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深火热(五)

16926 发表于2019-12-04 11:35:43

    五、王楼战斗

    天气日渐寒冷,青纱帐已经倒下许久,地里只剩下一点点没有收拾的高梁秆和玉米茬子。新麦才微微露出一线线青绿,站在漫地里一览无余。

    冬天来了。萧瑟的寒风,阴沉的天色,我们正面临着日益逼近的更为严峻残酷的斗争。通向一、三分区的秘密交通线,除了间断传递区党委的小报——《挺进报>外,已经很久没有传递什么文件了。李玉池通过回民村庄搜集一分区的信息也比以前减少了许多。我们心里明白,区党委、军区已转移到津南海滨一带,距离我们越来越远。由于地下交通线的作用难以发挥,一、三分区的武装活动已经向分散隐蔽的方式转变,依靠民间传递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少,只是在邻近二分区附近偶尔传来一些消息。

    此时,宁津县一区队副老阎——一个名副其实的孤胆英雄的故事四处传颂。

    老阎带领的区队,已经两次被敌伪军打散,他只身冲出后,重新组织,集合战士,继续斗争。

最近一次的一天下午,他又只身一人被围于村寨中,敌伪军发现他躲在一间不大的民房里,便上来几个伪军想活捉他。

老阎这人是个慢性子,他不慌不忙蹲在屋角里,手里握着驳壳枪,将子弹顶上膛,一声不吭,瞪起双眼,瞅着外面。伪军在屋外喊了一阵,又朝屋里瞎放了几枪,仍不见有人出声,以为被他们打倒了,便冲进屋里找人。伪军刚一露头,就被他一枪打倒在地。冲进来一个,被他打倒一个,如此这般,熬到黄昏时刻,他一人就撂倒十几个汉奸二鬼子,死人把房门都堵了半截。敌军头目一看攻不进去,要当兵的爬上房,揭开屋顶,准备往下边打枪。

    殊不知老阎已听见屋顶吱吱的响声,还夹杂着说话的声音,尽管听不大清楚,他琢磨到大概敌人要玩什么鬼把戏,他一面注视门口的动静,一面瞅着屋顶,发现有的地方漏出天光,有人影在晃动,就向上开了枪,又撂到几个二鬼子。

    此时天已漆黑一片,敌人从村里搬来几十垛麦秸,搬上屋顶,从刚打开的天窗往下扔,还吆喝着要点火。

    这时候老阎才缓缓挪动身子,爬到屋门口,拖进一个二鬼子的尸体,扒下他身上的军装,自个儿穿上,趁天黑时钻出屋子。看见几个伪军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外,他忽然大声叫喊:“大伙儿都留点神,别让那小子趁天太黑给溜掉了。”

    那几个二鬼子已经在那里闹腾了一下午了,又冷又饿又害怕,黑暗中陡然看见一个穿军装又像长官模样的影子,熊了他们几句,谁也没敢吭声,眼睁睁地看他出去了。等到火点燃了好一阵子,二鬼子便回去向日本鬼子报告说,已经将八路烧死在屋子里。

    此时老阎已经顺利出了村,没几天时间,他又集合起被冲散的队伍,继续战斗。

    “这个消息千真万确。”李玉池告诉我。近日发来的区党委印发的《挺进报》上,也专门登载了一军分区嘉奖老阎的命令,并简单报道了他的战斗事迹。老阎的英勇事迹很快传遍了县区,使大家都受到激励和鼓舞。

    已经到了农历腊月间,冬日的寒冷日盛一日。情况日趋紧急,二分区各县也都陆续遭到日伪袭击。禹城县有两位同志,在边沿地区活动时,被敌伪军袭击,所带的小部队受到重创,本人受伤以后下落不明。临邑、平禹、陵县都不时传来县区干部被俘和牺牲的消息。

    1943年1月初,在军分区驻地,地委召开了会议。由于此时地区形势的紧张,分区又已在平禹住了十多天,并且得到情报,敌伪军近日将对平禹北部地区进行一次大的“扫荡”行动,于是会议只开了一天,就决定移师齐河北部接着再开,三地区队则留在平禹地区坚持战斗。

