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学习开始了，军区、区党委领导杨国夫、景晓村、刘其人和行署李人风等均未参加。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机关和四、五、六分区也都走了一些人，一、二、三分区因距离较远，交通不便，本来参加会议的人就少，这次除曾旭清、傅继泽等领导干部外，其他同志基本未动。
王卓如作了整风动员讲话，号召每个同志在第一阶段发扬民主，敞开思想，帮助领导整风的基础上，转到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检查自己，向党交心，忠诚坦白，进行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上来。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的学习同等重要，要高度重视，端正态度，向党交出一份个人满意、组织满意的答卷。
事实上大家对第二阶段的学习，早已有思想准备。都是一个地区范围内的领导，在“家”里已经组织干部进行过初步的学习，如今是自己来参加学习，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但王卓如的动员讲话还是很有必要，把整风学习提到更高的程度，使同志们更加重视，也防止一些思想倾向的出现。例如：工作上的问题，已做过检查；政治组织问题，也已搜肠刮肚，无话可说；思想上自由散漫，重视不起来，极易走过场。经过这个动员，人们都严肃认真，进行学习，思考问题。第二阶段不再像第一阶段那样以大会发言的方式，改为以地区组的活动为主，进行学习讨论。我们组由我主持，区党委指派宣传部副部长陈放来参加小组学习。经过两天准备，小组会开始进行，规定各组均由地委同志首先作检查，经小组讨论，到没有意见为止，再由其他同志逐一进行检查讨论。
检查大体分个人思想、工作作风以及政治组织、历史两个方面。
前者仍是检查的绝大部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多属于思想作风的范畴。有的同志政治历史方面比较单纯，但思想作风问题却很多，在整风检查中，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对现实工作就会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而政治历史，每个人情况不同，深浅程度不一，在检查中所占的分量也各不相同。
在小组会召开前夕，王卓如又分别和各组召集人，也就是地委负责人谈话，说明区党委非常重视与会同志特别是地委领导人在政策方针、指导思想和个人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检查，要求大家认真负责，向党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他以十分关心的口气向我打招呼：“小组会上第一人的检查分量最重，要为全组同志带个好头，才好领导全组整个学习过程的检查。区党委了解你，也肯定你过去几次对自己检查的认真态度和负责精神，但还要看到，这次和以往不同，应当在整风学习中得到提高。在前一段发扬民主、充分发表意见的学习中，对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认识，都得到了新的启发，应该以新的思想境界，进行认真的个人检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这对其他同志的检查也会有所帮助，我相信你是能做到这一点的。”
王卓如语重心长的谈话，使我感受到这次思想检查的分量，对自己的检查要深入，思想要有提高，这样对全组也起了示范与推动作用。我应该怎样做，才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呢？
真要达到上述要求何其难也！想来想去，我觉得个人的经历太简单了，不过是参加革命才几年的新战士，许多事情没有经历过，也没有见过，无论你怎么做文章，大体上说就那么些事。经历过的一些较大的事，已经翻腾过几遍了，要怎样才能突破这一关，提高到新的思维和视野之中呢？苦思冥想，只能深入到经历过的细微的事物中去，揭露自己，解剖自己，更正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除此以外也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首先碰到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这个十分熟悉的名词。这是我几次检查都离不开的大题目，似乎它将永远陪伴我前行。一次检查过去了，下次检查“故我依旧”，挥之不去。但仔细寻思，在某些场合中，我仍时常表现出“患得患失，自卑自馁”的心理与情绪，难道能说这是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吗？在另外的场合中，为了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使自己流于简单执拗甚至生硬的态度，这种工作方式是否也要提高到“个人英雄主义”上去？由此看来，“个人英雄主义”并不是到处都可以戴上的大帽子，思想检查如果停留于此，就只能“检查好说，改正无门”！而检查的目的不正是为了改正吗？
