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斤救命粮
这真是一个难忘的季节。往常在青纱帐时期，总是抗日军民活动最活跃之时，今年却是一个意外。
德、意法西斯败局已定，太平洋、东南亚战场盟军已处于攻势，而华北敌后却还处在极其严峻残酷的斗争之中。濒临失败的日本鬼子似也横下一条心，要和抗日军民拼个你死我活，他们对中心区村庄的合围出击骚扰破坏一直没有停过，进攻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区党委传达上级指示时，指出我们已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敌人越是要灭亡，就越要做垂死挣扎，犹如困兽之斗。黑暗就要过去，曙光就在前面。
真是应了“祸不单行”那句话。此时，一场多年不遇的旱灾来到人们跟前。到农历六月底，老天只滴了几滴打不湿鞋的雨点，连晚秋也错过了时辰，下不了种。早种的庄稼又矮又小，稀疏的叶面已经发黄，看不见抽了多少穗子。俗话说“逢旱必蝗”，打七月头，从北乡’飞过来的一拨又一拨大蚂蚱，遮云蔽日，群蝗所过，地如火烧，就连高梁秆、玉米秸上发黄的叶子都被一扫而光，多少大老爷们儿见到这个情景都忍不住流下辛酸的泪水。“天天盼着老天爷能给咱们一点雨，还能收个一星半点的粮食，蚂蚱一来，连地里的一点豆谷茬子、玉米高梁秫秸叶子都啃光了，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呀！”在敌伪骚扰下昼夜难安的人们，怎能经得起一场毁灭性的天灾打击呀！
只有一点好处。从6月下半月起，罗院、林子、盘河、神头的鬼子、二鬼子都不大往外跑，也许是天气太热，到村里摘几个瓜也挺犯难；也许是村里没吃没喝也抢不到什么，出来也没劲，两三个月的日子倒不知不觉地松了下来。可人们心里却一点也没感觉到松快，大旱难躲，国难难消，往后的日子还不知道会困难到什么境地呢？
“难道束手待毙不成？”不论走到哪村，人们都议论纷纷，各自打着小算盘。我从与李玉池、刘秀峰的交谈中，知道鲁北历史上就有两三年一小旱、十来年一大旱的说法，不过这一回算是大旱之中的特大旱年，并且发生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更是祸上加祸，难上加难。刘秀峰还说，从前碰上灾年，家里不外乎是老少娘儿们吃糠咽菜，过贱年的苦日子，爷们儿小伙儿都跑出去逃荒要饭度过一冬，开春再回来做第二年的庄稼活。那时候最多的去处就是下关东，如今下关东的路子差不多堵死了，说不定去了自投罗网，叫鬼子抓去当劳工当二鬼子，倒是跑南边去，“下蚌埠”差不多是人们唯一的心愿。
“蚌埠，那不也是鬼子占领的！不怕照样被鬼子抓去当劳工当二鬼子？”我问。
“那有什么办法，总是一条路嘛。那边不是什么‘满洲国’，兴许比往北要好一些。听说那边人多，被抓去的机会不多。”
“人都跑没了，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坚持抗日斗争呢？”
“这倒是，我们的斗争离不开群众，人都走了，斗争的困难当然更大了。不过咱们也不能不让老百姓活命呀！”
两人都沉默了，彼此心情都一样沉重，眼睁睁地看着这场灾难的逼近，只恨自己没有回天之力。
王景芳、曹明惠、马冲、国珍，我和每个人相见谈论的都是这个话题，临北的情况和林子这边真是一模一样，但靠东边的一些村庄情况要稍好些，只能算是插花灾。国珍设想县区武装能够打出去，在敌人控制区找一些有收成或是储粮丰裕的村庄来个打富济贫。但我提醒他：“党的政策能不能这样干，这可是天大的一件事呀！”
王景芳、曹明惠、马冲似乎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点力气也使不上，彼此面面相觑，吁声叹气，马冲还比较激动：“我不相信，这天灾能把咱抗日军民推到深渊里去？我们一定得想个办法。”这也只能说说而已。他有这个毛病，容易冲动，冲动完了就没辙了。
