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色的秋天
几年狂风骤雨，野火频烧，在低沉的黑云笼罩之下，数不清的风霜雨雪，分不清是春天还是秋天，是严寒还是酷暑，是白昼还是黑夜。又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形势巨变，好似乾坤扭转，那阴沉灰暗的日子，一下变得晴朗明媚，中心区的人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平静明快的秋天。
从新麦大丰收和陵县敌伪大逃亡的两重欣慰中走过来，持续的枪声、炮声渐渐远去，老天爷也来给人们助兴，五风十雨浸润着这块平坦的原野，茁壮茂密的青纱帐显现出勃勃生机。对着明亮高洁的天空，抚摸着即将到手的沉甸甸的谷穗和那黄灿灿的包米，人们都沉浸在自由与丰收的喜悦之中，这是第一次没有警讯、没有抢掠和烧杀的秋天呵！
在村里，停学几年的村学陆续重新开学，这是政府在多数地区解放以后百废待兴的头一桩事。不同的是，村学老师不光是少年儿童的师友，还要担当村里的时事宣传员，政府法令的讲解员，党的政策的阐述员，要告诉村里的人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重大胜利，抗日战争走向大反攻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
从县里到乡村，发动对群众的组织和宣传教育，对乡村政权加以改造、建设，各项工作都在有序地进行着。
在边缘游击区，包括陵县城和临邑附近一带在内，敌我之间的斗争照样紧张激烈。敌伪正趁秋收之后到处掠夺粮食，抢掠钱财。我们周边的县区武装和民兵，也不时向这里的敌伪发动伏击、阻击，保护这里人民的生命财产，开拓新的地区。血与火的争斗仍在继续，不同的是，过去敌伪频繁出动，镇压围攻人民群众和游击队，而现在却是我们的武装部队向敌伪发动袭击和进攻，敌伪则只能采取守势。军区几次通报表明，华北日军在继续收缩阵地，集中在大城市以及交通沿线。三边县府和县大队，就遭遇到惠民、
济阳、商河敌人的重重围攻，成为目前二分区斗争最激烈的地区。
赵元明、王权五、张凤伍、陈立民在报告中反映：三边县的成立，向商河、济阳、惠民新区的挺进发展，一上来就遭到几方敌伪的疯狂抵抗和围攻。在这里的局部战斗中，我们还处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态势，然而我们是以主动进攻的战斗姿态进入这个地区的，依靠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广泛的活动空间，敌人无法在我们身上找到多少便宜，反倒扩大了我们的活动区域。不仅是商河路南，而且已经从几十个村庄扩大到上百个村庄的活动范围，济阳、仁风一带依靠济阳西部和商河路南的相互支持，与敌伪之间拉锯式的游击活动面也一样成倍地扩大，一批村庄已经成为较为巩固的抗日斗争的基点村。惠民西南部，三边县大队突击进入好几次，依托邻接的商河边界的一些村庄，新建两个区政权和武装，也已展开了惠民境内的武装斗争。在这些敌我斗争的边缘地带和敌伪控制地区中，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是赤诚爱国的。过去我们不能进入这些地区活动，现在一经进入，就从各方面展开工作，争取一些团总会首，打击那些死心塌地的反动家伙，使其不敢公开压制群众，反对我们的政权。敌伪几年来控制的壁垒，正在逐渐被我们打破，在这场较量中，我们已经是胜利在望，虽说这个胜利是在弱势和困难中取得的，但它却正在扩大和发展之中。
赵元明等同志的报告，字里行间都能让人觉察到三边创业的艰巨和面对的重重困难，但却向人们展示了他们勇挑三边斗争的重担、努力争取胜利的英勇气概，值得大家敬重，也给人们以很大的鼓舞，同时也证明了地委关于建立三边县的决定是正确的。虽然事后来看，这不过是一个临时的措施，或许用不了多长时间，随着三边县斗争的胜利它将自己消失，不复存在，然而让人看见地委所做的这个决定所起的历史性的贡献。我寻思良久，想到临北工委的建设，不也是和三边县的建设相似，都是从当时坚持和开展对敌斗争的需要出发而建立的。临北工委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是撤是留，还迟迟未决，但这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而已。
