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正视自我
夏日雨后的徒骇河淌起一河浑水，绿色的青纱帐遮住了远望的目光。度过了1942年春夏反“扫荡”斗争紧张的日子后，十七团的部分部队正在此作短暂的休整。我在此连续收看到两份电报。
一份是区党委关于重建一地委专署的通报：“经过区党委派出的工作组一段时间的工作，一地委专署的重建工作已经完成，区党委决定地委专署领导人的组成名单：分局巡视团负责人彭瑞林任一地委书记，原北方局巡视团曹戎留任副书记，傅砚农任组织部长，燕明任宣传部长，抽调二专署秘书主任王亦山任一专署专员，调乐陵县长杨鸿恩任二专署秘书主任，现在地委班子已在区党委派出的工作组的基础上开始工作，要求王亦山立刻前往就任。”
一地委、专署惨遭毁灭性打击两个月后，终于开始恢复了新生，这当然是令人兴奋的事，调二分区的王亦山去一专署，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与王亦山一年多的接触，深感他能够挑起这副重担。就连孙子权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高兴，他一直认为王亦山无论哪一方面都比他强，早就萌生了让位的想法，现在王亦山调一专署，他由衷地高兴。
另一份电报是发给十七团、二地委和二军分区的，由区党委、军区联署发出：
区党委、军区决定，区党委委员、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到二地委、二军分区及十七团传达分局、军区指示，检查地方和部队的工作，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促进地方党政军的团结。
黄骅受区党委、军区的委派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十分盼望的事。就我而言，来二地委工作已有半年多时间了，来的时候，领导也没有交代我如何去工作，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除了写过几次报告信外，根本没有机会向区党委汇报我们的工作，区党委也没有专门来人检查过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工作以指导帮助，让我这么一个年轻干部，在这里单打独斗，热炒热卖，肯定工作中有些事做得不好，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指示、纠正。现在区党委、军区的领导同志，亲自下来帮助检查，真令人高兴。
不过，黄骅下来前，区党委、军区为此专门发电报通知，这是上级的决定，表明这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事情，同时还提到要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促进党政军的团结，这不啻指明：二分区存在一些问题，此次是专门来检查解决的吗？
是不是自己的思想有些迟钝？我不认为地区党政军之间有多少问题需要检查解决。地方上确实对部队强迫动员当兵的事有意见，已向上级做过反映，也直接对部队领导同志谈过，这是正常的嘛！部队同志对我们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我以为这些问题、意见都已得到沟通，互相间的联系仍然积极主动，合作得也很愉快。至于部队前段时间希望地方的支持，帮助解决军队面临的突出困难，由于地方自身力量也很薄弱，无力办到，双方也已沟通交流，以后也无反映。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哪些问题影响到军地之间的团结。至于党政军负责同志之间，对问题有不同看法，时有争论，在讨论中也得到了统一。可能有个别同志对某些问题，持有保留意见，这也是正常的呀！在敌后战争环境下，大家都在忘我地为革命工作，除了工作上偶尔发生一些不同意见不同看法外，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到团结。现在我想到的是，我们在各项工作中，以及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是否有做得不妥的事。黄骅向以工作认真著称，对干部的要求也很严格，看到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常给予严厉的批评。这次大概不可避免地该轮到我的头上了，对此，我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黄骅带着一支精悍的警卫小分队，来到了平禹十七团的驻地，他先和团里的同志们见面交谈，随后就单独约我谈话。
黄骅个头不高，瘦骨嶙峋，但人却十分精神，透过他那坚定而严肃的神情令人想到传闻中他的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性格。他首先交代了他此行的任务，作为军区副司令员和区党委委员，他是代表区党委、军区全面检查二分区、军队和地方工作的。首先是听取我汇报二地委的工作。他听得很专注，还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本，不时拿钢笔在本本上记上几个字，在汇报过程中提过几次问，以作进一步的了解。
