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尽风平天气清，盐坨冬尽日初晴。
战机已转时机近，小局终因大局成。
社戏连台歌节日，弘篇累牍启思明。
山头尽削人心一，迎接黎明好练兵。
《盐坨》（1944年作）
横行到底风云尽，八载艰辛终出头。
决胜何期争又起，江河总不向西流。
《横行》 （1945年作）
一、盐坨整风
不知不觉间，已临近数九寒天。其实这儿离陵县、临邑也不过两三百公里路，天气却寒冷了许多，我心想或许是靠海更近的缘故。前年在大小山、王子岛就比陵县一带冷得多。正是从东北方飘来的刺骨寒风，吹透了刚穿上不久的新棉袄，寒气侵袭到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孑L。一路过来，早已经过了几场大大小小的风雪，地头、树梢到处都挂起一串串、一片片被风吹碎了的雪花。在阴沉沉的天空下，刮起了阵阵风沙，黄昏时刻白茫茫的原野变得朦胧灰暗望不到边。
入夜后，好在炕边地窖子里，不住地续进高梁秆、玉米秸，燃起熊熊的火焰，散发出阵阵热流，浸润到室内的每个角落，直透心窝，浑身顿感温暖，一扫一天来的凛冽寒气。到了下半夜，火光渐渐熄灭，暖流顿时消失殆尽，在酣睡中被冻醒，发觉炕头已冷，缯纩无温，我只好使劲裹住盖在身上的那条厚厚的棉被，依旧还是身子底下暖和，上面冰凉，连忙又把那件老羊皮袄沉沉地压在身上，缩紧全身蒙住被头，这才慢慢地缓过气来。在黑暗中摸着这几年中从未离过身的老羊皮袄，多么宝贵，它白天不离肩头，挡住前胸，遮住后背，不让风寒侵袭，夜晚有时露宿荒郊，把它裹住全身，成了一堵挡风的墙，一座暖身的热炕，支撑着我熬过这敞露的荒野，严寒的长夜。在屋里歇着，一样地靠它压住被子，保住身上的热气，即使到了此时此地——人们能够放心大胆休息的根据地中心的盐坨，白天黑夜还是离不开这又粗又笨又挡风的老羊皮袄。隆冬里多么好的伙伴呀！
我们一行来到终点，就是军区、区党委常住之地——盐坨旁边一个大村寨。全村两三百户人家，也算得上广北一带一个大村寨。我原以为军区、区党委驻地一定是在垦区之内，因为那里地广人稀，鬼子在地图上又找不着，自然是最安全的地带。到此后才发现原来那是想象中的谬误。
这儿距垦区不远，但并不是垦区，只是背靠垦区而已，它是清河区最早开辟的根据地。正是有了广北地区的有力依托，我军得以大步进入垦区，为自己建设较为安全隐蔽的后方，军区、区党委领导中心仍放在靠近战斗前线的广饶、博兴一带，依靠较强的党政和群众基础，由此指挥、领导渤海区的全局。
我们也从同住在一起的四、六分区的同志中获悉，广饶是鲁北党组织最早开展活动的地区，这里的人们文化较高，在外读书和闯荡的人也很多。据说国民党军队当中就有几个高官出自广饶，上官云相、李延年、李玉堂等早就有了名气，成了气候。上官云相就是“皖南事变”中的元凶之一。共产党内也有陈少敏、刘子久这些冒尖的领导人出自广饶。
我们刚到这里，发给我们的学习文件和资料中，就有中央批转刘子久的“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无论从理论政策、思想文字各方面看都有较高的水平，留给人们的印象至深，尤其对我们这些久疏学习、常年在战斗中生活的人来说，可算是一副沁人心脾的清凉剂，使人从具体庞杂的事务中清醒过来。
按照区党委、军区的通知，我们将在此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民主整风学习和会议，漫长的冬日将在这里度过。
我们距此最远，却到得最早。越是近处，越要等到开会当天才赶到，连三分区也不例外，不过他们是等着一分区的同志一起经过垦区到此地来的。六路人马到齐，加上军区、行署、区党委有关部门负责人，总共有八九十人，算得上是一个空前规模的大会了。这在原边区是难以想象的，就是环境较好的原清河区，过去也不允许集中这样多的干部来开会。各分区来的人，大同小异，三分区刘贤权司令员留在那里，据说新海、盐山一带战斗仍然比较频繁，由李广文和副书记冯乐进、副司令员黄荣海来参加会议，四、五、六分区来此比较方便，来人也较整齐，不过人来人往，他们实际上有一半时间在照顾地区的工作。
“这不仅是全区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会议，也可能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区党委书记景晓村，以此开端向与会同志诠释会议的背景、主题和开法。背景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意大利法西斯已崩溃，希特勒已无路可走，覆灭在即，日寇已处于极度孤立、四面被包围的形势之下，华北敌军龟缩于大城市和交通沿线，妄图作困兽之斗，极力向我根据地进攻“扫荡”。我各个根据地和主力部队经过四年间的艰苦而残酷的斗争，得到了恢复和新的发展。