    这次会议,除了检查上次会议提出的若干工作进展情况而外,主要就是讨论当前面临的斗争形势,分析敌情,以及进一步贯彻北方局指示的措施。会议过程中,还提出一个目标:鉴于一、三分区斗争的紧张局面,二分区尚有较好的活动条件,在关键时刻,我们要多做努力,向外拓展,扩大中心活动区的范围,并且认为二分区应该是边区一块较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但是也有意见认为二分区只能算一个范围不大的游击区,对此,曾旭清、邹玉峰都不赞成这个说法。他们认为,二分区已经是一个隐蔽的游击根据地了,现在应该有信心,有责任巩固和扩大这块根据地,为边区斗争大局分忧。其他同志的观点和他们也不完全一致。龙书金就一再强调,北方局、分局指示的重要性,我们都要深刻领会,对二分区的形势估计,要作好进一步恶化的准备。眼前敌伪的活动就十分频繁、猖狂,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平心而论,我还是比较赞同龙书金的看法,对我们地区本身,不应过高估计。按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如果敌人集中兵力,撤下几个口袋,就能把我们折腾得无暇自顾,恐怕到时比一、三分区严重得多。不过尽管大家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曾旭清、邹玉峰是在严峻的斗争中看见了胜利的曙光,我和龙书金则是在相对乐观的形势下更多地看到眼前形势的严峻,相互之间没有原则上的争论。曾旭清的说法隐约成为地委同志的共同认识。

    因为在不断地更换开会地方,所以每天开会时间不长,几天已经移动了三次住地。从齐河北区到临邑南部,得到的情报都是四处敌情有变化,使我们的会议开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游击会议”。在禹城、临邑交界的张士府村召开县团以上干部会议,住了三天后转移到徒骇河南边的济阳县二太平村继续开会。途中接到平禹送来紧急情况报告:分区离开后的1月17日,敌伪即对该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拉网式的“扫荡”,三地区队和平、禹两县县区武装被日伪军一千余人合围,三地区队队长李明生等人在战斗中牺牲。

    “看来战斗的重头戏,要转到我们头上来了。”龙书金再次预感到,对二分区的大“扫荡’’以及激烈的战斗已经迫在眉睫。一分区事件在先,二分区能幸免吗?李明生的牺牲,使大家陷入深深悲痛和惋惜之中。这个被龙书金和同志们戏称为“小老虎”的年轻的老红军战士,是十七团三个营长中最年轻的,以遇事沉着冷静、作战勇猛著称,他的牺牲令龙司令痛惜不已。

    邹玉峰第一个提出不再参加会议,他要立刻赶回平禹。发生那么大的事,情况不明,他必须回去和同志们一起坚持战斗。地委每个同志对自己分管的地区都有很强的责任感。邹玉峰的那股劲一上来,别的同志是无法阻拦的。

邹玉峰走后,龙书金再次提出:地委会已经开了好几天了,转移了好几处地方,不宜再开下去。分区直属队也要机动转移,以防万一。我赞同龙书金的看法,认为应当迅速分散转移、机动作战以保证安全。曾旭清也揆情度理地认为,地委会议题已完,会议可以结束了。大家仍按以往的活动方式、范围,各自分散活动。但是孙子权说,专署还有一些事,要和曾旭清再谈一下,希望再留天把时间,谈后再行分散。龙书金说,如果有事需要再留一天,也得向东边挪动一下,这样较为安全。曾旭清则认为,此地距夏口据点不远,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是夏口、济阳几处均无新的敌情,再住一天,估计问题不大。龙书金仍然坚持要移动住地,曾旭清和孙子权则坚持多留一天。我已决定北去,便说:你们留吧,今晚我立即赶回陵县。于梅先也和我同时离开,到济阳县大队所在地去了。一看我们都要离去,龙书金立刻找参谋主任李青山,布置搜集齐河、济阳、夏口以及泺口几处的情报,作好战斗的准备。