这个谈话持续了大半天，最后，他说了几句话：“咱们都是从上边调来边区工作的。我知道你来边区已经有一年多了，也可以算‘老边区’了。这段时间，战斗在二地委这个岗位上，应当说干得不错吧。我还要和十七团的同志以及专署、军分区和地委的其他同志逐一谈谈，求得对情况的更深入的了解。这是区党委、军区交给我的任务，我自然要尽力做好。在此我不妨告诉你，为什么要在如此紧张的战斗间隙，抽出时间来检查二分区的工作呢？当然是因为你们这里存在一些问题。刘贤权同志经过此间，了解到一些情况，向区党委、军区作了汇报。区党委、军区也收到了你们地方和军队的报告，以及一些其他的反映，应该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以利于今后的工作。前段时间，战斗频繁，区党委、军区人手少，抽不出人来，一直拖到现在。刚才听你谈到一些情况，还要等到向其他同志做多方面的了解后，才好考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黄骅看出了我脸上表现出的愕然和惶惑的表情，口气变得缓和了一些：“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有那么多问题。实际上革命队伍里、革命同志之间也会时常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得好，问题就迎刃而解，反之没有解决或搁在一边不去解决，任其发展下去，最终将酿成大错，影响团结和对敌斗争。”黄骅以非常和蔼的态度和诚挚的善意提醒我，“从现在的反映看，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你的身上，二地委一班人中对你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都有一些反映，长此下去，将使你在这里难以工作下去。区党委对此很关心，出于对你的关心和爱护，认为需要帮助你过好这道关。希望你在我和其他同志交谈的空隙时间里，自己冷静下来，认真地作些思考，取得正确的认识，正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以便最后解决问题。”
尽管黄骅在谈话时的态度和蔼真挚，他的谈话仍出乎我的意料，使我感到突然，像是当头一棒，打得脑袋发懵，不知所措。我还真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多意见集中到我的身上！我不禁回忆起去年调我来此时的情景，事实证明我就是不行呀！甚至连自己做错了什么，别人对我有什么意见，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回头想想，黄骅指出的军地团结这个重大问题，实际上已多次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只是没有将这个重要的问题放在原则问题上来对待，只能说明自己的理论水平、分析问题的能力太差了，能怨谁呢？
思来想去，只能用“迟钝”二字来形容自己，问题的发现不仅太迟，而且近于无知，怎能把工作做好？“干不了，等着上级的处理吧。”我沮丧地想。
说也奇怪，黄骅来后，要求地委、专署、分区同志都集合在紧挨着十七团一个小村庄里。以往大家碰头见面，都是融洽的，这几天却迥然不同，见面时都板着面孔，互不言语，一副尴尬的模样。尽管都在一个村里住，却各在各的住地，气氛沉闷不已。
无奈之下，我找到于梅先，想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在地、专、分区的同志中，我和于梅先接触最多，在工作中也得到他很多的帮助，平时我向他问什么事，他都会回答我，可这次他迟疑了很久，才把话倒出来：“事情发生的根源还是军地两方面的团结问题。现在看来，我们和十七团之间确有相当的隔阂。去年秋天十七团从夹河战斗撤回来，部队受到重创，处境艰难，但是我们地方对他们没有主动支持，使他们回到根据地，感受不到温暖，部队严重减员，也得不到‘老家’的补充。他们只好自己寻找出路，向南开拓。地方上又没有给予主动配合，反而对他们在新区强迫当兵一事责难较多。现在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也很难自圆其说。平心而论，此事从一开始发生，一直拖到现在，事情并不是出在你一人身上，你本身并没有什么和部队过不去的地方，就是每天忙于县区的事，与部队有些疏远，自己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实这件事不止是你，我们几人的思维方式都差不多，记得地委会上，除了徐尚武而外，每个人都没少说对部队的意见，当时你还刹过车，不让这种情绪蔓延下去。但在个别地方干部的言谈中已经流露出来，这能不影响军地的团结吗？事情发展到了今天，最后自然要集中到你头上，谁叫你是一把手呢？”