去年以来更扫除了根据地内部一批大小据点，解放了被敌伪强占的大面积地区，目前正抓住有利的间隙时间进行整风休整，以备迎接更大的战斗。这次全区高干会议集中了地县和军区直属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党中央毛主席最新的指示精神，开展民主和整风学习，整顿“三风”，加强团结，以期把党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景晓村还特别强调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山头主义的专门论述，指出山头主义的客观存在及其对党的事业的严重危害，指出要在民主整风学习中，通过学习，提高认识，从认识山头存在的事实到思想行动上废除山头主义，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他也重申民主整风学习中，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贯彻发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开好会议。为此不事先规定时限，可能会议会开得长一些，要求同志们安下心来，把要说的话说尽，保证会议的成功。
在他讲话以后，接着下发山东分局机关召开发扬民主整风学习大会的通报，其精神和讲话基本一致，促使大家借鉴分局学习的具体情况，启发大家思考问题，深化对民主整风的认识，为会议的进行做好准备。
景晓村的讲话实际是对这次会议的启发动员，也宣布了会议的开始。
王卓如来到各地区同志的住地看望大家，我正好利用此时，主动向他检讨。在八大组会议上，我的冲动和任性、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严重错误，这是一年来在我的头脑中始终丢不下的一个包袱。尽管那次发生的事件，区党委并未给我戴上“严重错误”的帽子，但我自己应有自知之明，自己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我曾向刘贤权表明自己认错的态度，但我自认为还很不够，我必须找机会向王卓如当面检讨认错，这次自然是个极好的机会了。但王卓如却表现出分外的冷静、豁达，他只是笑了笑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地委间的问题已经解决，用不着再提了，我那时对你的态度也有缺点嘛！”
王卓如宽容豁达的态度，给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这使我深感到上级领导同志对一个年轻干部的关怀和温暖，也反而使个人内心更加愧疚，在他的豁达开朗的心胸面前，我显得多么幼稚和渺小。联想到当时正值邢仁甫叛变事件之后，他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但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服从组织的磊落胸怀，义无反顾地在广大干部面前承担了对邢仁甫事件处理不当的责任，对比之下，我却在他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对我的一次较为严格的批评，火冒三丈，顶牛对抗，这算什么呢？对此内心里更增加了几分羞愧之意，也更增加了对王卓如的敬重之情。
在小组酝酿之际，我隐约感到曾旭清和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似有共鸣。我觉得边区领导是被当做犯了错误而重新分配工作的，要不然军区、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为什么全都安排成了副职，难道王卓如、周贯五这样的老同志只能胜任副职的工作吗？周贯五这个老政治委员，在边区长期一肩挑起军政两副担子，独立自主地坚持长期艰苦残酷的斗争，却只能在新的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对此，曾旭清有看法，认为是明显地压低了一格。不过这种想法，在二分区与会同志中却无法听到。龙书金处于军区领导和地委分区成员的双重位置上，他不可能对此类问题有任何表示，县委书记们也不可能对上级领导中的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直接接触，而且对上级有关组织问题的议论，也是自由主义的严重行为，为组织纪律所不允许。幸亏在民主整风学习中，组织动员，号召发表意见，否则将被扣上“非组织活动”的帽子，受到申斥甚至严厉的处分。而我们在其他方面也想不到可以提出的意见，真有点“无言可陈”，以致在几天的学习酝酿之中，二分区组老是处在沉默沉闷的状态之中。