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楼喋血天昏乱，长夜悲歌动地哀。
五载艰辛志不竭，收拾山河待重来。
《王楼》（1943年作）
七百人家没海涛，区区孤岛一浪消。
谁知百载沧桑后，竟是安全避敌礁。
《南望子岛》（1943年作）
一、地委与十七团
有关军分区成立的事，我来二地委时，已与徐尚武作过简单交谈，尔后他去了临邑，很快又回到德县、德平，住在津浦支队，筹划成立军分区的相关事宜。我们约定时间一起参加军分区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司令、政委、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四人参加的会议。军分区成立也很简单，徐尚武、孙长江①到场，在现有干部和直属部队的会上，由靳兴侯主持并宣布任命，徐尚武讲话就算成立了。军分区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要商定的事情很多，按照要求，由我来主持会议。现在要成立二军分区，区党委、军区基本是按照杜子孚和地委提出的方案研究的。为什么要徐尚武任分区司令员呢？因为他担任临邑县长这几年，临邑县大队和敌伪军战斗较多，还打掉过几个二鬼子局子，在鲁北小有名气，济南敌占区的报纸，差不多每天都有报道“鲁北共军杨忠、徐尚武两部和日伪军作战”的消息，两人都多次被报道已经死亡等等。可见他在敌伪军中的影响确实不小。如从地方上挑选人员的话，他应是最理想的人选。其实徐尚武也是教书匠出身，他打仗全靠手下有个手枪队队长路虎子，袭击敌军，打掉汉奸局子，多半是靠他去干。像徐尚武这样的县长，以及平原县的王其元，陵县的吴匡五都是勇猛善战，彼此不分上下，但是徐尚武的名气大得多，所以还是他比较合适。徐尚武到军分区后，王其元准备接替他的工作，专署民政科长周今生去平原接替王其元的工作。
临邑环境艰苦，任务繁重。徐尚武到军分区，只带走了路虎子的手枪队，县大队原封不动。分区的部队包括德平活动的津浦支队、专署的警卫队、地委直管的小队。可以想象，这样拼凑起来的队伍，战斗力肯定不强，只能靠以后在斗争中经受锻炼，逐渐发展壮大。二分区的实力比不上三分区，因为把在新海、盐山活动的一个支队调作三分区的直属队，实际力量自然增强了几分，二分区什么时候能够赶上就靠我们自己今后的努力了。
对于军分区的成立，大家的看法大同小异，只有孙长江因为初到，言语含蓄，莫测高深。大家都觉得成立军分区，不是简单的小事，似乎做起来又很简单。就是在津浦支队的基础上，重新调配一些人，再宣布上级的命令罢了。但实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拼凑起来的班子，大部分人都没在正规部队干过，连司令、参谋长都是如此，我这个政委还不如他们，从未当过兵，打过仗。孙长江稍好些，他原来在六支队政治部工作过两年，能说会道。但他也没干过军事工作，对部队建设怕是连火门都摸不到。既然已经干上了，只能在战争中边干边学了。大家在一起议论几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部队的代号，确定现有几支队伍的编制。军分区的名字不能对外公开，否则会泄露边区有几个军分区的秘密，沿用津浦支队比较好些，考虑到靳兴侯从支队长变成参谋长，是否会在德平一带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什么影响？虽然他本人没有说什么，但大家还是感到那样做不妥，最后决定用七支队作代号，因为专署现在用的是七专署名称，这样就统一了。徐尚武和靳兴侯已经商定好了部队的编制，津浦支队原有的三个中队，作为分区一、二、三中队，专署的警卫队作为四中队，我建议地委的小武装也用中队编制，定名为青年武装队，临邑路有水的队伍改称特务大队，连同李玉池率领的回民大队，大小有四个中队，两个大队，一个小队，实际人数并不多。
第二是部队的活动范围和主攻方向。按照规定，军分区应当指挥管理各县的县大队，但实际上县大队都是“守土有责”，在各县范围内活动，专署地委的武装也是为专署地委的行动服务。军分区能够掌握的也就是三个中队和特务大队，暂时只能以德平、德县一带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范围，逐步向其他县发展。与主力部队活动的地区适当地划分，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部署。
最后谈到部队的战斗力，怎样作战。靳兴侯坦言，津浦支队极少参加战斗，和日军还没有进行过面对面的作战，缺乏战斗的锻炼，按现在的战斗力，还不能成为地方武装部队的骨干力量，比起临邑、陵县县大队的战斗力要差一些。徐尚武也认为，这支队伍长年在德平一带活动，平时参加战斗少，论战斗力确实赶不上临邑大队，如目前到一些县里活动，可以和县大队结合在一起，配合县区行动，打击敌伪，逐渐锻炼自己的战斗力。我则提出，分区要主动联系主力部队，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在他们的带动下，提高分区部队的战斗力。分区成立以后，即刻去平禹地区，和主力部队的同志会商当前的工作，实际就是主动配合部队的工作。我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并且确定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率领三个中队，继续在德平、德县一带活动和整训，配合德县大队和回民大队的战斗行动。徐司令和我率领特务大队、青年武装队南下平禹，穿过陵县二区、三区地界，越过陵临公路，进入平禹和主力部队接头。
