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岛后首先见到黄骅。他热情地向我讲述这两天的情况：大、小山一带“扫荡”之敌只停留了两天，其中一路和周政委率领的直属团几个连队，在大山附近发生激战，我军在给敌人打击之后主动撤离转移，敌军翌日亦撤回老巢，沧州、泊头等地小据点还是原来的二鬼子、皇协军等，外海的火轮，游弋了一天多时间，就集中向南去了。据随周政委行动的电台收到山东军区的通报，敌军动用陆海空部队协同行动向我清河军区垦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那里也是新开拓的黄河口淤积起来的新区，是清河军区的后方根据地，而且距离新海、盐山地区也不远。要是顺风，一宿就赶到了。现在望子周围已无大的敌情，可以放心在此开几天会，区党委要专门听你汇报，邢司令、周政委几位首长将在今明两天赶回望子来。
黄骅还和我摆谈二分区的一些事情。他说：“上次在解决二分区团结问题的会上，你能够承担责任，顾全大局，赢得了主动，使问题能够较好地解决，我向区党委和军区汇报时，大家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他特别提到：“贯彻‘九一决定’时，考虑由谁在二分区牵头的事，党委作了认真的研究，也认为你挑这副担子是合适的，也把你向我陈述的意见如实地向区党委反映，最后考虑到当前对敌斗争的情况，你还年轻，经验不足，所以由曾旭清同志牵头，你协助他工作，可能对当前的斗争和工作有利，在来不及征求你的意见之时就公布了，也相信你不会对此任命有什么别的想法。这次你按区党委的要求，冲破重重困难，迅速来到这里，积极主动地参加区党委、军区的这次行动，让我更放心了。”
我说：“请组织上放心，我对区党委作出的人事决定没有其他想法，我绝不会口是心非，对党不说老实话。旭清同志在二地委领头，我做他的助手，协助其工作，对我来说是很合适的，也是最佳选择。”
从黄骅处出来，又去李其华处聊了一大阵子。他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也经历了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总是要过的一道关口。你一定还记得，在张晔的帮助下，我也经历了一场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不是照样好好地和大家在一起奋斗吗？说实话，那时我在区党委主持工作，处理好多事自己心里都是虚的。现在好了，卓如同志主持工作，一切都有了新的景象，我真正感到如释重负。好好地承担起自己分内的责任吧。”
李其华的谈话使我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两年来，我和他从来没有这样亲切地交谈过，原来都是正儿八经地谈谈工作而已。我暗地里认为他矜持、做作，对同志不够坦诚。通过这次短短的交谈，对他的看法一下子全变了。
汇报其实只用了一天半时间，而且还有不少重复，头一天王卓如、黄骅、李其华、于居愚、袁振，还有朱凝几个同志参加。我已经知道朱凝是一位老同志，王卓如的夫人，她担任组织部的科长，在我和李其华谈话后，她也来向我问候，并且了解二地委一些组织情况。于居愚头天也在李其华处交谈过，他没有架子，不拘小节，谈起话来，正经与幽默往往混为一体，如他把海里这几天漂泊说成是一场有趣的、轻松的游历，如能再经历几次，一样会使人们愉快和振奋，他的话使大家都乐而忘疲，高兴地听他聊下去。
会议自然以我的汇报为主。王卓如一开头就明确指出：“二分区前一段的情况，黄骅同志已经直接了解，区党委完全知晓，现在要你汇报的是贯彻‘九一决定’以后，特别是王楼战斗之后，地委分区的情况。经过这场重大的战斗，你们一班人怎样应对？工作恢复得如何？当前的斗争形势，干部群众中有些什么反映？这是区党委迫切需要了解的。因为你们面对的形势，也同样是区党委、军区面临的形势，我们所处的新海、盐山、滨海地区也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你一来就体会到了这个困难的局面。区党委、军区和你们的联系又极其困难。所以才要你专程来此谈一谈。你来得好，尽管这几天没有汇报的时间，但我们从你来这里的精神状态中可以看到二地委、分区斗争的一个侧面。”
王卓如指出要汇报的内容，正是我们事先已经想到的。我事先已经打了个腹稿，但首先还是把地区8月会议中我的检查，向区党委作了简略的陈述，简短的几句话就转入了正题。一个是贯彻“九一决定”地委分区的具体行动，曾旭清和我两人工作到位，十七团和原分区的合并，部队部署和体制的调整，三个地区队的建立对支持县区斗争的重大作用，这些行动措施在全分区党政军干部的思想中已经起到很好的影响；在组织上加强了集中领导，形成了地委分区统一的领导核心，有了这个核心，原来坚持的深入县区、分头领导的形式反而得到有效的加强。