我发现一、三分区两组和我们基本相似，竟无人报名在大会上发言，以致景晓村、王卓如等主要领导同志都先后到各组动员，一再强调每个与会同志都要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大会终于开了一个好头，四地委的一位县委书记王墨林打头阵，放了第一炮。他讲到原在六分区某县工作时，受到过区党委的批评指责，他认为事实上他没有错误，以致因态度问题被停止工作，他一直有意见，但又无法公开提出，这次领导再三动员，希望他敞开思想，放下包袱，他决心把自己的意见都捅出来。他发言激动，提出的意见很尖锐，点名点姓地向区党委负责同志开炮。接着军区直属团一位营长的发言也和他那黑大个子的形象一样粗犷、坦率，直统统地向军区、区党委的领导人开炮，会场上那种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一直持续下去。
尽管大会发言的气氛热烈，我们二分区组还是“热”得很慢，都感到对渤海区现在的领导不熟悉，难以提出意见，原边区的领导人李其华已去分局学习，并已分配到另一地区工作，刘贤权已下到分区，王卓如、周贯五两位主要领导人倒是多有接触，但八大组发生的事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还能有别的意见可以提吗？曾旭清也只是在地委会两次通过同一问题的决议一事中，受到区党委不点名的批评，不过事实也已清楚，他也没有其他意见。县委书记们又隔了一层，自然更难提多少意见。前两天大会，一、二、三分区还是没有人报名发言，大家都有些沉不住气了。
下午散会以后，一分区傅继泽把我拉到一边，说道：“咱们两个在大伙儿眼里，是这个会议上的少壮派，也该名副其实嘛！我看咱俩该合起手去冲一下子。”
我问他怎么个冲法。
傅继泽说：“现在中央不是号召大家要克服山头主义吗？我看渤海区从上面开始就存在有山头主义，清河、边区就是两个山头，不信你看，在开会会场上都各坐一边。再从领导上看，原清河区的领导都占了主要位置，而原边区的领导都处于次席，难道不是两个山头的痕迹吗？咱们再仔细琢磨琢磨，还真有不少事呢？现在领导一再号召大家提意见，这个问题难道不可以提吗？”
傅继泽一席话，真的在我们几人中引起了回响，曾旭清也参加进来，参与此事的讨论。
我向傅继泽阐明了我的看法：山头主义当然是切合现在的重要命题，但要我们提出来，把问题阐述清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轻描淡写，不痛不痒，达不到这次民主整风的要求。以此为靶子向领导提意见，难以落到实处，有牵强附会之嫌。把现实存在的一些现象，拔到山头主义的高度来提出，固然会引起震动，但弄得不好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山头主义的泥淖之中。
傅继泽却认为我的顾虑太多：只要我们认定山头主义存在，就可以发表意见，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么？还顾虑什么？
在一旁的曾旭清也表示赞成傅继泽的观点。
傅继泽倒是自告奋勇，他要先在大会上开炮：“我开了炮，你也得冲上来呀！”随后他又单独对我说，“咱俩这少壮派的名称可不能白当呀！说真的，咱们三个分区，能够主动在大会上提意见的，也就是你我两人了。龙书金是军区领导人之一，不可能在这个场合对军区、区党委领导发表什么意见。李广文是个极其稳健的人，他会发言，但不会像咱们这样冒冒失失去放炮，我看老曾也是一样，在少数人面前，话还是不少，真要到大会上，也不会提多少意见的。’’
“言是一定要发的，不过不能太离谱，总要有个正确的原则立场，不要成了山东分局民主整风会上王若望那样的坏典型，最后受到罗荣桓司令员的严厉批判。”我还是再三阐明我的态度，但也给了他一个信号，“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跟上来发言的。”
傅继泽也狡黠地笑了笑：“你也放心吧，我不会‘走火的’，怎么能和王若望相提并论呢？”
傅继泽真的发言了，也是一、二、三分区干部中第一个发言的人。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渤海区存在原边区与原清河区两个山头的踪影，这自然是两区合并遗留下来的痕迹，并不是现任领导的责任，但如果不及时引起重视，处理好它所遗留下来的各方面的问题，那就是现在领导的责任了。他还列举了一些具体的现象来证明山头主义确实存在，并提问：为什么能够存在？有些现象只是表面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两区合并，无形中形成了在领导层中，一边为主，一边居次，使得原边区的干部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压抑，增加了心中的自卑感，认为边区是在对敌斗争中吃了败仗，垮下来的地区，干部的自我感觉就低人一等，郁结了阵阵怨气……
