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艰难的夏天
屈指一算从1941年秋后来二地委已经半年多时间，与区党委的联系就只有文书和电报，而且文件和信件的联系也越来越少。刚到二地委时，德县通过德平和乐陵、朱家寨一带的交通联系还比较方便，地下交通员每月有好几次经常性的往来。这首先要责怪自己，一直钻到德陵、平禹之间，没有主动跑一趟乐陵，向张晔、李其华当面汇报请示工作，区党委将我放在二地委，似乎也很放心，没有通知我去参加过一次会议，只有函件或由十七团转发的电报，传达指示，通报情况。这与在三地委时，李广文经常去参加区党委一些会议大不一样。我心里想，李广文原来是冀鲁边特委的成员，区党委非常倚重他，我们别的同志不能和他相提并论。但是和上级不能经常联系，许多事不能直接得到上级的指示，也使我的工作陷入极大的被动。人春以来，以朱家寨为中心的一大片地区，形势比德县、陵县一带要严峻得多，敌伪的合围进击十分频繁。区党委和六旅司令部已经撤离此地，向东北方向转移，行动很不稳定，也是和地区联系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春耕大忙之际，才得到区党委派专人送来的通报：
敌人已经开始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包括冀中和冀南五分区、冀鲁边一分区等广大地区，都是敌人攻击的重点。今年开始，“扫荡”围攻必然更加频繁，更加残酷，朱家寨这一带已成为敌人集中攻击的目标。我领导机关及部队后方补给、伤员治疗的基地已经转移，目前已进入高度运动战的状态，各分区各县的对敌斗争也明显加剧。今后一段时间，将进入坚持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各地同志务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要与根据地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存亡，采取更加灵活的斗争方式，尽量减少较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注意保存我方的有生力量。坚持就是胜利。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党在不久前曾经指出的“一年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日本鬼子”必将成为现实。应该使全区同志了解这两句口号的重大意义，增强胜利的信心，并加倍地努力与敌人展开斗争，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其次是通报了区党委和六旅、军区在这段时间的活动有很大的进展。“打通清河”已经办到，南北两条线已经接通，取得了和分局、山东军区的直接联系。分局也派选了于居愚、彭瑞林带领的巡视团来边区巡视检查和参加实际工作。冀中军区根据野政的指示，派工作组来六旅所属部队检查帮助工作，区党委、军区目前较大的困难是人手太少，领导力量不足。张晔因工作过分疲劳，身体虚弱，已难以坚持工作，分局已通知他去鲁南根据地休息养病，新派来的区党委书记何时能到任尚无确定日期。六旅和军区长期由周贯五政委一人兼任司令、政治部主任职务，山东军区已决定调人来分别担任司令、副司令、政治部主任，现在也未具体确定。区党委、军区目前正抓紧开拓北部地区，最近已确定将新海、盐山划给三分区，使一分区能集中精力抓津浦路东一线的对敌斗争。另外区党委也同意我们的报告，从一地委调曹茂先来担任德县县长，但何时能来却未明确告知。
在地委、专署、分区领导同志集会时，我传达了区党委的通报，几乎所有的人都为通报感到兴奋，同时也感到心情沉重。大家都难以掩饰对当前严峻斗争形势的担忧。通报中提出的反法西斯战争将在两年时间取得胜利，又让大家兴奋不已。不管眼前受到多大的煎熬，已经依稀看见了黎明前的曙光，我们的斗争有了盼头，情绪瞬时又高涨起来。
“胜利是不会轻易来到我们面前的，我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用我们的血和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来迎接胜利的到来吧！”经过几年大风大浪的考验，眼前严峻斗争的磨炼，我心里充满了激动之情，不仅看见了前途光明，而且更认真考虑当前的斗争，迎接新的考验的来临。