在我短暂的人生中，也经历了不少生生死死的关口，但我觉得，没有比现在更残酷更严重的处境了。这是关系到陵县、十八团、二分区老的抗日活动中心人民群众的生死大事。我将如何面对立柱家大娘、前高家老汉、南徐家老徐、朱二歪家、赵马拉、于信二庄、老官张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与我们患难与共的亲人？
在地委的例会上，我将了解到的全分区的受灾情况作了通报。遭灾是共同的，没有一个地方例外，只是受灾的程度不一样。平禹是我腹心地带，受灾主要在铁路和县城附近，大面积是插花灾，总算账比往年严重减产，但维持到明年麦收还过得去；齐河、济阳靠近泺口、晏城一带算是平年，我活动的北区有插花灾，算是全区灾情最轻的；德县、七八九区应属颗粒无收，但五区往西还是平常年景；德平全县受灾，西南部分与陵、德交界处，灾情也一样严重，北东部分也是插花灾区；临邑城南现划齐济地带属于严重插花灾区，一些人家还能收到一点粮食；临北则和陵县中心区相同，严重受灾，几乎颗粒无收，最重的当属陵县五区的一大片地段，也是二分区依托的主要地区。“看来受灾最严重的还是以陵县为中心的德县、德平、陵县、临邑这一大片地区，但是在全区也还只是部分地区，整个看多数地区还有条件坚持到明年麦收时节，真能坚持到那时，一切就会改变的。”曾旭清冷静地分析全区眼前所面临的困难，孙子权、于梅先、邹玉峰等同志也是同样的想法。但是这不能解决陵、德、临北这一大片地方的困难，我很了解他们的心情，不是忽略这片地区的困难，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按理我作为地委一员，没必要非得拴在这里。曾旭清早有这个意见，我完全可以住在司令部，形成龙书金、曾旭清、郝炬三人的分区领导核心，履行我的名副其实的副政委职责，而不是远离部队。这一带是我活动的中心根据地，我常年以此为基地进行各项工作，如今怎能因为灾荒而逃避职责？我不能那样做。特别是在这个关键时候，我更不能扔下那里的群众、干部。
反复思量，心绪难平。以陵县为中心的北部一片，是分区的核心之地，如果竟成了地荒人逃之地，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何在？人民群众对我们还能有什么指望？
同志们一定能够觉察到我的心里在想什么。尽管我的情绪激动难安，内心的郁闷无法消除，表面上仍勉强作平静之态。地委虽然对这个灾难局面作了分析，但却找不到解决灾难的有效措施。但我总以为我们终会想出点法子，来挽救灾区的人民群众。不能让老天爷憋死我们。
我想和于梅先探讨一下有无可能在齐济地区搞一些粮食，为北面灾区赈济救灾。这些日子我脑子里一直在琢磨此事，衡量各地实情，综合考虑后，我认为唯一能够拿出一些粮食外运的就是齐济地区。此事于梅先能否承诺下来，就成为我们交谈的主要话题。以他平时谨慎稳妥、遇事要先看有无把握的性格看，要他立刻表明态度，怕是不那么容易。没想到他这次却很爽快地立即答应我的请求。他说陵县、临北一带是我们的老区，我们绝不能让老区人民在大灾面前束手待毙，使这些地区成为被撂荒的无人区，从齐济地区拿出一些粮食帮助那里是义不容辞的，齐济地区是可以拿出来的。
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非常高兴，心中酝酿已久的事总算有了点底了。
然而于梅先对怎样把这些粮食运到北部灾区，却表示极大的怀疑。从齐济运粮到北面，要穿越商临公路的大封锁沟，临近好几个据点、岗楼，双方相距百十里地的路程，运粮的动作又大，敌伪军能让我们平安无事地运送这些粮食吗？
于梅先做事把稳，往往把困难说在前面，然后再来想办法去办。不过这一回，他对困难的估计，真的看得很重，似乎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我对他说：“你对这事的积极态度就是对我的最大支持，也使我有充分的信心。运粮的困难确实很大，现在还想不到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过我相信总会找到解决的法子。我还要和灾区县里的同志们一起商量，把粮食运到灾区，要靠灾区党政军民一齐来办，将他们动员起来，办法就会多了，最后要拿到地委会作决定再来实施。”