个人英雄主义不等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有无内在的联系？患得患失，自卑心理，是否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将它等同于个人英雄主义，岂非风马牛不相及，根底不清，黑白不分？不是为了检查而检查，这样于改正提高无补。当然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表现形式不一，本质则是一致的，都属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范畴，要追溯到阶级根源，历史根源，才能寻找到改正克服之良方。这种错误思想和正确思想同时在自己身上存在，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消长，随处可见，正确思想只是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逐渐增长，消除错误思想将贯穿于人们长期的经历之中，让我们深知改造思想的长期性与艰苦性。求知无止境，克服错误思想也无止境，而且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必须寻根溯源，时刻警惕，长期坚持，不懈以求。这才应是检查思想工作作风的更高的境界，而不是以浮皮潦草、不问结果的泛泛之谈来蒙混自己，安慰自己。
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阶级路线、阶级观点是整风中思想检查的重点之一。在现实的民族斗争面前，如何把握阶级立场和对资产阶级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一直满足于自己的立场观点是明确的。在山西“十二月事变”前后，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和痛恨，曾有过过头的想法。自己总觉得过头总比“没有”的好，但从未对此作过深入的检查，而在整风学习检查当中，共产党人的党性、阶级立场，要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来认识检讨，这就不能停留在一般的表面现象，要深入到思想深处，究其本质，在具体事物上反观根本的立场。忽然发现常为我们痛斥的“正统观念”在自己身上还没有解决好，而这是阶级立场、阶级观念根基不牢的表现。以“法币”问题为例，它发行已久，是全中国人公认的国家货币，但在华北、华中敌后遭到日伪的抵制，其活动空间基本已不存在，在我各抗日根据地中，按照自身的可能条件，都已有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自己的货币。邻近冀鲁边的有冀南银行及其货币；山东地区有北海银行，也有自己的货币。然而我们对停止法币流通、推行自己的货币，却缺乏大张旗鼓宣传的勇气，因为在观念上，总以为法币才是正统的，要停止取缔的话都难以出口。这样的正统观念，实际上在我们领导中存在，这难道不应该发人深省吗？
发现挖掘思想深处存留的这些泥爪痕印，将它提到原则高度来深入思考，足以使自己觉察到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对这些问题可以认识检查，向正确的立场观点迈进一步。我抱着这种态度，认真端正地向全组同志作了检查。
陈放在小组会上说，你检查到别人没有接触认识到的问题，仔细一想，我们都有类似模糊不清的思想观点，暗地里支配着我们的立场，在思想检查中煞有介事，却不着边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你检查的这些事，对一些人至少对我来说，是得到了启发，我也得补充自己在整风中的检查。
小组第一人的检查在进行中，会场严肃而沉静，大家都想从第一份检查中找寻可以用于自己的部分，同时以发扬民主的精神，向地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让我直接体会到发扬民主阶段思想活跃的气氛在此重演，无形中反映了前一阶段整风学习会议的精神。一些意见甚至比较尖锐，但批评与被批评者的思想却两相交融，人们的思想水平都提高了，会场里也显得更活跃了。
接下来在每个人的检查中，大家都深入挖掘自己思想深处的具体想法，这种严肃自觉认真的表现，成了一时的风尚。大家对照文件，提高认识，说出自己思想上的难言之隐，揭开内心的伤疤，敢于否定自己过去的许多不足之处，敢于检查个人对党不是一条心，只有半条心——那半条心还站在小资产阶级的门槛上……在检查中，大家还善意地向检查者提出意见，在热烈活跃的气氛中，进行思想交流。人们体会到，这次整风学习是每个人人党以来第一次经历的生动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每个人的思想震动和教育，将永志难忘。
小组会最后集中到张凤伍一个人身上。张凤伍的思想反省，文字很长，又很哕唆，使人感到不得要领。在有关他政治历史的交代中，前言不搭后语，矛盾很多。他自称有一件事过去未向组织交代：七七事变前，他读书时，曾被介绍参加过一个进步的群众组织，参加过一些有益于抗日救亡的活动。他的意思是表明他不是战争开始以后而是以前即已参加了革命活动。但他叙述的这个组织的人员和其宣传的内容，却与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差异很大，使与会同志对他的表述提出质疑。他又解释说自己也弄不清楚这个组织的真实情况，与这些人以后也没有联系，也没有听说他们以后是否参加革命工作。如此这样，一会儿说他们当时是革命活动；一会儿又怀疑可能不是革命活动，甚至于说可能与托派分子有联系；后来又说和这个组织相关人员早已失去联系；到最后又说知道他们中有的人仍在某地。总之他的说法变幻无常，自己都越说越糊涂了。他的检查遭到全组同志的严肃批评，成为全组唯一没有通过思想反省的个人。
第二阶段的学习已进行了二十多天，有关张凤伍的问题就占去了三成还多的时间，而且还看不到可以结束的迹象。张凤伍本人也背上了思想包袱，精神紧张，寝食难安，欲哭无泪。
