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里，使我能和地委小机关、小武装的同志们共尝度荒的艰难滋味。我回到这里，机关和小分队的生活有条不紊，用棉花种渗上糠做成的饼子，用油枯磨成粉渗一点面粉做成的饽饽，又大又甜，吃进肚里，果腹可口，它已成为人们的主食。我们行走在德县、德平之间，还能从集市上收到一丁半点的瘪壳花生，炒得糊一点，连壳一起嚼下，还真是香喷喷的有滋有味。我高兴地对大家说，今天我才发现花生壳是如此美味，往后我们将永远记住，吃花生带壳是多么好的美味佳肴，到那时，我还将照样吃带壳花生！我还告诉大家：“让全区人民和我们一道度过荒年，这也是一场战斗。我们保持了自己的阵地，保护了苦难的人民，这将是一场巨大的胜利。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看看我们大家的精神面貌，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胜利一定会很快实现的。”
在大伙儿击掌高呼、情绪激扬的时候，我心里也感到一点小小的遗憾。我曾想过下放到县里，就可以带领一支小游击队，伏击肆虐村寨的敌伪军，或是进出据点、集市打击汉奸鬼子，干几场拼死拼活的斗争。可目前下放时间还遥遥无期，恐成泡影，也不会有和眼前这支小队伍相似的游击队来带领。但是我终将离开现在的岗位，和这些同志们也只能短暂地相处。面对这些生龙活虎、无怨无悔，几年来和我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同志和战友，我无法也不能告诉他们我的难舍之情啊！。
春节前夕，我和李玉池一道，从德县返回到陵县赵马拉家。这是我和李玉池商定，特别安排的一个去处。这个隐蔽的红色回民村庄，我们曾几次一同进入，而且又都是在敌伪频繁围攻、环境最为困难的时候，自然萌生安全感。它没有三洄河、朱二歪家等村寨那样公开扎眼，但村里大人小孩，都毫无例外地自觉掩护你，保护你的安全，并且利用回民特殊的民族与宗教的关系，能及时打听到周边的情况，掌握周边伪军伪组织中的内应线索。我们执行上级党的指示，抓革命两面派乡村政权，抓“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伪军工作。有的据点，过去伪军不敢和我们沾边，或长期与我方敌对，经过这大灾年，也主动和我方拉关系谋后路，尤其在敌军重点收缩，汉奸伪军处于老鼠过街、自身难保之际，我们的活动余地自然加大起来，赵马拉家正是我们向附近据点开展工作的一个支点。这一年春节住在赵马拉家，更感到意义非凡，可以说是：“吃的困难，住的安全，胜利有望，心情舒畅。”
春节过去不久，接到司令部通知，地委几个同志陆续回到齐济，到司令部集中，准备开新一轮地委会议，我被要求提前到达。按照往常的惯例，都是先由我和曾旭清一起商议以后再开会。但因为会议还得等几天，所以我和曾旭清只简单聊了全区各县的情况，没有商议会议的有关问题。
倒是刘贤权找到我说：“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我们也可以好好谈谈了吧？”他向我透露，要我先来几天是他的意思。一个月来，他和地委、分区、专署各位同志都作了长时间的摆谈，有的同志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一谈就是半天、一天。还和几个县的同志摆谈，了解他们对地委的意见，只是没和你详谈，那是因为你当时的情绪仍很激动，坚持不发表意见。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你到下边去，应当了解了许多的情况，心绪应当平静些了吧！我已从与地委同志的交谈中，对地委存在的问题，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可以把了解的情况和你交换意见，这样你总可以把自己的意见都摆出来嘛！
谈话是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的。大概他事先估计到，有关各同志没有表明态度，尤其是区党委对两次会议，没有再次明确表态之时，我不可能敞开思想对发生的这些问题表明自己的意见，他在与我谈话之前，先向我摆明上述两方面的情况。
他围绕“两会”争论，八大组会上孙子权的发言，把区党委当时的批复电报和我向区党委报告的原文，原原本本告诉有关同志，中心意思就是说明我向区党委的报告，只有简略的几句概述，此报告又在给地委同志的信中转述了原文，然后附上了给地委同志的那封长信的抄件，两者经过核对，均一字不差，自然不存在隐瞒真相、欺骗上级、左右区党委的事实。因此孙子权发言中的主要论点就失去了依据，发言的基调自然也就错了，给地委同志之间的团结投下了阴影，造成了不良后果，发言也起到了对区党委批复意见的否定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发言是很错误的。我以消极态度对待批评，拒绝对有关问题作出澄清，也是很错误的。经过这段时间的谈话、核实，有关同志都已明确表态，多半都作了自我批评，孙子权除了对自己的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之外，还特别表示要在地委会上，向我检讨道歉，可以说现在已到了解决地委问题的最好时候，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口说话呢？
