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祸起萧墙
祸不单行。1943年的春夏之交，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边区。
“黄骅副司令员和芦成道参谋主任被叛徒刺杀牺牲了！”
这怎么可能呢？乍一听见这个消息，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更不能相信在革命军队中，会有什么人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公然刺杀在边区享有崇高威信的军队和党的领导人？但在分区司令部，龙书金、曾旭清全都这么说，他们是直接从刘金才口中得知此事发生的详细过程的。
刘金才是分区的侦察股长。侦察参谋是部队行动的耳目，刘金才机智、勇敢、敏锐，屡立战功，分区首长亲切地送他“千里眼”的绰号。他既是黄、芦事件的受害者，又是一名幸存的目击者。
6月30日，他去参加军区召开的侦察情报工作会议，就是十来个人的小会。会议是在新海县大赵村一户农家大院里一间大点的屋子里开的。芦主任主持会议，黄骅副司令一同参加。
司令部在一个僻静的小屋开会，外边还有警卫站岗，一向灵敏、警惕性高的刘金才完全放下心来，平静地坐在屋里一个小角落边上，聆听首长们的谈话、指示。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军区手枪队长冯冠奎带领一帮人，像野马一样突然冲进屋子，首先就对准了黄骅副司令和芦成道参谋主任开枪。正在开会的人毫无思想准备，黄骅、芦成道等五人当场牺牲。刘金才坐在角落里，也挨了三枪倒在地上，所幸的是除胸膛上中枪伤及肋骨外，其余两枪只伤及皮肉。当直属团赵教导员率领战士从村东赶来时，凶手们已向村外逃去。警卫部队立即追击行凶者，除了给刘金才上了点药，也没人管他，只好自己包扎了一下，找当地老百姓牵了一头毛驴，送他去盐山境内，就这么一站倒一站，总算熬回了二分区司令部。
龙书金、曾旭清听他一五一十地将上述情况讲完，才把他放在老百姓家里养伤。他的伤原本不太重，拖了好几天，伤情加重，一个半月还没见好。
“那外边警卫是干啥吃的？怎么没有任何抵抗，就一下让人冲进首长所在的房间下此毒手！”我觉得这事简直不可思议。
“谁都会这样认为。”龙书金、曾旭清不约而同地说，“刘金才看得很清楚呀，凶手不是日本鬼子、汉奸二鬼子，倒是个‘三鬼子’。他是邢司令手下的手枪队长冯冠奎嘛。平时他在司令部进进出出，谁会阻拦他。刘金才还说，别人告诉他，冯冠奎是邢司令的干儿子。谁会想到是他来下此毒手！“
说到此人，我们三人面面相觑，半晌无言，还是曾旭清一语中的：“我看这事有些蹊跷，问题是从内部出来的。”
“不知道卓如同志、周政委、邢司令他们都在哪里？”我突然想起发生大的事故之时，这几位领导的安全会不会有问题。
“周政委去山东军区汇报边区情况去了，军区前些日子已来电通报过。”曾旭清说，“听刘金才说，邢司令当时也在新海、盐山地区，但未和黄副司令、芦主任一齐行动。卓如同志和区党委工作人员还在东光、南皮一带，眼前说不准怎样了？”
“这是对边区斗争的一大打击呀！当前斗争形势本来就极为严峻，现在内部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可以料到军区、区党委眼下处于多么困难的境地！”龙书金神情十分沉重地说。没等他把话说完，曾旭清又插话说：“我有点奇怪，这么大的事，已经十来天了，军区也没有向我们通报，我们也只听到刘金才带回的这点信息，眼前怎么办，也没给我们打个招呼？”
我们三人的看法一致，估计经过这件事情，区党委正忙于收拾局面，顾不得向我们打招呼，但总不是很正常的吧。我们目前只能等待上级的通知。
夜深人静，我却久久不能人睡。黄骅的音容笑貌，时萦脑际。在我认识的几位边区领导人中，黄骅是第一个见面就对我进行严肃批评的人，然而在严肃中蕴藏着同志般的关注和期待，批评中寓含勉励和信任，使我心悦诚服，从内心里深深感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像黄骅这样优秀的、受到大家尊敬和爱戴的领导人，怎么竟会有人从内部向他下毒手？冯冠奎是邢司令跟前的手枪队长，难道邢司令平时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是不是被认做干爹，就被迷糊住了眼睛？我辗转反侧，气愤，惶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弄清楚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司令部专门派人来找我回去，说有要紧的事商议。“军区终于来电报了！”曾旭清一见面就急忙告诉我。电报很简单，开头通报冯冠奎叛变，黄骅、芦成道牺牲一事，指出这已经给边区造成重大的损失，对各方面震动也很大，区党委、军区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特通知各分区指定的同志来军区参加，具体指定人员为：一分区彭瑞林、傅继泽；二分区龙书金、郝炬；三分区李广文、杨铮侯，要求几日内到新海地区报到。