“我已经了解这次的问题主要是军队地方之间的团结，但却不清楚，地方同志们对我有那么多意见，你看这两天，大家彼此见面都耷拉着脸，连话都不多说一句呢？” “看来是有些意见。”于梅先坦率地承认，“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在一起工作，你又是一把手，难免会有些意见。黄骅同志找每个同志谈话了解，大家肯定会将意见谈出来。平时我就有感觉。孙子权、邹玉峰两同志对你的工作作风意见就不少，虽然邹玉峰平时不大吭气，从他的神情上就能看出他有意见。有些问题，孙子权直截了当向你提过，但没有引起你的重视，他一直有意见，这次有机会，直接向上级领导反映，也是很正常的嘛。我也同样对你有些意见，过去咱们之间也交换过，这次黄骅同志问到，我也如实说了。”
“什么意见？为什么我没觉察到呢？难道我的脑子真的太迟钝了！”从我内心来说，真让我不明白，怎么一下子所有的事都凑在一起了。说真的，在军地关系上，他们三人讲的话比我多，现在一股脑儿全推到我身上，反过来还对我有意见，我真想不明白。
“最重要的意见就是抓工作不全面，工作作风也不民主，有些事情自己说了就干，不征求、不尊重别人的意见。孙子权一直认为你对政权工作不重视，他几次向你汇报政府工作以及一些设想，你总是三言两语就打发了。在斗争中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些话他早就流露出来，你却一点也未觉察到，能不让人着急吗？”说到此处，于梅先忽然将话岔开，“有些意见可能提得重了点，其实你处理问题还是有水平的，作风也谈不上‘不民主’，只是工作方法简单一点，别人的话还没说完，你就把话打岔过去，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要多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这点确实做得不够。同志们已经有了意见，自己还一点都没有觉察到。这次对你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呀！”
我沉默了许久，想不到事情竟然发展到两面责难、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忽然觉得确实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光凭自己的一点热情和干劲能管什么用？
“你别这样灰心丧气。”于梅先看出我的心思，“在这一年中，你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到的，意见归意见，可谁也没有说你工作不行呀！虽然部队的同志提的意见比较尖锐，仍然希望今后能够合作好，没有别的意思。黄骅同志专程来抓这件事，我相信一定会把问题解决好的。”
“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决不推卸责任。”我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事实已经证明，我的能力、水平都不足以继续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工作，我心甘情愿地接受大家的批评，接受组织的处理。”我打断了于梅先的话。
黄骅又一次找我谈话。他已经和有关同志反复交谈，对于解决好这个问题，似乎胸有成竹。按他的说法，此事从我开始，也要在我这里结束。我的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他要怎样拿我收尾。
“情况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和你谈的情况，大体一致。军地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团结的问题。当然这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双方都有过错。部队在执行政策方面，确有毛病，对地方上提出的问题，不是虚心接受和注意改正，而是强调部队的困难，以此为由，轻描淡写地一笔抹过去，造成双方隔阂；地方上呢，对部队的困难境地不予支持，对部队行动疏远，没有积极主动帮助部队解决困难，责难埋怨声不绝于耳，这种状态发展下去，必然形成步调不一，各自为战，互不配合，影响对敌斗争。这些都是二分区当前的突出问题，溯本追源，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于地委，地委对此要负很大的责任。，，
黄骅还特别声明，他和地方几个同志都交换了意见，大家都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且还反映了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党委的工作作风也存在一些问题。“看来所有的问题最后都集中到你这里，所以我说，问题由你开头，还要由你结尾。，，“我已经清楚存在的这些问题，也不会推卸自己的责任，我等待组织对我的处理。”我的语音有些沉重。事已至此，只能埋怨自己的工作能力低，水平差，看不见自己存在这么多的问题，以致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我不想为自己辩解，尽管我从未有过疏远部队、不重视部队意见的想法，更没想到会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但是后果已经产生了，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呢？