傅继泽的发言还只能是揭开了问题，对如何处理好“山头”问题，涉及很少，然而就是这样，也使得与会同志们的思想为之一震，以至于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都有点脸红耳热，不清楚傅继泽的发言中还有多少有分量的意见。
下来以后，一、二、三分区干部中也都议论纷纷，倍感兴奋，傅继泽的话确实引起了同志们的共鸣。一些人听说傅继泽要与我联手发言，彭瑞林就过来问我：“明天你是否也要在会上说一说？”
我说：“看吧，要是没人说话，我就去说说。不过你也该说话了吧！”我知道彭瑞林是抱着一肚子意见离开一地委岗位的，怎么可能没有意见呢？
“我原来下不了决心讲，讲什么！毕竟都是些个人方面的事，该不该拿到大会上来？”这个一向爽直痛快的山东汉子，此刻却有些犹豫不决。最后他说，“老傅今天这一炮，倒也让我的心里有点痒痒的，说说嘛，有什么好顾虑的。等你发言以后再拿主意吧。听说你和老傅意见相通，接着讲，别把会上刚拨弄起来的这股子热气，弄凉下去了。”曾旭清在次晨头一个起来发言，用的时间也不少，却未涉及“山头”以及邢仁甫事件的相关问题，他只是说原边区党委领导工作不具体，对二分区各项工作缺乏具体指导和深入了解，使得二分区长期以来处于与上级隔绝的独立作战的境地。而现在已过了一年时间，渤海军区、区党委还未改变这种状况，由于得不到上级的及时指导，二分区工作比兄弟地区落后很多……
他的发言从道理上说无懈可击，找不到什么毛病，但仔细琢磨，却能觉察出两处明显的缺陷。一个是讲两届党委工作指导都不及时，不具体，但未道出何时何地的具体事例，意见本身也成了不具体的抽象之物；再就是批评上级党委领导不力，但二分区这两年形势发展却比较好，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岂不是表面上对上级提意见，下面却有自我表扬之意。当然这些只是我一时所想到的。在会上尤其在军区、区党委领导同志中间，对提出的意见极表欢迎，他们也不会想到这里来的。
我还是接着傅继泽发言的话题来阐述自己的意见，着重说明两个“山头”的痕迹确实存在，影响不容低估。我先声明，原边区与清河两个地区同样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之下，同样在对敌斗争环境之中，不能说就是各自的“山头’？。然而现实的情况又确有差异，概括来说，一方是形势很好，工作有成，干部群众人心振奋，自然会有“很好”的优越感；一方却是在斗争中遭到严重挫折，处境困难，不得不异地立足，把自己放在较低的位置上，思想上憋足了一股子劲，对自己很不服气。“很好”与“不服气’’两样相差悬殊的意境，很自然地形成了两个“山头”的烙印。即使在我们会议中，也能感受到两方差异的气氛，日久天长，未能认识和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难免在地区和干部之中，滋生隔阂，影响党的团结。此事确需引起领导的重视，认真解决。
形成此种“山头”的缘由颇多，有人认为两区合并形成一边为主，一边居次的格局，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我以为这只是从表面现象上看问题，真正分析原因，必须追溯到边区发生的邢仁甫叛变的重大事件。边区当时所处的严重困难局面，是邢仁甫一手造成的，边区党委当时对邢仁甫作的坚决斗争，我们认为做得很对，边区各级领导干部在斗争的严峻时刻，大都站在党领导的一边，对邢仁甫的罪恶阴谋深恶痛绝，坚决抵制和严正声讨，迫使其最后只能拖走极少数人叛变投敌，使反邢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事件对边区革命斗争的破坏是大的，加剧了战斗环境的恶化，使全区干部承担了斗争失败、难以坚持的苦果，给人们思想上留下的创伤是难以磨灭的，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两区合并的格局正是应对当时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最后我的意见是正视“山头”的存在，进而消除“山头”。要提高全体干部的认识觉悟，统一在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之下，维护党的团结，填平差异，消除“山头”，从具体情况出发，总结与邢仁甫斗争的历史经验，肯定边区党委和干部在反邢斗争中的正确行动，统一反邢斗争的思想认识，使原边区的干部放下思想包袱。
傅继泽和我两人的发言，把问题敞开了，“消除山头主义”，成为此次民主整风会中涉及最多的问题之一。