于梅先对此由衷地高兴。从对此事的探讨中，我们都敞开了心扉，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前些日子的一些不愉快的事统统一扫而光。我脑子里突然打了个转，不光是和老于，对孙子权、邹玉峰也该找个机会，大家推心置腹地敞开交谈，彼此之间也会融洽如故。但是苦于没有这样的机会，还得有工作上的重大题目。眼前办不到，总有一天能够办到吧！
重返陵县四、五区，尽管相隔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仿佛离开已久，渴望即刻回到它的身边，亲吻这多灾多难的土地，抚平它浑身上下的创伤。
最后一拨蚂蚱也已死在地里，满地里的秫秸早被吞噬一空，剩下的只是零落的光秃秃的秸秆和散落在地里的死蚂蚱。地里的死蚂蚱倒是能吃，但是又能顶多久呢？
村寨里更显寂静，年长的爷们儿都是一副神色凝重的样子，忧郁的眼神似乎在诉说着对今后日子的困惑。
“大哥！你看这年头，往后的日子拿什么去和鬼子斗？”
立柱家大娘更为这大灾之年在犯愁：“同志，你再来咱这里，不要说杂面条，怕是连糠菜都找不到了。你们这些棒小伙子，饿起肚子怎么去抗日呀！”
我跑过好些个村庄，找县区的同志们，反复计议一个话题：如何从外地搞一部分粮食，运到陵县、临北地区来解决冬春的口粮？办不办得到？能解决哪些村庄哪些人？
没有谁说运粮这件事不能办的话。但是谈到具体如何运、如何办时，大家的看法就迥异了。临北工委国珍、刘润生几个人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他们认为这是为灾区人民办的大好事，有了这样的安排，我们的政府和武装，有责任去实现这个运粮的行动。办法是：先把粮食集中在封锁沟附近，临北县的武装在据点壕沟之侧掩护、警戒，保障运粮的安全，届时临北工委、办事处和各区干部都一齐参加运粮行动，发动临北受援村的群众，走过封锁线，将粮食搬回各自的村寨。按现在的形势估计，敌伪不会大规模出动，如果运粮都在夜里进行，地方武装届时完全能够顶住敌伪的破坏，他们对此表示信心十足。国珍认为，通过这一行动，有利于把村寨群众组织起来，一些地处边缘的两面应付村庄也会完全转到抗日政府一面，真正使乡村政权进一步巩固。
刘润生还特别强调一点，我们自己一定要把灾情弄清楚，不多报也不少报，既要对得起老百姓，也要对上级负责。在各地年成普遍不好的战争环境下，要使灾区人民真正得到救济的粮食，还真是不易。我们要准确计算受援人数，不搞虚数，以免加大支援县和地委专署的负担。临北地区比陵县五区灾情要轻一些，有些村庄只算是插花灾，无须从外边运粮。我感到他们对这个大题目作了一个很好的回答。和王景芳、曹明惠、马冲、王志明几人计议时，他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王景芳的说法是，这个题目对陵县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大事，陵县的干部群众无论任何人都会对上级采取的重大行动，积极响应，坚决完成任务的。在谈到如何组织力量过封锁沟运回粮食时，他也表示要想办法努力去办好这件事。但是想什么办法，却没有具体的设想，他办事总是有点拖泥带水，但态度的确很积极。我简直为他着急，心想他这种状况就是李广文说过的“太黏糊”了吧。县里王志明、马冲、曹惠民等人态度都很积极。我还找到陵县三、四、五区区长、区委书记，与他们分别交谈，了解当地老百姓此时此刻的情况和想法，也考察这些同志能不能率领群众去完成运粮救灾的重大工作。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大灾面前，人心还比较稳定，打算逃荒、下蚌埠的人并不占多数。大家说，你能跑哪里去？无论是走南闯北，到处都有战争，到处都在流血，哪有一块净土，还不如就在自家门口组织起来和鬼子们斗哩。还有的人说，前些年十八团遭难之时，八路军来援助我们，和咱们一起抗日，如今咱们这里遭受这么严重的旱灾，咱抗日政府、大部队绝不会把咱老少爷们儿扔下不管的。咱老百姓就是信得过共产党和抗日政府，他们一定会与我们一起度过这灾荒年的。