“哪有什么处理之说？”黄骅显然明白我的意思，他笑了笑说，“不是要处理你什么，而是要你来主动解决这个问题。”
“我已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办法去解决问题呢？”我暗想，“撤了我的工作，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你别想得太多了。”黄骅诚恳地对我说，“我说的解决问题就是要用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即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我听取了各个同志的意见后，集中起来告诉你，就是对你的批评。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求你对同志们作一次公开的、诚恳的自我批评。”
黄骅措辞委婉，丝毫没有人们传说的那样批评人极其严厉、不留情面的态度。我暗自想，或许考虑到批评的对象是我这样年轻的干部，怕我接受不了，才采取较为缓和的谈话方式，或多或少也减轻了我的思想压力。但他对我的要求，在大伙儿面前作公开的自我批评，又让我紧张，真不知道这脸往哪儿放？反正错误已经出来了，那就作好思想准备，大不了像刘庆陵那样被撤掉工作职务罢了。
“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处理。我将按组织的要求认真做一次检讨。”我的语气格外的平静。
我的态度让黄骅感到意外，他原以为我会为自己申辩或者采取消极甚至撂挑子的态度，现在看两种可能都没有，便叮咛了我几句：“不要为了应付同志们作个简单的自我批评就草草了事。因为自我批评的作用，首先在于对自己的错误，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检查、分析、批判，才能得到同志们的认可和理解，切忌口是心非，潦草行事。’’
“这一点我能够做到，因为我在工作中犯了错误，有错就改，怎么能以应付的态度来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呢？时刻不能忘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嘛！”
“这样我就放心了。”黄骅严肃的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你的表现让我看见了你对革命的忠心耿耿以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知错就改。其次不要小看你个人所做的自我批评和这次会议，它将会使我们干部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并将推动全分区的工作。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使我们的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你也不会因为作了自我批评而失掉威信，相反大家只会对你更加信任，更好地配合你工作。”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共产党员的胸怀。通过这件事，组织上已经对我的工作能力有所了解，目前自己的水平难以挑起党交给我的重任，希望在这次解决完问题后，能选派更合适的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我服从组织上的任何安排。”
“你不要老提这个问题。”黄骅严肃地说，“等问题解决后，区党委会考虑的。领导对你是了解的，虽然同志们有些意见，但是对你的工作还是肯定的。我还要强调一点，团结问题不是一方面的，军地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你检讨的问题，部队同志也同样存在。我为什么要抓住你来开头，因为你是一把手嘛。为了工作，为了军地双方的团结，你主动把责任承担下来，这就是对大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可以带动大家，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加强团结，使双方消除隔阂，目标一致，打击敌人。通过你的自我批评，它还将提高你的领导水平。你确实年轻，经历的事情太少，还要在工作中不断地提高和锻炼自己。以后你在工作中遇到下边的同志发生类似的问题时，你也会运用此方法去解决的。”
黄骅一席话，使我的思想开朗了许多，似云开雾散，一解几天来沉郁苦闷的心情。现在我唯一考虑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检讨。因为检讨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二分区团结对敌的大事，也是对自己的党性和个人思想的严重考验，还真不能掉以轻心。
