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鸹咀风波
出发了，简直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我们从济阳出发，经过惠民南、齐东之间的边缘地带向高苑县境前进。高苑县已经是清河区根据地境内，这是边区和清河区新的联系通道，也就是两年前为“打通清河”鏖战时，杨忠牺牲的那条路线。那时候大部队未能冲过敌伪军的重兵阻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没有完成任务。当年底，清河二分区开辟了这一片的工作，建立起抗日政权和地方武装，逐步将边区和济阳、商河南端的游击活动地区衔接起来。大部队虽仍然不能在此行动，但小部队可以通过，当然随时可能碰见敌情。这和边区其他地区情况相仿，都是敌我力量交错的游击区。
我们这次行动就只有龙司令带领的那个警卫排，但龙司令特意补充了一些战士，比上次带着去德平、德县的人多，战斗力也强得多。地委那支小队伍就留在陵县活动，不再随行。行军的沿途都有当地县区游击队接送、带路、掩护。按龙书金司令的说法，足以保障我们这次赴垦区开会途中的安全，大家尽可放心。
经过高苑、广饶这些地方，和我们经过的游击区已大不一样。这里已是清河区的中心地带或者说是抗日游击根据地。敌伪的据点显然比边区少得多，离得也远，部队可以在大白天公开行动。这使我想起从太行山下来，过平汉铁路以后，在滏阳河边和垂杨一带的情景。现在这里的环境还不能和当时的冀南相比，但是从边区过来，已经感受到这里的平静环境了。不论是武装人员还是党政干部都可以公开活动，在大道上行走自如，真让我们羡慕不已。孙子权说：到这里才真正体会到游击根据地的滋味，我们原来总以为我们那块土地就是游击根据地，谁要说不是，总是老大不服气，现在看来我们还真把自己看得高了。
过了广北地带，据说已经进入了垦区，确切地说是垦区的南沿。极目四望，视野开阔，大片的洼地看不见头，稀疏的村庄房屋，犹如大海中星星点点的小岛或礁石。我们白天行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也不再需要当地武装的接送，只由县大队派干部担任行路向导。这位干部实际上就是当地脱产的农民。他告诉我们，已经出了广北，到垦利县境。这地方按原来建制，应当属于利津，在抗日政府建立之后新设的县，县名加上一个垦字，以区别于原来的利津县。顾名思义，自然就是清河垦区的中心和大部分领域了。这里看不到多少村落，路上也不见什么行人，刚收割完庄稼的田野，一望无际，看不见尽头，满地都是摇摆倒伏的高梁秆和枯黄的玉米秸，一看就知道是个好年成。那个带路的同志都说，垦区年年都是这个模样，说不上是什么好年头，这里土地宽广，种地用不了多少肥，只管将种子撒到地里，不用管它，到时候收割就行了。可我们是从受灾的陵县、临邑一带过来的，感受却大不相同，用“广阔富饶”的字眼来形容这里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在垦利一个村庄住下，第二天大白天，我们放心大胆地前进之时，垦利县大队新派的带路干部替换了从广北来的同志。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的八大组，只有四十里路之遥，大约还得走多半天时间，因为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宽阔土地，只能大略估算。过去这里没有一个正经的道路，现在军队、政府人来人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连接沾化县南北的大道。道上连个遮阴的树也看不见一棵，更谈不上找个歇脚的地方了。到夏天的时候，日头毒着呢，在地里干活，真让人受不了；到了冷天，冰天冻地，走到半路上连歇脚都不敢歇，否则要不了多大工夫，管保手脚都冻僵了。亏得咱们部队想到了这一点，在四十里地当中，搭了一个栅栏，又盖了几间土屋，有人守着，让过往的干部、战士可以在此歇歇脚，渴了可以喝上几口热水。水从哪儿来？有屋子，有人住，就在屋旁挖个大水坑，趁夏天积上些雨水。这地方也没个地名，于是过往的人都叫它“八路屋子”，叫惯了，可真成了个好名字了。再过一会儿就能看到，那是多么令人惬意的事呵！
