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争论
春节过去不久，天气还是一阵寒似一阵，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还未过去。严峻而冷酷的日子，令人紧张得喘不过气。
老官张家成了地委会的集结点，龙书金、曾旭清和于梅先从齐河转道来此，孙子权则从平禹过来。杨鸿恩牺牲，使专署警卫队也受到损失，孙子权带领机关在平禹休整一段时间，按照事先通知开地委会的约定时间赶过来的。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由我传达区党委、军区对二分区工作的指示，议定今后一段时期对敌斗争与党政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具体措施。这是王楼战斗后开的第一次地委会，现实情况不允许同主力部队在司令部召开会。只有地委小分队和被分成几个分队活动的专署警卫队的一个分队，龙书金、曾旭清率领的只有几十个人，改着便装的直属二大队前来参加。
老官张是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中等村庄，位置较偏。郑家寨据点撤掉后，敌人据点离此较远，在老百姓眼中，没有朱二歪家、于信二庄那样“红”，群众基础却很好，距南边沙河沿也有路可通，住个一天半宿比较安全。这次会议接受上次开会的教训，打算一宿就结束，尽可能保证大家的安全。
人都到齐了，只有邹玉峰还没有到。本来他距离此地最近，经常活动在陵、临公路的南侧原属陵县后划归平原八区的谷、马二庄一带，距此地只有几十里路程。
“他可能赶不到这里。”孙子权刚从平禹那边过来，见到过邹玉峰，听他说最近身体很差，平禹地区斗争又比较紧张，他可能赶不上参加这个会，因此托孙子权代他请假。
曾旭清认为，现在的紧张环境召集开一次会很不容易，徐尚武牺牲后，地委成员还有六人，一人缺席不会影响会议，还是不等邹玉峰为好。曾旭清的提议，龙书金、孙子权、于梅先都表示赞同，考虑到．会议的安全，地委成员不宜集中时间太长，所以会议按时开始。
会议由曾旭清主持，实际上由我唱主角，对于地委下一步的工作，尽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在未听到区党委具体指示前，难作系统的考虑，而我在返回的路途中，却有时间作了较多的分析考虑，所以能够率先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和意见。
对于区党委指出的以更加隐蔽分散的斗争方式，坚持红旗不倒，青山常在，保存有生力量，合理利用革命两面派乡村政权为抗日军民服务，采取多种形式做好伪军工作等意见，大家都表示赞成与拥护。会议集中在地区本身如何调整力量，以适应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鉴于目前的困难局面，我之活动应更加分散，但组织力量应更为集中。地区现有的八个县的党组织，七个县政权及县大队，每个县的领导力量和活动地域都不大。在一个大的片区内有两个以上的县级组织各自行动，回旋余地很狭小，领导指挥也不统一。大家主张对此加以调整，齐济合一、平禹合一。撤销临邑县，分别由南、北、西邻县分管。孙子权是想撤销临邑县后，王其元到专署担任主任秘书，接替刚牺牲的杨鸿恩。
曾旭清也很赞成齐济合一、撤销临邑的方案。他认为李聚五在齐河工作很有成效，济阳新设县大队尚未形成，吴鸿宾代县长能力和人气远不如李聚五；两县党组织实际都未建立，由于梅先兼管。两县合一，双方活动地域本来就连在一起，管理也较方便。平禹合一最早也是邹玉峰设想的意见，因为两县地域相连，合并集中，便于领导，并可抽调个别干部到他地工作。
于梅先因此举能够解决齐济党委领导人选，也赞成这个意见，唯对撤销临邑建制有点举棋不定，拿不定主意。
此时我将心中酝酿多时的意见提出来。我认为这是一次大的组织调整，牵扯到六个县域的变动，但又势在必行。要考虑两个关键性的因素：首先是如何保持对敌斗争的主动性，不管如何调整都要有利于对敌斗争，而不是削弱对敌斗争；第二是要考虑组织现状，人手不够，力量不足，如何尽可能集中一些，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相应的武装力量。现在齐河与济阳，平原与禹城合二为一，时机较为有利，德县和陵县相距较远，不在一个活动片区，仍然独立坚持斗争，以上大家意见一致。目前关键是临邑一个县怎么办？事实上它已被分割成三块，县府、县大队在全县的活动已很困难，而临邑正处于二分区的中心位置，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所在，谁控制了这个中心点，谁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所以尽管我方活动十分困难，如果自己撤销临邑建制，就无异于承认我们在临邑已不能立足，使人们产生“红旗倒了”之感；反过来说划给各县，实际上都是这些县的边沿区，县府、县大队也不会经常前往活动，会因此放松了与临邑敌伪的斗争。在此我提一个折中的方案，即西南两方暂交给齐济、平禹两县管理；以宿安镇为中心的城东北至城北这一片，是三片中最大的一片，设立临北办事处，名义上仍为临邑抗日政府，以保留临邑这个牌子。下辖三个行政区，其任务是坚持临邑东北到城北一片地区的斗争。这对于坚持二分区中心地点的斗争是有利的。临北的干部由原临邑县部分干部和陵县抽调来的干部组成，武装力量则抽调陵县五区区队大部和六区区队、宿安区队组成临北游击大队，原临邑县大队改为济阳县大队，县党政干部主要充实济阳县，一部分留在临北区。