会议翌日举行。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军队地方的领导而外，还有地委专署的科长，军队营以上干部，驻地平原、禹城的县长、县委书记，大约十多人。黄骅亲自主持会议，首先讲明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全分区领导机关的团结问题，随后由我发言。
尽管思想上早就有了充分的准备，但还是有些紧张，随着对问题的展开，逐渐平静下来。既然是自己主动检查，我索性放开来讲，连自己当时的各种想法，听见批评意见以后的“抵触”情绪，一股脑儿全部谈了出来，老老实实地从思想上来认识和检查自己的错误。我原本估计，把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全抖出来，难免引起大家的耻笑和蔑视，但是我发现与会同志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而是全神贯注，非常认真地在听我的检讨。
等我说完以后，黄骅随后就要曾旭清政委讲话。曾旭清对我的检讨未置可否，只是简单地说团结问题军队也有责任，军队是老大哥，应当主动与地方同志搞好团结，共同对敌，便草草结束了。
我隐约觉得他没有把话说完，由于事先黄骅已经指明，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地方上存在的问题，曾旭清表个态也就足够了。
会议最后由黄骅作总结。他对问题发生的前因后果，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军地团结问题由地方领导同志负主要责任，今天在会上地方负责同志已经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要从这次事件中接受教训，检查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注意改正。相信这次会议以后，大家都会去掉胸中芥蒂，团结一致向前看，把抗日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地委、专署、分区几位同志见面时，明显不像几天前那样沉默、尴尬了，大家又恢复到愉快、和睦相处的状况。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黄骅那两句话的作用：如果你的自我批评作得好，对你今后的工作是十分有利的。
于梅先说：“在你未作检讨前，我一直很担心，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情况，你讲完话后，大家的心情也都随之平静。你将主要责任都一人承担下来，也使大家听后松了一口气。你的自我批评态度还不错，看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黄骅同志好像也点了头。”
我根本没去考虑别人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自己的态度是真诚的，有了错误就要改正错误，勇于承担责任，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
过了一天后，黄骅又找我谈话。他说他对这次问题的解决是充满信心的，会后他和部队的同志又交谈了一天，可以说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毕竟这是党和军队内部的问题，只要你主动检讨，部队同志也没什么意见了。”黄骅还说，他和龙书金、曾旭清也分别交谈过。龙书金是六旅的副旅长，又是军区的领导成员之一，他开始是有意见，现在他说他没有意见了。曾旭清政委着重谈了部队自身的一些事。隋，对你的发言他表示没有什么意见可说了。“现在你应当安下心来，不要再去想已经过去的事了。还是我的那两句话，作一个好的自我批评，反而有利于今后的工作。你应当考虑的是如何放下包袱，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把工作全面抓起来。对部队的态度也是一样，要变被动为主动，‘吃一堑，长一智’，相信你经过这次事情，今后一定能够正确处理好与部队的关系。”
我也向黄骅敞开了心扉：这次全靠黄骅的耐心帮助和反复教育，使我的检讨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可，将使我终生难忘。我再次真诚地向他坦诉自己虽然作了认真的检讨，但仍然让我挑起主管二地委这副重担，自己感到力不从心，无法胜任，希望上级领导能够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我的工作。
黄骅关切地说：“你能有这样诚恳和虚心的态度，就是做好工作的基础。你年轻，有文化，有理论，不像我一个小木匠参加红军，现在能够做一点工作，全是党和军队教育培养出来的。你只要始终保持谦虚、务实的态度，注意学习，从实践中锻炼自己，提高领导水平，你是能够胜任现在的工作的。对于你的要求，我可以带回去，区党委会慎重考虑你的意见，但是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一定要抓紧自己的工作，不要辜负区党委和同志们对你的期望。”