此时已是1943年的1月24日。那天天气很冷,到傍晚时,下了入冬以后的第一场小雪。我啃了两个窝窝头,喝了碗稠粥,就和张肥率领地委小武装队一行,在凛冽的寒风中上路了。到陵县和临邑城北一带,要通过商河到临邑的公路。就在年初,公路两侧已被敌军挖了壕沟,相距十来里远就安上一座碉堡。沟不深,可是人要翻沟上下也很困难。公路两侧有很长一段地带,是临邑抗日县政府、县武装经常出入之地,附近一片村庄也在我县区政府控制之下,有的碉堡、岗楼里的伪军中也有我们的人,入夜以后,可在沟旁挖出一些小缺口,供人通过。我们从王楼出发到公路边,近二三十里地,顶风行路,速度较慢,到午夜时分才到了公路边上。我们通过之处,不在两个碉堡之中,而是在距离临邑城较远一方的碉堡近处。在村里民兵游击小组的引导下,扒开一个缺口翻过沟去。过沟之时,天色阴沉,雪花散落,午夜风急,呼啸的风声淹没了我们行动的声音,点点白雪映照下急急行进队伍中的人影隐约可见。

    过了壕沟又走了一大段路,算是到了比较安全的地带。背靠着地边的坡埂,休息了许久。被汗水浸透的衣服附在身上,又黏又痒。喝了一肚子西北风,又饥又渴。我叫上张肥、傅洁民、耿捷三,还有小队副老苏,大家凑在一起合计,这漫洼地不是久留之地,可是进村需等到天明前才行。去早了,半夜三更的,反倒不方便。我们下决心立即赶到沙河沿上。因为大小张家距于、信二庄没多远,凭借沙河两岸地形,万一发生情况,也好马上转移。咱们这小队伍,不管多累,现在必须一股劲往前赶路。快到沙河边上时,天色一下显得昏黑起来。夜路走多了,自然明白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尽管看不见天上的星星,但也能琢磨着拂晓时刻即将来临。

    忽然,隐约听见远处往南响起隆隆的炮声。

    “看来夏口方向真的打起来了。”小傅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大哥,幸好昨晚咱们下决心走了,要不说不定会碰上这一劫呢!”

    “听说平禹这一仗,敌人用的是拉网战术,要是夏口这仗也是拉网,真让网住,就不容易钻出来了呀!”一向不多说话的耿捷三也插嘴说了几句。

    我们住进沙河南沿张家,和张王庄直线距离只有六七十里地,都在临邑县境,只是一南一北罢了。到了晚上,有去临邑城里赶集回来的人说,城里传闻,南乡打了大仗,济南、德州、平原、齐河、禹城、惠民几处鬼子、二鬼子全部出动,铺天盖地似的围住了王家楼子那一块,打了大半天,死了好些人。

    王家楼子,就在张王庄西边,这可真是晴天霹雳!同志相别一夜,竞成隔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心情忐忑不安,格外沉重。几个月的时间,一分区的惨痛事件,真的又在二分区重演吗?

    王景芳、曹明惠、国珍、王战亭以及从远处转来的刘润生,都纷纷来到我的住处,打听消息。大家心里都很难过,期盼损失能够小一些。龙书金、曾旭清、孙子权、徐尚武等同志的安危如何?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几天后,情况逐渐明了。秘密交通员将突围同志带出的信息星夜送来,随后只身突围的分区组织股长也收容了几个干部,连夜赶到陵县,向我们谈了当天发生的情况。

    在我离开司令部后,龙司令员仍然很不放心。他命令一地区队赖金池队长,率领部队到夏口以东我活动中心地区的边缘,监视夏口方向之敌,一旦发现敌情,可掩护司令部转移。但是这次“扫荡”,敌伪出动很早。天明以前,敌伪的大队人马从泺口、济阳两个方向同时向夏口挺进。这时住在二太平村的专署机关及警卫部队,已集合待发,孙子权只身赶来司令部,等候一起行动。此时,发现商河、临邑之敌亦有向夏口一带出动的征兆。龙书金认为形势突变,战斗的发生已迫在眉睫,敌伪兵分几路向我合围之势已不可避免,他力主司令部机关应立刻向夏口方向逼近,用机关枪封锁夏口据点,利用道沟转移,迅速通过夏口据点,再从夏口与济阳来敌之间的侧沟中冲出去,与在外围的赖金池部会合,从而跳出敌伪合击的包围圈,转移到比较安全地带。