这一切更坚定了我们运粮救灾的想法和信心。我们一定要尽快想办法，完成运粮救灾这件大事，为如此可亲可敬的人民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侯继成提出一些长途运粮的方法：以村为单位，组织民兵分队，各自负责运输分给本村的粮食和运输途中的安全。区队配合县大队监视附近据点敌伪的活动，掩护运粮的行动，粮食运回村后就直接到户，自己保藏，使各户心中有数。他们似乎已看见粮食到家时，老百姓的那股高兴劲，情不自禁地兴奋不已。戴豪庭激动地说，如果上级把这事定下来，我们准能把这事办好，那时老百姓家家户户都高兴，我们当然更高兴了。
灾区人民对我们的期待与盼望，广大干部对实现这个任务的决心和信心，使我的心里更有底了。但是我只把齐济、陵临的情况摸清楚了，德县、德平，还有平原、禹城这些地方的灾情也不轻呀，邹玉峰也正为平禹的灾情奔走区乡，我是否应该去德县、德平摸摸情况呢？还好，不论是靳兴侯、李玉池，还是时进、刘秀峰、曹茂先、武连鹏、刘之光，都对两县的灾情作了实实在在的分析、估计，自然缩小了救灾工作的难度。德平境内灾情比德县境内为重，但我们的抗日政府刚刚挂牌，政令还不能通达乡村，难以搞清各村的真实情况，也就不可能实施大范围的救灾动作，但是德平灾情较重的还是靠近陵县四区的德平三区的几十个村庄和靠近德县八、九区的德平四区的几十个村庄，其他地方多半都是插花灾。一个村里的插花灾无法弄清楚，谁饥谁饱，只能靠村邻之间相互借贷帮助。靠近德县那一小片得从德县想办法，靠近陵县的那边得和陵县一起从南边想办法，无法做到全县的大动作。德县那边七、八、九区也不是村村都受灾，只是受灾的村庄多一些。村子里各家各户的情况又各不相同，受灾重的几乎没有收成，有的是轻灾，能够熬过今冬明春的日子，需要从外边支援的不多，而德县中部四、五、六几个区，今年还是中等收成的地区，由德县政府出面，向中部三个区一部分出粮多的村寨，征借一部分粮食（这是过去从未如此征借过的），支援东部三区和德平四区少数受灾村庄，数额不会太大，运输距离也短，还没有封锁沟的阻隔。德县的同志们都承认，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是为了保障灾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利于坚持对敌斗争，不管有多大困难，他们也一定要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已经确定调回地委担任组织科长的刘秀峰，也自愿要求继续留在德县，协助时进一起完成冬春时间的救灾和对敌斗争的任务。因为救灾（包括运粮）工作基本是德县范围内的事，涉及德平的也只是支援邻近灾区的村庄，牵扯不多，他们的意见是现在就动手，先行策划。
我估计地委开会对于运粮救灾的决定不会有什么变化，但为了稳妥起见，不至于再犯个人“独断专行”、违背组织原则的错误，我还是要求他们作好准备，待地委决定后再行实施。
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掩饰住内心的兴奋与喜悦之情。多少天以来我一直期盼进行的这一行动，目前已经是心中有数，人心所向，只等一声令下即可实施。为了尽早作出决定，我急赴齐、济，要在地委会上提出运粮方案并力促尽快作出决定。
此时，地下交通员传来信息，司令部转到平禹地区，促请地委同志前往参加地委新的一次会议。
在地委会上议了我提出的救灾方案。
目前二分区人民群众遭遇到大的自然灾害，生活遇到大的困难，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区内灾害普遍严重，但是各地受灾程度不一。要组织互助征借和调剂，使受灾人民安全度过灾荒。对于大范围严重受灾的县，由专署在收成好的县征借一定数量的粮食，受灾地区组织群众运回自行保管，度过荒年。受灾最重的陵县四、五区及三区部分村庄，临北三区及六区部分村庄，以及德平三区的一些村庄由专署自齐济征借部分粮食，两县组织群众自行运回保藏度过荒年。
受援区灾民人均月救济原粮五斤，从今年冬到明年春天，按月发放，陵县以北，德县及德平、县区武装，每月供给原粮十五斤，党政工作人员每月八斤，分配的差异应向群众说明。