邹玉峰也从平禹地区回到地委机关，于梅先名义上还兼着济阳县委书记，每个月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奔走于陵县与济阳之间。地委、专署机关及其有关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已在逐步建立，地委的集体领导中心已初步形成。
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在地委会上明确了秋冬时期全区的三大任务。放在首位的仍然是进行对敌斗争，发展大好形势，这在战争环境下，始终是第一位的任务。即使在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心区，一切工作也要服从对敌斗争大局的需要，做好宣传，支援扩军，保证军需等各项工作，边缘游击区更要加强指导，促进发展。
其次要激发群众热情，投入秋收秋种，及时开展农村各项工作。
中心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反霸等群众斗争，整顿村级行政组织，建立健全充实农村党组织、民兵和群众组织，准备在冬季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化宣传活动，与军队同志一道，形成一个拥政爱民和拥军扩军的高潮。眼前最要紧的就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反贪污反霸斗争。减租减息一事，在建立敌后根据地之初，就已响亮地提出过“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口号，多数地区早已实行。近两年突出强调了深入复查。但在我们相邻的几个地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目前已经有了开展这一工作的条件，就要求我们认真补课，从减租减息开始，从头做起，迎头赶上。还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在地委机关开展一次整风学习。对敌斗争自然是常年坚持，不敢放松的头件大事，但是秋冬发动群众进行的各项工作，内容很广，时间也非常紧迫，我们又缺乏实践经验，无论地委、县委都感到工作的分量很重，很吃力。
前些日子，在于梅先和我的多次帮助之下，王景芳作出检讨，但依旧是意志消沉，整天无精打采，失魂落魄，濒临精神崩溃，以至公然拒绝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在此期间，我和于梅先连同曾旭清再次和他谈话，帮助他，但他的反应十分冷淡。最后于梅先在和他作了一次长谈后，才说出他因写血书、追求小钟未果，受到的打击很大；调离陵县，对他的刺激则更为巨大。他自己认为，几年来在陵县工作是尽心尽力的，工作也不逊色，陵县今天的状况，有目共睹，其中应有他的一份努力。但是这些却未得到地委的肯定和信任，具体说是我对他过多的批评指责，否定他的工作，以致被免职外调。他还表示不愿和曾旭清再谈，认为曾旭清既不了解他，又不体谅他，再谈话也不能帮助他将问题解决。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态度，并提出离开二地委的要求。最好是抽调他去分局党校学习一段时间，然后由区党委另外分配工作。
地委的四个同志经过几次斟酌、商讨，都认为调动工作是很正常的，事实也证明那次人事变动是对的，姚少坚、叶尚志等人的工作确实比他更强一些。调他到地委组织部任副部长，还体现了组织上对他的重视，毫无贬低之意。他的想法纯属钻牛角尖，恰好说明其政治思想水平低下，个人得失观念很重，大家对他的表现深感失望。反过来考虑能有机会让他去党校学习，检讨思想，端正态度，可能对他会有好处。在王景芳一再要求之下，区党委同意他先去区党委报到，等待抽调下期学员时再去党校学习。临行前王景芳还是当面向我作了检讨，承认前段时间情绪不对头，对组织特别是对我怀有严重的抵触情绪，他承诺将在学习中认真检查，改正错误。
王景芳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对我的震动也很大。对他的使用，我难辞其咎。是我把他提拔到一个重要的工作位置上，给他以充分的信任和信赖，以至在干部中形成这样的印象：他已是地委中排名“老四”的角色。连他自己也深信不疑。当发现他的工作不力之后，又未能及时提醒和帮助他，迁延时日，直到最后进行工作调整，反让他不满。这事对我教训至为深刻。二地委干部类似此种情况不是唯一的。平原县工委书记王西平，邹玉峰开始时对他评价很高，但后来又认为其能力较弱，最后终于让他改任副书记，本人也有较大的意见，此事的过程与邹玉峰直接关联，但前后都是提到地委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同意了邹玉峰的看法与意见。好在王西平的组织纪律性较强，虽有意见，但仍照常工作，未受影响。举一反三，值得我认真反思。