即将离开二分区的前夕，黄骅回答军队、地方有关同志提出的有关形势和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比起一分区，你们的环境还是稍缓和一些。”黄骅给我们算了一个细账，“在一分区中心地带，平均每七个村庄就有一个敌伪据点、碉堡和岗楼，二分区则是平均每八个村庄一个。开春以来，一分区差不多每天要损失一个干部，二分区显然要少得多。总的来讲，一分区的损失大，这次大‘扫荡，中地委、专署受到的损失还没有包括在内。从一分区看，整个边区形势的严峻程度可想而知。”
黄骅接着说：“‘一年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日本侵略者，，时间是从今年算起。希特勒发动的对苏联的攻势，已经开始受到遏制，战争的天平，开始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倾斜；两年打败日寇，现在暂时还看不清楚，但可以看到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虽然一时得手，但却大大地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上，由于从几个战场同时向前推进，其兵力不足的矛盾已暴露无遗，失败的格局已经显露出来。目前它把重点放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首先从真渤特区开始，日寇疯狂镇压根据地的人民和抗日武装，采取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冀中、太行、鲁中、鲁南都相继发生了大的战事，边区现在的情况和冀中基本上一模一样；总部在太行反‘扫荡，中也受到损失，左权参谋长牺牲；在鲁南，敌军七次进攻使我根据地被严重分割、缩小，对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都有严重的影响，现在是华北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原本是集结兵力，企图合围消灭敌后抗日力量，然后再转战其他战场，可是日寇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低估了我抗日军民坚持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其兵力不足、顾此失彼的困境下，我军的战斗力反而迅速发展壮大，我们将战斗到最后的胜利。”
黄骅回过头来又讲到二分区的情况：“你们分区这段时间干得还不错嘛，在目前日寇‘扫荡’合围的紧张情况下，你们还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安全岛。但是要清醒地看到，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要时刻准备应付最恶劣的局面。因为边区的主力部队，过去大部分集结在一分区，山东方面，敌人的注意力也在鲁南、鲁西，你们在敌人眼里还没有构成心腹之患，就给了你们有利之机作好准备，以迎接敌人的更大规模的进犯。因为敌人对那些重点地区的‘扫荡，结束后，必将对你们进行同样的‘扫荡’合围，你们也将经受最严重的考验。时时刻刻都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切不可掉以轻心。上面讲的一年、两年的时间表，都是战略上大的构想，从我们这些局部地区来说，敌人在灭亡之前的挣扎可能更凶狠，更残酷。我们不能机械地去计算一年、两年的时间表，而是要努力地工作和坚持斗争，为实现这个最终目标而奋斗。在斗争的最关键时刻，中央会及时给我们有针对性的、具体的指示，指导我们当前的斗争。”
青纱帐正在缓缓地落下帷幕。比起去年的青纱帐时节，今年就要紧张得多。从“五一大扫荡”后的几个月，没有太轻松的时候，不论是主力部队还是县区武装，几乎难得在一个村庄住上几天。而二分区只有平禹、齐河稍显平静一点，黄骅来时，在一处还能够多住一天半天，就那样都转移了好几次住地。在黄骅检查工作的间隙时间里，地委同志们仍然分赴各个县，轮番活动，和县区同志们在一起坚持斗争。经过几个月反反复复，你来我往拉锯式的斗争，人们已经习惯了昼夜不分的生活，神色间多了一些深邃和凝重，疲惫和紧张的工作并没有拖垮他们。
李玉池还是那股子劲，每当环境有所缓和之时，他觉得困难更多；而当遇到异常困难的时候，他却格外冷静、沉着。
刘秀峰也是不慌不忙、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大家已经觉察到在错综复杂、急剧变化的环境面前，他常常为自己拿不出一个应对斗争的办法而表示为难。
