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攻序曲
地委会没能及时召开，是因为龙书金、曾旭清都带着分区主力部队到德平去了。对德平城里敌伪的情况已经了解得十分清楚，龙书金下了决心，要在几天内解决德平的问题。又因为这是几年来头一回攻城拔寨，司令员决定要亲自率领队伍进行这场战斗，政委一同前往指挥战斗自是责无旁贷。两位领导人缺席，地委会议不得不推后召开。而且大家都意识到，这一仗打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地委将要集中讨论的问题，从这一点考虑，这个会议也是等几天为宜。为此孙子权、邹玉峰都在平禹处理日常工作，等待开会通知。
事情发展得很快，没几天工夫，龙书金、曾旭清带着两个营的兵力，在德平县大队和回民大队的配合下，一举拿下了德平县城。
德平县原驻有一个大队的日军，去年以来逐渐减少，到年底——也就是曹五旅公开进德平县，挂起皇协军的旗号以后，日军即已全部撤离，城里主要就是曹五旅连同原有人数不多的维持会、皇协军。他们只敢在城跟前走走，吓唬吓唬老百姓。到春天时候，曹五旅的核心人物，原参谋长、代旅长，又挂上伪德平县长头衔的董静亭猝然病死，更弄得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德平城里城外都传说着：董静亭明目张胆地公然当了汉奸，原本想在汉奸里边混混，再寻机和国民党别动队拉拉关系，以便待机而动，哪晓得这回赶上个“晚集”，日本鬼子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抗日军民已经建立起德平抗日政府，公开宣布讨伐董静亭，使他觉得已走到绝路，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这次部队发起的向德平县城的进攻，战斗进行顺利，没有遭到多少抵抗，只有几个死心塌地的老牌汉奸被击毙，多数人都放下武器投降，部队得到一批枪支弹药，还选择了一部分下层士兵，经过教育，补充到我们的连队中。两个地区队和县大队、回民大队都有一些收获。龙书金司令说，这是一场不大的战斗，主要是敌人已丧失了抵抗能力。对我们部队也很有好处，除了上述人员武器的收获而外，最要紧的是鼓舞了士气，毕竟是头一次攻城拔寨，有了一点经验，也增强了信心，对我们下次打临邑很有帮助。
“这岂止是鼓舞了部队的战斗热情？地方上也一样扬眉吐气嘛。在我们德平县里，打了这么一场大仗，拿下了县城，人心振奋自不待言，我们的各项工作也正好随之迅速开展起来了嘛！”随同部队一同来到司令部的靳兴侯说。从来没有见到他像今天这样喜笑颜开。他从分局党校学习回来，接受了德平县长兼县大队长任务，一直感到力量不足，干部短缺，为工作进展缓慢而发愁。一瞬间，一切都已大变。这次他和李玉池一同参加了攻城战斗，又一同来到陵县向地委汇报，要求地委增派干部，以求迅速开展工作。
地委这次会议就是在这样欢欣鼓舞的情景下召开的。尽管攻打德平是预先安排，并且有把握拿下来的，但是人们的情绪还是十分高涨。参加会议的除地委成员以外，还有专署秘书主任王其元、分区政治部主任辛国治以及来汇报工作的靳兴侯、李玉池两人。会议在审慎和乐观的气氛中进行。
当讨论当前的形势时，无论谁都认为地区目前处于抗战以来最好的形势，正向着反攻、胜利的路上前进。我们取得的胜利，源于全区军民的团结奋斗，以及几年时间中积累起来的人民和八路军、抗日政府生死与共的血肉之情，凝聚成强大的力量，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猖狂进攻，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战争大局已出现了变化，日寇在国际战场上陷入孤立，节节失利，不惜集结重兵欲求在正面战场上作最后一搏，也给了我们反击敌寇的大好机会。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军区、区党委的要求，力求第二次攻城战斗的胜利，时刻准备反击敌人在华北敌后的最后反扑，迎接胜利的曙光——已经可见的最后的大反攻。