春天来到了北国的平原。原野迸发出勃勃生机。沉睡了一冬的麦苗在漾潆的细雨下开始返青，稀疏的杨柳枝挂上了淡淡的青绿。寒冬过去了，人们沐浴在春天的温暖阳光下。田野里开始了忙碌的春耕，大家都盼望今年有一个好的收成。
但是此时此地，春天并未给人们带来欢乐，却预示着又一个更艰苦的年月的来临。区党委几次向我们通报和传达，苏德战争正处在激烈的血战之中，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仍在继续，希特勒又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南北中几条线的大规模战斗已经开战。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对华北解放区的进攻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所谓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将比历次形势更为严峻，战斗将更加残酷。冀鲁边特别是一分区属于真渤特区的一部分，是敌伪强化行动的重点，更是首当其冲，残酷的战斗正在步步向边区逼近。早些时候，区党委传达了通知，战争的局势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中央及时指出：盟军将会很快打败希特勒，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间也会提前来到。消息传来，给敌后抗日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但近期边区局势的发展，还丝毫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
对比之下，二分区似乎比一分区稍好一些。我们的活动地区还有所扩大，主力部队经过半年的休整，战斗力已经得到恢复，新开辟的齐河抗日政权已经公开成立，一小块新的根据地正在形成。“治安强化”还没临到我们头上。对此区党委通报指出，要时刻保持警惕，战争随时可能一触而发，一旦开始战斗，必将是非常残酷的。事实上局势的变化确实如此。春天还没过完，敌人对我中心地区的进攻“扫荡”首先就在德县、临邑、陵县范围内频繁展开，尽管我军主力不常在此范围内活动，但是县区武装也遭遇了几次战斗。
农历二月，我带领小队从朱二歪家转到六区张古良家，这是我们打游击的活动方式，即在一个地方住些日子，必须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因为近日从陵县境内几个据点都传出了敌人增兵的消息，迫使我们转入沙河南原临邑地界，以便观察陵县敌伪的动向。在吴县长牺牲后，沙河南沿这一带村庄，仍然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过年以后，临邑的敌伪有过几次进犯和骚扰，最近才稍微平静一些，使我们可以顺利进入该村。
真是一次巧合，在张古良家，我们和杜子玉率领的六区区队不期而遇。一进村，村干部就告知，杜区长晚点时间到此，刚好可以了解六区的活动情况。
我与杜子玉已见过几次面了。他是原临邑县的区队副，临邑本地人，关系多，活动方便。原临邑县的领导，都认为他在斗争中表现较好，是独立坚持城北地区斗争的领导人选。在划归陵县时，将他和区队一同划过来。这半年多时间，他的行动确实很积极，他带领区队几乎走遍了城北的大小村庄。对吴县长率领县大队进入六区，他也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吴县长牺牲以后，按说对六区的影响肯定很大，但他仍然照常积极活动，上级对他的评价自然也不错。他向我汇报了六区近来的敌情，以及我方的活动情况。不出所料，敌伪的活动比以往更加频繁，区队以机动灵活的方式，昼伏夜出，与敌伪周旋，局面较为稳定。沿沙河一带的村庄，仍然是我方活动的比较安全的地带……这些情况，我已从区委王战亭等人那里了解得较为详细，现在又听了杜子玉的汇报，也很高兴。
按照革命斗争中的惯例，只要不是预先制定好的共同行动或是在一起商讨事情，两支队伍必须分开住宿。我们在拂晓前从张古良家转到季家寨，杜子玉也率领他的队伍，沿沙河向东方移动……