王卓如插话说：“你们贯彻‘九一决定’态度积极认真，行动较快，具体措施有力，这是好的。区党委前些日子已经看到地委分区的报告，对此甚为欣慰，你的汇报则更具体，有利于区党委对二分区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区党委想着重了解的是当前的情况，因为这是关系边区全局斗争的大事，你们发来的电报，极其简单，难知究竟，所以你要着重谈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袁振从外面进来，向王卓如报告，周政委、邢司令都已回到岛上来了，他们也想听听二地委、分区的情况汇报。王卓如和黄骅、李其华打了个招呼，高兴地说：“他们赶回来了，这太好了，原来是怕他们赶不到，我们就先谈了。想不到他们赶得这么快，这样吧，让他们稍微歇一歇，咱们也等一等，吃罢饭一起来听这段时间的情况，正好也是他们和大伙儿都需要听的嘛！”
下午，窝铺里挤满了人，使得于居愚、袁振都被挤到窝铺外面去了。窝铺本身就是敞的，里外都差不多。周政委、邢司令坐在王卓如、黄骅等同志身边。我没见过的一位身材高大、魁梧、始终保持着军人风度的领导人，自然应该就是邢仁甫司令员了。他的名字，我早就听边区的一些老同志多次谈到过，但不过多有微词。有的说他有旧军人习气、哥儿们意气，缺少党的领导人的政治气质等等。但这次山东军区派他回边区担任司令员，听袁振说，边区正准备建立行政公署，也将由他兼任行署主任。但是通报给各地委的，山东分局批准的边区党委名单中，列有王卓如、张哗、李其华、周贯五、黄骅，却没有邢司令员的名字，这真让人摸不着头脑。是否另有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我接着汇报了平禹战斗、王楼之战主力部队遭受到严重损失，并使临邑、平禹等地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这两次战斗，客观上是敌人在鲁北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整体军事行动，战斗是不可避免的；主观上对敌情估计不足，认为鲁北地区不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疏于戒备，没有坚决执行灵活机动、分散隐蔽的战斗方针，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在一处，滞留时间太长，是使我们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我简单转达了龙书金司令员的检查，然后汇报道：王楼战斗后，临邑、平禹一些地区形势继续恶化。我方部分干部、群众一度情绪低落，较普遍的就是质疑“一年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日寇”的口号还灵不灵？
尽管两次战斗受到严重损失，但是我们的阵脚还没有乱，领导核心保持了稳定团结，分区领导和地区队的分设起到作用，各县都在地委分区的领导之下独立坚持斗争，并且教育干部扭转低沉的情绪，采取敌向我中心区进犯、我向敌控制区挺进的对策。这样尽管我们的行动增加了困难，但我们却增加了新的活动点，也算是两下扯平。三个地区队，两个保持完好，第三地区队经过调整，人数虽然减少了一些，战斗力却得到恢复。分区直属部队，一大队只有十多个战士突围出来，一个多月来，收容集结，从齐河县大队调人补充以后，连队建制已得到恢复；二大队损失较小，战斗力基本保持；三大队是原地方分区的特务大队，王楼战斗时在外围活动未受损失，王楼战斗后凭借其在临邑的社会基础，在曾旭清政委的直接指挥下，一直在临邑周围活动，使临邑地区斗争能够坚持下去。二分区经过这两场战斗，宛如得了两场大病，目前正在好转的过程之中，已经看到一些好的苗头。王楼战斗给二分区军民留下的阴影，相信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消除。估计未来一年的敌情将会更加严峻，我们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但是经过两场战斗的考验之后，我们更有信心，哪怕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挺住。
我汇报完以后，王卓如请军区、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发言。多数同志对二分区前一段的情况表示肯定，对下一步的斗争形势，认为应从最困难处着想，强调如何进一步分散隐蔽，保存有生力量，保护人民群众。周贯五政委特别强调，战斗失利后，大家都要接受教训，总结经验。在当前严峻斗争面前，要紧的是鼓起劲头，坚持战斗，而不是要哪个同志承担责任，军区、区党委对龙书金致以慰问，对二分区全体同志致以慰问。黄骅则强调，王楼战斗的失利，在于对敌人新采取的拉网战术估计不足，造成行动失误。从思想上深入一步来探讨，由于满足于前段时间鲁北地区已经取得的成就，思想麻痹。领导同志要深刻汲取教训，同时要注意防止低沉的情绪发生。凭借几年来在鲁北奠定的基础，相信很快能够恢复过来。
王卓如宣布当天休会，明早继续开。我估计他们几位领导人晚上要研究，明天再对二地委的工作提出意见和指示。
晚上我和袁振、于居愚两人在一个窝铺里聊了很久。袁振白天只记不说，王居愚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话。可到夜里，他们的话就敞开来说了。