除了我和陈放两人具体帮助张凤伍外，王卓如还亲自到小组，听大家的发言，观察张凤伍的学习态度，并委婉地对他提出批评，希望他能振作起来，解脱自己的思想，但是进展不大。一天傍晚王卓如和朱凝要我去他们处，对我说：“从会议总的进程来看，各组都有一些人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现在已经进入尾声，唯有二地委这一组拖后了时间，主要就是张凤伍的历史问题……另外，姚少坚提到的个人家庭问题。姚的思想反省，小组已经通过，但他只是摆明事实，实际上是提出了请求，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问题已和陈放、朱凝都谈了，就是因为你不同意他和农村的妻子离婚，因而拖下来了。我看这个问题你还是考虑一下吧！”
“我是不同意他和原来的妻子离婚。农村妇女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嘛。”
“姚少坚也有他的理由。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家里与妻子找不到共同语言，其中有双方家庭出身不同的缘故，也有个人品行的原因，不能笼统地说成是农村妇女的问题。我看他这个理由也站得住脚，你看问题有些绝对化了。不过你处理邹玉峰的事，姚少坚他们反映都很好，为什么对姚少坚这个问题，却这样坚持己见呢？”
“老郝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他是站在妇女权益上考虑的。”朱凝插话说。她是干部科长，我对她十分尊重，但她并不像我那样坚持自己之见。她说，“维持这样没有基础的婚姻关系，早晚都得解决，现在解决了也好。”她委婉地说明她的观点。
王卓如的观点并不能完全说服我。但我也感到自己语言的贫乏，难以为继，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我说：“即使同意他离婚，现在也难以办到。等到环境许可时，他回家做好妻子的工作后才能正式离婚，这道手续总是必要的嘛，总不能那边没离婚，这边就宣告新的婚姻关系成立呀！咱们区党委不就有老彭那么个活生生的例子，给组织上出难题，他自己不也挺为难的吗？”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事情就此过去，转到要谈的正题上时，王卓如说：“民主整风会议前后两个月的时间，按预定计划需要结束，张凤伍一人的事也只好‘挂’起再说，你的意见认为该怎么办好？”“我看凤伍自己也给弄糊涂了。首先是他态度不端正，他把七七事变以前的这段经历，当做光荣历史炫耀自己，这本身就违背了整风学习的精神。大家一发问，他又陷入慌乱之中，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越说越糊涂。有些事可能是逼慌了乱说一通的。按他现在这样的状态，再用多少天也搞不清楚。从凤伍同志这些年革命斗争的表现来看，还是经受了考验的，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他的情况我了解的不算多，但是广文同志对他还是深为了解的，我们应该相信他，放手让他工作，在对敌斗争的实践中考验他。至于那点历史问题，只要能在相关地点，找到相关的人查证核实，自然就解决了。”
真凑巧，第二天区党委转来二分区发来的一份文字颇长的电报，来电说：“三边县大队近来频频向济、惠边境出动，打击敌伪活动，开拓新区，给该区震动很大，不幸日前与大股日伪遭遇，战斗终日，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赵元明、副大队长陈立民两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部队由县长兼大队长王权五率领安全转移……”
读到此处，我一时目瞪口呆。赵元明是个多么好的同志呀！地委一直期待他在三边能够迅速打开局面，以便他能早些到地委工作。陈立民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在陵县有优异表现，后到临北大队、三边大队工作，尽管他对工作环境不熟悉，但他都义无反顾地接受领导交给的任务，和赵元明一道踏上最艰苦的第一线……
我突然萌生悔恨之念，是我把他们推上牺牲之路，建立三边县，打开第一线，是我向地委建议的，赵元明、陈立民两同志去三边的决定，我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从内心的情感出发，我真是悔恨莫及。“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想起这话，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但可以改为“两同志牺牲于同敌人的战斗中，但他们是按照我的主意到三边而牺牲的，我难辞其咎”。
我继续读没有读完的电报，下边说：“地委分区鉴于三边现状，请求区党委同意张凤伍早日回去，主持三边的工作……”
当听到我告诉他三边的消息以后，张凤伍几乎晕了过去。他不能忘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赵元明已经成为他心目中的良师益友。开辟三边这样的新区，需要的胆量、魄力和沉毅都是他自己所缺乏的，而这些都能从赵元明身上看到和学到，怎么能一下就失去了这个让人崇敬的高大身影呢？而且再也看不到他了。
我告诉他，整风会议即将结束，对你在思想反省中尚待澄清的一段历史，只有暂时搁下，待今后查证核实。二地委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均将返回各自的战斗岗位，而当前最要紧的是，你要立刻回到三边，担负起王元明留下的工作。
这个粗壮高大的山东汉子，竟然淌下几滴泪水。这是十来天中，思想上郁悒、苦闷，获得解脱的瞬间，难以抑制的兴奋与激动的流露，是对组织给予他的信任和期待的感激之情。
“三边是我的战斗岗位，我时刻挂念着那块土地，元明、立民同志的牺牲，也更加重了我对三边工作的责任感。我要立刻回到三边的同志们中间，尽我的力量肩负起元明同志留下的工作，让组织放心。我将在今后的战斗中，振奋精神，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