转了一个圈子，我们又从沙河南回到沙河北于、信二庄。陵县据点增加的敌伪军，只是出动向四区骚扰了一阵子，情况相对平静。突然，王景芳、王战亭一人骑着一头毛驴，慌慌张张地跑到于、信二庄，让我感到意外。两人的神色都很紧张，一看就是有很急的事情要谈。在我的住处坐下后，王景芳说：“前天晚上六区出事了。”王战亭介绍了事情的前后经过。
前天晚上，王战亭住在一个村子里，杜子玉带着区队则住在另外一个村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没有走。到天黑时不久，王战亭在令5村听见杜子玉驻的村里有两声枪响，以后再也没听见什么动静。他当晚隐藏在一个党员同志的地窖里，第二天也没听到什么动静。就让村里的同志，装作像平时一样去那村串门，才弄明白那天天黑后没多大工夫，村里来了一帮伪军，径直走到杜子玉和区队住的那个院子。只听见两声枪响，也没听见区队有还击的枪声，随后区队和伪军就连人带枪一齐向宿安方向去了。区队的人也没被捆住，两拨人倒背着马步枪，一齐走了。
“这肯定是有预谋的行动。”王景芳说。他的估计和大家的想法不谋而合。看来杜子玉和临邑、宿安的敌伪军早就有了勾结，前天晚上的行动不过是做给人们看的一个幌子，也说明杜子玉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欺骗群众，他不是自己跑去投敌的，而是被敌人包围，不得已而为之。他的卑劣行径，明眼人一下就看穿了。杜子玉原来的表现给人们的感觉还好，怎么一夜之间就投敌了呢？随着抗战形势越来越艰苦，斗志不坚定的人，感觉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加上他在临邑伪军伪组织里的关系太深，何狗子对他的拉拢引诱为时已久，使他终于堕落成为汉奸，成为民族的败类。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同时要对六区各方面的工作做认真的检查，不要出漏洞，出乱子。王战亭在各村建立的关系户，更要特别注意，他们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力量，千万不能毁在这个败类手上。
“那倒不会。”王战亭打了个保票，“杜子玉虽然当了区长，但他不是共产党员，党组织的活动，向来没让他知道，上级尽管放心好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一个区队、区长全没了，对六区的损失太大，只剩下村里的党组织，搞点秘密活动，没有公开的武装斗争力量，怎么坚持斗争呢？”
这件事应该马上解决，六区这个阵地我们绝不能丢掉。区队搞垮了，我们马上重建一个区队；区长没了，另派一个区长。不能让我们的抗日旗帜倒了。王景芳立即和王战亭一齐回三官道，他们连夜找到刚从西线赶回来的刘润生，一同商议，采取紧急措施：先从五区抽调一个大班，加上王战亭组织起来的游击小组，以这一带为活动基地，重新组成一个新的区队，区长暂时挂上五区区长巩铁锋的名字，另配备一个副区长，过一段时间，再宣布区长的任命。王战亭以区队指导员的身份直接参与区队的工作。县委、县府也给巩铁锋一个任务，需要时他可以带领五区区队到六区地界协助开展工作，此时就可以以六区区长名义出现。
我很赞成陵县县委采取的这种过渡性措施，最主要的是，运用五区的力量来支持六区，克服眼前的困难，把斗争坚持下去。
没过几天，事情就清楚了。杜子玉果然在宿安西面没多远的一个小据点里当上了伪军队长，还算他没有丧尽良心，一直没有出来主动打击抗日政权。他所在的据点离六区较远，和六区的事也不沾边，没过多久这支队伍调到临邑城里，以后又调到别处去了。
六区的事情发生后不久，又传来了二区区长李青云出事的消息。原来李青云是在刘润生到县府的同时，从三区调来二区接替刘润生任区长的。二区还是原来的二区，区队还是原来的区队，李青云和刘润生的做法却大不一样。要说斗争的胆量和气量，两人都差不多。刘润生比较沉静、仔细，在外线活动尤其如此。他开展一个地区的工作，有条不紊；李青云则是一直将弦绷得紧紧的，给敌伪军制造紧张气氛。听村里的人们传说，李青云可算是一员骁勇的猛将，到二区以来，比刘润生在时的活动范围大得多，经过几次面对面的战斗，有时将区队拉到敌伪据点附近三四华里的地方，伪军们也不敢出来，他们对李青云可以说是闻风丧胆。开春以来，形势渐渐严峻，李青云却以更加积极的行动，对付出动围攻的敌伪军。
