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天空隙时间里，周贯五通知我去谈话。他是边区党和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一向为我们大家所尊重，但他未直接领导过我的工作，忽然找我谈话，使我略感奇怪。
一见面时，我就向他报告，现在我正在反省检讨，不知领导有什么问题要向我指出。
周贯五还是像平时一样和蔼可亲，他微笑着告诉我，你好好检讨就是了，有什么问题好向你指出？我找你是要谈一个干部的政治组织问题，但因为此事非常机密，只能和你一个人专门谈，如你能记录下来，注意要严防丢失，所以最好不要记录，而是牢记在脑中。
他首先是谈党内整风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绝密文件。整风运动的九大方针，其中有“争取失足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这既是延安整风的总结，又是指导全党整风的方针。文件立论、分析皆精辟透彻，使我感到振奋。在传达文件以后，他才告知具体事宜：原来他在分局、军区汇报工作时，分局有关负责同志向他通报，二分区有一姓余的县级干部，在抗战前曾和他人一起参加过反动组织活动，具有重大的政治嫌疑，极有可能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分子。你回去以后要迅速查清，究竟是谁？下一步送区党委党校学习，进行具体审查处理。
我说：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给我，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但我正在检讨，等候组织处理，回去插手此事是否合适？而且我一个人也不能处理，可否我告诉地委组织部长，由我们两人来进行此项工作。周贯五正色对我说：“你仍是二地委主要负责人，组织上当然信任你。我把这一任务交代给你，该不该和于梅先同志商量去办，那是你自己的事。总之，你要认真去执行你的任务和职责，要对党、对革命负责。”
在我情绪低落之际，周贯五推心置腹的谈话，好像是给自己打了一剂兴奋剂，我觉得心里好受多了。
这真是一个小小的会议。我们地区四人，区党委王卓如、李其华，加上李广文、曹戎，总共八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晚上的时间开“全会”，白天则是区党委开小会，和李广文、曹戎谈一、三分区的工作。我们事先已知彭瑞林调回区党委，新任地委书记尚未到任，一地委实际上由曹戎在主持工作，二分区这个小会则解决我的问题。
王卓如讲了两点意思：孙子权揭露了二分区的问题。区党委认为问题重大，二地委要认真解决好此问题。会议首先由郝炬检查，然后大家一起分析研究二分区的有关问题。当前二分区面临的斗争任务很繁重，区党委希望与会同志，特别是郝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敞开思想，虚心接受批评，改正错误，把会议开好。
小会自然不像大会气氛那样紧张，上下左右，每个人的神气都缓和了许多，但仍然都很严肃。
我首先说明，根据王卓如的指示，我开始向同志们作检讨交代。实际上也是按孙子权批评的各个问题逐一回答。前半截基本是黄骅主持会议时我所做的那次检查的翻版，加上和孙子权相处时，在工作上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不能虚心接受他在工作中的建议等等。这其实也是我认真思考后的真心话。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两人是“少帅老将”，接触较多，我确实年少气盛，有时还没等他将话讲完，便半路插话，将他的意见顶回去了，使他感到很难堪，而自己却丝毫没有察觉，以至于他憋了一肚子的气，直到现在才发泄出来，这是很自然的。
我检查自己时，态度是很真诚的，期待这个老同志能够原谅我这个不懂事、有些狂妄无知的年轻人。在划县问题的争论上，经过王卓如的训斥，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不作任何解释，孙子权讲什么，我就承认什么，把所谓的严重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本质，一概揽在自己身上。总之我是二地委发生过的所有问题的唯一责任者。最后我请求上级撤销我的职务，予以处分。
我检查以后，王卓如问大家对我作的这个检查还有意见没有？希望二分区的几位同志尽量把意见都说出来。