这个方案提出后，于梅先首先表示赞同，龙书金也表示同意，孙子权对此稍有疑问，但因为只是多保留一个县建制，不影响王其元调专署，因此也不再坚持。最后曾旭清将大家意见统一，就此决定下来，并将各县的主要干部作了相应调整，他们是：齐济县长李聚五、副县长吴鸿宾，调平原县工委书记王西平任齐济县工委书记；平禹县长周今生、副县长郭毓芬，县委书记周今生、副书记王林华；临北工委书记国珍、副书记刘润生，委员王战亭、张健（原临邑工委宣传部长），临北办主任巩铁锋；陵县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马冲（原临邑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二一。王其元正式调专署任秘书主任。
这个会开到下半夜，大家情绪很高，司令部管理员还在村里搞到一点干酒，五人中四个都喝了好几小杯，尽管没有酒药，但还是觉得人口喷香。因为已很久没开过会了，难得大家相聚在一起，聆听区党委对工作的指示，议定了全区的政权建制和干部调整的大事，更让大家兴致勃勃，对今后的工作充满信心。会议商定，会后立即分别到各县传达会议精神，部署工作，一俟区党委电报批准我们的调整方案后，即按此进行工作。
我已确定次日径往德平、德县边境，向两县党、工委及李玉池等同志传达区党委的指示及地委的有关决议，然后再返回陵县，并着手组建临北工委的有关事宜，龙书金、曾旭清、于梅先则仍经平禹返回齐、济，孙子权直接回平禹。
我从老官张家转移到赵马拉家，这里是离罗院据点只有十来里远的一个回民村庄，因为离据点近，老早就成为一个两面派政权，有几个管事专门应付敌寇和汉奸。但是在村里的一切抗日活动全是公开的，不管抗日武装人员还是革命干部，谁住在这里，全村的人都会为他保密，保护他的安全。这个村自然也是李玉池的回民救国会的基础村庄，李玉池隔不多久就要跑来一趟，村里回民救国会主任回宝仁，实际就是村里的当家人。我来到这个村庄，可以放心地歇上一宿，第二天又来到德平境内的张庄，给回民大队、津浦支队和德平工委的同志们传达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然后再回到德县境内，和刘秀峰、曹茂先、武连鹏、刘之光、杨国栋等人一起研究德县的工作。就在我和李玉池等同志刚谈完工作，其他同志都已离去，我准备再和他单独谈谈我活动中心区，以及边沿地区一些回民村庄的工作进展情况时，地委交通站同志陪同张肥一齐赶来。张肥带来从谷、马二庄那里送来的紧急信件。此信注明十万火急，要求即刻送到我处，不得延误。
“什么事情会这么紧急？”我当着李玉池的面拆开了信件。原来是专门写给我的一封较长的信，由曾旭清领头签名，龙书金、孙子权、于梅先、邹玉峰也都签了名字。
“老官张会后，我们几人即行南去，在谷、马二庄见到邹玉峰同志，共同感到在老官张会议时，未能敞开意见，将议题研究透彻，以致影响决定问题的正确性，遂继续开会，重新讨论。大家认为，鉴于二分区当前复杂尖锐的斗争形势，精简合并县级机构，有利于更加灵活机动地坚持斗争。临邑地区环境比其他县区更为突出，县里已不能在各区正常活动，将临邑属地分别划给几个县管辖，对临邑及相邻各县均有好处，西、南两面已经确定由平禹、齐济管理，北面亦不例外。如组建临北工委及政权办事处，实际上只管辖东、北面部分地区，力量比较薄弱，起不到人们所期望的作用，不宜设立。且拟议中担任临北领导的几个干部，恐难以胜任工作，只凭地委个别领导人的一时印象提拔，旁人多有议论，影响不好，现不设临北工委，此事可不议。”
“会议重新议定，全区保留平禹、齐济、陵县、德县四个县建制，德平仍保留党工委，加上四个县县委、县级党委为五个，县级领导干部配备，重新确定名单，除了临北工委不再设立，其他领导干部基本维持原来的任命。”
信最后提到：“大家在讨论中对你的民主作风、干部政策方面，有一些意见，希望你今后能够引起注意。现将重新决定的事项，电报区党委批准后执行，特专函送你处，请按会议通过的口径向下传达，免致差错。”
我脑子里猛然感到一阵剧烈的震荡，简直没有想到，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显然矛头是对准我来的。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怎么会错了呢？就算错了，怎么能将一切错误都集中在我一人身上？这一天的会议竞成了我一个人的事？临邑县的撤与不撤，对几个干部的使用，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待回过神来，才发现李玉池和张肥待在一旁。他俩似乎已觉察到地委一定有什么重大事情。李玉池漫不经心地说：“大哥，你好像有急事要办，我是不是先走一步，有些事另找时间来谈？”
我猛然惊醒，怎么竟然把和李玉池谈话的事给忘了，而且还真想不起要谈什么事，我本能地回答他：“你先等一等，让我想一想，明天一早谈过以后你再走吧，我还想找李金德去完成一项任务，明天一齐说吧。”
其实我真没想到要李金德干什么去，明天到底该谈什么，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
这一宿，我思潮起伏，彻夜未眠。这是一年间，我遭受的第二次严重批评。第一次是黄骅事先向我打过招呼，思想上有准备，尽管有些意见我始料不及，最后没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只是责备自己认识迟钝，能力不济，幼稚无知。但这一次却完全不一样，恍惚间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委屈。这次会议不是我主持的，我只是传达区党委对地区工作的指示和提出的意见，而曾旭清的来信，言外之意是没有将会议开好，而且归咎于我的民主作风，干部政策上有问题，事实上是否定了会议的决定，作了另一个决定，并把决策错误的责任加在我的头上，这叫我怎么能接受呢？