    但曾旭清认为,夏口以外是我游击地区,没有可靠依托;把司令部机关置于夏口敌人据点的火力之下行动,风险太大,一旦有事,付出的代价也大。现在西边尚未发现大的敌情,我们在东西四五十里、南北三十里的范围内还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不如先向西转移,待观察敌人的动向后再决定去向。孙子权也赞同曾旭清的意见,力主向西转移。他补充说:西边现在并无敌情,机关不宜铤而走险。凭借以往的经验,尚未发现该地区几个县的敌军同时出动进行合围“扫荡”的先例,敌人的目标显然是放在东边这一带,往西行动,应该是安全之策。徐尚武也持相同观点。这就促使曾旭清更加坚持己见。

    龙书金出于对政委的尊重,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司令部连同专署机关、部队赓即出发,向西转移。此时天已大明,行动不远即发现从西边转移过来的区武装和工作人员,得知西北方向也有大批敌伪正在向东运动。原来我方只注意监视禹城、齐河的敌人动向,却未估计到德州、平原方向的敌人也加入到此次的“扫荡”合围行动之中。

    四面合围的形势已经形成,龙司令原来命令赖金池部掩护司令部西移,因为齐河等地敌伪军已从南边迫近,命令已无法传递,赖金池部被挤在敌合围线的外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已不能强行向司令部靠拢,只能自行向东北方向行动,以求避开敌人的合围,所幸没有遭到损失。随司令部、专署行动的部队加在一起也不过一个小营的兵力,被挤在徒骇河北岸的王家楼子附近一个不大的村庄中。专署及其警卫队,未赶上司令部的行进,被挤在陡骇河边上,遭到埋伏在河堤上的日伪军迎头猛烈射击,队伍大乱,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

    此时王家楼子东南西三面已被敌人包围,部队绕到王楼村北,想从漫洼地突围出去。那儿是一片低洼的开阔地,到处可见夏天洪涝积水形成的一块一块洼地。但是临邑、商河方向之敌正向王楼以南拥来,直属一连被敌包围,两面作战。二连掩护机关干部向外冲时被敌人打散,只能各自向外突围。

徐尚武临时换上便装,藏在一家农户的菜窖里,被敌人发现,在战斗中被枪击身亡。

曾旭清原也准备用徐尚武的方法藏匿,政治部特派员高子桂大声喊道:你是政委,不能插枪藏匿!我在前边掩护你往外冲!高子桂和曾旭清连同警卫员三人,在道沟里左冲右撞,在两条道沟交叉点碰上了鬼子散兵。他们利用交叉点上的大土转盘,和鬼子周旋,打死一名鬼子,冲到另一条道沟里得以脱身。

    龙书金带着参谋和警卫排战士,冒着敌兵的枪击,翻过道沟,冲向北边的漫洼地里。

    战斗一直打到晚上,天色已黑,漫洼地里遍地是人,多数是老百姓,突围出来的专署干部、我军战士、伤员也都散在漫洼地里,和老百姓混在一起……敌军只是往王楼一带集中,也不过问在地里的是些什么人,很多人得以成功突围。陆续突围出来的人大都跑到齐河那一片。他们找到李聚五的县大队,逐渐集合起来。令龙书金最担心的收发报机和密电码总算没丢,电台由队长和译电员掖在身上,连滚带爬地拼命突围出来,最后找到李恒泉主任,回到了大伙儿身边。

    损失最惨重的是直属一连,他们在敌人四面围攻之中展开血战,一排排倒在王楼村土围子之下,最后只冲出了十几个战士。二连在掩护突围时也伤亡过半。

    事后我们得知,敌军这次使用了和打平禹时一样的拉网战术。在纵横几十里的范围内,许多地方几乎是手牵手往中间围拢,挤到最后要想突围出来十分不易。但网拉得越宽,外面也就越稀疏,迎头碰见我小部队,只要不是面对面交火,他们一般不过问。孙子权带领专署机关和司令部隔断联系后,被迫往西南边上突围,尽管也碰到一部分敌伪军,但是很快就冲出去了。敌军忙于向中心合围,没有和他们多纠缠,所以他们的损失不大,平安地转移到齐河地区。