深秋季节已经到来，在此期间地委除了及时了解各县的工作，掌握和推动各地的对敌斗争而外，地委自身也有两次具体活动。一次是亲自抓双减反霸群众斗争的试点，以推动这项重大任务在各地的开展。另外就是抓紧时间间隙，见缝插针，进行整风学习。
整风是按单位分别进行的，龙书金、曾旭清、辛国治等都集中在分区参加学习，专署王其元等也单独进行学习，于梅先和我则在地委机关进行学习。地委机关的范围很小，人数很少，学习时间也很短，地委连同妇联、回民协会、武委会、交通总站李玉池、邱岩桂、曹茂先等人，总数也不过二十来人。但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学习任务，要求每个人都要严肃对待，不许有丝毫懈怠。我们用了几天时间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几次重要的讲话，并且要求每个人认真作好自我检查的准备。
学习的关键就是嗣后的自我检查，对于全体参加学习的人员均不例外，但中心在我们三人身上。好在春天的地委会上早已展开过思想交锋，各自也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已经没有那种紧张的心情和思想上的阻碍，这一关应该可以通行无阻。不过整风学习的要求不仅如此，我在八大组时，周贯五就单独向我传达了中央关于在整风中要贯彻八大方针的指示，要求把学习深入一步，开展向党忠诚和坦白反省的运动，这对于每个人都是严峻的和更深一步的考验。为此还宣布了鼓励坦白反省的三条“不影响”，即：属于政治上的问题，不影响党的信任；属于组织上的问题，不影响党籍；属于思想生活上的问题，不影响党的使用。同时指出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要解决组织上虽然已经人了党，还要解决思想上真正入党的问题，对极少数人来说，则是要解决对党是“一条心”还是“两条心’’的问题。这几条“不影响”，一经宣布后还真管用，实际上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鼓励人们坦白反省的勇气，也提醒人们要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这点对掌握学习的我们三人来说也不例外。并且必须带头向党坦白交代自己的一切问题，哪怕是芝麻点点那些细小问题，因为参加学习的每一个同志都睁着双眼，看你们怎么交代问题呀！使得自己的思想不得不紧张起来。
我用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作准备，把来二分区这几年中个人思想、工作特别是发生过的两次团结问题，作了认真的回顾，同时追溯历史，交代了三件事：
一是从中学读书起至入党，都谎报了自己的年龄，多说了三岁，直至今天，未向组织上交代。二是抗战前夕，有友人介绍我参加“学生生活社”，经友人田家英指出，该社系国民党的反动外围组织，不可参加而作罢，虽在入党时已向组织报告，但总是个人历史曾经有过的一件事，在这次整风反省学习中，仍应再向组织交代。三是从晋南到太行山途中，曾被国民党军队盘查，并被抢掠财物后始被放行，当时也已向组织报告，这次再作交代，以此表明自己对整风学习的认真和对党的忠诚。
参加学习的同志，在这段时间里，也都比照我的检查，进行自我反省，各人说各人的事。地委机关里几个同志没有出现大的事，但年龄报小，入党时间报早，已婚说成未婚之类的事，点点滴滴，也坦白了不少。在学校里念书时进过大城市的李资清、刘之光、李玉池也都有些弄不清的社会关系，参加过学生中的小团体活动，分不清政治面目等等。整风的热潮一时掀起，而于梅先、邹玉峰两人也紧张了一阵子。于梅先平素就有些认死理，他过去的经历又比较复杂，在济南、
天津这些地方跑过滩，一度因绝望几于自尽，入党后又曾经失掉过党的关系，个人作风上也有不检点之处，对照三个“不影响”，他确实经过几天反复的思想斗争，老有顾虑，害怕讲了这些，会不会落得同志们的奚落和耻笑，难以见人。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忽接区党委电报通知，指定他去区党委参加城市工作会议，更勾起了他的心思：为什么指名要我去？是不是怀疑我有什么问题，不要我参加整风学习了。为此我们又交谈了整整两个晚上。我向他说，怎能把开会和整风学习混为一谈，你不要碰见一点事，就总是怀疑组织上对你如何，结果只能是糟践自己，自己与自己过不去，最后总算是搞通了思想。在去开会的前夕，他下了决心，在学习会上作了检查交代，他说：我不能再欠组织上这笔债，谈了以后，反倒是一身轻松。