齐济征借调出粮食，由齐济县政府组织运力，运至封锁沟不远处，和陵临方面衔接后及时抢运，免遭敌伪抢掠。陵临等县由县、区分别组织抢运，以村为单位组成民兵队组。分配给本村的粮食，实行自己运输，自保安全，救灾粮到户，各户自己负责保藏食用。
抗灾救灾是今冬的重大工作，地委、专署及有关各县都要当做大事来抓，县区武装也要严密监控敌伪的动向，保证运粮行动不出纰漏。我建议专署出面组织此项工作，地委有关同志也要参加这个行动。孙子权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认为这是政府工作分内的事，愿意主动和我一起完成这一任务，我也异常兴奋。划县问题争论以后，我们之间有些隔阂，他一直未吐出来，彼此相见，他总是表现得十分冷漠。前些时候，我曾和他酝酿过调粮救灾的事，但他未明确表示赞同。而在这次会议上，他却积极主动，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结果。我对此也很高兴，原来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曾旭清最后强调，积极、及时开展的救灾行动是共产党人群众观点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的重大历史使命。我们曾经被区党委批评为群众观念不明确，而这一次正是我们增强群众观念的具体行动。实施这一行动，也是我们赢得民心、巩固根据地的重大举措，我们将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为人民排忧解难。特别是长距离调运大批粮食支援灾区人民，这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战斗，实际上就是从敌人的虎口下夺取粮食给灾区人民。专署要具体指挥，地委也要集中领导，县区武装要亲临现场警戒，保卫运粮的安全和顺利进行，主力部队也要积极配合，防备敌军大规模的袭击和抢掠，确保运粮行动的万无一失。地委会上还确定，由我和孙子权、于梅先全面组织，统一指挥运粮工作。大家都欣然接受这一重大的使命，表示一定能完成任务。
这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秋天。持续到阴历七月的干旱天气终于结束了，八月中旬以来阴雨绵绵，雨老是下个没完没了，遍地泥泞，难以行路。迟到的雨水对今年的庄稼已无济于事，地里的谷茬、高梁秆、玉米秸以及低伏的豆秸，早已被蚂蚱掏空，但好歹还能在地里挖些野菜、野苗，多少还可垫垫肚子，但人们还是盼望赶紧雨过天晴，好晾晾地皮，趁晴朗的秋天能种上麦子，如没什么意外的话，十有八九能盼个好收成。
敌伪据点一如既往，没有听见什么新的动静。鬼子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出动，他们的给养多半是靠大城市运来。二鬼子则不一样，他们的给养全靠搜刮老百姓，碰上这灾荒年头，老百姓自己都没有吃的，他们也只能望洋兴叹，只好在据点附近的地方去榨、去挤。他们也不想到那些受灾严重的地方去吃苦头。因此，这一大片地方出现了短暂的宁静。
这正是调粮救灾的有利时机。秋粮收割已经结束，对那些准备征借粮食的地区，收成孬好都有数，征借粮食逐步落实，灾区运粮民兵也逐步组建起来，县区干部几乎把大部分力量都投入到征借调运粮食的准备工作之中，运粮计划已传达到大部分村寨。但是大家的保密工作都做得很好。人们心里明白让鬼子拦腰劫走这点救命粮，可真会要了大家的命。村庄内外静悄悄的，没露一点风声。
阴历十月，第一批粮食从临邑城南向北区起运，但不是北区组织民兵运粮队伍，而是北区的县区武装和干部担负首战之任，运回自己度过冬春的口粮。地委小分队也不例外，我因临时有事，未能参加这一行动，我的一分由大伙分担了。待赶回到于、信二庄时，大家已累得气喘吁吁。耿捷三、傅洁民和战士们是那么兴高采烈。我也和大家一样，沉浸在这次大行动开门大吉的兴奋与喜悦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