地委会上要讨论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紧密相连。在扩大主力部队，发展县区武装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要求有关县和地区队配合，不断地向部队补充兵源，这应该是军队和地方一项经常性的任务。在春节前后，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参加八路军的群众运动，把三个地区队建成一个人员充实、训练有素、能野战攻坚、有较强战斗力的主力部队。各县还要作好具体规划，用今年一年的工夫，把县大队建成一个充实完整、达到主力部队战斗力和政治水平的独立营。临北地区小，原有部队较弱，可作例外。考虑到各县大队的实际状况，明确不提建成小团的目标，但陵县、德平（原津浦支队）和平禹两个县大队，原有基础较好，目前环境又很稳定，独立营的规模可以加大，可以设立四个以上的连队，将来可能向主力部队升级。各区一般也要建成一个完整的连队，维持本区治安，作为补充主力部队的第二预备队。为此分区要从主力部队中抽调部分干部到县区武装队，帮助建立正规军事和政治制度，以提高县区武装的战斗力。
地方工作要抓紧时机发展基层党组织，建立群众组织和民兵，逐步改造、建设中心区内的村政权，开展双减反霸的群众运动。这也要求在一年的时间里做出一定的成绩，打下一个好的工作基础。这里特别注意抓德平工作的开展。由于历史原因，二分区各方面的工作比一、三分区差一大截，德平以及济阳新区又比全地区慢了一大步，现在局面已经打开，需要工作尽快跟上去，需要的干部还是以在当地挖掘为主，但地委还是要抽调干部充实领导骨干。这也是靳兴侯专门到地委汇报的原因，于梅先也有同样的意见。于梅先曾多次提到齐济两县合一不是办法，而他长期兼任两县的县委书记，也不是长久之计。从工作上来讲，实际上是联系到地方工作的第二项大事，即各县的体制是否需要调整？齐河、济阳、平原、禹城要不要分开？临邑是否要恢复？临北能否担负起临邑全县之责？这一连串的问题，翻来覆去地议论，不得要领，下不了决心。最后邹玉峰认为，平禹合一一年来局面稳定发展，现有体制可以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暂不考虑分开，这样还可抽调一点力量支援新发展地区。他的意见获得大家的赞成。齐河、济阳处于两个主攻方向，加上临邑县境幅员辽阔，以分开为宜。临邑处于地区中心，应该有一个统一完整的县级领导体制，但三方分治已经年余，临北办事处现有力量不足，难于担负统一管理之责，强制统一并不利于目前的工作。同时临邑县城尚未拿下，统一条件也不具备，因此以分开维持为宜，俟临邑城打下后再作研究。
为了解决济阳分设以后领导干部的配备，确定国珍到济阳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临北工委由副书记刘润生主持工作，齐河则由原齐济县委副书记王西平任县委书记，吴鸿宾则名副其实地担任济阳县长。根据孙子权的提议，专署新到的民政科长褚方珍到德平担任副县长。褚方珍调到二分区，本身就是考虑德平建立县政府的需要，本人也愿意回本地工作，这样使靳兴侯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主持德平的全面工作。
会议还讨论了第三件大事，即建立地委专署的集中领导。这是区党委对地委提出的要求。过去地委、专署是人各一方，分兵把口，与今后的形势和工作发展都很不适应。这种情况是冀鲁边区领导机构不健全，分散的游击环境所形成的。现在环境已有所变化，中心地区除临邑城附近外，已经连成一片，过去分散领导的方式已经不利于集体领导，地委专署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会议决定，从现在起，地委专署集中于陵县，分区机关也以陵县为后方基地，多数时间和地委专署在一起活动，同时根据需要建立各救会①、武委会、交通总站、地区报社并筹备建立专署工商局和银行办事处等，使各项工作能及时开展。其中各救会，现只有邱岩桂的妇救会有几个干部，回民协会一向单独活动，农救会、青救会均需要新建，各救会兼农会主任拟由王景芳、李玉池两人中选任。曾旭清认为回民协会有特殊性，掌握有武装，发展势头较好，李玉池离开不得，将来他和靳兴侯可以向军事工作方向发展，主张仍以王景芳为宜。在他未到任前，可以由妇救会主任邱岩桂代理各救会主任。
会议对几个重大问题都意见一致，大家都很高兴。曾旭清对部队有关问题的解决，感到特别兴奋——说明地委同志们的心都想到一起去了，军地团结、地方各方团结，才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他特别强调地委、专署建立集中正常的集体领导，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并重申地委的日常工作，仍由郝炬主持，重大问题才提到地委讨论，地委同志要互相支持，共同努力，搞好我们的工作。
就在大家为拿下德平城和地委会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之际，却在王景芳那里听到了不愉快的杂音。