时过秋末，早晚已是寒意难支。可在大白天行军，暖烘烘的太阳和着干热的东南风，人人都感到口渴难忍，就连我们骑牲口的四个人也不例外。听带路的同志说起“八路屋子”的事，我们都欣羡不已，我顺势问他：“不就二十里路吗，怎么走这么老久，还看不见呢？”“总还得个把时辰，我们从村里出来，也不过走了个多时辰呀！”“那究竟还有几里路远？”
“从村里出来，一共二十里路，到八大组四十里，刚好走到一半。”
“这二十里路真不近呀！”我们四人都愉快地笑了。“快了，你们看前边旷野的小点点，那就是了。”我们睁大了眼睛，在前边很远的地方可看见一个模糊的小黑点，
“那还老远的呀！”
“是还得走好一阵子，从早上出来到现在，差不多已走了六七成路了。”
“八路屋子”其实就是用秫秸扎起来，盖在土坯墙上的几间小屋。说来也真不易。这周围几十百把里地，没有一棵树，盖房子连个柴火棒都找不着，屋顶不是透风就是漏雨，夏天倒是勉强对付得过去，冬天可就够呛了。
“那也得过呀！”守屋人漫不经心地说，“冬天么，把秫秸盖得厚厚的，反正秫秸有的是，屋里再生着火就过了呀！”
屋子旁边没多远，果真有个大水坑。夏天刚过不久，坑里的水还是满满的。
我们这才真正体会到“八路屋子”，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名字，不，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呵！有了这么个小屋，歇下来时能喝两碗水解渴；走了大半天路，人困马乏之时，能在这里歇息解乏，那才真是惬意。
两个守屋人是区上挑来的老百姓，每月给他们补贴几十斤粮，常年在此厮守。他们都是诚实的庄稼汉，在屋子旁边的空地上种点包谷，再弄上点黄瓜、甜瓜，成熟时，让过往行人正巧碰上，还能尝个新鲜哩！他告诉我，去年鬼子对垦区来了个陆海空联合大“扫荡”，他们都上地里躲藏起来。有好几拨鬼子也在这里歇过脚。临走的时候，把屋顶的秸秆拆得稀烂，还放了一把火，坑里的水也糟蹋得差不多了。我们部队回来后，又重新拾掇修建，今年夏天水坑才又积满了水。
说起那次“扫荡”，带路的同志也一下打开了话匣子：“你们可能不清楚，咱这垦区方圆几百里，全是黄河人海的泥沙，让潮水打回到岸边上，长年累月一天天一年年这么堆积起来的。从前没有一点人烟，多半是西乡里逃荒来的。有的还是为躲避官府，潜逃来此，逐年落户下来。说它地广人稀，这可一点不假。要说地里庄稼，那可是天生长得好，只要撒下种子，出了苗，就甭再管它，等着打粮食就是呐。不过就是有一项不好。你走这老远，看见有棵树没有？再就是没有水喝，水倒是有，都是咸不拉几的，都是地下海里冒出来的水，也没有几条淡水河，就算上面流下来的是清水，可一到打潮，海水直冲到上头老远，把河水也染咸了，所以只能靠老天下雨潴留在水坑里用。不管怎么说，咱这块算得上是块宝地。打日本鬼子，这地方可宝贵呐。后方机关、大部队都能在这儿蹲下。平常鬼子不敢来，去年倒是来了个陆海空，海上还来了好多艘大轮船，把海口封锁了，天上的飞机转来转去，还用机关枪向地面扫射，扔炸弹，地面上来了几千人的大队伍，还有一大队骑兵。不过他们来了，也是个睁眼瞎，他们的军用地图上没有这一块地方，进来又找不着北，只能在高梁地里瞎摸。加上日本鬼子的大洋马，在垦区几天都饮不上水，不都是咸水吗？所以没待几天，全都灰溜溜地跑掉了。听说今年外边据点里的鬼子也撤走不少，垦区周围就更不用提了。”
我们很欣赏这个同志话语中的自信和自豪感，也理应如此。垦区，这是一个多好的地方呀！
当我们赶到八大组时，已是日落黄昏时分了。
和我们头天住的村庄相仿，八大组也算得是沾化北乡远近闻名的大村了。这里多年前还是分开的八个小村落，主要是逃荒流放的人在这里落户生存，八大组也因此得名。如今八个村已连成一片，也找不着它过去历史的痕迹。村子周边是一片一片的庄稼地，当中还有常年积水的大水塘。村子距海边还有一大截距离，可一到鱼汛时，人们起早贪黑，成群结伙地赶到海边，登上随风飘摇的小渔舟，一千就是许多天不能回家。种庄稼、打鱼、向沾化城里运送海货是八大组人的三大营生。人们一年四季辛苦地忙碌着，生活平静、安详。
我们进村时，当地的区政府、区队正好也驻在此地。这里并没有正式对外宣称是区政府驻地，因为整个华北敌后的战争环境，不论在哪里的县区政府，都处于打游击的状态之中。但是在这里，可以一驻许多天不动窝，实际上就是常住了，和我们所处的游击区情况不大一样。“这只能说是‘借住’‘寄住’吧！”我们不禁感触万端。邢仁甫的叛变竟然使得我们冀鲁边区领导机关无地容身，只能寄寓于此，心中真不是个滋味。