龙书金只说了一句话：现在谈什么撤销职务、组织处分不是太早了吗？
李恒泉的话也很简单，表示他只在部队工作，对地方上发生的事他本来就不清楚，对军地关系的检查，以前就听郝炬谈过，这次谈得更深刻一些，没有其他意见。唯一的意见是郝炬将“野心家本质”一类的头衔戴在自己头上是否过了一些，处分撤职是否不该在检讨中提出来呢？
实际上对我的检查是否有意见，主要就看孙子权本人了。他只说他对我的检讨没有更多的意见，许多问题我都检讨到了。我在检讨中给自己戴的一些帽子，实际也是他加在我头上的。对我提出的请求撤销职务、组织处理，他未说什么，但隐约可以感到他是赞同的。同时他也要求，能在会上对他提出批评意见，以利于二分区今后的工作和团结。
王卓如要求大家继续发言，以求解决二地委存在的问题，实际目的是要大家就二分区存在的问题讲出自己的意见，对其他同志提出批评意见。但是我已拿定主意，不愿多说什么。此时夜色已深，王卓如宣布明晚继续开会，并一再叮咛我，一定要讲出自己的意见。
第二天，曹戎对我说：昨晚上大家对你的检讨印象还不错嘛，只是有些地方是不是过头了一些。
“不，我只是按上级的要求，并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讲的，谈不上过头不过头，我看卓如同志并没有明确认可我的检讨嘛。”
“会还没开完，他当然不会表态哟。不过检讨只是一面，还有一面是你要发言，提出自己的意见，才能达到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不这样认为，卓如同志讲话很严肃，二地委团结问题的主要责任在我，只有认真深刻地检讨自己，才能解决问题。我发言与否并不重要，这只是会议的一个程序而已。”
曹戎说： “你还是拐不过弯来。不信，看今天晚上的会怎样开吧。”
晚上真是如此，没有人再发言，就等我一人说话。我重述了昨天的表态，我的发言就是检讨自己，对其他同志我没有意见。要说的话，就是看其他同志对我还有什么意见，哪些地方检讨得不够给我指出来。
会议僵持了。王卓如开始还比较委婉地开导我说，二地委发生那么多的问题，你怎么能说没有意见？明明是言不由衷嘛。我继续保持沉默，他越来越着急，最后干脆严厉批评我态度恶劣，和组织对抗，对党的事业极不负责任。他宣布要我就自己的态度深刻反思，明晚开会再谈。我也声明，我接受组织对我的处分，要我发言，我只好再做进一步的检讨。
第二天，龙书金对我说：“老郝，该说的话你为什么不说？大家也在等待你说话，你不能耍小孩子那样的脾气，自暴自弃，硬是不回头呀！”
我对他也不想说什么。平时我很尊重老龙，他为人淳厚，非常尊重别人，算得上地委、分区一班人中的大兄长。我心里暗想，二地委发生的这些事，他都十分了解，为什么不出来说两句呢？还非要让我自己说？
李广文也找我单独聊天，其实就是帮助我过这一关。以我平时对他的尊重，可能区党委认为他的帮助是有分量的。但我还是说：你不清楚二地委的这些事，我早已发过言了，现在就是对我进行一次清算，你要我说什么？
“现在需要你再阐述一下你过去坚持的意见，把问题摆明，有什么不好呢？”
“没有这个必要。”我可不想最后还落个坚持己见，与地委其他同志对立的下场。反正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等待组织处理，到下边去工作。
李广文批评了我，劝我站在党性的立场上，好自为之。
晚上继续开会，我依然沉默。王卓如已经忍无可忍。他声色俱厉地批评我顽固不化，是对抗组织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由于区党委、军区有重要活动，会议不能继续拖下去，责成我留八大组继续检讨，同时他宣布，由于龙书金是军区领导成员，需要在军区待一段时间，孙子权、李恒泉二人即可先行回去。
我和龙书金留在八大组。龙书金实际上是参加军区、区党委一些活动，我则继续检讨。本来已没有什么检讨可写，而是对会议以后自己的态度、行动做一些反思，在众多同志的批评帮助之下，我明知道这是一种消极对抗的行为，但已走到这一步了，不可能再说软话，反正等待组织处理罢了。
李其华、李广文、曹戎几人也来看我，对我进行帮助。
李广文已经看出，我的行为不仅是对地委几个同志，而且是对王卓如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不满。他直接告诉我：“你对领导人这样的态度是错误的，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能凭一时的冲动和组织顶牛。”我则一口咬定，组织要求我认真检查，而且指出解决二地委存在的问题，主要就是我的检查。我是严格按这个要求做的，并不存在和组织对抗的问题。至于要我对地委的问题和其他同志提出意见，那得看我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也不能构成和组织对抗呀！