接着是李广文的发言，他不是从某一个像山头主义这样的具体现象提出问题，也不是对某一个领导人提出具体意见，而是从几年来党的领导的得失，敌我斗争形势的应对，研讨分析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涉及渤海区这段时间的少，主要是原边区的一些事情，多与李其华有联系，但又不是对李其华提多少意见，这和他以往看问题的风格是一致的。在发言中他不是只谈到发扬民主，目标向上，而是分析总结，也包含了对自身的自我批评。我深感钦佩。他站得高看得远，发言有水平，我们的发言确实不能与他相比。
彭瑞林也就他在一地委工作那段时间，和原边区党委的分歧作了发言。我们过去已从区党委通报中得知，那是1942、1943年之交，一分区最困难的时刻。彭瑞林和曹戎是临危受命，重新组建一地委的班子。区党委曾指出他对上级党的离心倾向，这个批评的分量很重，这也影响到嗣后工作的调动。估计他如敞开发言，将会有很大的意见发泄出来。出乎我的预料，他的发言，许多意见提得的确很尖锐，不讲情面，却都集中在对敌斗争和工作部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区党委批评中提到的“离心倾向”，他并不辩驳或解释，更不牵扯自己的工作调动，也不讳言自己当时有什么缺点，也不涉及王卓如，整个发言贯穿着一个实事求是、不涉及个人的态度。使我感觉到，这个素来闻名于党内的“彭大炮”，其实很有原则有分寸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修养，从他和李广文两个人的发言中，我深感自己不及，也使我们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
经过几天的发言，会上已经形成发扬民主、争提意见的热烈气氛，各地区领导人、区党委、军区、专署及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在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一些县委书记也陆续报名在大会上发言，主要偏重于具体的人和事，多半是向原清河或原边区领导提意见。二分区的县委书记发言的相对较少，他们的意见多限于向地委、分区提，因而不能拿到大会上去说。好在会议方式有了改变，每日用大半天时间大会发言，余下小半天时间小组活动，对当天大会的发言可以议论，发表感想，并对本地区有关事项进行讨论，酝酿向区党委、地委的意见。这样在大会发言过程中，也丰富了小组讨论活动的内容。由于时间拖长，景晓村专门向大家打招呼：为了发扬民主，更充分地提出意见，在当前条件允许下，决定将会议继续进行下去，大家要作好思想准备，就在盐坨或者说就在区党委、军区这个会上度过新春。他特别讲到民主整风会议的重要性，不要担心时间长了，耽误了工作。他说：大家都在战争环境下拼死拼活地干了这么几年，这次会议也正好给大家一个休整的机会，一面开会，一面休息，做到思想生活都有收获，多用点时间怕什么。大家别有顾虑，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担心“家”里的工作，大家尽可放心，“家”里的同志能够把担子挑起来，天塌不下来，工作也会做得更好。
领导的意图已很清楚，如同部队在一次战役之后，要进行一段时间休整、补充，保持旺盛的斗志，以备再战一样。这次会议也给这些干部一个休整的机会，同时也补充精神上的营养，进行一次民主整风的大培训，以提高各自的政治思想水平，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这还有什么顾虑呢？搞通这一点，大家的思想自然就敞开了，放松了，安下心来让会议继续开下去吧！
时间放长，半天上大会，留下点时间小组议论，酝酿发言，剩下的时间自然就放松了，可以到街上走走，看看热闹。
正好年关将近，附近各村都忙活着热热闹闹地过一个欢乐的新年。最普遍的一个办法，就是村里人们自己搭台自己唱戏。这个村在盐坨一带过年唱戏是出了名的，差不多一过腊八，这戏就开台了。反正腊月天，人们都在家里闲着，有唱戏的，就有看戏的，配得上套，这一来大家都不会闲着了。一到唱戏的时候，还真热闹，戏台下边不大的广场，大人小孩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中午我们从开会的屋子里出来，经过广场就能看到，晚饭前后出来也能看到。原来是一天三拨儿，白天黄昏演了又演，演戏的就是那么几个人换来换去，看戏的差不多也是原班人马，可算得是百演不厌，百看不厌。我头回看到演的一出戏是《打渔杀家》，据姚少坚说过，就是黄河口上的故事演绎下来的，那演桂英儿的，自然是个男娃扮的，他化上装出场来，扭扭摆摆不大能开步走路，唱的也有点磕磕巴巴的，忽高忽低，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边做边唱，台下观众看得也是乐呵呵地喊着笑着。
