。
地委所有同志包括参加会议的孙子权、徐尚武，都认为这一调整是我区工作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一个月来我酝酿考察的结果。我的心情非常舒畅。
会上还商定了一件小事，确定地县委同志的代号。在边区的战争环境中，从区党委到县委，一般都不用本名活动，边区本地的同志，尤是如此，以避免敌人的破坏。代号沿用部队办法，以数字排列。我来地委后，国珍就向我介绍过去使用的代号：鲁北地委周东光、李广文用的是“八四一”，宣传部长邹玉峰是“八四三”，二地委杜子孚是“五O一”，于梅先是“五O二”，邹玉峰自然成了“五O三”。县委代号由他们自定，报地委备查。我的想法是，地县委同志和军队不同，多数时间在农村和群众中活动，使用数字代号，对于安全和保密反而不利。我主张分别以“大哥”“二哥”“三哥”为地委代号，县里可如法炮制，由地委搞个统一的化名作为代号，如：陵县县委以“王景”二字代表县委，县委同志分别以“王景芳”“王景茗”“王景华”“王景芝”作为代号，如县委书记周悦农就以“王景芳”为代号，并以此类推。此建议得到大家认可，就这样开始执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