李广文说：“从现象上观察，似乎可以这样说，但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还应从自己思想深处去发掘，你并不能肯定自己思想上没有问题。”
我则申辩说，我的错误导致地委的不团结，对欺骗上级、左右区党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应当做出组织处理，而不是对其他同志提不提意见的问题。
在他们耐心帮助下，我的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承认自己对区党委领导的抵触情绪是错误的，胸中的愤懑也逐渐消散，但是思想上的弯始终拐不过来。
过了一两天，他们亦各自离去，剩下我独自一人，等待组织的最后处理。
王卓如又一次找我谈话。这次他的态度比在小会上和缓多了。他告诉我，原先要你多留几天，为的是让你的脑筋转转弯，看来办不到，你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等待，区党委、军区有重大事件亟待处理，只能让你先行回二地委。你要求不再在二地委工作，愿意下到县里，区党委将慎重考虑后再作决定。在此之前你仍然是地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你不能撂挑子，要协助曾旭清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勿因团结上发生问题而影响到地委的工作，影响同志间的关系。
我说：“请组织放心，我不会撂下挑子，给地委和别的同志的工作造成困难。”说心里话，我一直在关注正在进行的调粮救灾工作，这些日子也老惦记着这事，丢不下心。本来我下去也可能在陵县等地工作，我还真盼望把此事一抓到底。我到县里工作以后，地委同志都成了我的上级，怎么能够不友好相处呢？
王卓如说：“你对工作的热情是好的，今天你说这些，我也就放心了。”至于还要不要继续检讨，他没有再提，我自然也不再问了。
回到齐济地区，我只比孙子权、李恒泉晚了三天时间。不过曾旭清已经从他们口中知道了八大组会议的一些情况，我们一见面，他就说：“听说你在会上受了点委屈，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本来是意料中的事嘛！去以前我们不是交换过意见吗？”我淡淡地回答。事实本是如此。曾旭清在我去八大组之前的交谈中，就已透露了一点信息。我料定，孙子权在会上的发难，事先肯定和曾旭清、邹玉峰几人商议过的。要不然按孙子权的性格，他不会那么胆大气粗地在会上做出那么尖锐的发言。
“孙子权的发言有许多地方说过了火，还乱扣帽子，有不妥之处，他已和我谈过了。不过听说你要求离开地委，这也把事情看得太重了嘛！这不是给区党委、军区出了个大难题吗？”
“犯那样多的错误，怎么还能留在地委这样的领导岗位工作呢？一个人总得有点自知之明嘛！”
曾旭清的神情一下严肃起来：“区党委怎能让你撂下这个挑子？咱们都是党的干部，在这件事上，我不得不向你提出批评，你就这样撂下担子，贻误工作，哪个能负责？”
“我感谢你对我兄弟般的批评。”我平静地回答他那严肃的批评，“你放心吧，在我未离开地委这个岗位之前，我不会随便撂掉党交给我的这副担子，我已向卓如同志作了保证，也向区党委表明了我的思想，我绝不是因为对此次发生的事件有意见而要求离开地委的。我痛感自己能力有限，不能胜任工作，要求下到县里或游击队里工作，也不会离开二分区。说实在话，我对这里的群众和干部，已经有了生死与共的深厚感情，我仍然会在你们的领导下工作，别无他念。”
曾旭清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这样我就放心了，你是个好同志，你对工作的执著、热忱，在巨大的困难面前表现出的顽强坚定的斗争精神，相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迸发出战斗的火花，相信我们终会在一起并肩战斗的。”
于梅先随后也来看望我。我急于想知道齐济调粮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免不了要谈八大组会上发生的事。他坦率地告诉我：他们几人曾在曾旭清处一起谈过，要向区党委反映两次会议的争论，主要的是我的思想作风和个人英雄主义等问题。孙子权在八大组会议上，把原先议定的意见大大加码了。
于梅先还说，当时他自己的心情也很矛盾，一方面对我的工作作风确有一些意见，另一方面两次地委会，后者否认前者一事，想起来又觉得有不妥之处，区党委已经指出，现在又去反映这合适吗？但孙子权、邹玉峰坚持意见，曾旭清也赞同，他最后也同意了。为此他心里一直犯嘀咕，现在事情到了如此地步，真是太对不住同志了。