我开始敞露自己的心扉。自己在八大组会议中，由于对王卓如的批评感到委屈，认为区党委对不符合事实的意见听之任之，反而压制我的申诉，责令我一人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以至在会上顶牛，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讲出这一点，可算是说出心里话了。”刘贤权为他的话起到作用而高兴，“你应该想一想，孙子权同志在大会上批评地委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党内民主的体现，区党委怎能在会上批评驳斥他的发言呢？他讲的问题的是与非，以后可以弄清嘛。一个同志在有人对他提出批评时，党委首先要求被批评者有一个接受批评的正确态度，勇于进行自我批评。至于批评中涉及的是非真假等等问题，可待下一步辩明解决。卓如同志当时那样处理是完全正确的。他要求你首先端正态度，进行自我批评，并要你在进行自我批评以后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不理解区党委的初衷，一直顶牛，使会议无结果而散，给地委内部团结造成更大的困难，这难道是一个党的负责干部应有的态度吗？区党委几次对你进行严肃的批评，难道不应该吗？”刘贤权抓住这一点不放，对我提出批评和质疑，就是要我端正思想，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参与到地委会议中来，和地委其他同志一起，开好会议，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面对党的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我不能再这样消极下去。更主要的是，经过刘贤权的细致工作，地委同志的思想认识已趋一致，区党委对引起争论的问题，有了明确的态度，是非问题可以得到澄清，我没有任何理由再顶下去。
刘贤权高兴地说：“这就好了，可以立刻召开地委会了。要知道，我们接受八大组会上顶牛的教训，在你未转变态度之前，我们一直不能确定何时能开地委会呀！”
与会的人还是原来那几个人，只是增加了军分区的李恒泉，他刚被提拔为分区的副政治委员。邹玉峰、于梅先都是前一天才来到司令部的。
会议的气氛没有多少不同之处。去年夏天以来，几次会议上，彼此之间总是那么不冷不热的样子，这次大家见面也很拘谨，显得很不自然，连我自己也是如此。经过几次起伏的风波，彼此间总有些疙疙瘩瘩的，感觉不是个滋味。主持会议的曾旭清，只在临到开会前才和我打了个招呼：“老郝，咱们开会了吧！”他概略地说明，这次地委会的中心是解决地委本身的团结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今天正式开会。区党委特别委托刘贤权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一定要保证会议开好。每个同志都要畅所欲言，把情况说够，把问题说透。接着点名孙子权先发言。
在孙子权发言之前，刘贤权先讲了一段话，其内容和我交谈时的调子基本相同，但很简略，一些事情只提了个头。
孙子权的发言较长，他着重检讨了他在八大组的发言。他说：去年初在地委会议上，对划县的问题有些意见，对我平时的工作作风不满，在受到区党委批评之后，又怀疑我背后向区党委打了假报告，导致在八大组会议上一时冲动，意气用事，借分局领导对边区工作指示中提到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本质”两句话，加上“欺骗上级、左右区党委”的字句，强加于我的头上，形成了地委的混乱，对此他感到十分内疚，应该承担对此事的责任。他还着重讲到他的错误言行给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就此他再次检讨，并向我道歉。我理解孙子权的这个发言，是在刘贤权的帮助下，核证了我向区党委的报告与给地委的信是一致的情况下做出的，否则他不会在此直截了当地检讨自己和道歉。但也能让人感觉到，孙子权把发生问题的全部责任一齐揽在他一人头上。其实他一个人绝不可能掀起召开地委会重作决定的风波，显然他不想把问题引到其他同志身上，因而检讨到此处有点言不由衷。但是能这么解决问题，已经很好了。
由于他首先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因此也促使我在会上能够敞开心扉说话。事实上一个多月以来，我的心情已渐趋平静，但对有些事情，脑子里一时还没有想通，孙子权这么一检讨，确实解开了我思想上的许多疙瘩，无形中彼此间的思想距离拉近了一大步。