反过来再想一想，地委的几个同志也都在信上签了名，表示出对我有很多意见，我是否应该扪心自问，认真反思？在地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意见一致的情况下，我是否应该接受这个现实，以“顾全大局”？“算了吧，委屈就委屈，大局是第一位的嘛，事情就此罢了。”脑子似乎渐渐平静下来，但总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就算真是我的意见错了，总是大家的意见起了作用，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来承受这个错误呢？
“我提出的意见以及会上形成的决议，到底错没错呢？”我不停地问自己。这个决定事关对敌斗争的重大问题，决定错了必然会出现重大损失，但如果对了呢？
思前想后，诸多问题集中到“临邑”这一点上。“临邑撤县”是会议议题的中心。是把整个县的建制撤掉，还是保留“临北工委”？“为什么仅仅凭这一点就否决了原来的会议决定？而且重新开会，重新作出决定？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吗？”
“不！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事关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主张的是：尽一切努力坚守临邑这个阵地，即使不能保持完整的临邑地域，也要在临邑境内保持住一面旗子，不向敌伪示弱、退却，向人民宣布“红旗不倒，青山常在”，这何错之有？而完全撤销临邑县，则可能给敌人甚至于给我们的人民以“抗日政府保不住了”的错误信号。保留临北旗帜，虽只解决了城北、城东北这一块的问题，但却留住了和敌伪面对面斗争的旗帜力量。是撤是留，自然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经过反复的比较思考，我最终认定第一天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天会议决定，虽然仍保留了第一天决议的大部分内容，但却抽出有关临邑这部分重新决定，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能说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但起码没有第一天决议意见那样完整。且以此否定第一天会议的决定，难道不是一次错误的决策吗？
几位同志的来信，表明了对临邑问题的不同看法，也更多地表达了对我有意见，其实质是后者影响前者。我该怎么办？是坚持第一天的正确主张，还是服从大家的意见？如果我坚持己见，继续争执下去，或许会增加大家对我的反感和意见，我将何以自处？
不，不能因为个人得失，而放弃对正确意见的坚持，听任不利于革命的意见得以实现，这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回头又想，地委已电报区党委，要想改变也来不及了。
瞻前顾后，反反复复，老是拿不定主意。我强压内心的激荡，抱头冥思苦想，力图使自己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然而我不可能做到，这么重大的问题，怎能就此了结呢？
我横下心来，即使得罪了地委的全体同志，并因此受到组织上的严厉处理，我也要向区党委反映并坚持自己的意见，争取区党委在批准报告之前看见我的意见。这可能是将自己置于险境的冒险之举，但我已决定不予计较了。
次晨，我告诉李玉池，我有紧急的事要处理，谈回民村庄工作另约时间。我还打算让李金德跑一趟新海，向区党委送去一封紧急的信。
“没问题，准行！”李玉池回答得很干脆，“金德这人你了解，遇事沉着勇敢，不怕疲劳，你给他三天时间完成任务，他只会提前，决不会延后完成任务，如工作需要，他不进庄子，啃几颗老玉米，也不会耽误办的事。”
“那就好嘛，反正去新海这条路，咱们都去过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他能办此事了。”
李玉池随即离去，要李金德马上来此。我仍留在村里，尹寿和、蔡玉田轮流在外面站岗。主意已定，我凝神片刻，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一封长信：
旭清同志并地委诸同志：紧急快件收悉。
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向你们陈述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感受和不安。完全没有想到，在头一天刚开罢地委会，作出有关当前斗争的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又召开了同一议题的又一次地委会，作出了改变上述决定的另一个决定，并且指出第一天会议作出的决定是不适当的，与我的民主作风以及干部使用上的错误观点有关…