连我一直很器重的王景芳，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来看，也不比刘秀峰高明多少。平常他遇事反应还比较快，能够进行细致的分析，给人以很有条理、能够把握问题的关键的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办事疲沓，所交办的事常常不能如期完成，更不用说期望什么结果了。有时候我对德、陵两县的一些急办事情的处理，只好直接找到刘之光、国珍、刘润生等人。我早就告诉过刘秀峰，我方在德县的活动，局限于一隅，活动余地太小，经不住敌人的突然进攻，难于转移至安全地带，必须开辟新的活动地区以利部队打游击战。刘秀峰也有同感，但却迟迟拿不出个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之光曾经提出，他愿意悄悄潜回他的老家那一带，利用地方家族关系，摸清情况，想办法开辟该地区。因为担心伪军和联庄会头子特别反动，不好插足，工委一直下不了决心。直到这段时间，八、九区一带形势越来越险恶之时，刘秀峰经过一番考虑，才向我提出此事。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早该下决心干了，这才让刘之光潜入该区。该地在边临镇据点以西，距我们八、九区活动中心大约三十里以外，我方武装力量从未进入过该区，一直视为敌伪完全控制地区。其实除土桥据点有伪军、伪区署外，其他村寨均为联庄会把持。刘之光凭借地方关系，打通上层关节，带领我方小股游击队潜入开展活动，为县府、县大队的进入开创了条件，成为开拓德县工作的一项大事。我对各县区开展对敌斗争很有信心。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有那股子拼劲、坚持抗日的决心、顽强斗争的精神。我更相信我们可敬可爱的人民群众和八路军、抗日政权、革命干部那么和谐的鱼水之情，无论在于庄、信庄、三洄河，还是谷马二庄……让我深深感受到，人民是抗日战争的铜墙铁壁，绝非虚妄之言，它确确实实地存在。同时我对地方工作的现状，却也不胜忧虑，有什么办法能够使我们的工作更向前迈进一大步呢？
一支游击小分队，专程从盐山、靖远来到德平、德县，为的是送一份紧急文件。
我们在前几天，已经从部队电台收到区党委、军区的紧急电报，转发中共中央于1942年9月1日发布的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适应当前斗争形势的发展，将在各地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党、政、军实行统一领导。其中特别强调：农、工、学、商、党、政、军，党是领导一切的；主力军固然是全国性的，同时也具有地方性，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应当统一于地区党委领导之下。统一领导下的地区党委可以由地方党委负责人担任领导，主力部队的领导人担任副职；也可以由主力部队负责人担任地区党委的负责人，原地方党委负责人担任副职。区党委、军区在转发电报的决定时，已经注明，将迅速作出贯彻中央决定的紧急措施，下发各部队和地委。现在专程送的就是这个紧急文件。文件除了详细传达中央的决定外，就是如何贯彻决定的一系列组织措施：
根据分局决定和山东军区的命令，原教导六旅兼冀鲁边军区，今后统一为冀鲁边军区，山东军区命令，邢仁甫为冀鲁边军区司令，黄骅、龙书金为副司令，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兼任军区政委，周贯五为副政委，刘贤权为政治部主任。
军区命令：十六团一部和三军分区合一为三军分区，一部为军区基干团；十七团与二军分区合一为二军分区，军区直属运河支队与一军分区合一为一军分区，区党委、军区决定各军分区人员配备如下：
一分区司令员傅继泽仍任一军分区司令员，彭瑞林为分区政治委员，康伯敏为分区副政治委员；
十七团龙书金为二军分区司令员，原二分区司令员徐尚武为副司令员，十七团政委曾旭清为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原二军分区政委郝炬为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原军区副司令，三军分区司令杨铮侯为三军分区司令员，十六团团长杨承德为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原三军分区政委李广文为三军分区政治委员。
区党委通知，调整各地委书记和副书记，依次为：一地委书记彭瑞林，副书记曹戎；二地委书记曾旭清，副书记郝炬；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副书记冯乐进。
难怪要专门派小部队送达紧急文件与命令，因为它是关系到各抗日根据地的大事，也是关系边区全局的大事。根据这些决定和命令，对原来在各根据地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问题，包括在我身上发生的问题，马上就迎刃而解。中央的这个决定，显然是在了解了各地的实情后采取的果断措施，我从内心感到领导的英明决断，由衷地拥护这个决定和区党委、军区贯彻这个决定的具体措施。这不仅是关系全局的大事，也是直接关系我个人的大事呀！