回忆我的经历，从翼城转移到曲沃，中条地委从中条撤向太行，不都是因为当地情况有变，转移和撤退的么？在二分区内，陵县县政府、县大队近半年时间只能在县的外围活动，临邑县亦有相似情况，事情大小不一，实质相同。
然而作为一个战略区的领导机关，拥有相当实力的主力部队，竟然在几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找不到回旋机动之地，可见其被动之状。邢仁甫真是十恶不赦，万恶之极！
我们在八大组附近一个叫老鸹咀的小村见到了王卓如、周贯五、李其华、于居愚、刘贤权及新从冀中调来，准备筹备建立行政公署的秘书长张永逊诸位同志，经过这段时间的大动荡大折腾，王卓如、李其华都显得相当疲劳、憔悴。一分区彭瑞林、曹戎，三分区李广文、冯乐进等人都比我们到得早一点。他们是从阳信、沾化之间突击行军过来的。经历了一年多的黑风恶浪，能在此重逢，大家都非常激动，但神情又显得沉重，大概心情都是一样的吧！我很想去看朱凝，听她谈谈这次只身去南望子的经过，但她的病情又加重了，只有等以后找机会再谈了。
会议在一间大屋子里举行。区党委、军区领导和几个工作人员，加上三个地区来人总计只有二十来个人。李其华主持会议，他宣布当天会议的两项议程：周贯五传达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领导同志对冀鲁边区工作的指示；王卓如对边区当前斗争的总结。
周贯五手里拿着个小笔记本，念他当时的汇报记录。可能记得不十分完整，有时上下不太衔接，但就是这样，也能听到分局领导同志精辟、深刻而又生动的语言。不久前我从区党委发来的文件中，就看到过朱瑞一篇讲话，题目是《抗战的山东，统战的山东》，在我的脑海里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会议传达，因系当时的现场记录，未经整理，但仍可感到其满含鼓动性的语言风采。
传达内容并不包括“反邢斗争”。讲话重点是从建立救国军，一直到边区党委建立这一历史时期：从挺进纵队1938至1939年间进入边区，此时救国军番号已改成三十一支队，后即并人挺进纵队主力军中，使挺进纵队由两个营的兵力发展成为几个支队，其中三十一支队邢仁甫部编人六支队，建成边区抗日根据地，是边区的鼎盛时期。嗣后主力部队奉命转移，使边区斗争遭遇到严重困难。主力部队先后分九次转移，前八次是为了执行命令，其行动应当肯定。最后一次转移则是不适当的，给边区造成的影响较大。
在边区斗争中，军队与地方党组织之间、地方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团结问题，这也是影响边区斗争全局的一件大事，其主要原因是个别领导人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本质，发展到革命阵营内部来了，影响相互之间的团结，给边区革命事业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我听了传达后，印象最深的是两点肯定，两点否定。肯定的是：挺进纵队进入边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主力部队大发展；主力转移后边区军民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坚持斗争，打开边区斗争的新局面。否定的是：第九次转移不适当，造成不良后果；革命阵营中由于个别领导人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本质造成严重的不团结，影响到边区当前的斗争。这是对这一阶段边区斗争重大问题的明确结论。第九次转移将原确定留边区的主力部队的大部分抽调南下，增大了边区坚持斗争的困难，这是我们来边区后听见议论较多的事。但讲到的个别领导人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等一段话，则弄不清楚究竟指的是谁？这是分量很重的批评，并且明显是指边区的高级领导人，不是下边的干部。