袁振说这半年以来，边区的日子真不好过，你们二分区到最后还是收了一条大尾巴，熬过来真不容易。听你今天的讲话，好不容易舒了一口气。
于居愚在会后说话，显得吊儿郎当的。他说：“我们在鲁中从来没碰到边区这样的光景，今年天天都这样过春秋，这玩意儿可真是难熬。我真佩服你们，应对这个困难局面还真有本事，头两个月我们在一分区，就没有你们能对付。你们没多长时间就挺住了，还真有一手呢！”
我说：“哪有什么一手，要我说就是两条：一是上级早打了几次招呼，人们思想上、组织上多少有些准备；另一条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和老百姓一起来对付敌人。”
于居愚说：“你说得对，这就是我们的两个法宝。我不同意对敌情估计不足、麻痹轻敌、导致损失的说法。因为事先有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才稳得住局面，受不受损失那有许多具体原因。”
第二天上午，继续头天的会议，但人少了点，司令、政委都干别的事去了，显然是昨晚他们已经碰过头议论过了。王卓如一开始就说明了这一点，昨晚区党委、军区领导同志作了研究，现在由他来讲对二地委分区汇报的意见。
他首先肯定二地委分区贯彻“九一决定”取得了好的效果，他说：如果不是大家团结一心，战胜困难，二分区将不会达到“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地步。区党委听了汇报，对照今天的局面，应当说“团结一心，艰苦努力，稳定局势，来之不易”！至于战斗的失利，他重复了周贯五的意思，“在这样的条件下战斗，有点闪失，难以避免，经验教训应当总结，军区也将对战役作出评价，但不在这次汇报涉及的范围之内。可喜的是经过两次战斗，你们能够挺住，并能很快稳住局面，须知你们的处境，也等于一分区经过的处境和区党委、军区面临的处境，你们挺过这一关，就是边区斗争的一大胜利。”
在谈到今后的斗争时，他特别强调要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他说：“‘一年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日寇’的口号从全局来看是正确的。目前希特勒已经面临失败与死亡的命运。日本在整个战局上，也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在华北地区的疯狂举动，其实正是为了扭转其被动局面，想以重点打击方式，消灭我军有生力量，以便抽出兵力应付太平洋战场。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会因为局部战争的得手而得逞，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我们来说，实现这个目标，还得靠大家努力斗争去争取，不着眼于此，死掰手指头去算时间，是消极的不健康的思想情绪的表现。你们已经在于部中进行了这方面的教育，务必使广大干部、战士，对大的斗争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要用自己的努力，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
“在当前局面下，要特别强调灵活机动使用兵力，避敌之锋芒，保护和保存我之有生力量，保持抗日政权屹立于人民群众之中，‘红旗不倒，青山常在’。部队活动要进一步分散隐蔽，适应目前的战争形势，有意识地做好革命两面派政权的工作和伪军中的工作，保护我中心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敌人据点虽多，实际上大多数是伪军把守，经过几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后，本来相当分散的日本鬼子，还要进一步减少，所以做好伪军的工作就愈显重要。我们的办法也很多，现在分散在县以下据点的伪军，大半都是本地人，这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利。有的伪军中的工作，是战斗中打出来的。对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队伍狠狠打击，有利于做好大多数伪军的工作。像边区的刘景良、张子良，二分区的何狗子、田三秃子这种汉奸，一定要坚决打击。曹五旅虽然实际已经投敌，但不敢公开和我们作对，还可以继续做他们的工作。至于抗日军民内部，你们已经注意抓，并已有成效，具体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地委可以自行制订，电报区党委、军区就可以了，主动权还在你们自己手里。区党委、军区对一、三分区的活动已采取一些措施，调整了主力部队和分区、县的部分体制，也是为了适应分散隐蔽斗争的需要。”