我本以为前些日子发生的“三角恋爱”事件已经过去。当时王景芳的情绪一时低落，想他几天或许会过去，毕竟他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嘛。然而出乎意外，他这次跌倒了，竟会爬不起来。他在自己的屋子里待着，也不出门，而且一直对着屋里的墙壁，不言不语，不吃不喝，要旁人多次呼叫才勉强进食，天天如此，吓得房东老大娘找到别的同志去看他是怎么啦？别的同志想去安慰他，他却一声不吭，或勉强说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仍然继续着他的面壁生涯，当然更谈不上做什么工作了。这自然引起地委同志的注意，对他这种个人情绪化的表现，大家感到气愤，下边同志也有不少议论。地委多数同志认为应该给他以适当的处分，以挽回此事在干部中的不良影响，只有孙子权持旁观态度，他认为处分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事实上他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处分反而可能加重他的病情，仍应以帮助为主，进行批评教育，使他逐渐清醒过来。终究还是一个好同志嘛。
大家最后商议由谁来和王景芳谈话，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于梅先、邹玉峰二人均表示他们不能和王景芳谈，只有我去谈最合适。理由是他已明确任组织部副部长，应由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谈。我明白从个人情况看，也必须由我和他谈，因为他长期在我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比较了解，谈话也比较有利。几年来他也习惯于自己所处的重点县委书记的位置，下边同志有时对他以四哥相称，他似已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个代号，并不主动向别人纠正。于梅先、邹玉峰对王景芳早有意见，我也有所感觉。他们一直认为我把王景芳估价太高，给予重任，实不称职，从陵县下来，还照顾他任组织部副部长。他们当时虽然同意，但有不同看法。过去对王景芳的使用，实际成为地委同志对我的意见的一部分。而我明知他们的意见，但仍对王景芳的毛病没有觉察，对他们的意见不予理会，直到1943年夏季以后才真正认识到王景芳不能胜任工作，但已为时过晚。现在我也无法将与王景芳谈话一事推给别人，苦果只能由自己来吞咽了。
地委几个同志碰头时，还议论了去分局党校学习一事。区党委通知，分局党校开班轮训地县领导干部，要求二地委成员中去一位学习，要地委自行商议报区党委审定。还未等大家开口，孙子权抢先说话，他早就希望有一个学习机会，能够适时清理自己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现在有此机会不能放过。他也琢磨过，地委同志中抽谁都不合适，唯有他走问题不大，专署的工作王其元完全可以顶起来。他发言以后，于梅先、邹玉峰也相继表示愿意前去党校学习，但是孙子权的态度十分坚决，最后还是曾旭清拍板赞成孙子权去党校学习。
孙子权即将离去，我突然觉得怅然若失，毕竟是一同战斗了三个年头，又经过了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争大闹的矛盾，彼此间的关系更亲更深，更多信任。去分局学习，本是一件好事，但为什么他一定要抢先去呢？难道因为那一场争论，使他感到了压力，借此机会非离开不可吗？如真是这样，那就太不应该了。我还真希望和他继续共事下去，相信我们能够团结相处，为党的事业，为二分区人民的抗日事业而共同奋斗。抱着这样的心情，在孙子权临走之际，我们终于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无拘无束彻夜长谈，敞开心扉，进一步沟通了解。滋博店街上的人们已经缓过了气。麦收以后，我们长在此来往的小店还能买到一碗干酒和几块豆腐干、几颗花生米，彼此还能喝上几杯酒。 ？