    敌人的突击拉网持续了一天一夜。待各路敌军都撤回各自的据点后,临邑、济阳的县区武装连夜赶回,清理战场,掩埋牺牲同志的遗体,帮助联络、收容被冲散的干部战士。经过一段时间,司令部又收容了六七十名战士和干部,除机关干部外,仍然保持两个连的原建制,加上警通排,分编为两个分队,龙书金和李恒泉,曾旭清和李青山各率领一个小分队,分别在平禹、齐济两处活动。

    王楼战斗失利的消息,给各地的斗争蒙上了一层阴影。平禹、齐济、临邑南部,过去主力部队经常活动的中心区,形势陡然恶化,当地的伪军、伪组织,趁机向我控制地区疯狂侵扰,相比之下,一向比较紧张严峻的陵、德地区,反而成为安全地带。实际上这些地方的敌伪活动原来就比较猖獗,近日活动比原来更为频繁。这种状况已经将近一年多了,大家对这种紧张的日子也习以为常了。

    在这时候,我只能在几个县境内来回奔走,给干部和人民群众打气鼓劲。就拿陵县为例,前年大“扫荡”时,主力部队被迫转移,敌伪势力一时甚嚣尘上,现在还不是挺过去了吗?临邑南部这场战斗,我军是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是我们也会像陵县一样很快恢复起来。日寇在鲁北大地上,暂时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久。希特勒的疯魔气焰已经被苏联人民打下去了,下一个就是日本鬼子了。有的干部怀疑“两年打败日寇”的口号,因为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日寇不仅没有被打败的迹象,反而更加猖獗。我向他们解释“一年”“两年”不能死掰手指头数天数,时间表不可能那么一点不差,但敌寇必败、抗战必胜,则是不容置疑的。经过几年战斗的磨炼,抗日军民都坚定了打持久战、游击战的信念,有坚定的抗敌意志和斗争经验。乍一听见王楼战斗受到的严重损失,一时情绪悲观低沉,但很快人心就稳住了。人们开始考虑如何收拾现在的局面,对付眼前的敌人,守住自己的阵地。

我从德县回到陵县,发现敌人正在对四、五区连续合围“扫荡“,“螺丝钉”比前几天又拧紧了许多。看来敌人是在搜索从南面进入德、陵一带的地区队主力,不过二地区队接受了平禹和王楼战斗的教训,及时走出包围圈,再回过头来打敌人的尾巴。前几天就在德县边上取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如意算盘,也极大地振奋了两县的军民。在这里,我们和县、区武装没有取得联系,只好转移到三官道附近,与林子据点出来的敌伪军周旋,到晚上又撤到沙河南沿。

从王战亭处得到的信息是:附近罗院、凤凰店、盘河等据点近日的增兵均未撤走,看来五区境内近来较难活动。我们下决心,绕过林子据点,转移到宿安方向,视情况再绕回滋镇以北活动。大约在三更时分,我们沿着沙河来到天齐庙跟前。这里离林子街很近,已无道沟可以隐蔽,但紧靠沙河还是有较多的隐蔽活动之处,是绕过林子街的一条便道。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靠近天齐庙村边时,突然一排子弹袭来,我们立刻停止行进,紧急卧倒,只听见连续的枪响,子弹贴着头皮飕飕飞过,一颗流弹从我的背上擦过,将棉袄外面划开一条长沟。在贾金砚、尹寿和的掩护下,队伍顺着沙河滩边撤退,我们也向敌人还击。夜里天色灰暗,因双方距离较远,实际上是无目标的对射。事出意外,敌情不明,只能在还击中逐步后撤。敌人也未敢出动追击,看来敌人数量也不多,且从枪声密集程度上可以判断全是伪军。因为鬼子的武器好,枪也打得密。小傅估计,很可能就是杜子玉之流的汉奸队伍,他们这些伪军最近也在村里四处骚扰。

    敌人在二分区策划的几次行动印证了小傅的想法。敌人早已策划在这一带打一个大的“围剿”作战。先是平禹那场较大的前哨战,它集中了德州、平原、禹城几处的敌伪,范围不算大,但目标是寻找我主力部队,算是一场不大的战斗。接着在齐济、临邑之间发动意在消灭我首脑机关及主力部队的大的拉网战斗,从惠民、商河、临邑、德州、平禹多方集结部队,济南也直接出动兵力。看来他们认为目的似已达到。至于北部几县,敌人只当做我地方小型武装活动地带,无须以更多的兵力来对付。他们以为王楼战斗后,可能我方会有一部分部队转移来此,所以又连续集中兵力分片合围“扫荡”。