过去电报上最后都是首长署名，而这一次只是署军区、区党委，未署具体人名。我们三人还对电报中未提黄、芦事件的原因深感不解，发生这样大的事，已过了这么些日子，总该向大家有个交代嘛！不过有了这份电报，还要召开紧急会议，这些问题也许会在紧急会上详细摆明吧？
我向他们两人提出，这个会是关系到全区军队和地方的大事，应该由龙书金、曾旭清两人去，我去不合适。
“上边指定要谁去，我们自己怎好更改。你们两人去，地方、军队当然都可以代表嘛。”曾旭清认为。
龙书金也说：“谁去都是一样，上级指定咱们两人，也有一定道理，总得有人主持工作，特别是部队，我和政委总得有一人在家，不然要是有重大情况谁来作决定？不能带大队伍，行动不便，目标又大，也不需要。就带一支精悍的小分队，能打能走，轻便得多。你上回去区党委带的那支小队伍不是挺好吗？”
“那支小队伍没打过什么仗，司令员总不能带这么个队伍去闯荡嘛，不过上次去了大、小山，路倒是跑熟了，你带支战斗连队，让这支小队伍在前面带路倒是可以。”
“这样也好！”龙书金说，“就这样定了，我带上司令部警卫排，加上你那支小分队，一共五六十人，跑这一趟足够了。”
立即行动。我们在陵县三区集结，稍停即向德县方向出发。在行军过程中，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种种问号在头脑里挥之不去。几天时间里全是和龙书金在一起，互相关照，他也和我的心情一样，老是在盘算这些事。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总是镇静自若，保持头脑的冷静。我很佩服他的沉着，但愿今后我也能做到这一点。
出发两天，刚刚转到德平县境，正准备穿越商乐公路赶往庆云时，司令部侦察队来人，追上我们，送来一份最新的紧急电报：
鉴于当前斗争的严峻形势，原定召开的紧急会议决定推迟，即告龙、郝，不再前来，如已出发，望速追回。
电报仍未署名，只是以军区、区党委的名义。
“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样紧急的重要会议，怎么一下就推迟了呢？”我们一时愕然无语。龙书金猜想，会不会是新海、盐山一带又碰上重大敌情？军区、区党委现在的处境不知究竟如何，令人焦急难安。龙书金即率领警卫排返回齐济，我仍回到陵县。按照约定，待得到军区新的消息后，地委再集合开会。
原来军区、区党委派来一位特殊的“交通员”，星夜兼程从新海赶到德县，找到二地区队，要向二分区、地委通报军区、区党委的紧急情况。他是一位老红军干部，名叫王文谟，刚从山东军区调来边区不久，原已决定他到二分区担任后勤处主任，命令还未下达，就发生了黄、芦事件，耽搁至今。这次是刘贤权和他谈话后，让他携带王卓如的信，来二分区向地委、分区通报黄、芦事件，并留分区任职。这次地委会首先由他详尽地介绍有关情况。
黄、芦事件发生时，王卓如、李其华、刘贤权、于居愚等同志都在新海县，周贯五政委此前已去山东军区汇报并参加高干整风学习，邢仁甫带电台和司令部警卫一大队，仍在南望子岛上。在此过程中，随黄骅一起行动，并在事件发生时受了轻伤，暂在村里养伤的军区后勤副主任刘印阳，突然发现刺杀黄骅、芦成道的凶手冯冠奎并未逃匿多远，很快就出现在邢仁甫的随从部队中。刘印阳早就知道冯冠奎是邢仁甫的干儿子，立即认定刺杀黄、芦事件与邢仁甫有直接关联，他决定向王卓如、刘贤权报告情况。他带领两个地方同志，星夜出发，经庆云、阳信、沾化直奔清河垦区，两天两夜走了一百几十里路，其中有几十里路还在敌伪控制之下。他们在漫地里隐蔽到天黑后急冲过去，终于赶到垦区八大组，找到在此养病的朱凝。朱凝得知边区出了这样大的事情以后，找到一艘小船，拖着孱弱的身体，颠簸了一天一宿，赶到新海县邢家王文村，找到区党委。此时王卓如等同志已和邢仁甫取得联系，约定在大山以西张王庄会合。朱凝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指出现在已是大祸临头，你们全蒙在鼓里！邢仁甫“约请”大家都过去，实际上是想将你们一锅端！大家才猛然醒悟，个个义愤填膺，当即决定利用邢仁甫的约请，抓捕邢仁甫，一俟见面，即刻下手，干掉邢仁甫及其一小撮同伙。当时就决定刘贤权暂代司令员，并直接担任这次讨邢行动的总指挥，警卫三大队教导员赵光煜担任突击队长，负责抓获邢仁甫。在出发前王卓如、刘贤权作了战斗动员，部队上下激情澎湃，斗志昂扬，志在必得，并如期赶到西张王村。