王卓如的总结讲话，我原以为肯定是专谈邢仁甫事件和反邢斗争及对边区当前工作的影响，并对下一段工作做出部署，这也是我们大家关心的事。出乎意料的是，王卓如讲话是以检讨的形式出现的，并表示对这次事件承担重大的责任。我们这些中层干部的心里，本来就意识到区党委、军区主要领导对这一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起码是对邢仁甫的反党本质及其近期表现，缺乏警惕和监督，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但王卓如的检查不仅限于斯，他特别提到对邢仁甫采取武力解决一事，鲁莽从事，在王村战斗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抓捕邢仁甫的目的，在边区军民中造成恶劣影响，使事情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使得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争取教育邢仁甫留在革命阵营的决策无法得以实现。他还提到采取武力抓捕邢仁甫的措施，没有事先向分局、军区请示，就自作主张，没有从革命全局和党的事业出发考虑问题，以致犯下了原则性的错误。
听了王卓如讲话，我的心情极不平静，对王卓如的检讨和他谈到分局对他的批评，感到很不理解。邢仁甫公然杀害黄、芦等同志，已堕落成了反革命分子，这样的人，还要争取他留在革命阵营中吗？在我看来，王卓如检讨的错误不应算是错误，而是共产党人以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阶级感情作出的坚决果断的行动。
会议从早上开到晚饭前才结束。饭后，大家都休息，顺便和熟悉的同志聊聊天，等待第二天的讨论。一天会议，人们似乎都已疲惫不堪，心情沉重。本来黄、芦事件之后，边区的干部心情就不好，此次对整个事件进行总结，也必然重新引发这种情绪的蔓延。更重要的是区党委、军区采取的应急措施，竞出人意料地受到上级的严肃批评，思想上的弯子怎么也转不过来，感到无法接受。对一个阴险、毒辣、残忍杀害我党忠诚领导干部的刽子手，还要继续争取和他合作，不能搞武装对抗，这是否符合党的原则和革命立场？
我和李广文、曹戎在一起闲聊了几句，彼此都没将心里话直接掏出来。曹戎只是说，山东分局对边区工作的批评，要好好体会，看来我们的认识还是跟不上形势，以致在行动中捅了娄子，值得深思。我听他讲话有点摸不着边际，不知他究竟想些什么。
李广文依旧是他平素的风格，提起此事就陷入了沉思，然后说：关键是打了一个无把握的仗，没拿下来，自然是满盘皆输。上级的意图是先稳住邢仁甫一伙，再在内部解决，我们却一下子捅出去了。这也难怪，遇见那样大的事情，谁不是义愤填膺，不能自已？况且电台又在邢仁甫手中，我们无法得到上级的指示，凭自己的一时冲动办事，以致做出和分局意图不一致的事情来。
次日，大家在一起讨论，对何谓野心家的本质都发表了不少议论。包括李广文等在内，都认为分局的批评很尖锐很透彻，邢仁甫之流就是革命队伍内的败类，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不然会做出那么伤天害理的事来吗？有的同志提到，邢仁甫为什么要谋害黄骅，就是因为黄骅是一位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老党员、老红军，具有坚定的党性和原则性。邢仁甫来军区不久就拉帮结派，背着组织干一些无原则的事，黄骅作为军区党委的一位主要负责人，从党性原则出发对邢仁甫进行过几次批评，竞使得邢仁甫怀恨在心，下此毒手，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野心家的嘴脸暴露无遗。有的同志则认为，出了个邢仁甫也是件好事。因为在挺进纵队进入边区之前，邢仁甫的所作所为，就已充分暴露其野心家的本质。邢仁甫对当时党的领导人李其华的敌视，就已造成党内的混乱局面和严重困难，若不是挺进纵队及时进入边区，津南鲁北的局面已很难收拾了。
有的同志插话说：邢仁甫对李其华极为仇视。他居然利用控制的电台向分局、军区报告，信口雌黄，说黄骅系由托派分子李其华唆使人暗害的，并说王卓如受托派分子李其华操纵对他进行武装攻击，欲置他于死地。其手段之阴险、毒辣，可见一斑。“野心家的本质”这顶帽子，戴在邢仁甫头上是很合适的。
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分局领导对此事的讲话，是在“黄、芦事件”发生之前，难道早有预见？