这次我们正好撞人其囊中,我们在天齐庙附近与敌人打的小遭遇战,只是这个小网的网边,由于敌人兵力薄弱,使我们能够迅速冲出,并按原计划迂回转移到宿安附近。在二地区队外线出击取得胜利之时,敌伪行动也有所收敛,我们又能回到四区、五区,并以此为中心联系附近各点。

在这个间隙,龙司令和李恒泉主任率领一大队和警通排一起先到了平禹,和三地区队汇合,稍事休整,又来到陵县,打算再抓一下二地区队的活动。我们在朱二歪家见面,主要听他讲述王楼之战前后经过。他最后摇摇头说,事情不要再提了,责任主要在我,我是司令员,并且还是军区领导成员,在当时情况之下完全应该当机立断。下决心向东转移,损失不就可以完全避免了吗?怎么能以尊重政委意见作为理由,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我应当向军区党委报告,请求给我处分。但现在不是时候,我们需要集合收容起现有的队伍,恢复部队的战斗力,把二分区的斗争坚持下去,再说我们的电台已无法正常工作,和军区无法联系,只能自己领着干,以后再说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司令部是受到了重大损失。从全分区来看,我们的损失只是局部的,一地区队完整无损,正是你的正确决策的胜利。二地区队下到北部几县的部队未受损失,还打了几次胜仗。三地区队损失并不大,我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重整旗鼓,恢复到过去的有利局面。”我说这话不只是为了安慰这位可亲可敬的指挥员,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我就是这样看待王楼之战的后果的,并且不止一次向几个县的同志们讲过。我认为这次损失比一分区轻了许多,他们能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坚持斗争,我们也绝不会落后于他们,我们将并肩战斗,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我就是这样认为,对此我十分有信心”。我的一席话,让龙司令打起了精神,疲倦憔悴的脸色多了几分兴奋,一向沉静的他比起平时的话也多了一些。我们从村里小杂货店找来一小壶酒,没有酒药①,就这么干喝了几杯。往常在司令部开会,都是他弄来一点酒和大家一齐喝,地委成员几个人中,就只有曾旭清和我能喝上两杯。患难之后能再聚在一起喝点酒,确实也太难得了。

    谈起当时在场的几个人,自然首先对徐尚武的牺牲十分惋惜。如果他勇敢地冲出去,也许结果并不是这样。他这样牺牲了,在临邑老百姓中,是多么大的创伤。他比吴匡五在陵县、王忠民在禹城的影响可大多了。

    我问到专署和孙子权的情况。龙司令说:“专署很幸运,他们在王楼西南和司令部隔断了,只有向西南方向冲,人员冲散了一些,但很快就集合得差不多了。他们现在依靠齐河、临邑县大队活动。曾政委和我分开活动,他和李青山带的二大队损失要小一点,又把路虎子的三大队带在一起。你自然知道,路虎子在临邑一带很熟悉,那天合围以前,徐副司令让他去临邑城附近监视敌人,侥幸被隔在网外。路虎子的队伍打个麻雀战,摸个据点,抓个汉奸,还是挺有办法的。他只有三十几人,可到处都能钻,有了这支队伍,政委那边可以放心。”龙司令最后交给我一个任务。他们小部队活动,无法保障电台收发报工作的安全,这一二十天里,一直不敢使用电台。龙司令说:“只有交给你。你们这边群众基础好,能够保障电台安全,译电员小刘就跟着你行动,寸步不离。隔三两天可以开动电台,发出呼叫信号,争取和军区电台取得联络。现在只能以这种隐蔽的方式保持与上级的联络了。”