我被要求第二个发言。我的发言仍然是以自己的检讨为主，撇开了引起地委间分歧争论的原因，也不再去理论孙子权发言中的是与非。只说明在八大组会议上孙子权发言以后，我对他当时的发言确有很大的意见，情绪激动，极不理智，希望区党委能够对此予以澄清，结果受到王卓如的严厉批评，思想上又产生对王卓如的意见，意气用事，情绪冲动，遇事不冷静，转为消极绝望的态度，抱着逆来顺受、无可奈何的情绪等待组织处理等等。客观上造成与组织对立，这是极端错误的行为。
尽管我的发言从头到尾都贯穿着自我检查的基调，也必然涉及对孙子权发言的意见，由于当时情绪激动，难以控制，无法阻止内心的冲动和委屈，说话的嗓门越来越大，声色俱厉，以至刘贤权在旁边打招呼：“郝炬同志，冷静一点吧。”
此时孙子权却异常冷静地插了两句话：“不要紧，我在八大组说他那么多的话，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该让他出出气嘛。”
我的发言占了大半上午的时间。
最后刘贤权又插了一段话：“郝炬同志今天讲的话很认真，说清了一些事实，敞露了他这段时间的思想。发生这些问题的起因还是在去年初地委两次会的分歧上。这方面他没有再摆事实，但区党委已经理解并且核证，他给地委同志的信，和向区党委报告时附上的给地委的原稿，两者是完全一致的，那封信里，他的情绪很激动，有些过头的语言，但也充满热情，出于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区党委据此做过认真的研究，批评了地委第二次会议的不当。现在经过实践检验，说明区党委的意见是对的。由此而引起的一场是与非、真与假的争论，现在已经清楚。我们欢迎两位同志所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地委各同志都要发言，互相之间也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同志间的思想疙瘩通通解开，一个不留，真正做到团结一心，共同投入到今后的斗争中去。”
第一天会议下来，大家都松了口气，不仅我和孙子权两人，其他同志都是如此。
于梅先显得最开心，一扫他前些日子的抑郁、阴沉的心情，他不再为被通知到县里工作而苦恼。他告诉我，刘贤权与他的几次谈话，使他放下了包袱，他不再为地委二次会议背黑锅，但他也应该为那次不负责任的态度作检讨，至于下不下县里工作，应由组织决定，他不会再为此事东想西想了。
在第二天会议上，他确实是认真检查自己思想认识的反复过程：第一次赞成，第二次听见不同意见要改变头次的决定，又同样赞成，自己没有主心骨，还存在严重的自卑心理，犯了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也不知道，只能说明自己水平太低。
大家对他的批评也瞄准了他的自卑、干事犹豫不决等，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邹玉峰发言和于梅先完全相反，从他的口气中透露出坚持与自信，城府颇深。他认为在第二次地委会一事上，从一开始自己就处于被动地位，因为未参加第一次会议，不知道讨论的详情。当孙子权问他有何意见时，他即把自己的意见讲了出来，其中也涉及对我平时的工作作风有一些意见，直到地委作出有关事项的重新决定，自己并未认识到这是违反了组织原则的错误，以致在区党委批评以后，对我的意见加深，并支持孙子权在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上，揭露和批评我，现在看来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觉得邹玉峰的发言，只承认了部分事实，但未真正触及思想，给人的印象是，他始终都在被动犯错误，和他在实际活动中的表现相差甚远。好在不管他愿不愿意，终究承认了事实的是与非，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大家提意见时，我引用了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书中的一段话：当一个领导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都不如你的时候，你不仅能够尊重他，真诚接受他的领导，还能主动帮助他做好党的工作……我声明，我对邹玉峰没有什么具体意见，他无论在政治思想和领导方法等各方面都远比我强，我应该向他学习，我引用刘少奇这段讲话，希望能与他共勉。
我讲到此时，与会的同志都感到愕然，邹玉峰尤为诧异。在旁人看来，我的话似乎太沉重，实际也表明我对他的看法和我们之间相处的关系。对他来说，我的话来得太突然，他在犹豫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我的建议，最后他还是将想说的话给咽下去了。