出乎我的意料，孙子权心情很好，开心而坦率：“老郝，不要以为我在二分区这块土地上有多少委屈，也不要以为我们彼此间有多少了不得的意见，因此离开这里。其实谁也不会忘记，大家在这几年战斗的日子里，曾经共同遭受过的种种苦难与挫折，可是终于看见了胜利的希望。我们也有过不止一次的脸红脖子粗的大争大吵，但却能够相处得越来越好，我并不觉得在我们之间还有什么疙瘩、芥蒂，我只是觉得几年的工作，考验了我的能力和水平，我没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往往只计较眼前的一点小事，而忘掉了更大的事，对部队的工作曾经有过过多的指责，而没有想到为稳定鲁北局势要大力支持部队的工作，此点还是由你一人主动承担责任，向大家检讨才算解决了问题。对你也是一样，老是看到一些芝麻大的事，而看不到你在地委的全面工作。现在事情都已过去，地委军队之间团结得更好，留给自己的是一年半难忘的经历和永远值得追忆的教训。我反复思考，不应该把自己永远停留在以往的水平上，我需要提高，需要做更适合于自己的工作。这次去党校学习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怎能够放过它呢？在此我真正感谢大家对我的请求的赞同和支持。”
我也对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老孙头，我该对你怎样说呢？尽管我们有过这样那样多次的争吵，可你始终是我的老大哥呀！争吵其实就是亮出了自己的思想，将想说的话说清楚，我们反而会更好地团结。在过去的争吵中，有许多都是因为我年少气盛造成的，你总是在关键时刻原谅了我，最后把大家的心思都扑在一个目标上。现在你要半路走开，只会使我心中歉然。怎么说我的老伙计，老大哥，你也不能在眼前这个节骨眼上，丢下同行的伙伴逃之天天呀！”
一杯杯的酒，并不能给我们增加多少兴奋，但话多起来则是事实。我们都觉得两人之间已没有了半点隔阂，有的只是几年间积累下的同志间的友谊之情。
孙子权喝了最后一杯酒，再次对我吐诉了真诚之言：“老郝，我还得感谢你的帮助，你的尖锐批评，也许有时听起来并不舒服，但却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我不是带着什么隔阂和遗憾走的，而是带着永难忘却的同志情谊走的。你比我年轻，有主见有水平，我祝愿你未来事业上的胜利。我只想提醒您一点，要注意处理好一起工作的同志间的关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不要在未来的日子里再扬起余波，你现在不是处在第一位置上的人，但事实上又是处在地委的核心位置上，有的事情也许你并未觉察到，却已在别人身上掀起波澜……”
老孙头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使我体会到同志之间的信任和温暖，也引起我的警觉。地委还有其他几位同志，我该如何相处？经历了那场剧烈的思想交锋，大家都有团结的愿望，而处在我现在的位置上，又该如何面对现实？比如和曾旭清的关系，我应该当好助手，并且主动地负起责任。在与于梅先、邹玉峰二同志的关系中，我更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关心同志。地委目前就只有这么几位同志，别看人少，可也来不得半点马虎呀！
和王景芳的谈话，不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我毕竟是代表地委组织对一个党员干部谈话，自然会对他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他不能不表示接受，但实际上不可能对他的思想有多大的触动。与他几次谈话以后，他仍然还是眼眶发红、脸色灰沉、表情呆滞、抬不起头来的样子。目睹他这样的情绪，真让人十分恼火，禁不住十分严厉地批评他，这也是我几年来第一次这样批评人。他却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心如死水，横竖不沾。
“哀莫大于心死。你算应了这句老话了。可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们的胸中都燃烧着一团烈火，一个从不对革命事业灰心丧气的人，怎么能为个人的生活、恋爱的失败，而对革命事业、对一切就死了心呢？”我与他谈了多次，每次都费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勉强地承认：为了个人私事，精神颓废，放松了自己应担负的工作，对不起党。谈话也以此结果勉强收场。
我对于梅先说：“我真想不到，景芳政治上竟是那样脆弱，过去我对他的估价真是太高了。”看他那样神魂颠倒的模样，已经难以挽回。他哪有半点心思想到党的事业，党的工作。于梅先一直主张对他帮助教育，现在他也丧失了信心，看来最后免不了要受到组织纪律的处分。我不禁为他惋惜，我还是希望他真正能按最后的检讨表态，重新振作起来。虽然从他目前的态度来看，可能性不大，但我仍然还是对他抱着一线希望，等待他的转变。