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一元化领导的地区党委书记，可以由地方党委书记担任，也可以由军队党委书记担任，具体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在边区，一、三地委由地方党委书记担任地区党委书记，二分区则由军队同志担任。我不担任地委书记，本是我自己向黄骅提出的请求，黄骅应该将我的意见报告了区党委。但他曾说过，让我安心工作’我是可以胜任这个重担的。现在这个任命，说明区党委实际上已经考虑了我的意见。
区党委的决定，完全符合中央决定的精神，一元化领导下的地区党委书记，在军地两方遴选，虽然我不再担任地委书记，却仍然是地委副书记、军分区副政委，并没有向下调换，说明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和一、三地委的同志不能相比呀！我一直认为和李广文的差距很大，简直不在一个档次上，他担任一把手，我做他的助手，可说是心安理得；彭瑞林是分局巡视团的负责人，我和他也没法比呀！曾旭清是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地方也担任过县委书记，斗争经验丰富，像我这样的小毛头，凭什么去和他相比呢？
我想不能再和自己过不去了，要自己掂量自己的能力。在一元化以后，担任地区的第二把手，协助一把手工作，将主要力量放在地方党政工作方面来，对于整个分区，乃至我个人的工作都是利多弊少，从长远来看，对自己会有更大的帮助和提高……
思想一下豁然开朗。回顾起入党时的誓言，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什么个人得失可言。在革命队伍里，我只是一个新兵，无论是经验、能力、理论水平等，都离革命事业的要求相差甚远，怎么能打肿脸充胖子，硬充好汉呢？我告诫自己：要老老实实地干好工作。不能泄气，不能在新任的一把手跟前撂挑子。
我主动到部队向曾旭清报告工作情况。出乎意料的是，部队同志热情相迎。曾旭清特别主动。他说：过去我们是两家人，互相之间免不了有点疙瘩，现在可好，大家合在一起，成了一家人，有什么事不能说，不能解决的呢？谈到地委今后的工作，曾旭清再次强调，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在部队，地方上的担子，照样由你担当，遇事大家商量着办就是啦。龙司令员平时话就不多，但却十分热情地向我谈部队的一些情况。他说：“你是副政委，军队的事，你也多参加嘛，你说不熟悉军队；不懂，咱们以前谁懂，还不是打出来的。你们在地方上还不是一样带队伍打游击，和鬼子汉奸斗吗？”
一元化以后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就是地区党政军负责人的大碰头，即按区党委批准的地委成员，就是龙书金、曾旭清、郝炬、于梅先、邹玉峰、孙子权、徐尚武七人。地委、专署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来不及讨论，着重讨论地方、军分区与主力部队合一后的有关事宜和军事斗争问题。由于分区成立不久，组织一直不健全，新的军分区实际就是十七团团部改建，原分区徐尚武带少部分人到司令部，路有水的特务大队随同编人分区直属建制，随司令部行动；原分区参谋长靳兴侯已被通知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政治处主任孙长江前已调军区司令部；分区其他人员，连同直属两个大队，恢复津浦支队建制，根据德平局势的变化，准备成立德平县大队；回民大队仍在北部几县独立活动；专署警卫队，地委青年武装队，仍由专署地委管理。主力部队十七团，根据中央决定精神与地区斗争现状，作了大的调整和部署：从一营三营各抽一个连归分区直属，一般情况下，分区带领直属连队、特务队活动；三个营改为三个地区队，分别在三片协调组织包括县区武装在内的军事行动，其中一地区队在齐河、济阳、临邑南部地区；二地区队在德平、德县、陵县、临邑北部地区；三地区队在平原、禹城地区。这个部署体现了化整为零的活动规模，主力部队适度分散与县区地方武装结合，开展对敌斗争。
会议确定的这些举措，大家一致认为解决了当前对敌斗争的关键问题，有利于县区斗争的坚持与开展，与会者的心情都非常兴奋。因为新的地委真正体现了中央决定指出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大家从内心感到在当前艰苦的斗争形势下，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的及时性和重要性，也更加坚定了大家坚持地区斗争、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由于青纱帐倒下后敌伪日益频繁的进攻态势，会议只开了一天即结束，以便将会议决定的举措，迅速落到实处，并且约定仍按地委老规矩，一个月后再开下一次会议。
党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下达并执行了一段时间后，就让人们感到了这个决定带来的新气象。主力部队和地方配合更紧密了。北部几个县，过去主力部队很少来过，现在主力部队开始进驻。他们进入该地区后，人们的底气十足，有了依靠，县区武装活动也随之增加，对于小股来犯的敌伪军，也能给予打击，这使小据点里的敌伪军不敢轻举妄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