转眼间我到二地委已经二十来天了，早应该去十七团，和主力部队的同志见面。此时，从组织体制上讲，主力部队和地方党委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地方局面的开拓，实际上是主力部队打开局面后才得以形成。鲁北西部党政工作的开辟、发展，即是鲁北支队进入以后的成果。二地委七专署也是配合它的行动而展开地方的各项工作，形成了部队行动依托的基地。我们所处之地还算不上是敌后游击根据地，离开主力部队的活动，我们将难以生存。我们也是根据部队的行动来确定我们的工作方向。按理说，我早就应该到部队，上门造访，听取部队同志对地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部队目前也处于严峻而艰难的时期，也需要与地方的同志见面交流，得到地方对部队工作的支持。因为杜子孚走前曾交代，他已和部队同志多次接触，对双方的情况已经了解和沟通，可以稍过段时间再去部队交谈。我新来乍到，先了解一下部分地区的环境和工作情况，对工作更为有利。因此把与部队交流的事暂推后进行，现在应该是时候了。
我拉着徐尚武、孙子权，三人一同去十七团，也就是说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未来的一把手一起去。为了尊重主力部队老大哥，这是必需的。我们到时，十七团团部警卫连正在上操，战士们刚换穿了新棉衣，队列整齐，步伐有力，精神面貌非常好。“经过这段时间的休整、补充，比起夹河战斗以后那段时间，算是稍稍缓过一点气了。”龙书金团长对我们三人谈到。
我以前见过他一次，还是巡视团刚到边区，在军区、区党委大会上，但没有机会与他交谈。他身材高大，略显清瘦，声音不高，有点文质彬彬，却显示了标准的军人
风范。据说他当兵以来多次负伤，光在鲁北地区就有三次，最近一次负伤是夹河战役。当时因他不能行动，就命令警卫员开枪打自己。警卫员拼着性命，硬是在漫洼地里背着他突出重围，跟上部队。他的伤势才痊愈不久。他和曾旭清政委热情接待我们三人
事前我们已经知道，军区近来有电报，任命龙书金为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十七团团长，明确他是边区军政领导成员。但他并未给人“上级首长”的感觉，而是把我们作为同一战壕里作战的同志来对待。他言语不多，倒是曾旭清政委谈话占了大部分时间。
曾旭清个头不高，川北老红军，刚从总部调来边区，和我到二地委的时间差不多。他很健谈，对部队和地方的情况了解较多。
他俩都期盼我早日和他们见面，共商地区部队和地方的大计，他们有很多事想和大家一起聊聊。我能感觉到，他们或多或少有点埋怨我来晚了的意思。
曾政委一再谈到，部队从夹河战斗后撤回老窝，损失很大，元气大伤，急盼得到地方的支援和补充。前段时间地方上来不及解决这些事，以至许多事不得不由部队自己去解决。
龙团长这时插了句话：“我知道地委、专署都是新成立的，没有力量，本身也很困难，但是部队困难更大，还得靠地方支援嘛。”他们提了一个积极的建议，部队准备开辟齐河北部沦陷区。经过了解，那里敌伪力量薄弱，老百姓支持八路军进入，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这个行动需要地方的配合与支持，禹城、临邑的县政府、县大队距离很近，可以进去，最主要的是建立起齐河的抗日政府，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部队在困难大、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愿意抽队伍抽干部，把抗日政府组建起来，请地方上考虑能否予以同意。
部队同志的意见，我感到条条有理，不禁心里猜想，杜子孚交代工作时，为什么没有强调这些问题？地方政府全力支持主力部队，搞好和主力部队的关系等，是二地委特别突出的问题。
我在三地委时，那里没有主力部队，客观上不存在这个问题。一地委只是执行区党委和六旅的决定。
唯独二地委要和主力部队直接打交道。事实上，没有主力部队，没有鲁北支队，地方上的工作怎么开展？没有及时和十七团联系，及时地支持十七团的行动，简直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革命工作已经把我推上了一把手的位置，绝不能以杜子孚没有具体交代为理由而推卸责任，我理应马上向部队同志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但一时又说不出口，只能简单地向他们表示歉意。至于支持、补充主力部队的事，就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地方上现有条件确实难以办到。如果早些和部队同志接触沟通，使他们能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相信彼此间的隔阂是能够化解的。龙书金团长的话语中，就表达了对地方同志的体谅。