地委机关逐渐在陵县地区形成自己的基地，是根据这次地委会所议定的决议执行的。于梅先已经把活动中心移到地委这边，并且着手组织部的工作。邹玉峰来得稍晚一点，但李资清和宣传部、报社几个工作人员已经提早搬回陵县。王其元率领专署及其警卫队在地委会后几天，即已集中到里元寨子。地委和专署在工作上取得了直接紧密的联系。用大家的话说，情况的改变也给地区一级的领导机关带来了新气象，领导方式的转变不能影响对各县分别深入的领导。地委领导仍然深入各县，具体帮助各县工作。于梅先每个月有一半时间在齐河、济阳，邹玉峰在平禹，我比起他们在各县的活动相对少一些。
地委秘书兼青年武装队指导员耿捷三被调往德平，任三区区委书记，傅洁民被调至陵县担任五区区长，而最大的一项举措是将地委小队——青年武装队交给陵县县大队，照于梅先的说法，那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决定这样办的。换成于梅先，他绝不会主动采取这一举措。自从战争以来，不论是地委、专署、县委，差不多都有人数多少不一的小武装才能坚持活动，这已经成为惯例。一旦没有了小武装队，就变成了赤手空拳，让人时时都有不安全感。以我而言，傅洁民、耿捷三、贾金砚和这支小分队，我们已经一起战斗了四个春秋，结下了深深的战斗情谊，确实难以割舍。但是从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还要考虑到这支队伍和每个同志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必须冷静地作出自己的决断。小队的表现曾经得到黄骅和龙书金司令员的赞许，但龙书金同时也指出过，一个独立小分队，搞再长的时间，也还是一个二三十人的小游击队，要想壮大发展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还得进入正规部队的行列，否则只能永远停留在游击、警卫的地步，停滞不前。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依靠一支小武装队伍坚持游击战争的日子，渐渐远去，而陵县县大队已被确定扩编，建成一支加强的独立营，准备向主力部队升级过渡。小分队此时并人陵县县大队，正是一个绝好的时机，既补充了兵员，又可以锻炼成为一支好的连队。
今后地委机关在根据地中心固定下来，多数时间和军分区、专署在一起，安全警卫自不待言，即使与他们分开活动，陵县县大队、回民大队也都可以警卫，保证安全，这一举措得到了从分区到陵县各方面的赞同，就连小分队的同志，他们也是处在两种心情的矛盾之中。从自己的发展来看，他们当然乐意到正规连队，成为主力部队的一员；但就此离开地委，又令人惋惜。耿捷三、傅洁民、贾金砚几个人更是如此。金砚是个肯动脑筋、希望能够驰骋疆场的小伙子，这次他作为小队副队长，带领全队到县大队去，当然是很乐意的事。但他在地委的时间比我还要早，对地委依依不舍的眷念之情更深。
这次给德平增加的领导力量，主要是两个人即褚方珍和耿捷三，都准备在德平县的领导机构中任职。考虑到耿捷三本人的愿望，先到里合务区（靠近滋博店边境的原德平三区）担任区委书记，下一步再到县委宣传部任职。此点我已向靳兴侯作过交代，德平县的同志对他极表欢迎。傅洁民则到陵县顶替已经调离的干部，和侯继成搭档，他们两人对此都很满意。
在他们即将离开之时，我和他们一起摆谈，首先为不久前病故的尹寿和表示怀念之情，并预祝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新的成就。还点明一点，即离开的是地委机关，而新的工作单位，新的环境还是在地委范围以内，今天不见，说不定哪天又能在一起相见。工作单位虽然不在一起了，但我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耿捷三、傅洁民、贾金砚、小蔡、胖墩都先后互相勉励、话别，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唱起歌，用歌声表达那难舍的情怀，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从德县调来的刘之光，填补耿捷三调离后地委秘书的空缺，这是我和于梅先经过慎重研究后确定的。刘之光的能耐和水平在开发德县五区时已经崭露头角。德县现在的发展状况良好，新的干部在不断成长，调他出来对德县影响不大，而到地委工作，还能协助地委领导处理许多事务，也包含了对他的重视与提拔之意。因为随着地委机关的固定和工作制度的建立，秘书一职所担负的工作会更多更杂，需要一个干练的人来办理，刘之光应该是较为理想的人员。