同志们对我的作风和政策观点提出严正的批评意见，我应当虚心接受，并且认真检查自己，不应当找理由为自己开脱。不过摆在面前的中心问题不是作风问题，而是关系到二分区斗争的大局问题。其中大部分意见，两次会议都一致，主要集中在临邑划县这一点上。关键是对敌人重点压制地区是撤出、退却还是坚持阵地，保持抗战旗帜不倒的问题。有关临邑划县并保留临北的旗帜和坚持斗争的意见是我提出来的，并在会议上经过全体讨论同意之后形成决议的，这是既从坚持抗战大局出发，又考虑了临邑县城被分割的实际情况后提出的意见。我坚持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而不是什么不适当的意见，也不能以此指责我的民主作风。因为这个意见提出以后，是经过大家讨论定下来的，我只是参加会议的一个成员，尽我自己的责任，谈不上我是以己之见强加于大家头上；我更以为，如因此对我的作风政策方面有意见而重新开会，否定第一天所作的决议，岂不是本末倒置，因噎废食吗？经过反复思量，觉得不能因为顾忌到同志们对我的批评，而对大局攸关的问题缄口沉默。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自己的良知和责任感，都在召唤我不能违心地接受不应该接受的事，不能轻易放弃原则和意见。
关于使用干部，我可能对干部了解不深、不准、不全，近来我已有所感。但是上次会上提到的干部使用，主要着眼于当前斗争的实际情况的需要，我不认为这是任人唯亲。说实在的，我来此已经一年，接触的都是在战火中出生入死，摸爬滚打，对自己的性命在所不惜的好同志，彼此相见，自然是热情友爱，常相关照，这怎能说是“任人唯亲”呢？来信中提到有关干部的能力、水平不能称职，不能担负重责等。我以为称职与否是相对的，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二分区工作开展得晚，干部成长自然也晚。在现有领导干部中缺位或不胜任的为数不少，我们几次要求区党委从老区调干部支援，但一年来只调了德县县长曹茂先一人。在这种情况下，总不能因为干部少而弱，放弃许多应该进行的工作吧。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友邻冀鲁豫地区，他们的干部是怎么配备的呢？张玺、段君毅①这样的同志，他们曾经担任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现在都在担任地委书记，而在我们这里，像郝炬这样的水平也被安排在相同的岗位上，两者的距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现实就是如此，党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总不能因为这个干部能力差，不称职就撂挑子不干工作，那将会给党和人民造成更大的损失呀！此刻我想此信进入你们眼帘之时，地委向区党委的请示报告可能已获批准，这样我的这些意见，恐已毫无实际意义。考虑再三，我即以此信及你们的来信全文照抄一字不变由交通员径送区党委。
另附短信，全文为：区党委：
地委此次开会（邹玉峰因事缺席）传达区党委指示，作出调整县级组织机构，以适应面临的斗争形势的决议。次日地委在平禹重新开会（郝炬未通知到会），改变原来的决议，并已电报区党委。鉴于决议内容直接关联地区斗争大局，我重新向地委提出意见，大概已不可能赶上区党委批准报告之时。为此特将地委来信及我致地委同志的信一并抄录，紧急送呈区党委审查，如有不当，甘愿接受党给予的任何处分。
请原谅我这一举动的鲁莽和不当，我愿意接受同志们对我的最严厉的批评。
临楮匆匆。谨致革命的敬礼！
郝炬
把这两封信分别写完，交李金德发出后，我已经整整两宿未曾合眼，虽仍毫无倦意，倒是脑子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却又忽然觉得一身轻松。压在心上的沉重包袱已不见踪影。原打算去德县工委后即回陵县，这时才发现不用急着回去，因为区党委对二分区的有关指示，我回陵县时已先对县委谈过，地委的决议现在又无法传达，我正好趁此在德县多停几日，再到新开拓的五区地界亲睹那里的情况。
1942年夏秋之际，在我活动中心区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刘秀峰支持刘之光的提议，由他潜回家乡，凭借其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做了当地联庄会和据点里维持会某些头面人物的工作，达成默契之后，由小武装分队逐渐渗入站住脚跟，几个月时间已经建立起抗日区公所，并有了自己的区武装队伍。这对于处在艰苦残酷环境中的德县、陵县、平禹等县来说，无异于能经常进入活动，在一部分村庄已能掌握村里的管事，开展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在犬牙交错的斗争中，取得主动权。这也证明区党委传达的上级领导关于“敌人向我根据地打进来，我们则选择有利条件，打到敌人控制的地区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一指示对德县再恰当不过了。不过还不能说是“东方不亮”，烈火在东部几个县区照样熊熊燃烧，未被敌人扑灭，西方却真的亮起来了。目前只是一个开始，只有五区这么一小点。德县还有几个区在等待我们去点亮，让它们也燃起熊熊火焰。到五区村里一看，真令人振奋。这一片村庄密集，土地肥沃，和八、九区那边的盐碱地和稀疏的村落相比，反差很大。就在我们住的一个小村旁边，有一个百户人家的将军寨子，旁边有朱明王朝开国大将常遇春的墓地，据说他领军北征元室，至此病逝，年仅四十。可见这冀鲁大平原自古就是兵家常来常往之地。现在的小环境倒还平静，土桥据点有为数不多的伪军，一般村庄都只有联庄会活动。等到青纱帐起来后，我们就可以开展活动，秋季以后，争取通过道沟把村庄之间连成一片。刘之光现在是以工委委员的身份具体负责这个区的工作，实际上兼任五区的区委书记。