至于谈到开辟齐河地区，本来是部队要求地方配合跟进，反倒成了部队抽调干部帮助地方建设县政权，这能不同意吗？还没等我说话，孙子权已经抢先接过话说：非常感谢部队对建立齐河县政权的帮助和支持。他的话让我颇感意外，毕竟这么重大的事，尽管大家都赞同，还是应该在地委会上议定，哪能这样简单地一口答应下来？但他已说出了口，我只能接着发言，表示赞同，但要等我们在地委会上议定后即办，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龙书金团长和曾旭清政委对此表示理解。
第一次见面就有这么多的事，但是大家把话说开了，彼此间都很支持与理解。因为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革命同志，有意见摆到桌面上，畅所欲言，什么问题都可解决，什么困难都可克服。我深深感到两位老红军像老大哥一样，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毛头同志般的关心和爱护，使我当时紧张惶恐的心情放松下来。他们还谈到部队为什么对开辟齐河北部很有信心，原因是团里的参谋长李聚五是齐河县人，在齐河当地很有影响力。有了这个有利条件，部队就能及时掌握当地的情况，联系当地群众，可以大胆进入活动，开展抗日斗争，很快地建立起抗日县政府。此时我的心情也非常激动，对部队同志深表谢意，并立即表示，地委会马上去办理相关事宜，决不拖延。
离开部队以后，我们三人谈及此次碰头，徐尚武默默无语，他的性格内向，平时就不多说话，现在更因为部队同志的意见，明显是对我来的，他更不好说什么了。只是觉得，要地方上出力，解决部队当前的困难，地方上确实难以办到。孙子权则直言不讳地说，我和部队同志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也有同感。作为地委书记，遇事考虑问题应该全面些，要有好的工作方法，首先应抓全区的大事，抓全面工作，不能老是往下跑，分散精力，丢了重点。在此之前，他与龙书金团长曾见过面，听了他们的一些意见，但因为我不在，他也没有转告，以至把问题拖到现在。说到具体的事，他的调子比徐尚武还要执拗。他认为，地方现在比部队还要困难，现有一点点力量，维持眼前斗争局面已属不易，看来谁靠谁都不行，只能是团结合作，大家一起克服困难。他非常赞同地方积极主动配合部队开拓齐河新区的工作。
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心里反复思考，想起张晔常常说的话：“我们都是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依靠主力部队，支持主力部队比我们自身的战斗更重要，没有强大的主力军，我们的斗争将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能以为我们都在战斗，就可以平起平坐，各不相顾，那样只能导致斗争的失败。”我自以为是领会和接受了这一思想，但在现实斗争中却未做到这一点，也没想到在地委一班人中强调和倡导这一思想。不管有什么客观理由，我是难辞其咎。
在接下来的地委会上，这个问题照样反映出来。我转述了部队领导同志的意见，大家议论时，于梅先、邹玉峰也和徐尚武、孙子权的说法一样，认为部队对地方的力量估计高了，地方不是不想支持部队，而是本身无力量，更需要部队的支持，有意见也没用嘛。面对大家的这种情绪，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想法不知不觉中被冲淡了。对部队同志的意见，仍然没有深入讨论，只是承认和主力部队接触不及时，情况交流不够。对部队提出的向齐河进军，帮助建立齐河抗日政权等事宜，大家一致表示赞同，并积极配合部队的行动。
二、开辟齐河新区
按以往的情况，地委会议前后，地委主要领导同志一般要和主力部队领导碰头。由于部队同志希望更早一点碰头，这次地委会后我们打破惯例，地委连同孙、徐等五个同志一同前往十七团，成了一个扩大的碰头会。
和上次碰头会时彼此都较沉闷的心情不同，龙书金、曾旭清、李恒泉几人都是服装整齐，精神抖擞，神情欢快兴奋。龙书金仍然话语不多，李恒泉按军队的习惯，在司令政委面前也不主动开口，还是曾政委侃侃而谈。他还是重述了从9月打通清河战斗前线撤回此地的情况：部队减员严重，部队情绪低落，地方上的补给又办不到，只能靠部队自己想办法。这段时间，部队主要展开外线活动，上次曾向地i同志谈到，向齐河、禹城新区活动的计划，目前就按这个计划展开j动。原来估计这个地区长期被敌伪控制，行动会比较困难，但结果j出人意料，那里的人民群众对抗日军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欢迎部l的进入。附近的几个伪军据点，缺兵少将，不会给部队太大的威肋部队在那里住个十天半月，也没发现什么敌情。