“这事与你和老曾没有关系。孙子权在八大组的发言，分量是重了点，我一时也难以接受，但事情到最后这个结果，却是我一手造成的。这能怪谁！离开地委到下边工作是我再三向组织提出的请求，区党委最后已应允考虑，这与大伙儿无关呀！”
“如果到县里工作，我和你两人一起去！”于梅先冒了一句。
“那又何苦呢？这次事件与你无关，下去是我自己的意愿，凭什么要拉着你一齐去呢？”
还没等我回到陵县，司令部收到军区、区党委的两份来电，一是山东军区命令，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成立渤海军区，由杨国夫任渤海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副司令员，景晓村为政委，刘其人为副政委，周贯五为政治部主任，袁也烈为参谋长。
另一来电通报：两区党委合并，景晓村为书记，王卓如为副书记。
我忽然明白，王卓如急匆匆地结束八大组会议，告诉我们说是区党委、军区有重大活动，显然是此事了。估计龙书金事先已经知道，留下来就是参加成立大会，必然有许多事要部署决定，所以不能马上回二分区。
曾旭清和我都有意外之感。我们两人面面相觑，沉默不语。合并后的渤海区领导人中，显然以清河军区为主，冀鲁边两位主要领导人，都是声誉在外的老同志，王卓如却担任副职，周贯五下为政治部主任。
谁叫边区搞成这样一个局面？不禁让人更加痛恨邢仁甫。是他把边区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搞得无法容身，一片混乱。边区原领导人实际是到一个新的战略区另行分配工作，担任副职也就不足为奇了。粜
在等待的空隙时间中，我还是匆匆忙忙地回到陵县，在北边绕了一圈。我向德县、德平、陵县、临邑几县的县委，分别传达了八大组会议精神，主要是王卓如、周贯五两位领导人的报告内容。至于有关二分区的事，因无正式决定，没有谈及。几县的同志听到分局对边区工作的指示，都呈现出极大的兴奋，也使人们受到一次精神思想、领导方法、执行政策的帮助和教育，大家都感到受益匪浅。但是对刚刚发生的反邢斗争的总结检讨，则都显出惊奇诧异的表情。
我了解到运粮救灾工作已接近尾声，一切进展都很顺利，也没发生敌伪出来抢掠、打劫的事故。我们这次的运粮救灾行动，影响深远，灾区人心安定，对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和赞扬之声。党、人民军队和抗日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一下高大起来，也推动了县区干部高涨的工作热情。这些同志对每月八斤口粮的分配毫无怨言：“我们总比大爷大娘的五斤多得多嘛。”每个人都选择可靠之地，把分配给自己的粮食埋藏好。大家心里明白，这是关系到今冬明春一段漫长时间里，能否坚持斗争的大事，万万马虎不得，每人还在想方设法再弄点糠菜之类以填充自己的肚子。
地委机关的张肥、耿捷三和地委小武装队也和干部、老百姓一样，精心保藏好自己分得的一份口粮，这也是大家用自己的血汗从南乡里背回来的“珍珠米”，他们也将我的每月八斤留下。我对他们说，我成天在各地转悠，分给我的一份要扣除我在外的天数。张肥说，谁能天天记账，反正大家知道就行了。我说不管是谁，在口粮这件事上都不能例外，算日子，我和尹寿和自己能够记下来。耿捷三说，地委和小分队人人都分了，扣下粮算谁的？我说小队常在各处游击活动，月十五斤怎够吃，补给大家一点也好嘛，要不还可以接济咱们常住村里的特别困难的人家嘛。
陵县的救灾分粮是几个月来最让我揪心难忘的大事。至于我将下放到哪里，在我心中预感无疑是陵县。两年来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陵县度过的，我已和陵县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难以割舍之情。运粮救灾，和陵县人民一起度过这场巨大的灾难，将是我一生中的重要一页。陵县县委书记王景芳，是我排除众议，力主将他安排到重要工作岗位的，但他确实工作不得力，地委同志早有很多意见，只是苦于没有适当的人选可以接替他，我下去不正合适吗？他可以不调动，改任副书记，这不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德县经过荒年，近日的环境也有了一些改变，边临镇、义渡口的敌军人数都有所减少，频繁出动骚扰我中心地区的情况也很少出现，新来的县委书记时进得以舒了一口气，刘秀峰也得以轻松一些，他愿意年后离开德县回地委工作。