敌人白天来我方活动的村庄骚扰、破坏、填沟、毁屋，区队则在晚上深入敌伪据点袭击伪军，挖开被敌人强填的道沟，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正是由于他过分暴露自己，被敌人摸索到他的活动规律。就在距离据点不远的地方，区队遭到敌伪军的几路埋伏和包围，在冲出包围圈时，李青云不幸身受重伤倒在地上。区队由队副率领强行突围出去了，李青云则被敌伪军俘虏，并被认识他的伪军指认。在日军队长和敌伪军头目面前，李青云强撑着受了重伤的身躯，昂首挺胸怒斥日本鬼子和汉奸的罪行，被日本鬼子的小队长当场开枪杀害。他才只有二十三岁，就为国捐躯了。我曾几次到他管辖的区内活动，和他一同打过游击，真正感觉到他是一个有勇有谋、斗志坚强的革命同志。他牺牲的消息传来，我胸中的悲愤难以抑制，彻夜难眠，心里酝酿了一篇短文，一首小诗，第二天抄录下来，让地下交通员送到地委机关，在油印的小报上登出。
两个多月里，除了六区、二区发生的两件大事而外，县大队也在神头附近遭遇敌伪“扫荡”合围，双方爆发激战。四区区队在罗院以北也和敌伪有过一次大的战斗。累计几次战斗，部队的伤亡损失情况比吴匡五牺牲那次战斗的损失大得多，唯一让人欣慰的是，陵县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总算挺过来了。县区干部和人民，都能够冷静地面对这场日益严峻的斗争，只是斗争方式必须时常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更多地以游击战的方式与敌伪周旋。五区的三官道、朱二歪家、于庄、信庄一带，仍然是陵县地区的“安全岛”，但我们也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些地方，我和小队的活动已经从沙河两沿，移到了离罗院不远的盛刘家、里元寨，郑家寨东面的老官张、老官陈，滋博店附近的前后许、前后高，特别是三洄河，我和地委的同志经常在这个村碰面。在德县、陵县几处行动后，总要转回三洄河来休整，地、县同志们都很珍惜在困难环境中矗立的堡垒村庄，尽量少住，免使其成为敌伪注意的目标。但实际上这个村也和朱二歪家、于庄、信庄一样，仍然是大家去得最多的地方。越是风声紧时，越让人感到这些村寨才是我们的安全之家。
我还是经常往返于德、陵之间，已经明显感到德县的环境比起陵县更为严峻。
在德县八、九区，我们同样有这样一批村庄，村里的管事掌握在有抗日觉悟的农民手中，其中包括已被发展成为党员的人，村里暗藏的坏人已被清除和暗控，我们的行动也能够得到群众的掩护。凭借这些村庄，地方武装和干部能够坚持抗日活动，但还远远赶不上陵县四、五区那样的情况，缺少军民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因为这里没有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抗日政权建立得晚，加以与敌伪在这些地方频繁“扫荡”、残酷镇压老百姓有直接的关系。在这段时间，边临镇、义渡口几处敌伪据点，三天两头进犯我中心地带，远比陵县那边凶狠频繁。有时是几个据点同时行动合围“扫荡”，更多的是一处敌伪军白天黑夜向一个村寨出动袭击，我方的主力部队来此活动的间隙时间长，县大队的力量不足，而敌伪军据点的兵力较多，所以他们敢于有恃无恐地骚扰进犯我活动中心。我方三个区队频繁受到攻击，县大队常常被迫转移到德平甚至陵县边境。边临镇的敌伪军，还发动过一次抓捕大批老百姓的事件。他们突然包围据点附近的村庄，抓走村里的青壮年人，还在几处集上抓走大量赶集的人群。我七区的两名助理，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隐藏在老百姓当中，也被一起抓去，至今下落不明。事后闻知，这些人被抓后，迅即被送到远处，传说是给日本人干苦力。所以这里的人们谈虎色变，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敌伪则得寸进尺，在夜间偷袭离据点较远的我中心所在的村庄，八区区长张搏及其率领的区队，一次被敌伪军包围，遭受重大损失。张搏率领的八区区队，在和敌伪的战斗中，向来灵活机动，极少吃亏。但在这个阴暗的春天，他却未充分估计到敌伪会在夜间包围袭击我中心村庄。他和几个战士均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紧急情况下，他命令区队副率领队伍突围。他和几个受伤战士躺在地上，无法行动，当敌伪军冲进院子后，对我受伤的战士也不放过，开枪扫射。张搏急中生智，他将身上流的血，涂抹在自己的脸上和身上其他部位，躺在地上不动。敌伪军穿着马靴乱踢地上已经牺牲的战士，觉得还有气的，又补射几枪。张搏被敌人翻来覆去，又被踢了好几马靴，后来鬼子看他血肉模糊，一动也不动的样子，以为他死了，才丢下他走了，使他幸免于难。