令我高兴的是，我对刘之光的能力没有看错，在开拓五区的工作上，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虽然他利用了家乡社会关系的有利条件，但更主要的是他本人办事有魄力，遇事敏锐，敢于主动请缨，敢于承担责任。与和他一同出来工作的张肥、杨国栋相比，他们都是优秀的青年干部，但张肥、杨国栋两人性情沉静，不事张扬，埋头苦干，适宜做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我们过去曾认为刘之光华而不实，现在看来，他个性鲜明，敢于提出问题，大胆干工作，勇于给自己加担子，迅速开创新局面。在战争环境下，这样的干部更得力，比起前两人来，似乎更胜一筹。
我还以为刘之光在五区开展工作，刘秀峰同样功不可没，尽管平素他工作办法不多，德县工作进展缓慢，我对他时有批评，但在刘之光建议开拓五区这个问题上，他积极支持，向地委报告并付诸实施，在最短的时间里，办成了一件大好事。
鬼子兵大多集中于德州城里，只控制鲁北附近几县的基点，并不常在德县村庄里活动。东边只有边临镇是鬼子前哨的强力据点，目标瞄准我方在七、八区的中心区域，有时也配合德平、宁津几处敌伪的活动。可以说，五区这一片是敌伪军控制的空白地段。
刘之光认为几年来我们一直未向该地区发展，敌伪自以为这里是他们的安全领地，不大过问。今后我们活动的影响加大，引起敌人注意后，可能会和七、八区处于同样的状态之下。
我说：“这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我们当然要争取时间，发展这个新点，使它和东部互成犄角，互相支持，使德县地区的抗日活动形势得以改观。但是眼前这个地方还不具备较大的武装力量活动的条件，这里一马平川，没有像中心区那样的道沟，打起仗来处在一片开阔地上，转移的难度很大。”
刘之光说：“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现在大部队自然不好行动，所以只能是一个隐蔽的游击区。我们也想开挖道沟，以创造部队进入的条件，但在冬春之际，暂时还不可能抓这件事。”
地委曾几次向区党委反映，刘秀峰只是代理工委书记，德县县委缺少一位能够掌握全盘、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最近区党委已经同意，从一分区调鬲津县委书记时进担任此职，刘秀峰只能担任新的县委副书记，这是为了加强德县的领导力量并正式成立党的县委，以代替原来临时性的工委，并不涉及刘秀峰本人的上或下问题。我一直认为，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也相信刘秀峰本人能够正确对待。这次和刘秀峰个别交谈时，他那开朗豁达的胸怀，更让我高兴，不禁联想到自己的经历，不是一样的吗？在革命工作中，干部要做到能上也能下，一切都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很正常的事嘛。再想到几天前发生的事，无论是地委多数人对我的意见，或是因为直接上书区党委，而把自己放在和地委多数同志的对立面上，我都可能会——不！一定会被撤离现在的工作岗位。这又有什么呢？我不禁暗问自己，在临邑建置问题上，我能不能以对党、对抗战事业负责的态度，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这才是对我的党性的严格考验。只要能继续为党，为革命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微力，我不会有任何怨言。
从五区转到八区地界，李玉池已率领回民大队来到这里。按他的说法，是完成上次未完的谈话。李金德已经回到回民大队，他已经完成了我交给他的任务。
这真让我惊讶，李金德走完了大致要十天才能往返的路程！
李玉池说，你专门交给他的紧急任务，他自然是拼死拼活地去完成！你没看见，他回到队上，说着话都像在睡觉，还要急着向你报告信已送到，我看实在没法，只好让他骑上毛驴，两人在旁边扶着他，立马赶到你这里来。
“真是好样的，金德同志！”我的眼睛忍不住有点发酸，“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李金德平时言语不多，这次说起来还是那么简单。上次跟小队一起跑大、小山，已经认得路了，他一个人用不着像小队行军那样绕来绕去，自个儿找近路走，找沿途的回民村庄歇脚，也好打听路途中有什么情况，实在赶不上村庄，就采取老办法，在漫洼地里过夜，啃几口冷饽饽，天明时再跑。就这样三天的路程，两天就跑到了，上了南望子，交了信。袁振留他吃饭，让他歇两天再走，他怕我等他的消息，当天就回到岸上，马上赶回来。
李金德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盖头上沾满了灰沙，颜色早已由白色变成黑黄色，脸上胡子拉碴，人显得更黑更瘦，眼睛却仍旧大大的，炯炯有神。
“你太辛苦了，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我十分激动，不禁重复说。
李玉池在一旁插嘴：“送这么紧急的信，也不扯个回销。其实歇上一天半天，得到一个回信，那该多好呀！”
“这没必要，也不可能扯回销！”我说。他怎能知道这是一封不能扯到回销的信呢？