等我第二回走过时，他们又演起了《夜审潘洪》，还是那个小伙子，他却挂起了口条，当起了“八贤王”，戏演完时，“八贤王”却忘记了退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亏得那扮“宋王爷”的比较老到，他转过身来拉了“八贤王”一把，“八贤王”才醒悟过来，跟在“宋王爷”后面走了。
另一个白天，又看见他们演《失空斩》，小伙子这回是当个配角，可那个“孔明”摇起鹅毛扇站到台前时，却不像真正演员的身段，站得很直，腰杆硬梆梆①的，一点也不摆动，双脚又迈不开步，唱得也是上句不接下句，看来比那个小伙子的功夫还要差得多。
到黄昏时候，又看见他们在唱《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次小伙子又扮演了韩信，演得比前几场戏要自然多了。
就这样，他们演的戏也给我们带来了欢笑和乐趣。每天过来过去，我和姚少坚总要在台子边上观看一阵子。我对他说：想不到一个村里，自己能唱这么多节目的戏，不论演出好坏，能演出来，大家都很高兴了，也很了不起，我看他们演的这些戏，比你会唱的戏多得多。
“我哪会唱这么多戏，只不过会唱平素喜欢的几出戏罢了。”姚少坚的话里充满了对这个村赞许的口气，“看来这村真有能人，能够编排这么多本子的戏，还有本事当天排，当天演，热炒热卖，走错了，唱错了，重来就是咯，只图个台上台下一片欢笑高兴，真不简单呀！”军区政治部民运科长相炜也是个京戏迷，已经几次碰见他在此看戏，彼此也都熟了。他听人告诉过此地的一则笑话，就是盐坨村的人爱看京戏的传说。盐坨人自己唱京戏，远近闻名。传说十五里外的大黄庄有一个懒汉，夜里跑到别人地里偷白菜，给守菜园子的老汉抓住了，要揍他。小伙子苦苦求饶。
老汉训斥他：“你这个游手好闲，不干正事的懒汉，如今落在我的手里，一定要狠狠地惩罚你一下。现在我问你，愿意文罚还是武罚？你自个儿挑得了。”
小伙子连忙问，文罚、武罚到底怎么个罚法？
老汉说： “武罚就是扒开你的棉裤棉袄，痛打三十大板，让你‘皮开肉绽’爬回家去；文罚就是我给你几百钱，买个饼子充饥，去’盐坨看戏，可得真看，要是白吃饼饼不去看戏，叫俺抓回来，那可得加倍武罚。到底你认文罚还是武罚？你可得好好寻思寻思呵。”
那小子想了一大阵子，终于说了话：“你饶了俺吧，俺情愿领这个武罚，也别去盐坨受那个罪了呀！”
相炜这个笑话，倒真让大家乐了好大阵子，还是我说：“他们的戏唱得臭还真不假，不过这股劲头还真叫人信服。乡下唱大戏，无非是看个热闹，唱得好坏，有几个人说得清楚。过年啦，大伙儿在一起热闹热闹也不错嘛！”
事情就是如此，人们过来过去，老是看见正在唱戏，开头没注意，偶尔在那里瞟上几眼，十天半月工夫，还真把胃口吊起来了。有人说起：“老看这个，老是这本戏，干什么？能不能跟军区、区党委说说，把文工队搬来，给大伙儿演上几出？”在场的几个人全都同意这个意见，大家就推举相炜去向领导反映这个意见。
这是一件最容易办到的事，只过了几天就兑现了。先是一场京戏和驴戏的晚会。驴戏是小清河一带的地方小戏，驴背上驮着行头到乡里村里四处都能演，因此叫做驴戏。当地的老乡听这个驴戏可入迷了。我却苦于听不懂，只觉得演得很轻松。京戏则找了从外地回广饶老家的一个演员，专门请来搭班，她也唱了《打渔杀家》和《宇宙峰》。姚少坚、相炜几人听他的演唱，竟然掩饰不住自己的情绪，连呼过瘾。村里那个戏班子也不唱了，全挤到一起来看这个戏，着实热闹了一回。
这边民主会议还在继续进行，不过多数人的话也说得差不多了，距离过年也愈来愈近，军区、区党委的领导有几天没来参加会议，那些部门领导人有的也离开会议他去。屈指一算，这个民主发言大会的时间已经一月有余，曾旭清、傅继泽我们几人凑在一起闲扯，大家都觉得会议发言阶段应该可以刹住了。区党委领导原来宣布还有第二阶段，也不知是怎么个弄法。联系到各地区，家里不知近况如何？多少有些悬念，有点丢不下心来。不过曾旭清、傅继泽二人还都是一个腔调：军区、区党委领导一再打招呼，叫咱们安心开会，不要分散精力，要相信家里的同志能够搞好工作。区党委、军区还把各分区报告敌我斗争近况的电报送有关地区同志阅，不是也未出现大的问题吗？曾旭清还提到，我们地区就是邻近济南、惠民、商河、济阳地带紧张一些，时有小规模的战斗发生，和以往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尽可以放心。