等鬼子、二鬼子走后，他和另外两个受了伤的战士挣扎着爬起来，在村里老百姓的帮助下，转移到另外村里的老百姓家里，又设法找到区队。当时人们都以为他已经牺牲了，并报告了县府领导，没想到他竟然虎口脱险，重新回到区队。经过治疗养伤，没多长时间，他又开始继续带领区队开展活动了。人们都说，他是死里逃生，是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永远与敌人战斗下去的硬骨头。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德县工委丁学风他们的工作，也遭受到极大的困难。他们成天忙于对付敌伪军的奔袭，尽管他们平时都是以普通老百姓的面目出没在群众中间，但敌骑所到之处，老百姓也随时面临被抓捕被枪杀的危险。实在没有办法时，丁学风也不得不随着县府县大队围着敌人绕圈子。更多的时间是跟随九区区长张龙，在德平、德县边界打游击。
我几次到德县，都是在九区区队和丁学风联系上的。张龙本来就是义渡口附近德平境内的人，在这一带人地两熟。抗战开始，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以后，他奔赴军训班学习，后来在部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德县开展工作后被派回来的。他既能带兵打仗，工作能力又很强，和张搏的八区队一样，支撑着德县东部抗日活动中心的局面。在人们眼里，九区比八区更强一些，九区队被说成是德县的第二县大队。
在最艰难的时刻，张龙很注意和敌伪拉大距离，时刻警惕敌伪的奔袭、夜袭，有时候一宿要转移两个村庄，让敌人无法摸清他的去向。可是当敌伪进入我方中心区时，九区队却打进义渡口街上抓汉奸，打二鬼子，快速进攻，打了就走，使敌人疲于奔命。在环境日益艰难之际，能够稳住阵脚，坚持下去，这是很不容易的。
德县县府、县大队的情况却比两个区严重得多。因为敌伪将目光主要盯住县大队，根本没把区队放在眼里，几次围攻“扫荡”都是冲着县大队来的，使得县大队在几次战斗中受到损失，难得有休息调整之机，有时不得不走出德县范围。就在此时，张硕县长的病情加重，已经不能率队坚持斗争。他的病在德县乡下已无法治疗，只能设法潜入济南才有希望治好。面对刘秀峰的一再反映，我在地委会上提出，经讨论决定同意张硕提前转去济南治病，在一分区曹茂先未来到以前提升武连鹏任副县长并代理大队长，以稳定人心。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是被动的，也是在当前斗争极端紧张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按刘秀峰的说法，早该让武连鹏担任这个职务和负责任了。
在德县、德平边界活动的还有徐尚武、靳兴侯率领的分区津浦支队，他们大多数时间还离不开德平，在德县、平禹、陵县地界都是机动行动，打游击战。只有李玉池率领的回民大队，依靠回族村庄，活动范围较大，也比较稳定。但是离回族村庄较远处，他们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十七团主力部队，有时以一个营的兵力，在北部几个县运动，配合军分区津浦支队的行动。在目前紧张形势下，主力部队每到一个地方，最多停留两三天就要转移，但对这几个县坚持对敌斗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从德陵一边转到平禹地段开地委会，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地委每次会议都是在平禹召开。这里的环境比起北部要缓和一些，周边的据点变化也不大。敌伪军主要集结在火车站沿线，我们的县区武装在那里也吃过好几次苦头，干部和部队都有损失。在最近一次战斗中，禹城县长王仲明下落不明，事后确知已经重伤牺牲。他是继吴匡五以后 牺牲的二分区第二位县长，在平禹地区也引起了较大的震动。距离铁路线较远的我活动中心区，敌伪来犯较少，十七团主力可以在这里和齐济地区轮番集中活动。我们自己的看法是：这是二分区又一个基础较好的活动中心地区，也是主力部队的活动基地之一。这里的敌情没有德县、陵县、临邑这几个县那么严峻，但又不如齐河、济阳新开拓的地区那样宽松。以李聚五为县长的齐河抗日政权，已经在齐北几个区站稳了脚跟，工作开展较为顺利，活动范围扩展很快，济阳地区也开拓了一些地方，南部的形势看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成为地委会上一个棘手的问题。