此刻我的心情格外平静，区党委已经收到我的信，我已经阐明了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和态度，至于引起什么后果，也不需要我去多想了。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继续做我该做的工作，耐心等待组织上对我的处理，反正也不会等太长时间了。
刚到陵县五区就碰到一次敌情。罗院、林子两处的敌伪军向里元寨子周围来了个两路夹攻，目标似乎是在寻找我五区区队。后者在前几天曾经狠狠地揍了林子据点出动骚扰的一股伪军，在发现敌伪两路合围时，即已机动转移，使敌人扑了一场空。次日罗院敌军又扑向偏南的盛刘家，地委的小武装正在附近，实际是在掩护我们几个人在三官道的活动。发现敌情后，部队迅速转移到林子街以南地段，对林子出动的伪军从侧面进行拦击。我们几人也从三官道南下，从朱二歪家到沙河沿上。到天黑时小队撤下来，与我们合在一起到了于、信二庄。
从海上返回，这支队伍已显现出极度疲惫的状态。副队长老苏以回家娶媳妇为由，请假不归。于是我派蔡玉田几人去抓他回队，他竟躲起来不见，等于是逃跑。老苏这人平素表现沉着稳健，素为战士们所拥戴，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出人意料。副队长开了小差，自然对全队士气产生了影响。几个战士和担任警卫员的尹寿和都生病休养，队长傅洁民伤病一直未痊愈，只有小耿领着大家活动和训练。为此我去德县抽了几个战士。全队被留在五区，使之能够休整，稳定情绪。就在刚刚缓过点气的时候，又连连遭遇几次敌情。虽然我刚回到这里，还是决定再次转移到三区郑家寨附近，以便等候区党委对地委批复的消息。
就在此时，从平原方向经地下交通员转来一封信，一看暗号，就知是从分区司令部发出的，信只简略的几个字：“即日来三村”。签名是个“合”字，是地委召集开会的信号。
怎么回事？这肯定不是例行的会议。上次会议离现在不过十多天时间，没有急事用不着又开会。是不是区党委已经批复地委的报告，需要地委集中宣布此事？不管怎样，丑媳妇总得去见公婆，即便是要对我处分，我也要去听候对我的处理嘛！
此行又得穿越从德县到临邑、禹城到临邑两条公路的封锁线，还得拉起这支地委的小武装一同前去。听说是要远道行军，战士们的劲头又上来了，连海上归来一直患病的尹寿和和几个战士，病未痊愈的队长傅洁民都赶上队伍。小分队又恢复到原来高昂的士气。
几个月的工夫，我又一次来到齐河县北境。这里在王楼战斗时处在敌人拉大网的西边一角，发生过零星战斗。与陡骇河北的临邑县南境只是一河之隔，气氛迥异。那边从王楼战斗以后总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这边和缓平静，军民相安，使人体会到游击战争条件下的此张彼弛、各式各样状态。处于敌重兵防守的晏城车站和德州之旁，我们竟能拥有一处安卧之地，令人不禁想起“大隐隐于市”之古训。李聚五和刘之光两人年龄地位相距甚远，但凭借社会影响或社会关系，巧妙地开辟了隐蔽的游击活动区，李聚五显示的作用更大，刘之光正是在李聚五开创齐河北境的影响之下，才树立起开拓德州五区的信心。在此我才深感龙书金、曾旭清提出开创齐河的重要意义，为我分区主力部队创建了又一个休养生息的基地。反过来也证明我们当时对部队在齐河境内所谓违反政策的指责，多少带有主观和夸大的成分。这里自然是分区经常活动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分区又能带领两个连队活动于平禹、齐济之间，多数时间还是以在齐河北境为主，部队的人数也恢复大半，但仍然比王楼战斗以前规模小得多，只派出路虎子的三大队在临邑境内活动。“路虎子”就是这支隐蔽、精悍、主要携带手枪的小武工队的代名词。由于临邑县大队实际已成为济阳大队，临邑城南就只能依靠路虎子这支队伍活动了。反正这支队伍一离开临邑，表现就很一般，也不太适应正规部队的活动方式。但一回到临邑境内，又开始发挥威力，深入据点附近，打击汉奸土匪，铲除日本鬼子的耳目，使敌伪军不敢轻易扰乱众多的农乡村寨，也就间接掩护了齐河、济阳一带我军和政权的活动。在全分区分别形成的几大块活动地段中，连成一片的齐河、济阳北境，并包括临邑城南在内，还是较大部队能够生存和战斗之地。
曾旭清对我第一个到来挺高兴，特别详细地向我介绍齐河、临邑城南一带的活动情况。看来他对这个地区的恢复发展非常满意。他说如果前些日子我们有这样一个地方就好了。
我说：“我上次给地委同志写信时，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过头言语，我心甘情愿地接受同志们的批评。”
“这没有什么错好说，”曾旭清说话很简略，“你也知道同志们确实有过一些意见，不过都已经过去了，等大家都到了。咱们再议吧。”看来他确实已收到了区党委的批复。
下午于梅先也从济阳方向赶来。那里和齐河并无鸿沟之隔，两边的敌伪据点距离较远，虽说是一条卡脖子的狭长地带，但凭借道沟可以连通。地委分工由他管这一片，正在酝酿进行合并重组的工作。“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只等地委正式通知，现在又耽误下来了。”他一阵埋怨。
我也觉得齐济合一可以立刻办，它不会受到两次会议争议的影响，因为酝酿已久，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反而会使干部思想动荡，难以稳定。
济阳方面的同志，对合并有不同的意见，已经表露出来。“还有谁有意见？准是来此不久的副县长吧？”我问。