龙书金没有多说话，只是说他是两次会议的参与者，第二次会否定第一次会时，他曾经想到过是否有问题，但还是举手赞成，确实是没有原则。区党委批评指出后，应该自觉接受批评。不过我给地委的信，火气那样重，他内心里也有些意见，但看到在八大组会议上孙子权突然发难，我消极顶牛，才感到问题闹大了，不能就事论事，必须提到组织原则上来认真解决问题。
龙书金的发言是以地委领导成员之一，而不是以区党委领导成员的身份来说话，进行检查，且只字不提最后是他向区党委建议后，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我听起来深感亲切，不禁心悦诚服。
曾旭清最后发言，简单结束。他表示接受区党委对第二次地委会一事的批评。但他只是听见地委几个同志对第一次会议决定的事项有意见，未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不符合组织原则，把事情办错了。他还批评孙子权过火的发言。他认为地委几个同志对我有意见，要向区党委反映并没有错，事先他已表示同意，也提醒我注意处理好此事。然而八大组会议上，孙子权过火的发言，我消极对待，却是他始料不及的。他是地委主要负责人，应当对此事负责。
我心中暗想，曾旭清是我们当中的“班长”，事情的发展过程都经过了他，他应当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只作客观的评价。事实上对区党委的批评，他只是组织上接受了，思想上并未接受，否则怎会酿出八大组会议上，明似攻击我，实指区党委的批复有错的做法来呢？我还觉得，曾旭清是个老同志，做事直截了当，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旦认识清楚或是组织明确指示，他都会坚决执行，绝无二话。对待革命同志，他也是满腔热情，坦诚相见。回头想想，他此时的表态发言，已经很好了。
会议临结束前，刘贤权宣布：区党委已经作出决定，曹戎继续留在一地委任副书记，郝炬、于梅先继续在二地委原岗位工作。希望地委每一位同志，都要珍惜这次会议达到的团结一致的重大成果，振奋精神，使二地委的工作向前推进，迎接对敌斗争的新胜利。
至此，长达一年的地委两次会议的矛盾分歧终于结束。通过这次会议，澄清了是非，沟通了思想，使大家真正回到党的原则立场上来，清除了彼此之间的芥蒂，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事实真相，将话摆到桌面上来，大家的怨气、隔阂一扫而光，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心情都十分愉快。
曾旭清表示，他对地委同志之间今后的团结合作，充满信心。在个别交谈中他反复对我说：“我们俩一定能团结一致，带领党委一班人，把地委党政军各项工作抓好。地方上还得靠你拿主意抓工作，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军队里。但不管有任何事情，我都会承担责任，支持你的工作。作为二分区党政军的领导核心，我们总是站在一起的。”我对他的真诚实在、同志式的关怀，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刘贤权即将离去之时，我也向他敞开了心扉。他是区党委委托的代表，作为一个党员，我也要向党汇报我的思想。这次地委会议在他热忱的帮助之下，使我获益匪浅，它不仅澄清了是非，还我清白，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一次严肃而深刻的组织纪律性的教育。是组织上极大的耐心和帮助，把我从个人主义错误的立场上挽救回来。回忆此事的前前后后，我深感在党的面前，自己是多么幼稚无知，以致到了极端冲动狂妄的地步，这次对我的教训太深刻了，我将十二分地珍惜这次会议上所受到的教育，珍惜党内的团结，再不允许做出这种疯狂、冲动、不计后果的蠢事。今后我要主动承担起维护党委间团结之责，尊重地委集体领导，真心实意地当好曾旭清的助手，团结大伙儿一道工作。我向组织保证，并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
我还独自沉思，地委成员之间出现了这么大的一场争论，尽管已获解决，但也给我的思想以巨大的压力。虽然大家在会上说了我不少好话，可仔细思量，与我的认识、行为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得有点自知之明。如果没有自身的毛病，事情不可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对我的工作作风有意见的，不是个别同志，是多数同志的共同意见，而自己却毫无察觉，这难道是可以原谅的吗？暗想到此，不禁惶悚万端，辗转难眠。看来今后我得遇事多检查自己，多听别人对我的意见，不再意气用事，争取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