临北则仍很困难。敌军仍然保持其兵力，伪军更加嚣张。何狗子是二分区几县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对手。他经常突袭，力量薄弱的县区武装难以对付。经过一年的斗争，临北的政权、武装还是坚持下来了。秋天的运粮救灾行动，进一步加深了党与群众的关系，抗击敌伪的群众基础加固了，也坚定了干部战士坚持斗争的信心，使我深感欣慰。因为这是一年来地委争论的焦点所在，事实证明了我坚持设立临北工委、办事处和武装大队的必要性。
令人痛惜的是工委的王战亭突然病倒不起，离我们而去。这个雇工出身的优秀共产党员，尽管工作粗糙，时常讲点错话，但他那种不被任何困难吓倒，一心扑在党的工作和抗战工作上的劲头，始终赢得组织的器重和信任。我感到很难过，十分怀念他。
德平所处的环境比临北好，但工作中的困难比临北要大得多。我们抗日政权的旗帜刚刚举起就碰上和陵德相似的灾荒年头，我们的工作条件又不具备领导人民既和敌伪作战，又和灾荒斗争的能力，我们能掌握的乡村政权少，不能掌握的是多数。董静亭部队已悉数进城，与我方的关系已由长期的两面角色，变成公开的敌对关系，自然更增加了我方开展工作的阻力。我党政机构人手又不够，以至于区一级党的政权和武装，迟迟不能建立起来。靳兴侯、李玉池均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从地委专署来说，现在也无法给予更多的帮助，工作暂时难以开展。我自己深感对德平工作的开展帮助不够，如果能够腾出手来，再加上一点力量，德平工作的开展也是指日可待，但这不会是我了，而是地委其他同志的事了。
短短几天难以有什么作为，我匆忙地赶回齐济。这半年的局势和发展，我们活动的基本格局，是已经形成的以分区司令部为中枢，稳定在齐济地区活动，专署基本稳定在平禹，我率领的地委小机关、小武装则稳定在陵县，地委各个同志按时集中于齐济碰头，开会研究地区的局势和对敌斗争的策略。这次我主要是等待区党委对地委有关事项的通知，顺便明确我的去留问题。
区党委来的信息还很及时。曾旭清一见面就对我说，这并不是对你个人答复什么，而是渤海六个地委分区的统一调整，是一项大的部署。
原属清河的四、五、六分区，我们均不熟悉，看来也无大的变动，原属边区的一、二、三分区的领导干部则都很清楚。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冯乐进均无变动，增加了宣传部长王宗仁，三军分区司令员则由边区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担任；一地委书记彭瑞林已调区党委，由军区直属团政委陈德调任，司令员傅继泽未动；二分区司令员’仍由龙书金兼任，曾旭清仍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由一地委副书记曹戎调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郝炬、于梅先仍为地委委员，但下任陵县、齐济县委书记。
地委的同志都分别看到了这份电报，大家似乎都很平静，但又显得沉闷。孙子权见到我时，虽然脸上堆着笑容，但可以感到有些勉强，好像想对我表示一点歉意，却又不愿意表露出来。邹玉峰来得最晚，看电报时紧皱着眉头，没有吱声。曾旭清对我说：“你的要求终于得到区党委的批准，但你还是地委委员，尽管分工变化了，仍然是地委的领导成员，区党委这个决定考虑很全面，我们也都放心了。”我说：“事情至此，大家的心愿已经实现，可以就此告一段落。现在的问题是，曹戎不知何时能来？我建议地委向区党委发报，要求曹戎早日到此，以利工作，我们也好早点到自己新的工作岗位上去。”曾旭清则说：“无此必要，反正龙书金司令员在军区，他一定会向区党委了解和建议，我们为此发报反而不妥。”
在地委几人中，情绪最不正常的就是于梅先了。区党委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尽管他曾向我表示：如果我下去，他要和我一齐下去。但那只是一时激动而说的话，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事还真的临到他头上，怀疑、自卑的心态使他在众人面前沉默不语。他在和我交谈时，却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看来组织上把我和你画等号了，要不怎么把你和我一齐下放在县里去工作？”