王卓如最后说：“我们坚持斗争的重要性，就是要依靠群众，事事为人民着想，做群众的贴心人。我们要特别注意落脚于基本群众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是工农革命的队伍，工农群众是我们依靠的主要对象。据了解我们的干部到村寨的活动，多半是接近一些上层人士，很少接近基本群众，对他们的工作主要靠党的支部和农救会、青救会去进行。当然爱国抗日的上层人士也要接近，要团结他们共同抗日，但是绝不能本末倒置，脱离基本群众。这既是群众观点问题，也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的表现。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你的汇报中没有接触这个问题，希望回去传达时，引起地委同志的重视。”
王卓如最后还以周贯五、邢仁甫、黄骅、李其华和他几个人的名义，要我回去以后打个招呼：山东军区已重新任命，原六旅副旅长龙书金为军区副司令员，仍兼任二军分区司令员，在军事工作方面，二地委、分区的同志都应尊重他的权威，发挥其军事指挥员的重大作用。
汇报会结束以后，王卓如、李其华又和我聊了一阵子，鼓励我大胆积极做工作，也要注意团结同志，多听取别的同志的意见，克服缺点，改进作风。黄骅也一样对我表示热情和关心，他说听了我的汇报，注意到我这段时间做了很多的工作，对各方面关系处理得也好，望我能保持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在二分区今后的工作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时已深夜，心情仍在激动与兴奋之中，我迟迟未能人眠。南望子之行是我的又一次特别的经历。区党委的指示，犹如拨云见日，使我头脑顿时清醒。王卓如、李其华，特别是黄骅对我的关心帮助，更使我难以忘怀。
归心似箭。来时那似乎没有尽头的长路，一晃而过。小山、盐山、庆云、阳信，轻车熟路。战士们心情也显得轻松，一反来时有如瞎子过河一般绷紧的心情。经过曾经停留过的村庄，得到的消息总是令人。晾异的相似。我们刚刚离去，敌伪后脚就出击合围。我们竟似在夹缝中跑进跑出，一路闯荡，却又一路好运。
区党委、军区在我们出发赶回之时，已向分区发了电报，以便我们回去能及时取得联系。我们却比预计时间提前回到了家。我首先见到了李玉池、刘秀峰，大家热情地问候，互相握手致意。在频繁的战斗中，谁也说不准，这次见面后下次还能否再相见，何况我这次以一支三十几人的小分队，穿越几条封锁线，行程数百里的长途行军，人地两生，吉凶难卜，能够顺利回来，彼此都无比高兴。
我们这块家园在短短十几天时间，自然不会有多大变化。敌伪出动依旧频繁，有增无减。我们的队伍也同样以村庄为堡垒，和人民群众一起与敌人周旋。白天隐蔽，晚上活动，已经习以为常。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节，已是1943年的初春。这个春季没有带来生命萌动的清新感觉，紧张、严峻的气氛包围着我们，战斗的消息不断。我们陆续接到军区电报，得到三地委被敌连续拉网合围，损失惨重的消息：2月3日，驻济南、天津、惠民、‘沧县、德州的日伪军出动两万余人，对乐陵县铁营洼一带进行大“扫荡”。阳信县县长伍大风等率领的县大队和军分区直属队等四百余人未及转移，被敌包围，牺牲惨重。2月14日，天津、沧县、德州等地的日伪军出动一万余人，对乐陵大桑树一带进行拉网式“扫荡”，乐陵县长率领的县独立营被围，除少数人突围成功外，大部分牺牲。3月11日，日伪军两千余人对三分区党政军机关活动的庆云县地区继续“扫荡”，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其华、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副书记张博、三分区司令员杨承德和副政委李雪炎等被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杨承德、张博等牺牲。4月上旬，日伪又集中兵力，对鬲津河以南乐陵县西北部地区进行“扫荡”，乐陵县委代理书记陈华亭、县长余志远、县独立营教导员杨文启等被围，余志远牺牲，杨文启等二十余人被俘。4月27日，东光县委书记李光前、县长王哲等率领县大队一个连在西大吴村被围，除区委书记赵光然等少数人突围成功外，其余干部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我对李光前十分熟悉，他是我们进入边区名副其实的“引路人”。
我一闭上眼，他的音容笑貌，就立即浮现在眼前。这么多的好同志、好干部，就这样先后牺牲了，真是令人痛彻心骨，难以释怀！
更为不幸的是就在我们从海上回来不久即从陵县得到坏消息：专署秘书主任杨鸿恩率领警卫连队，在平禹地区（即原临邑县境内）与敌军遭遇时，在战斗中牺牲了。这个消息令我十分惊诧和悲痛。杨鸿恩刚刚从乐陵县长任上调二分区，接替王亦山工作。他的胆略与能力素为人知，上任伊始，未能施展才华就牺牲了！这和徐尚武牺牲一样，也是二分区遭受的严重损失之一。
我们面临的局势之严峻，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