粜青纱帐又在鲁北大地缓缓升起。一谈到青纱帐，人们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之情。在几年敌伪
封锁合围和反封锁合围的残酷斗争中，青纱帐总是对抗日军民起到巨大的屏障作用，人们就是依靠青纱帐休息调整，抓住机会，适时出击。即使是去年大灾之年，长得短小稀疏的庄稼，还是一样地掩护着人们的战斗行动。不过这一次青纱帐却大不相同。我们中心根据地已经大面积地连成一片，军队、地方用不着青纱帐作掩护了，因为人们可以在大白天到处活动，就和我们去年到八大组的时候一个样了。看见满地绿油油的庄稼遮盖着原野，人们的心里感到踏实多了。
分区司令部打下德平以后，又回到齐济地区作短暂的休整。一天，部队突然转移到滋博店附近，龙书金、曾旭清、赖金池、李恒泉、辛国治几人都在。
“第二次行动又要开始了吗？”实际上我已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打下德平后第二次行动就是临邑，拿下两城，全年的军事任务即已完成。两个月前，在地委会上就已经通报给大家，并且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拿下临邑，对我们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它是鲁北敌伪和我们争夺的中心。它正好处于我全区的中腰，是长期扎在中心区的一颗硬钉子。临邑回到人民手中，就使得我区几个县自然连成一片。今年以来，这里的日军大部分已经撤走，我们现在攻打较为有利。不过何狗子这伙汉奸队伍，比较难缠，和德平伪军比较相差很大，能不能拿下它，对我们分区将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我们在齐济这段时间，已经做了充分的战前动员，作好了各方面的准备，部队求战的欲望很强烈，大家都有决心把它拿下来。”曾旭清讲到部队的准备动员，本身也是对全区军民的一次动员。
龙书金说：“这个战斗一定要拿下。我们经过几个月的练兵、整训，加上打德平的经验，一定能够完成军区交给我们今年的战斗任务。不过确实也不能大意，何狗子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他不会轻易束手就擒，一定会负隅顽抗。再加上临邑城里还驻有一部分日军，这将会是异常艰苦的一仗。”
部队从齐济转移到陵县的行动极为保密，以期达到迷惑临邑敌人的效果。陵县、德平、济阳、临北县大队均承担外围作战的任务，准备阻击泺口、济阳及惠民、商河方向增援之敌，赖金池、李恒泉及李青山率领前线指挥所，直接冲向第一线；龙书金、曾旭清率领警卫连作为二线指挥，随后进入城北苏庙附近指挥战斗；辛国治率领司令部后方人员与我们一起转移到张古良家。
天气闷热无风。直到午夜时才断断续续听到南边传来的枪声。下半夜指挥所骑兵通讯员返回张古良家，传来的信息是：二地区队午夜就打开了城关，包围伪警卫团营房，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这以后就再没有新的信息。这也使我们心里感到焦急不安，原先部署的是要在天明以前结束战斗，如果拖下去，济阳、商河之敌来援，对我军十分不利。
天明以后，司令部从前边撤回张古良家。一脸倦容的龙书金没有多说话。
曾旭清的脸色则十分严峻：“何狗子这帮家伙，真是难打，要不是路虎子人熟地熟，从背后打出一个缺口，还真难打进去哩。不过打进去了，只消灭了大半敌伪军，到底还是让何狗子和那些日本鬼子冲出城外，向夏口方向跑掉了。”
“我们这次的代价真不小呀！李恒泉副政委紧跟着突击队冲上前边，受了重伤牺牲了！”龙书金一声叹息。
人们全都沉默了。昨天还和大家在一起，一夜之间竟然离大家而去。李恒泉是多么好的一位同志呵！在部队中他认真勤恳的工作态度，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思想修养，为部队上下同志所尊重。在生与死的战场上，他又以坚定勇敢的革命斗志，身先士卒，接受过无数困难的考验。谁能想到在这场进攻临邑的战斗中他竟然倒下了呢？
临邑在二分区中心地带，有多少英雄儿女在此献出了生命和鲜血！吴匡五、徐尚武，现在又有李恒泉。
尽管拿下了这座县城，但没有全歼城中的敌伪军。临邑城事实上已经成了一座空城，时刻存在着敌人从济阳、商河方向反扑的可能性。部队已经撤出这座城池，分区已经命令路虎子的三大队和临北县大队在城区周围游弋，保卫这个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