    带着电台和译电员,成了我们一个棘手的任务,它的安全非同儿戏。也注定了这段时间,我们只能围着它转,不敢远离。电台还必须藏匿在绝对可靠、不为敌人注意的地方,也不能让我们内部无关的人知道。此事令人颇费心机。就在电台按时开动之后,就连续接到军区电报,询问分区近来的情况。在较长的时间里,只是在王楼战斗之后,龙书金在特别紧迫的情况下,向军区发了简短的电报。电台放到陵县时,又简短地发过一个电报。显然军区、区党委对此均不满足,所以连发电报来询问详细情况。我们这里领导都分散在下面,无法及时复电报告,只能以呼叫联络,向军区证明我们仍在安全活动而已。时间不久,分区和专署被冲散的干部、战士,多已回到原来的岗位。经过王楼这一场大的战斗,以及以后持续不断的小的合围“扫荡”,附近增加的敌军都已撤走,我活动中心区又恢复到原先的状况。困难比原来多了一些,但我们照样坚持斗争。最好的还是德县五区,由于刘之光回到本地,掌握了地方的情况,并做好当地联庄会的工作,在敌伪向八、九区加压的同时,我方无声无息地进入五区,建立了区政权和武装,成为和七、八、九区相同的一个区域,成为在困难情况下开辟的一个新区。

    龙书金、曾旭清和我又一次在三官道村碰头。分区一、二大队除了收容集合原有被冲散的人员外,又从齐河县大队抽调一个排充实到一大队,使司令部仍然保持两个精干的小连,电台能够随同行动,恢复和军区的经常联络,我也因此卸下了保藏电台这一千钧重担。正在此时,军区、区党委发来电报,要了解日寇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以来,特别是王楼战斗以后,二分区斗争的详细情况,指定我即日去军区、区党委汇报。

    我心里明白,军区、区党委要求二分区去汇报,是因为几次电报都很简略,不能详陈所有问题,现在让专人去详细汇报,取得领导的指示,自然十分必要。但是指定我去,则是二分区龙书金、曾旭清两人的意见。因为龙书金只管军事,不了解地区的全面情况,而且眼前战斗频繁,不能离开,无法前往汇报。曾旭清对地方情况也不熟悉,军队工作正处于紧张的关键时刻也无法离开。他们两人都认为我去为好。

    我知道这是具有较大风险的行程,因为军区、区党委地处津南、海滨、新海、盐山一带,行程数百里。如从一分区去,还要经过敌军集中围压的几个县区,据点密布,部队多了,难以通过,一支外来的小部队又缺乏抗击能力。只能从三分区过去,可以经过一段我熟悉的地带。从商河、阳信边经庆云到盐山、新海也要经过几条公路、壕沟和据点的密布区。三分区也是刚刚受到严重损失的地区,敌伪活动很猖狂,随时都要准备战斗、突围。即使马不停蹄地赶路,也要六七天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我知道这次的汇报是地委交给我的极其重要的任务,我必须坚决完成。

    这将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行程。支持我的力量就是和我长年在一起战斗和生活的小队伍的二三十个干部和战士。在危险艰难的日子里,  他们已经与我一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不论到哪里,从没听谁说过二话,只是此次任务却比以往哪一次都更艰险更困难。队长傅洁民,前不久跌伤了腿,已离队休养,何时归队不可期,加上另外几个伤病员,队伍已不大整齐,我不得不把人员作临时调整,让队伍更紧凑精悍一些。耿捷三实际成为全队的主管,副队长老苏协助他的工作,贾金砚临时去担任一班班长。这支队伍还没出过二分区,北行的道路也不熟,李玉池从回民大队调来侦察交通员李金德随同前往。他曾在回民大队当过班长,但长期到津南地区做侦察交通员,是个机智、勇敢、惯于孤胆作战的战士,李玉池曾推荐他到我处做警卫通讯员。他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出色,遗憾的是,由于他的民族生活习俗,平时只能啃点窝窝头,遇到吃荤的时候,就什么也不能吃,只能跑到地里捡点生包米来啃。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实在不行,只好让他回到回民大队。这次考虑到北行的需要,李玉池仍然向我建议,动员他再到我处。李金德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这使我和耿捷三、贾金砚及大家都十分高兴,他的到来给我们的北行之旅增加了有力的支持。

离开区党委已有一年时间了,人事、时事都有许多变化,连区党委的驻地都似乎远不可及了,现在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汇报二分区的近况之时,也能顺便向领导汇报自己的思想以及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接受区党委对自己的帮助。带着紧张、激动、兴奋、盼望的心。隋,我踏上了北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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