那么多的群众踊跃i军，使部队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补充了一大批新兵，恢复到东进E前的兵员水平，现在从团到连里，战士们都斗志昂扬，信心百倍。无怪乎部队领导个个都眉飞色舞，情绪高涨。我们几个听了曾西委的叙述，也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但是冷静一想，又感到有个谜团刁解。部队到了新区能够发动这么多的人参军，而我们这些老区却为利么这样艰难，一筹莫展呢？难道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或是不敢公刃动员，怕群众不能接受，致使坐失良机？很值得我们地方同志认真橙查自己的工作了。我环顾了一下在座的几位地方同志，从他们的眼里'似乎既有高兴，又有迷茫的神情，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到家而在内心自我谴责。
曾旭清政委并未觉察到地方几位同志的疑团和心事，但他觉得这件事会引起一些不同的想法。因此他对此事作了解释：“为啥新区比老区招兵容易，使人觉得奇怪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咱们部队一开始就是在老区发展，加上战士们大都是从老区出来的，有些村庄青壮年人出来的特别多，招兵对象自然也少。新区就不一样了，青壮年出来的很少，加上敌寇蹂躏，人心思汉，部队一进驻，顺理成章，使大家情绪高昂，动员青年参军当然就容易多了。，，
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解开了我们心中的大部分疙瘩，但还不能让人完全信服。不管怎么说，取得这样的成果，仍然令人十分高兴。曾旭清政委的话还没说完，他又接着说下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望着龙书金司令，龙报以点头微笑。“这得力于我们部队的参谋长李聚五，他带领部队进驻新区，发动群众，号召群众积极参军，打击日寇，起了很大的作用。”
听曾旭清政委说到这里，恍然大悟。李聚五是齐河本地人。在县里干过中学校长、区长、科长，曾经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在当地有不少门生、故旧，本人在县里口碑也好。抗战爆发后赋闲在家，他基于民族义愤，又受范筑先在鲁西坚持抗战的影响，自己出头拉起了一支队伍，在齐、禹之间独立活动。八路军进入鲁北地区后，他自己跑来军干班学习军事，随后他率领他的部队参加八路军鲁北支队，当即就被任命为支队参谋长。这次部队进入齐河地区就是他的建议。他又根据部队的意图，主动联系齐河的地方关系，使部队进入齐河时不致受到当地地方势力的阻挠、抵抗，有些人还成为李聚五和部队行动的耳目，部队的安全更有保障。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只会是两眼一抹黑，寸步难行。
话说到此，曾旭清提出一个重大的意见，即立即建立齐河的抗日县政府，他和龙书金两人建议，由李聚五出任县长。“我们考虑过立即建立一个新的县政权，眼前地方上可能有些困难。首先是谁来担任县长？能不能马上开展工作？县政权还得有一班人马，有县的武装。李聚五同志去的话，许多事都好解决，建立县游击大队，部队可以抽调一支小部队给他作底子，他有办法很快组织起一支游击大队来的。”曾旭清政委接着说。
真想不到部队在兵员、干部都很紧张的情况下，能够把参谋长调给地方，还带一支小部队一齐下来。这个消息真让我们感到十分兴奋，我们决定地委马上抽调干部，组成一个党的工委班子，随同县政府一同开展工作，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办好此事。按照惯例，建立一个县政权，任命县长这类大事，应由地委出面作出组织决定，专署发出命令后，才能宣布建立，但事实上部队作出的决定，基本上也代表了地委和专署的决定，我们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这个决定，不需再做讨论。
此刻于梅先提出一个问题：他听说李聚五不是共产党员，那么党的工委组建以后，如何与县府、县大队建立联系，配合工作？
“这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曾旭清说，“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不过这比在部队工作还是方便得多。”他简单说明一个情况：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非党人士担任参谋长，确有许多不便之处。首先他不能参加党的会议，部队中的重大问题，必须先在党委会上议定，传达到参谋长那里，还要转个弯。尽管部队领导对他很器重和信任，但毕竟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如果他独立担任县长、县大队长，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非党人士担任县长，地方同志也会想到，党委怎么去领导这个非党的县长呢？