“除了他还能有谁？”济阳地区在党内属于临邑县委，县大队也是临邑县大队兼，只有主持政府工作的副县长能代表“济阳”说话。“我以为，这次县级组织机构的调整，最好就是齐济合一。尽管都是新区，都处在发展状态之中，但济阳要啥没啥，原来依附临邑活动，和齐河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合并以后对济阳工作的开展，有十利而无一弊。”在齐济合一问题上，我和于梅先从一开始就意见一致。“我们的主张是一致的。”于梅先说，“但你别说有十利而无一弊。合并以后，这个县主要力量还是放在齐河方面，济阳实际要放在老三的位置上。我倒觉得吴鸿宾县长的意见不无道理。这次在干部酝酿中，问题已经明摆出来，地委已经决定两县合一，大家都表示了组织服从，但实际困难也要照顾。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县府分在两下，济阳方面由副县长坐镇，县大队也是两个建制，一、二大队分别活动，待条件成熟时再建立齐济独立团，李聚五县长就是这样主张，可以说齐济合一的好处就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县委，这也是当前情况下的大好事。”
是利是弊，有待时间的考验。但我还是给自己打了个圆场：在目前困难的局势下，它是唯一可行的正确办法。
“我也希望如此。”于梅先也是这种心态，但他冒出一句，“三县的同志在有许多实际困难的情况下，能够顾全大局，服从地委作出的决定，你这个‘大哥’为什么自己做不到呢！”他把心中的郁结和对我的看法一下子全说出来了，“我想不到你竟有那么大的情绪和火气，所有地委同志都受到指责。其实事情哪有你说的那样严重，只不过是一个县的机构全撤还是保留的争执而已，值得那么大动肝火，把整个地委都闹翻吗？你是我们心目中的大哥，是地委的主要负责人，你的做法真令人难以接受。’’
我心里明白，于梅先向我发这样的火，正是我那封信所引来的一个反响。看来那封信无可避免地将使我付出沉重的代价。我平静地说：“我不认为我还应该站在地委主要领导人的位置上。就当时会议而论，主持会议并作出最后结论的是旭清同志，我只是地委一个成员，是旭清同志的助手。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最后求得意见的统一。但是以地委全体同志的名义给我的那封信，却把不民主的责任加在我的头上，这是我决不能同意的，而且这是大家都签了名的共同意见呀！”
说到地委同志签名的信，于梅先稍微平静下来。他迟疑地说，那是曾旭清、孙子权两人力促邹玉峰起草的。邹玉峰本来很不愿意，他俩人一再相劝，他才动笔写的。曾旭清看了后给大家念了一下就发给你了。于梅先承认，他对信上说了些什么，只是一掠而过，并未听出有什么问题。经我点出几句话，他也显得有些尴尬。
话题转到第二天会议的经过，于梅先告诉我：他随同龙书金、曾旭清，当天傍晚即从老官张翻越德临公路到谷、马二庄，正好孙子权随后也到这里和住村里的邹玉峰相见。曾旭清向邹玉峰介绍了老官张会议的决议，并问邹玉峰有何意见。邹玉峰说算了吧，会上已经定了还提什么意见？孙子权说，你有意见可以说嘛，咱们大家都在，如果原决议有什么不妥，可以重新讨论嘛。曾旭清也再次要邹玉峰谈有何意见，邹玉峰才提出几点看法，即保留临北工委没有必要，地区不完整，力量小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反而影响平禹、齐济两县管理临邑南和西区的积极性，也不符合当前精简机构、集中力量的精神，这纯粹是地委个别同志为了提拔他认为优秀的干部，而保留的一个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摊子。
说到此处孙子权也插了话，主要提到你作风不民主，不接受别人的意见，连老曾也赞成他们二人的看法。
于梅先说，他在当中也插了一些话，讲了些对我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以往和我交换意见时谈过的，一时气氛非常热烈。
孙子权又提出，既然如此，我们今晚在此继续开会，可以认为是昨天会议的继续，作出新的决议。
只有龙书金提出，昨天的会议已经作出决议和总结，大家都认为会议已经结束，今天又重作决议，郝炬又不在场，是否应当找他来一起议定才好？
孙子权则认为，昨天会议邹玉峰也没有参加，却作了决议，本身就不民主，现在郝炬不在和昨天邹玉峰不在，情况是一模一样，为什么一定要问他呢？
最后曾旭清拿主意，作出新的决议，写信通知我，并且照新的决议执行。
于梅先说，当时他很赞成曾旭清这个决定，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重大原则问题，同时感到几个人对我有那么多意见，应该找个机会提出来。没想到你把问题直接捅到了区党委，一下把问题闹大了。这样下去，我真担心二分区、地委之间的团结会成什么样子？这一次你真是横了心，毫不顾全大局，和你在上次虚心接受意见、诚恳检查自己的态度判若两人！
我说：我认为事关二分区斗争的全局大事，大家都可以敞开意见，我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是组织原则允许的。不论区党委对此次争论有怎样的批复，我都会拥护执行，不会说二话。当然我应当承担这场争论的主要责任。我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于梅先说：我只是希望地委同志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统一思想认识，致力于团结，搞好工作，别再这样争来争去，把对敌斗争的大事都丢在一边了。
我不能同意由于争论丢掉了对敌斗争。但却为他的诚挚无私所感动，刚才还有的那么点隔阂、芥蒂，一下就烟消云散。至于最后的结果，我们谁也不清楚，他很担心我将受到组织的严肃处理，而我则安静地等待着处理。