邹玉峰沉闷了好几天，他说思想检查需要好好准备。在于梅先走后他才进行检查，重点仍然放在地委同志间的工作与团结问题上，不仅对我，而且对于梅先、孙子权也都存在互相间有意见不团结的现象。他终于把自己的毛病——骄傲自满，瞧不起别人，提高到个人英雄主义的原则高度上。对此我深深感到，他的检查比以往进了一大步。他还在生活作风方面提到两件事。一是作风粗暴，动不动就训斥下边的同志，对通讯员小嘎子经常发脾气，多次拳脚相加。嘎子年纪小，有点淘气，曾因受不了他的打骂，逃跑到我处，我给他打了招呼，才送回去的。他检查这种粗暴作风是剥削阶级意识的反映，和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是不相容的。另一件事则使我有点意外：他和平原县一位名叫张金华的女同志接触较多，加上他是地委宣传部长的方便，只是口头上给我打了个招呼，便自行将其调人地委宣传部。我从未想到过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以为他性情刚烈，作风粗暴，和一般人较难相处，这方面不会发生问题，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在干部中确实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又了解到，他家中并无妻室，物色到一个对象，并无不妥之处，不需要公开检查，此事就算过去了。
整风学习前后只有十几天时间，学习达到了目的，但与区党委提出的要求相距甚远，只能是一次初步的学习，以后还得拿出时间，在领导干部中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但对多数同志来说，已经是获益匪浅。与此同时，区党委又通知，抽调第二批学员去山东分局党校轮训，二地委抽调邹玉峰，连同已在区党委的王景芳二人前往。
事情有些突如其来，上次是孙子权，这次是邹玉峰。于梅先去区党委开会，还不知道将带回什么任务。地委的班子只剩下龙书金、曾旭清以及新宣布的军分区副政委辛国治和我四个人。在地委处理日常工作的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们刚刚解决了地委的团结问题，对敌斗争和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而大家却纷纷走掉，工作靠谁来做呀？
邹玉峰显得更沉闷了。我能理解到，他和张金华正处在热恋之中，一下子马上要分手，个中滋味肯定是非常难受的。能不能不去？曾旭清的态度坚决：上级党委决定的事，没有重大理由必须坚决执行，不打折扣。
过了一天的夜晚，邹玉峰到了我的住处：“我要向组织报告我现在遇到的巨大难题。你是我们中间的大哥，你看怎么办呢？”
我第一次看见邹玉峰以那样谦虚的神气来和我谈话。
“我在学习中的检查没有说完，没有把事情对组织完全交代。金华已经有了五个月身孕……”
这真是令人意外，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竞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我立刻想起刘庆陵曾发生过的事，邹玉峰的所作所为可比刘庆陵严重多了。
直到此时，我终于明白邹玉峰在开始学习前几天的沉闷，原来是因为做了这样的错事。不过他还是沉得住气，整了好几天，吞吞吐吐，总算是向组织交代了。按照宣布的三条“不影响”，只要是在整风学习中向组织交代，事情也就过去了。不过调他去党校学习的通知一来，确实使他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丢下张金华在此，谁来照顾她？而且时间迫近，她怀孕一事必将很快暴露。邹玉峰慌慌张张地求助于我，可我拿什么办法为他“收场”？
“你马上宣布与张金华结婚，名正言顺，下一步的事就好处理了。”我忽然灵机一动。
邹玉峰一时愕然无语。按照区党委通知，去党校学习的地委同志，其爱人如系工作同志，可以一同前往参加学习。未曾结婚的，当然不包括在内。如果他们结婚，这一切不就合法化了吗？离开二地委后，就是未婚生的子女的尴尬也会过去，不会遗留太大的影响。一举数得，邹玉峰自己也出乎意料的高兴。
不过此去鲁南，行程数百里，道路崎岖，还要通过敌伪的封锁线，费时二三十天，张金华能够熬下来吗？想到此，我和邹玉峰又都感到这是一个大难题，寻思良久，我想出一个主意：即他们仍以去党校轮流学习的名义，从地委去区党委，届时他可以直接找王卓如和朱凝，交代此事始末，请求暂留在区党委，照顾张金华生产，党校学习推迟到下期再去……