李其华在此时也插话说：“应该有他邢仁甫在内吧。不过分局这个批评应该也包括了我，我也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在边区几年的工作中，对一些重大问题处理不好，包括与邢仁甫发生的争执，包括以后与军队的关系等，虽然分局没有点名，但我应当自觉地接受这个批评。”
李广文很冷静地说：“分局领导的批评很尖锐，也很深刻。它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言，但实有所指，把边区内部长时间不团结的现象，提到这样的高度来分析，指明个人英雄主义的根源是野心家的本质，及时对大家的思想敲个警钟，让大家有所警惕。”
我对李广文的说法颇有同感，同时对李其华勇于接受批评的坦诚胸怀深表钦佩。
王卓如又在会上对自己的总结做了些补充：“分局的批评，我在开始时也不能接受。后来才逐渐明了，分局是从抗战大局出发来考虑的。就在此前不久，我们党公开揭露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官员中，有一大批人叛变投敌，其中包括吴开先、石友三、庞炳勋、孙良成等四十余人。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没有一个叛变投敌的高级将领，偏偏此时出了个邢仁甫，在宣传上很被动。所以要争取在他未公开叛变投敌之前拉他一把，使他能够留在革命阵营中，这是抗战斗争的需要。而我却没有理解上级领导的良苦用心，鲁莽行动，又没有一战成功，造成了我们被动，客观也逼使邢仁甫无路可走，最后公开投敌。”
我插了一句话：“邢仁甫敢于刺杀黄、芦，是他早就决心要当汉奸，逼与不逼还不都是一个结果。”
“看来我们还是对抗战的全局，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吃透。我们只能虚心地接受分局代表的批评。”王卓如没有直接回答我刚才的插话，而是进一步做自我剖析，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隐约觉察到，他对分局的批评及对事件的处理有不同意见，但他必须执行上级组织作出的决定。我环顾周围，都同样的沉默，大家不可能再说什么了。
会议又持续了一天。与会同志的发言集中在两个方面，对分局处理邢仁甫叛逃这一重大事件的方针表示理解，联系本人对邢仁甫其人及发生这次事件的认识，都表示拥护和接受分局对此事处理的原则精神，端正和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有一点使大家得以自慰的是，在这一重大事件中，一、三分区中只有个别人对邢仁甫认识不清，态度暧昧，绝大多数干部都站在党的原则立场一边，对邢仁甫的反革命行为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对边区今后的斗争形势，各自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表达了对斗争前景的信心与决心。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之时，孙子权站起来要求发言。他声明：他的发言在会议的主题之外，但又和会议主题相关。因此最后请求发言，以使区党委领导同志能够了解情况，又不占用大多数人的时间。他要揭露二分区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不团结现象，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郝炬同志的严重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本质……这一突如其来的发言，使会场空气紧张起来。我没有丝毫思想准备，被一下子搞懵了。
接着他列举了一件件事例：从黄骅解决二分区团结问题开始，引用了我那次检讨中的用语；但主要事例是用了地委两次会议上关于划县问题的争论。他特别强调，郝炬耍了阴谋诡计，背后搞鬼，向区党委谎报事实，使区党委受其蒙蔽，批准他的假报告，打击地委所有同志。他还特别重复说，以个人阴谋手段，欺骗上级，左右区党委，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严重个人英雄主义，是野心家的本质的极大暴露……