因为作出这个决定的时间太紧迫、匆忙，事情的结果未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么顺利。双方在黄昏时候同时到达了西张王村，在街心相遇，互相呼唤口令联络。赵光煜由于过分激动和极度紧张，发出的口令声凄厉急切，微微发颤，使邢仁甫有所警觉，大声发问，双方举枪对峙。赵光煜直接开枪，邢及其同伙也立即以手枪还击，边打边撤，预先准备的方案，就此草草结束。此后，敌对双方在新海、盐山地区形成对峙，邢仁甫一伙集结在西北一隅，王卓如、刘贤权则在大山附近。但是电台仍被邢仁甫控制，这使得区党委、军区和上下级均失去联系，这才决定专派干部分赴三个军分区通报情况，要求各分区、地委稳住阵脚，机动灵活地处置，支持军区、区党委对叛徒邢仁甫所采取的行动和坚决的斗争。同时提醒各地，警惕邢仁甫利用所挟持的电台，假借上级名义向各地发号施令，制造新的事件。区党委、军区正设法与清河军区及正在垦区休整的军区直属团联系，以求得迅速打击消灭邢仁甫一伙，防止其公开投敌。
经过一个多月，黄、芦事件终于真相大白，在地委、分区中免不了引起巨大的震动和愤怒。龙书金回顾，在挺进纵队和现在军区的部队中，邢仁甫的为人早有所闻：军阀习气，玩弄权术，拉帮结派，蔑视党的领导和组织原则。因为他是边区起义的领导人，萧华司令一直对他很宽容，重视对他的使用。这一次又委以重任，重回边区指挥军事。他怎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真是罪不可赦！
我和龙书金还联系到通知我们去军区开会一事，看来当时王卓如、刘贤权等同志均不知道此事，王文谟来通报时根本没有提及，这肯定是邢仁甫的又一大阴谋，其目的是集中分区领导干部，连同王卓如、刘贤权、李其华等领导同志一网打尽。按计算他通知开会的时间，正好是在西张王村发生冲突之时。想到我们差一点自投虎口，真是惊出一身冷汗。
王卓如在通报中要求我们要稳住阵脚，独立坚持斗争，并说这就是对军区、区党委反邢斗争的最大支持。
我们地委全体成员都十分赞成，不能因为邢仁甫叛变革命，影响到边区各地各县的工作。这也要求地委同志积极、稳妥、果敢、细致地做好自己的工作。通报还要求我们注意防止邢仁甫对我地方武装的欺骗、离间、瓦解。
据王文谟所知，邢仁甫依仗其在边区地方党委和救国军中的影响，可能会欺骗蒙蔽一些人。他听王卓如、刘贤权首长提到过，军区直属团冯鼎平事先可能听到一些风声，但事件发生以后，他的态度仍然模棱两可。一分区的津南大队和沧县、盐山的羊铁山游击队也是如此。羊铁山事实上已经加入邢仁甫的团队。至于三分区的杨铮侯，本来就是邢仁甫多年的合伙人，事件发生前后，他一直跟随邢仁甫行动，邢仁甫通知他和我们一起去军区开会，只不过是个骗人的幌子而已。王卓如在通报中还要求各分区，要有针对性地对一些同志做工作，要求他们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不要跟随或附和邢仁甫反革命罪恶勾当，以致堕落到叛徒卖国贼的地步。
邹玉峰、于梅先他们都是参加组织救国军的老共产党人、老战士，他们对邢仁甫在部队和地方中的关系网早已有所耳闻，他们估计邢仁甫在边区一些地方和部队中确有他的同伙，在此严峻时刻他的影响不容小视，不过主要在一、三分区，因为二分区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受他影响的只有孙长江一个，去年已经走掉了，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事。倒是我们队伍当中有一些和邢仁甫的出身、秉性颇为相似的人，需要注意。