我无法回答他的疑问，只能想当然地说：“这样做是为了使地委机关更加精悍，也可以充实县里的领导力量嘛！’’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下去明明是因为地委的团结问题，而不是精简地委机关，而我却和你一个名单，同时下调……难道会有另外的原因吗？”说到此处，他显然更加激动，“处理你的问题，已经众所周知。对我也这样处理，却无任何道理，要不就是我的工作不力，要不就是说我和你一样有错误。工作不力，我能够接受，我本来就怀疑自己的能力，能否胜任党交给的工作，但应该说在明处。说我和你一样有错误，也太离谱了嘛！这么不明不白，突然一个名单下调，在干部中会是什么印象呢？！”
我们的交谈本来是为了另一件事——周贯五政委交给我的，让了解一个县的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我从八大组回来后先告诉了于梅先，约定用一点时间来查证情况，交换了解的情况，以便确定具体的人员，向区党委上报调查名单。但这并没用多少时间，倒是工作调动的事谈了许久。他始终没有平静下来。
最后我对他说：“不管事情的来由如何，还有多少意见，我们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组织的决定，难道能允许有其他态度吗？即使有意见，将来可以提嘛。但是执行党的决定是不可动摇的。你我还是党的书记、组织部长，更不能说二话呀！”
一个新的情况发生了。
龙书金从军区返回二分区，同来的还有刘贤权，让我颇感诧异：“刘贤权主任不是去三分区吗？怎么又绕道来此？”
龙书金带来了区党委新的信息：由于陈德坚决要求曹戎留在一地委和他一起工作，曹戎能否来二地委已经成了问号。据龙书金侧面了解，曹戎本人也不愿意离开一地委到二地委来，因此要求郝炬、于梅先暂时都不要下到县里去，仍然继续工作，等待区党委重新决定。“这不成了无限期推迟了吗？”我有点忐忑不安，心神不定。本来对曹戎来二分区一事，我早有疑问。在二分区内部分歧严重之际，他决不可能主动来此，除非是组织硬性决定，非来不可。现在陈德出面要求他留下，这不正好吗？不过这可给我添了麻烦，区党委到底要选谁来二地委呢？
“那很难说。”龙书金回答得很简单，然后转了话题。这次委托刘贤权代表区党委来二分区，了解调查二地委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些问题，准备用一两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你下调的事，只有等问题解决之后再作考虑。
我心中暗想：龙书金本身就是军区副司令，又是地委分区的主要领导，二地委有什么事，他不能代表区党委、军区来解决吗？还得要刘贤权来专门调查处理。刘贤权已经是三分区的主要领导人呀！
龙书金似乎已发现了我迟疑的眼光，他直截了当地向我点明：“我还是二分区的领导成员之一嘛！贤权同志代表区党委了解调查，我也是被调查对象，当然不能自己调查自己。贤权同志是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是边区党委军区领导成员之一，他来了解调查直到解决问题，就具有客观、公正和权威性。区党委要求二地委所有成员都应尊重、支持贤权同志的工作，包括你我都在其中。”龙书金的话头最后转向我的头上，“我知道你心里有话，不愿意把它都抖出来。但还是建议你遇事要冷静再冷静，别那么意气用事。区党委这次下了决心，要解决二地委领导间的问题，你岂能置身于外？”
龙书金的一席话，倒真戳到我的心坎上了。我心里明白，八大组会上龙书金并不赞同孙子权的那番发言。在地委两次会议的风波中，开头他也不赞同第二次会议，后来还就此检讨过自己当时态度不坚决。不过在八大组会议中，他始终没有表明自己的观点，我很难想象那时候，他究竟在想什么？此时我只能以沉默来回答。
刘贤权很热情地招呼我，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算是老熟人、老战友了。当他踏上边区的土地之时，就由我迎接、护送，在南望子、八大组都有过多次接触。不过这次他却是以一个“钦差大臣”的身份来二地委，而我和地委的同志又都成了他的工作对象。
刘贤权为人平和，作风稳重仔细，虽然他即将出任分区司令员，但他那娴熟的政治工作方法，使我体会到区党委让他来解决处理二分区的问题是再合适不过了。
“咱们都是在边区一同斗争的战友，这次区党委交给我的任务，到二地委帮助工作，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希望在工作中得到地委各个同志的支持，帮助我完成此项任务。”刘贤权的开场白，确实以客观公平的姿态出现。这使我的抵触情绪缓和了许多，尽管在我的言语中表露出已经检讨几次，再无多余的话可说。
刘贤权并未就此直接提问，只是笑吟吟地对我说：“郝炬同志，你也不要说的太‘绝’了，真的就没有意见可以发表了吗？不过这不要紧，我不会先向你搜集意见，你可以放心地去做你要做的各项工作，有时间先好好考虑一下，有什么意见要谈，到时候再谈也不晚嘛。可以等十天、二十天，一个月甚至再长一点的时间。”