会议结束后，我满腔愤懑地跑到王卓如跟前，他正和别的同志谈话，回头见是我，似乎有些不快。他先问我：“你要谈什么呢？我正准备单独和你谈谈哩！”
我说：“卓如同志，你刚才全听见了，我向区党委反映的信件，区党委是清楚的，我是不是隐瞒上级？区党委是否被我所左右了呢？”“眼下不需要你去谈这些问题。”王卓如的脸色显得更加严肃，“孙子权同志讲了你那么多的问题，难道都是不对的吗？你现在要考虑如何虚心对待同志的批评，认真反省自己，而不是去计较一句两句话。你应该考虑，党把你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你是不是团结好地委一班人，做好了自己的工作。”
我仍然想为自己申辩，但王卓如已经很不耐烦地责备我：“你这个同志，怎的这样的态度！难道你还没看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有什么好辩解的？你这两天好好地闭门思过，好好检查，正视自己的错误，不要躲躲闪闪或者有抵触情绪。区党委将专为你组织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解决你的问题。”
我回到休息的屋子里，情绪十分沮丧。孙子权一阵重炮已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原想区党委了解我当时的情况，应该允许我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王卓如那样严厉地批评训斥，不给一点申辩的机会，等于在伤口上又撒了把盐，再次挨了重击。满心愤懑绝望，心灰意冷，谁也不想见。
看来只有检讨一条路啦！对于检讨我并不害怕，做错了事，当然应该检讨，可是我没有做错事，也得要检讨吗？
龙书金、孙子权、李恒泉与我四人原来住在一起，打从这一天起，孙子权与我碰面时，双方都不大自然。龙书金、李恒泉却不好说什么，都不来打岔。
我也明白，要解决问题，检讨是必需的。检讨还必须让上级和地委同志满意。那么怎样才能作个好的检讨呢？不外乎就是接受孙子权的批评，即使事实并不属实，也得接受，并据此做自我批评，否则就是“抵触”“拒不认错”。反正不管给我戴多大的帽子，也不要去申辩。王卓如对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看来，所谓的检讨，就是逆来顺受。王卓如说的小范围的会议解决问题，原来就是要我准备好检讨，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解决问题？不，检讨以后，还要对我进行组织处理，才能算是真正解决问题。
李广文、曹戎来看我，都劝我好好检讨。检讨了就主动了，这样就能把地委的问题正面提出来，使大家提高认识，增进团结，王卓如的意思就是如此。
“不！”我认为，“卓如同志认准了是我的不是，能否解决问题，就看我检讨的好坏，反正今后我不能够也不应该在地委继续工作下去了。”
“你不应该这样想，不继续在地委工作，那么你要干什么呢？”他们二人一起问我。
我不禁笑了：“你们别想得远了，不在地委工作，可以到县里去工作，可以去带个小游击队，摸敌人的据点。反正都是干革命，都是党的事业。”
“你不应自暴自弃，想入非非。二地委是你的战斗岗位，不应该遇到一点点事，就躺下不干，须知解决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人们都把我看成野心家，怎么还能在地委工作下去？共产党人要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但并不是说一定要在地委这个岗位上。县里，游击队里，一样都是为革命呀！”
他们一再劝我，我倒也觉得心里踏实了一些。作一个深刻的检讨，虽是有些违心的检讨，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必须接受，就像王卓如接受分局代表的批评一样，剩下的就是听候组织对自己的处理，争取到下边工作，离开地委这个是非之地，也不用再去申辩是否欺骗上级、左右区党委之类的话了，让事情尽快了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