曾旭清对此讲了他自己的观点：区党委提醒我们注意受邢仁甫影响深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埋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定时炸弹，目前我们这里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线索，但还是要提高警惕，注意了解清查，至于其他与邢仁甫出身经历类似的人，我们当然要帮助教育，不要把他们推到邢仁甫那边去。他提到一个县大队的大队副，还有特务大队的路有水，他们在对敌斗争中一直有上好表现，但对于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只是一个教育问题，不要扯到其他事。他的说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最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尽管边区出了这样大的事，各分区仍然正常地坚持工作，坚持斗争，没有因为此事受到影响。我们二分区的情况似乎更好一些。我们度过了去冬今春最困难的时期，今年夏季又顶住了敌人频繁的“扫荡”攻击。我们不仅坚持了原有的活动地区，还在不断扩大开拓一些新的地区，我们的事业在艰苦的斗争中得到发展，形势也逐渐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在边区当前严峻的形势之下，我们应继续发展我们的大好形势，以减轻全边区在敌我斗争中的巨大压力。考虑到一、三分区艰苦的斗争环境，在邢仁甫叛变以后可能更加困难，区党委、军区是否可能向二分区转移，我们应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如果形势真是那样发展，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坚决承担起来，并向区党委、军区表明我们的态度……
曾旭清最后的总结性发言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对军区、区党委对叛徒邢仁甫的声讨和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要求全区党政军进一步做好自己的工作，为军区、区党委分忧，为边区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他的话简明扼要，与他平时的风格迥然不同。我暗想是否与遭遇如此重大的事件有关，又糅合了同志们的情绪和言语，在他的谈话中充满了悲愤与坚强，而又不乏理智的分析、概括，语言简略却又点出要点，使与会同志受到教育和鼓舞。
我们已经长时间处于和上级联系中断、信息不通的境地，自从军区电台被邢仁甫挟持，分区已经主动切断了和他的联系。在王文谟专程带来区党委、军区的通报后，也无法再行联系，只能从商河、阳信方面，从三分区那边打听一点信息。最新的情况是，南望子已经被敌军攻人，区党委、军区机关已经在敌军攻人之前转移到清河垦区，据说是从海上转移的。军区两个警卫大队，由刘贤权率领，继续在新海和邢仁甫一伙及敌伪进行斗争，形成三方对峙之势。
后来刘贤权率领的部队又转移到新海、盐山、庆云、靖远之间，机动行动，背靠三分区活动，并和清河垦区取得联系。由于形势严峻，他们和我们分区的联系很少，我们的工作完全依靠自己拿主意，自己下决心去干。地委碰头的次数也在逐渐增多，一个月就要碰几次头。大家都意识到，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地委、分区都自觉地在行动上做出表率。大家经常出没于各县之间，稳定广大干部、群众的情绪，及时抓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大家都相信，虽然暂时失去和上级的联系，工作中也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大家齐心协力总是可以克服的。邢仁甫之流背叛革命的罪恶行径，终将得到党和人民的审判和制裁，扭转边区的困难已是指日可待，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我们分内的工作，支持全区对敌斗争，也包括对叛徒邢仁甫的斗争。
在萧瑟的阵阵秋风里，断断续续地得到从东边传来的消息，最晚而又最大的一条消息是，邢仁甫在和军区及一、三分区对峙了两个多月后，终于进了沧县旧州的敌伪据点。这是早就预料到的事。他害怕被我军歼灭，对外仍声称自己是八路军的司令，还利用他挟持的电台和山东军区联系，诡称自己受了王卓如、李其华等人的打击迫害。他自以为凭借他过去的影响，边区一些地方和部队，会和他站在一起。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边区的干部中，只有一地委老党员傅炳翰开始还相信他那套，为他做过两次义务宣传；军队中冯鼎平态度模棱两可，但副团长、政委都以明确的态度促其部队声讨邢仁甫的反革命罪恶行径，站在斗争的前面；一、三分区地方武装中，杨铮侯只带走少数人马；羊铁山没能带走他的游击支队，只有少数几人跟他到了邢仁甫一边；仇洪英态度游离不定，其部队党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遏止其滑向反革命的一边；而被邢仁甫蒙蔽欺骗的警卫大队，在这段时间也走掉了大批人，邢仁甫最后带进敌伪据点时的人数不过二百余人。