这次谈话没有接触到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但有一个好处，在态度上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的心情也稍感轻松愉快，有时间谈点题外的话。
“贤权同志，能否告诉我，曹戎同志何时来二地委吗？”尽管我已从龙书金处知道此事，但还是想从刘贤权这里得到旁证。
“现在很难说。陈德同志坚决要求曹戎同志留在一地委，理由很充分，他的工作主要放在军队，对地方工作也不熟悉，如曹戎离开，对地委工作影响太大。”
“曹戎是否也不想来这里？”我问。
“那也有可能，不过区党委已经作了决定，他不可能以个人原因而不接受新的工作岗位的任务，关键还在陈德的意见上。”刘贤权移开了话题，直接对我说，“郝炬同志，你不要老想谁来接替你的工作，你好下到县里去。我给你交个底，至少在我在二地委调查期间，不会让你离开地委的，你想走也走不了。”
接着他把话题转向他自己：“我此次来二地委，纯粹是临时性的，此前我已作好去三军分区工作的准备。突然接受这项任务，当时也有些奇怪，后来才知道是龙副司令向区党委提出意见，认为二地委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调换几个干部就解决了，需要把事实弄清，真正解决问题。区党委认真考虑后同意了他的建议。本来最好是他代表区党委具体处理此事，但考虑他原就是地委的一位主要负责人，不便处理，这才临时点我的名，抓我一趟差事。反正三分区有黄荣海副司令在，我晚点去也不要紧……”
我原以为，自己很快可以下到陵县工作，现在看来事与愿违，下一步究竟如何，难以估计。但从和刘贤权谈话以后，也得到较长的时间继续在陵县地区处理地委和各处的联系，并具体指导北部几县的工作，能够以较多的时间过问陵县抗敌斗争和救灾工作的进行情况，以偿我前段时间未能亲自参加运粮救灾活动的心愿。
这次作了深入一步的了解，得到的情况未超出上次估计的程度，但对敌伪活动有所收敛的估计还是高了。敌伪对我们中心地区的村庄，确有两个多月未来攻击骚扰，但近日却连续两次来骚扰，还抓走一些人。
上次听说中心区受灾农户外出逃荒的不多，人心比较稳定。这次一接触才感到，事情并不完全如此，还是有不少青壮年外出逃荒。县里的同志一再向我检讨，说工作做得不细，事前教育不够，以致影响了中心区人心的稳定。区里侯继成、卫立勋等同志则认为出去一些人不是坏事，也不能据此说明局势不稳定。我以为在这大灾之年外出逃荒，缓和了本家本户缺粮的严重程度，还能把分配给他家的口粮匀给家人，这样不是很好吗？村子里不也更稳定了吗？
这么一说，大家反倒都高兴了。村里的爷们儿见到我，问起调粮分口粮一事，多半都跷起大拇指，齐声说，咱八路军、政府这件事做得太棒了，别瞧小小几斤粮，一户人家就能得到百多斤，连同家里一点棉花种子、花生壳、油枯、谷糠，有的户还有点存粮，有一个人外出，还能匀给家里一点，这就能对付着过这个贱年了。家家户户都把这点粮食看得很重，各自也埋藏得很严实，不漏罅隙。家家对政府、八路军的救灾行动都说是世代难忘。
村里党员同志告诉我，救灾行动以后，我们的发展对象一下多了起来，连过去从不开口的小伙子，脑子一下也开了窍，说我就是认准了这个死理，坚决跟共产党走。
有的年长的爷们儿，听说别处的国民党军队在打八路军，就叫喊：“八路军是咱老百姓自家的队伍，谁要想陷害忠良，打咱们八路军，我们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死活要和他们拼了。”
大家对眼前的鬼子、二鬼子，警惕性就更高了。表示：不只是要把鬼子赶出去，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眼下还要特别注意防止鬼子、二鬼子上咱村咱家来，抢走咱们那点救命粮。
对灾区人民的接触越多越深入，心情就越不平静。在这严重困难的大灾之年，却使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他们的思想日趋觉醒。敌人外表看似强大，却正在一步步走向灭亡。战争仍会持续一段漫长而残酷的时间，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依稀可以看到。眼下中心区内群众和干部情绪稳定，对胜利充满了信心，这一切同样也感染了我。许多人还想不到这么远，多半是为了能艰难地度过荒年，赢得对敌斗争的主动而感到欣慰激奋，我却从中感到，六个年头的闯荡，终于看到了光明与希望。不管今后我将干什么工作，我都会愉快、自觉地去接受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