原本这次会议，首先要讨论决定德县县长的人选，以及在齐河建立抗日政权后建立济阳县党政领导机构的问题，前者大家意见一致，作出了决定；后者因为目前干部暂时抽不出来，但形势的发展很需要立即办理，最后作出决定准备公开成立济阳抗日政府，但实际上还是临邑王其元兼，党的工作也由临邑县委一齐管理。最后议论的焦点集中在齐河地区部队强迫群众当兵一事上。原来在齐河抗日政府成立的同时，于梅先偕同准备建立齐河工委的工作小组随同李聚五进入齐河地区，专署也从平禹、临邑抽调了几个干部到齐河县区政府工作。他们进入以后，在和村寨群众接触中，发现不止一个村庄，年轻人时多时少，部队来时人就少，部队走后又逐渐从外村回村的奇怪现象。向村里人打听，多半支吾其词。后来才得知是怕部队来时强迫动员年轻人当兵。因为前一阵部队来时确有强迫动员当兵的事情发生，引起群众的疑虑。为此于梅先还专门询问李聚五，李聚五开始不知道，后来他作了调查，确实有个别地方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现在已经没有再发生过了。于梅先认为这个现象虽已经得到纠正，但已经在当地老百姓中留下了不好的影响。邹玉峰也谈到，禹城县临近齐河地界的区乡干部，也反映齐河那边确实发生过强迫当兵的事，甚至禹城县属的村庄，也发生过类似的事。这就引起与会同志的极大关注，认为这是违反政策，破坏党和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声誉的大事，地委有责任将这一严重情况汇报给区党委，同时向部队领导提出意见，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纠正，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这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大事。我明知这是去年东进打通清河的战斗中，部队严重减员，原本希望地方能够帮助解决补充兵员，但地方无力承担，部队才自己想办法找兵源时发生的事。现在如果向部队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势必引起部队的强烈反响，以至影响全区军队和地方之间的团结。但是与会同志多数人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如不向部队领导提出和反映问题，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为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允许。最后我下定决心，先向部队领导提出意见，事后再决定要不要向区党委反映。
尽管我在与龙书金司令员、曾旭清政委见面时，委婉地告诉他们，部队在动员老百姓当兵时，一些地方可能出现了强迫当兵的现象，地方收到一些反映，希望引起部队的注意。一场不愉快的谈话还是发生了。曾旭清政委立即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去年冬天，在动员群众参军中，可能有个别的人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出现了一点问题。但如果说成是部队强迫当兵，显然是言过其实。此事已过去几个月了，部队现在的情况很稳定。真要像所说的那样是强迫当兵，不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战斗力。这种对部队的诽谤和中伤的流言飞语，地方负责同志应该予以驳斥，而不能以此为由来责备部队。曾旭清反过来提到，部队还是希望地方领导同志，对二分区人民的子弟兵，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兵员、后勤等许多方面，使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坚持抗日斗争。