当天晚上，孙子权、邹玉峰都赶到了，第二天开会。
曾旭清先说明会议的主旨，基本上继续上次会议的议题，并着重研究当前需要抓紧进行的几项工作。听他所言，会议议题和大家所预想的内容相差很大，一时无人搭腔。这时他才拿出区党委发来的电报，向大家宣读：
二地委向区党委报告电文已悉，区党委同时收到郝炬同志致地委的信，及地委通知郝炬的信的抄件，和向区党委的简要报告，区党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
地委召开的第一天会议，尽管个别同志因事缺席，但多数均已参加，形成决议，符合组织原则，决议应为有效。仅隔一天时间，在没有通知参加第一天会议的地委成员到场的情况下，讨论同一题目，重新作出改变第一天会议之决议内容的决议，这种做法是不正常的，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应当对此负责，并着即予以纠正。至于讨论中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区党委希望地委各同志，从大局出发，在维护地委决议的基础上，认真研究，使问题能妥善解决。
区党委重申：面对当前的斗争局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要团结一致，认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正确，纠正错误，集中力量，开展对敌斗争。
这可真是出乎我意料！大家事前都认为区党委最多不过是各打五十大板，重新讨论决定而已。龙书金、曾旭清二人事先已阅读过电文，其他的人都显得不知所措，压根儿没想到会是这种答复——将临邑划县一事，作为一个重大组织原则问题来看待。因此曾旭清宣读完区党委的电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沉默不语。
等了一阵子，曾旭清发言：虚心接受区党委对地委此次发生的事件的批评，地委各同志当时充分发表了意见，是很好的现象，责任不在大家，在我本人。两次会议都是我主持的，我没有把好关，引导大家维护地委的决议，不经过充分考虑，决定再开会另作决议，区党委来电已明确指出。我们要坚决按区党委指示，纠正错误，不要觉得受了委屈，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再继续犯错误。
我也作了简短发言，说自己一时感情用事，将给地委的信上报到区党委，在地委同志间造成很大的隔阂，自己深感内疚，向每一位同志深深致歉，并接受同志对我的严肃批评。
龙书金也说了几句，和头天他的谈话意思差不多：“我们有过两次会议，两次决议，这是事实。区党委从组织原则上提醒我们，大家就不要对此再作议论，反正这场争论，彼此都没有赢家，郝炬同志已就他写的信作了检讨，向同志们致歉，此事也应该到此为止。总之问题已经说清楚，还是要团结起来，齐心协力，进行对敌斗争。”
这么一来，就该于梅先、邹玉峰、孙子权几个同志发言了。于梅先本来就不情愿在这种场合说话，一听电文，无异证明他的言行错了，有点想不通，不再说话；孙子权、邹玉峰二人，从宣读电文开始，脸上神情一直很严肃，龙书金、曾旭清再那么一说，他俩都无话可说。至于地委决议的具体内容，区党委电报已经指明要地委同志可以继续研究，但这已成为一个敏感问题，邹玉峰提出就按第一次决议办，不打折扣，大家均表态同意。半天时间会议就结束了。
在这一场大的争论之后，我感到大家有在一起多留几天的必要，为的是同志间能够互相沟通，以利今后的团结与工作。但在目前环境下，不允许大家在一起活动的时间太久，王楼战斗的教训记忆犹新，地委各同志又都分管一面，还担心自己所处地区出什么大事，也都想迅速离去。我特别希望和邹玉峰、孙子权多作沟通，但他们早早就走了。于梅先随后亦即离去，行前交谈，他的心情有些变化，他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有毛病，涉及组织原则的问题，不能要求哪一个人多受点委屈就可以解决了。疙瘩不解开，矛盾永远也不能解决。他对我致地委的信，改变了原来的一部分看法，向区党委反映问题，无可非议，向地委的同志提出的问题也是对的，但还是坚持认为我过于情绪化，有伤同志们的感情。最后我们二人高兴地握手言别。
我最后离开司令部，这就有时间和龙书金、曾旭清分别交谈，与他们作思想上的交流沟通。龙书金说话简单，却很真诚。他赞赏我向大家道歉认错，说很多事情你一主动，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他拿出水壶，要警卫员倒酒，趁在一起时多喝两杯。
和曾旭清交谈最久，我也很希望能和他多交流。他很坦率，表现出他的老红军本色。我向他检查，因为我的一时冲动，影响到地委的团结，
他却一口把责任揽过去。我们交换了工作中的意见和一些想法，我向他保证，一定始终一贯地尊重他的领导，当好他在地委工作中的助手。他则表示，尽管我们有过两次交锋，但都是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说过就完了，有错改了就好，我们一定能合作得更好，做到亲密无间，良好相处。他还特别提到，他的工作大部分精力在部队，地方上的事还是以我为主，但他绝不推卸自己的责任，该他负责的事他将乐于承担，对我在地委的工作，一定给予最直接的支持。
同志式的深厚情谊，使我由衷地感到温暖和体贴。在革命队伍中，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友谊更珍贵、更能给我以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