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几个分区的电台都得到了和清河军区电台联系的密电码，可以通过清河军区和军区、区党委重新取得联系。只有几天工夫，部队、干部都运回了自己所需的粮食，正好腾出手来到运输线外围据点附近，监控警戒，大量的民兵运粮行动即将展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区党委、军区经清河军区来电，通知在垦区八大组召开边区高干会议，指定二地委龙书金、郝炬、孙子权、李恒泉等几人去参加会议。
经过几个月的浓云迷雾，终于又听到了上级的声音。地委、分区所有同志都兴奋异常，愉快有加。大家明白这个会议将会是针对邢仁甫叛变一事，总结经验教训，以及今后我们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坚持斗争。这是事关边区斗争的大局问题，无论任何人都深感参加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唯一令我遗憾的是，由我提出并一手策划的调粮救灾行动，才刚刚开始，我不能亲自参加这个行动的全部过程，不能目睹它最后的成功与否。虽然我们大家对完成这项大事，都有充分的信心，但还是让我放心不下。孙子权也曾表示，他要亲自参加调运粮食的整个过程，如今他也要去垦区开会，也只能对此表示遗憾。此事的总管势必落到王其元、于梅先两人的肩上，于梅先只是监管齐济方面的有关活动。协调几个县进行工作，主要还是由王其元来抓。王其元在交代临邑、济阳两县的工作以后，已到专署就任秘书主任，其任务是协助专员，总揽全面工作，人们背后叫他二专员。运粮交接的村庄是他原来经常活动的地方，应该说他完全有能力、有把握办好此事。但我的心里仍然以不能目睹这一行动的实现而深感不安。
我从陵县赶回司令部，准备和龙书金、孙子权、李恒泉会合一同去清河垦区参加会议。这次的行走路线，已经改从济阳、齐东、高苑转赴垦区。曾旭清见面时给我打了招呼：“区党委这次会议，是总结几年来的斗争，特别是反邢斗争的大事，但也可能涉及地委、分区的一些事情。年初地委两次会议的争论，同志们对你至今还有些意见。我真诚地希望你对此能有所考虑，开会回来后，大家在地委会上认真地检查解决。”
他提及此事时，态度很认真，但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有多么严重。我对他说：“上次地委会议，我已经检查了自己遇事冲动、主观，对同志们不尊重，包括对你，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改正自己缺点和错误。”
“这样就好，都是党的干部嘛！批评与自我批评，谈开了以后就能更好团结一致，做好咱们二分区的工作。”曾旭清的谈话简短而严肃，看来他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和我谈的。从他的话里，我隐约感到他和孙子权、邹玉峰一样，对上次发生的争论仍有很大的意见。
对此我觉得可以理解，毕竟区党委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我能够想象他那段时间，思想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可感到他对区党委指出的错误，并未接受，而且长时间含蓄不露，找机会表达出来而已。但他的谈话，仍然可以感到一个老同志的诚挚和关怀。黄骅给我的印象就是原则问题很严肃，绝不马虎，对同志却又诚挚、关怀。我与龙书金接触不多，但也同样感到他的亲切和友善。以往我对曾旭清则没有这个印象。从他这次谈话中才有所体会，他们都是老同志嘛！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确实不能和他们相比。和他们一起工作，我的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