虽然曾旭清在谈话前，就已经声明他的讲话不是针对地方上哪一个人的，但是很明显，因为是我集中反映了地方同志的意见，自然我也包括在内，而且应该是主要负责人。被指为没有尽责尽力支持帮助部队，更不应该附和那些不正确的噪音来责难部队，我当时的感触很深。虽然这次碰头，已经把话说明了，双方都有明确的态度，不会因为此事影响共同的战斗，但在我的心里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不安。从我来二分区到现在，在处理军队和地方的关系上，总是不能处理得让人满意。难道总是用自己没有经验来原谅自己的过失吗？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这样的问号。“如果广文同志处在我的位置上，我仍是他的一个助手，那该多好，绝不会把事情弄得这样糟！”
还是在平禹地段，十七团接到军区电报：即将来六旅和冀鲁边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刘贤权①，将经过禹城路南，进入冀鲁边区，责成二军分区负责到铁路边护送。这个任务交给了禹城县大队，由郭毓芬县长带领一个中队执行任务，十七团和分区都在中心活动区等候。郭毓芬按时在铁路边上接到了刘贤权和随他一同前来的吴鸿宾，顺利完成了任务。
刘贤权在冀鲁豫是一个分区的司令员。吴鸿宾是副县长，他是鲁北德县人，由鲁西调来区党委，通知由二分区分配工作。当他们都到达以后，我们又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刘贤权的妻子，也是在部队里工作的女干部，这次与他同来冀鲁边时，遭遇了日本鬼子，在与鬼子的交火中不幸中弹牺牲了。我们见到刘贤权时，他的心情很沉重。我们听他谈及此事，本想安慰他，但刘贤权却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向我们诉说他的夫人是一个如何好的同志，对革命如何坚贞，对他本人如何挚爱，以及这次遭遇不幸的详细经过。我们都无法阻止他继续说下去，只能见机插话，表示对他的安慰。等刘贤权情绪稳定后，才将话题转向其他的事情。
刘贤权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是一个久经沙场、经过艰苦斗争考验的坚强的领导干部。尽管他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还是努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他已经奉调来边区，正好顺路了解鲁北地区各方面的情况，以及熟悉地区工作的各位同志，这也是他今后工作的需要。我们也在和他的谈话中，得知边区领导干部的一些情况。和刘贤权一起调往六旅和冀鲁边军区的还有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副旅长、副司令员黄骅①，他们均从现在的工作岗位出发，正在前往边区的途中。刘贤权还从鲁西区党委得知，前段时间在鲁西工作的、前野政民运部长王卓如②也将调往冀鲁边任区党委书记，可能很快到达边区。
送刘贤权去一分区后，我回到平禹。当我把上级加强区党委、军区领导班子的信息告诉邹玉峰、于梅先时，他们的反应都很平静。邢仁甫是原救国军和三十一支队的司令员。挺进纵队萧华司令员进入边区，部队整编以后，邢仁甫是六支队司令员，和周贯五政委搭档。于梅先和邹玉峰两人都熟悉邢仁甫。邢仁甫是津南老地下党员，人们已久闻其名。邹玉峰尽管没多说什么，隐约可以看出，邢仁甫在他心目中威信不高。于梅先则直截了当地流露出自己的看法：别看是司令，打起仗来并不怎么样，和周贯五、杨忠这些老红军指挥员简直无法相比。那年若不是萧司令的主力部队来到边区，三十一支队已经顶不住日伪军和刘竞良、张子良的夹攻了。再说在地下党里，我们也没听说他做过什么事，和刘格平、马振华他们一样也没法比呀！救国军起义时，因为老党员里边，只有他在旧军队里当过军官，在津南多少有些影响，就凭这点把他抬到司令的位置。他已经随同萧司令南下。为什么又将他调回来了呢？说到最后，于梅先变了口气说，我们在下边不能随便评论领导人，这岂不犯了“自由主义”吗？
我向于梅先敞露了我的心情：边区领导人手不足，长久下去对工作不利。不管谁来担任领导，都是上级党委遴选来的，相信领导的指挥能力，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还有一件具体的事和我们直接相关，是将随刘贤权前来的吴鸿宾分配去济阳，筹建济阳县政府，现在先由王其元兼任济阳县长，吴鸿宾任副县长，将来待条件成熟分开以后，即由吴鸿宾主持济阳县政府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