在我们进行的抗日革命斗争中，需要有党的领导，李聚五要当好县长，就要争取党委对他的领导。龙书金、曾旭清都和他探讨过这个问题，李聚五已经明确表示，如果确定了他到齐河县工作，他会立刻到地委找郝炬或分管南区的地委同志汇报，并且要求地委很快派党委班子进去，他保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看来部队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准备，务求必成。这件事无论对部队还是对李聚五本人都是有利的，对地方也是大有好处，还有什么值得犹豫或考虑的？孙子权更是万般兴奋，不断地说：“感谢部队的支援！帮我们解决了齐河政权的大事。”
我也趁热打铁地说：“行！就这样定了。”
可以说，在地委会议期间，由于吴匡五牺牲，笼罩在人们心里的一片阴影，已经被主力部队度过当前困难并顺利开拓齐河工作的双重喜悦所驱散了。
转眼间又到了春节。离开故乡后，这已是在外过的第五个春节。前面有三次是大家一起过的，这次也是一样。几个人的地委小机关和小分队一起过年。朱二歪家是这一带比较大的村庄，但是在战火笼罩的日子里，人们整天提心吊胆，防备敌伪的骚扰，各家各户都是静悄悄地守岁到黎明。我们本是在农民家派饭，不过是一顿扁食，一锅萝卜白菜，多少带点肉罢了，没人喝酒。因为喝了酒，遇到敌情怎么办？再说打酒要上林子街，这年头谁也不愿到据点街上去买东西，万一遇上麻烦怎么办？
其实老百姓过年，汉奸、二鬼子也一样要过年。那帮坏蛋可比咱庄户爷们儿过得奢侈多了。据点周围的村庄，都得送酒送肉，供他们花天酒地，大吃大喝，只要“皇军”不吆喝他们出门，哪个愿意在过年过节的日子里，下乡打仗呢。过春节的时候，可谓是相当安谧的日子。
小分队全是一帮年轻的小伙子，队长傅洁民、指导员耿捷三都只有十八九岁。我和张肥几个人同样都是年轻人，只是由于战争的磨炼，要老成稳重得多。到底是过年，大家总得热热闹闹地过呀。晚上大家凑在两个大点的房子里，低声唱着《大刀进行曲》，然后点着谁就让谁说笑话，要是说了没让大家发笑，就再罚一回。小队的苏班长和贾金砚，还有个小战士胖墩，是说笑话出洋相的高手，逗得大家直乐。轮到上岗时，各人自个去换岗。指导员耿捷三和队长傅洁民二人轮换带岗。不带岗的时候，傅洁民和战士们说说笑笑。耿捷三只会唱几句抗日歌曲，尔后就听大家讲笑话，其他什么也不会。他平时的嗜好是书不离手，可以写点诗歌散文，在过年的快乐日子里，给大家谈点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讲讲眼前的形势，顺带朗诵他自己写的诗歌，对大家很有感染力。
在战争的艰苦日子里，看着大家利用这么点空隙时间兴高采烈、情绪高涨地过了个大年，我也倍感兴奋。虽然只是娱乐娱乐，高兴高兴，我能感到大家都有战胜侵略者的勇气和信心。小队战士包括贾金砚、二班的尹寿和及大部分人都是经过教育自愿参军的，有的是在村里入了党，又自动参军来的。但也有几个人，像信庄的蔡玉田是小队住于、信二庄时，傅洁民半动员半拉佚，勉强参军的。经过教育，和大伙儿融合在一起，抱着高昂的抗日救国热情，投入到革命队伍之中。他们的想法都很单纯，那就是为祖国而战，为家乡而战。在党的教育帮助下，这些守在家门口的战士们，根本没有考虑现在过年了，家里的人是否惦记着他们，而是在过年时候，为了保持战斗力，一个都没回家，整整齐齐地在队里过年。
此时此刻，我也情不自禁地在心中暗诵“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诗句。祖父、母亲，故乡阴沉的天，广袤的土地，以及在中条山上一同战斗的同志们，都一下子萦绕脑际。离开夏县以后，即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有什么办法呢？前次在朱二歪家，听说村里有户人家曾经收到逃亡在陕西的人寄来的家信，这才知道，邮政尚未受到战争的影响，照样可以和全国许多地方通邮。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想写封信寄到亲人手里，让他们知道我现在还在人世，至于能否看见回信，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写信的方式也得费番脑筋，首先得写一个假名，因我常住朱二歪家，信只能写自朱二歪家发出，信里还不能让人看出是四川人在山东发的信，那样很容易泄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就编造成在家的子弟给逃亡在外的父母写信，问讯平安的口气，诸如大人在外，注意身体，儿在家一切尚好，家小均安好等话。如果祖父、母亲能够收到此信，肯定莫名其妙，但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人还在，在山东一个地方，也可以让他们暂时放心了。
我陷入了沉思，幻想着祖父和母亲已经收到了远方游子的来信时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