就在此时，《渤海日报》登载了新华社的电讯新闻。一则是报道各大根据地都在部署春节前后，开展大规模的拥军优属活动，急军队之所急，急军队之所需，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另一则是总政治部发出的开展大规模拥政爱民活动的指示，其中提到人民军队的素质与要求，概括为三句话，十四个字，给我的印象最深，即：军队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这三句话似乎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但却以极为精炼的语言高度概括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指示中讲的是军队，其实包括一切革命工作者，也是对每一个共产党人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的考验和再教育。对于那些群众观点、阶级观点模糊，思想上和人民群众疏远的人，更是巨大的震动，促使其从迷茫中惊醒过来，回到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上来。这十四个字永远是每个革命者的座右铭。
“这是一个重大的行动任务，区党委、军区的领导必然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并部署工作，还会带领大家深入到这一活动中去。”由于军区、区党委领导这几天不在会上，我们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的解释。我们也从附近的村庄几天来的活动觉察得出来，这个运动已经在群众中掀起，当地党政民干部一起，到村里给军属拜年，贴上大红喜报，送些优待慰劳的年货，到哪家都是敲锣打鼓，识字班、儿童团一路唱起地落子，跳起地秧歌，煞是热闹①。军队也派出慰问小组，向县、区、乡里拜访慰问，征求地方上的干部和老百姓对军队的意见，往往是一天几拨，络绎不绝，其热闹程度更胜于盐坨村里小戏班子唱戏的那份情景。
“看来一个群众性的拥军热潮已经起来。”我和曾旭清边看边议论。曾旭清估计，这样轰轰烈烈的拥军活动后，下一步会有一个参军的热潮。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不过心中难免有些焦急：这里搞得热火朝天，我们那里怎么样？会不会是老样子？还要继续落后下去？想想我在会上的发言，讲什么“很好”和“不服气”的差异和对立，可你“不服气”能行吗？我又想起二地委和十七团一度不和，产生了矛盾，不就是部队因为战斗严重减员，而地方却无能为力，工作没做到家嘛。现在军队、地方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有了一个比过去好的环境，再说工作办不到就无法原谅自己了。
曾旭清似乎对我此刻的心情不以为然，他直截了当地说：“不管哪个分区，咱们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地委已经对今冬明春的工作作了部署，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不会差到哪里去，尽管我们所处的地方是新区，四面还不太安宁，但大家的劲头不会比这些地方差，对二地委的工作我十分有信心。”
“我们的工作落后一些，肯定无疑。”我坚持这样认为，“这里的群众早已广泛组织起来，农青妇女、武装队、儿童团样样俱全，一项任务下去，组织推动，宣传得力，我们现在只能在后边追赶，事实就是如此。当然我们也不能自甘落后，不向前追赶呀！”
县委书记们也是一样，他们都抽空到村里去了解发动群众、组织宣传等各种情况。姚少坚还是相信，陵县这个地方，各项工作是能够及时开展起来的，尽管和这儿相比有些事可能做不到家。王林华、王西平、叶尚志等同志对自己所在的县也都抱着近似姚少坚的观点，并不承认本县工作与之相差甚远，工作照样能开展起来。时进、国珍、靳兴侯、刘润生等同志则又和我的看法相类似，认为我们和清河老区的差距拉得太大，要费大劲才能赶上去。只有三边的张凤伍对此事没有多少意见可谈，他们县还是二地委、分区的前沿战斗部，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一时半会儿都提不到日程上，自然意识不到问题的紧急性。但有一点是县委书记们所共同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会还要开多久？他们承认参加这个民主整风会议确实使他们大开眼界，开阔视野，从同志们的发言中提高了各自的思想水平，认识到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进行民主整风的重大意义，不过时间已久，大家对各自的工作都有些放心不下，实际上包括曾旭清和我在内，对工作的牵挂都是一样的。好在这几天看见了于梅先、辛国治签署的两份电报，电报中简述了按照区党委的部署，双拥活动已经在中心地区展开，群众反响热烈，结合在农村中冬春文化宣传活动的广泛开展，进展很快，这次行动的效果指日可待。二分区与会同志，闻此消息后也得以自慰，可惜文字太短，一份电报也只二三十个字，难以具体了解，令人干着急。