“这太好了！”邹玉峰的眼中闪动着激动和兴奋的泪花。几个月来他一直为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所苦恼。他老早就想离开，但苦于找不到机会。这次能到党校学习最好。但是张金华行走困难，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没想到我能给他出这么个好主意，尽管绕了点圈子，要向区党委提出请求并得到批准，还得费许多口舌，但这仍然是唯一可行的路子。我还答应了他的要求，专门为此事写信给王卓如，陈述实情，使问题更好解决一些。邹玉峰对此也更感放心。
次晚在邹玉峰的住处，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仪式。大红的喜字贴在门上，一盘炒花生摆在方桌上，机关十多个人齐聚在一间大屋子里，我以主婚人的名义宣布他们两人结婚。然后让他们两人先介绍相爱的经过，尔后大家围在一起向他们祝贺。婚礼气氛并不热烈，下边的同志对邹玉峰向来就有点敬而生畏，不大敢说话，更不用说闹什么新房，开点玩笑了。刘秀峰、李资清几个人不能不说点话，但话匣子始终没有敞开。到后来还是我来了一首“打油诗”，多少给这场婚礼增加一点热闹的气氛：
吾家三弟本多情，少年眷恋留艳痕。绰绰翩翩金华影，相对默默玉峰心。待到夜阑人静后，平平仄仄仄平平。这首诗自然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哄笑，连邹玉峰、张金华两人也不
禁相视而笑。结婚仪式早早结束，两个新人也准备上路了。
我真没想到，邹玉峰结婚，还引发了一场余波。
姚少坚忽然来到地委住村，原来他是风闻邹玉峰结婚，特意赶来祝贺的。遗憾的是他晚来了一步，邹玉峰夫妇已经离去，刚好利用这个时间谈谈他自己的事。
他少时从父母之命在乡下结婚，妻子是农村妇女，比他年长又无文化，两人自然合不来，他又长年在外读书、教书，在家时间本来就很少，夫妻之间无感情可言。他从事革命工作以后，不能得到妻子的支持，妻子总是埋怨不满，使他得不到一点家庭的温暖，七八年来他一直很少回家，实际上已是多年分居，形同路人。他与一同战斗的同志有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只是因为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顾不得搭理这些事。听说邹玉峰结婚，使自己的思想有所触动，他拟向组织提出要求，批准他和家中的妻子断绝关系，以后好重建自己的革命家庭。为此向我陈述，看我对他提出的事有什么意见。
我未作过多思索，直接而委婉地表明对此事的看法：
“少坚同志，咱们都是党的同志，无论年龄和党龄，你都应该是我的兄长，我对你的意见一直很尊重，但在个人生活感情方面的想法，我却不敢苟同。你们是结发夫妻，又都是农家儿女，都算得是党的基本群众，并不存在政治上的分歧或阶级的差异，仅仅是文化上的悬殊而已，这个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若要说到没有感情的话，关键在于你去不去建立这种感情。我以为共产党人能够团结教育广大群众，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难道就不能帮助自己的妻子进步吗？”我们两人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反复复的交谈，姚少坚一再坦露他的心情，在此事上他遭受到的刺激、痛苦和苦闷，总想以此来打动我的心。无可奈何，因我始终十分“顽固”地不同意他的想法。他毕竟是一个很有组织纪律修养的老同志，仍然还是那样豁达，表示过一段时间再说。
在整风学习的间隙里，我还是抽出一点时间到德平、德县地界上去看了看。现在地委机关的工作制度已经建立，各县的工作情况已能以简报的形式通过交通总站送达地委、专署，地委也以通报形式向各地发送一般的信息。宣传部编写的宣传资料和小报(《前锋》)也发送到各县，每月四期，报道斗争信息和工作动态，在地委、专署党团之间形成定期联席会议的制度，就有关全区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商议，达成一致后，分别实施。在于梅先、邹玉峰先后不在的情况下，我到下边的活动已经大为减少了。这次出行已经没有了经常率领的小武装队，我和刘之光一起，还有张林森、邹玉峰四人同行。警卫员蔡玉田因腿上有伤不能随行，留下通讯员小嘎子。我走后地委机关的日常事务让刘秀峰代为照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