除夕前两天，景晓村在大会上作最后一次讲话，代表区党委、军 区领导接受大家所提意见和批评，并就区党委的工作、领导思想作风作出检查性的发言。发言的基调当然是肯定成绩，指出不足，以整风精神，改正缺点，面向未来，迎接新的任务，新的胜利。他指出在几十天会议中，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给区党委的整风以很大的帮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大家各抒己见，在讨论和互相交流中，大家的思想也有很大的提高。他宣布这一阶段的学习任务已经完成，春节期间休息数日后，转入第二阶段，进行个人整风，思想反省。在此他对发言中涉及的若干较大的问题，除一部分问题在领导检查中提到外，均未作任何分析解释。
我认为它不是由组织上作出结论，明确是非，而是留给个人自己去领会认识。傅继泽和我相对一笑，大家均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会后曾旭清得到通知，允许他先回二分区主持工作。傅继泽同样得到通知回一分区，龙书金则去军区活动，各地区组都留下管党务工作的书记和县委书记，一道进行第二阶段的学习。
就在会议结束当天晚饭以后，军区文工团在盐坨村边广场上搭起台子，演出描写敌后军民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大城市进行秘密斗争的大型话剧，主要演员王昆、马昆两人在剧中有上好的表演，在观众中形成一股抗敌的热潮。这个演出可以说是区党委、军区为会议刻意安排的。不过我们看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观众都是盐坨附近村寨的农民。这也是过年前后对当地军民的一次慰问演出。戏还没有开场，广场里早已挤得水泄不通。我们这帮人还是军区政治部事先派人在场边留下一个小方块的地盘，挤进去看的。机关单位也有不少人来凑热闹看演出。
在我们旁边，就有区党委党校的一个小方块，他们是从离盐坨七八里路的地方跑过来看演出的，人数不多，因为上期学员已离开，新的学员要等到年后才来，只有工作人员和留下的一二十名学员。恰巧碰见了丁一和德县的武连鹏，两人也在学员队里。丁一是在陕北公学一起学习过的四川老乡，前年和张永逊等人转到原边区行委会。不过他们这十几二十个人总是坐在一起，见到熟人也只是笑笑，不多言语，令人纳闷。在一旁的彭瑞林低声告诉我，他们是党校整风特别班的人员，平素无论做什么，都是三人行，连上厕所都得一起去，和其他人概不接触，你还不明白吗？我一下恍然大悟。在八大组时，周贯五政委向我传达的“九大方针”，其中就有一条，对重点审查政治历史的人实施三人一同行动、保证安全和保密的方式，现在这里已经这样做了。在三人当中分不出谁是被审者，谁是被监控对象，从外表看精神面貌还属正常，但可以猜想到在被审查时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无疑是很大的。
过年这几天倒是使大家彻底放松了一下，白天可以在附近几个小村看看热闹。只是大年初一，人们都不上街串门，过了这一天，那可是热闹非凡。村里的京戏倒是不再唱了，到处是锣鼓喧天，当街的坝子里，一早就扯起圈子唱起地落子，走走篷船，耍狮子，扭起地秧歌，到各村轮流转，这一拨过去，那一拨又来了。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帮耍高跷的，十多个小伙子踩起高跷，绕着圈子走来走去，扮演渔翁、孙猴儿、白蛇、青儿、许仙、铁拐李、何仙姑等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先是坐在地上，那木跷伸出老远，伴随着锣鼓点子，摆动几下，倏地一下站起来。那个渔翁和鲤鱼精，更是从地上起来，爬上高桌子，引起大家一阵阵喝彩。往近里瞅瞅，发现那扮青儿的竟是在京戏里扮演桂英儿、八贤王那个小伙子，另外还有几个也是在京戏里扮演角色的，不由得佩服这帮小伙子，真有能耐，有胆子，什么都敢干。时进说：“要是在战前，连他们老家也是一样，过年过节差不离都是这样热闹。这六七年兵荒马乱的，人们哪有心思过年，现在形势变好了，老百姓能够安安稳稳地过一个祥和的新年，连俺都想跳下去，和他们一起耍个狮子哩。”
我们几人回到下榻处，受刚才村里欢乐气氛的感染，大家似乎意犹未尽，正好住在附近的一地委曹戎和几个县委书记邀约在一起，也来了个自我欢庆。姚少坚先开头，用手击板唱了一段《三娘教子》，曹戎也一改平素矜持严谨之神态，来了一段上党梆子；只有我最没出息，什么也不会，只能勉强哼几声“我们奔驰在冀鲁的平原上……”大伙儿着实热闹了一大阵子。
难得有这么一次战斗间隙的欢乐与喜悦，形势发展到现在这样，多么不容易呵！曙光就在眼前，我们将翘首以待新的一年，胜利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