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胜利到来的日子
一阵晓风吹过，乍觉春寒彻骨。道路上，稀疏的柳树，迎风摇动起刚刚绽放的嫩绿的新枝。村旁的平畴里，破土而出的细芽稀疏，远看碧茵近却无。闲不住的老庄户们，已挑起一担担灰粪，迈向地头，准备春耕。暌违根据地中心地带，于今也只两三个月工夫，却已经过了冬春两般时刻。去时白雪覆地，归时已沿河看柳，真可谓一道年关口，新旧两重天啊！
于梅先告诉我，这两三个月来，按照区党委的工作要求，除了三边全县以及德州到晏城铁路两侧一条线而外仍处在紧张的斗争状态，在根据地里，所有的地方都开展了冬季文化宣传和广泛的双拥活动，几年来全体军民头一回舒心展意，高高兴兴地过完了大年，紧接着就掀起了拥军参军的热潮。老根据地里过了破五，父母送儿、妻子送郎，披红挂花地送去部队当兵的出现了好些拨，这可是咱这里从来没有过的事。
我告诉于梅先：“我和老曾在区党委开会时，看见盐坨那一块热火朝天的劲头，还真担心咱们这里会落后得太多，怎么能一下赶上来？没想到，咱这块搞得还真不赖，和他们的距离总算拉近些啦！”于梅先说：“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接到工作部署和任务后，立即布置下去了，可心里是虚的，没个数，又加上你们几个主要领导人都去开会了，丢下我们这两三个人，就怕工作抓不上去。现在好了，你们回来了，我们也算圆满地交了这份卷了。”
“看来，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觉悟估计得太低了！我们没有想到，在这几年炽热的战斗中，人们都经过了血与火的磨炼，对胜利的渴望，对人民子弟兵的鱼水之情，在拥军、参军的一声号令之下，人们的兴奋、激动一下就都爆发出来了。”
在地委会上，于梅先、辛国治更详尽地道出了一些具体数字，也就是说，不论是主力部队，还是县队、区队都得到了很好的补充、充实。地区队的所属连队，从七八十人增加到一百二三十人，原来老是二三十人的区队，现在也达到足够一个连的兵力，县大队都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连战斗最频繁、前些日子还遭受到严重伤亡的三边大队，在商河境内也得到了补充，保持了持续作战的能力。辛国治还特别强调：全区的三级武装部队，现在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曾旭清听了以后，更是高兴得合不上嘴。他说：“一元化时，二分区只有一个十七团，现在可以说，现现成成的有两个三个十七团。中央提出实现一元化的重大措施，越来越证明它的正确性了。当然要抓紧训练，提高战斗力，要求我们的县大队都能提高到主力部队的战斗水平。这并不难，咱们的县队、区队还不都是从战争中打出来的，谁都不怕打仗，愿意打仗，这是很好的基础。”
和我一同返回的龙书金司令员，一向沉稳，不多言语，这次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他也和我一样，完全未估计到地区工作发展得这样快，盛赞地方工作这几年付出的巨大努力，也给军队工作增加了压力和动力。军区对部队今年的任务，有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部署，大反攻到来的日子已经迫近，肃清根据地范围内敌占城镇、据点的战役很快将会打响，时间短促，要求部队把接收的大量新战士，迅速形成真正的战斗力。还要帮助县、区队接下老部队的战斗作风，建立起军事训练、内务管理、政治工作的完善制度，迅速成长为新的主力部队。分区为此要研究制定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实现这一任务。比如从老部队中适当抽出一些骨干，到县队中去，个别地方在不影响老部队战斗力的情况下，以少部分部队与县队置换，如同当年抽出小股部队帮助齐河建立县大队一样。经过几年锻炼，齐河大队已经成为保持主力部队战斗作风、达到主力部队战斗水平的一支队伍了。
龙书金的谈话，指出了分区当前的工作重心，也传达了重要的信息，抗日民族战争的大反攻阶段即将来临，消灭日军，还我河山，已经指日可待了。
“大反攻指日可待！”从盐坨大会到现在已在人们心中燃起了明亮的火炬。在为冬春工作的巨大成就喝彩的同时，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激扬振奋！
于梅先即刻返回济阳，那里是他的战斗岗位——济南工委所驻之地。就在这几个月内，他已经搭起了工委的架子，一支精悍的武工队已经组织起来，向敌占区敌伪军及敌伪组织的打人和发展潜伏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他和彭瑞林一道，从遥控指挥走到第一线，面向济南，直接进行工作。他俩的共同说法是：时间不待，形势给他们留下的时间太短，不抓紧就赶不上了。地委对工委大力支持，将马冲调去任工委委员。
于梅先一走，使我忽生“孤单”之感。这几年地委一直是三个人一同工作，虽说是分兵把口，各管一堆，但总是经常碰头，经常争吵，大家已经相当习惯了。现在地委机关说是集中了，其实是我一人在这里唱独角戏，日常工作，没有人一齐商量。往上说，曾旭清是地委的主要负责人，但他的主要活动还是在军分区，只是在地委定期会议时，才能集合在一起。分区的活动一直以齐济为主，因为二分区对敌斗争的主攻方向在泺口、济南一带，主力部队也都集中于此，注定了这个活动中心不会改变。在陵县唯一的好处就是，地委、专署连同武委会、交通总站集中于此。
盐坨会议以后，区党委已从行署调王子彬任二专署专员，秘书主任王其元继续担任专署二把手的角色，并在不久后被任命为副专员，形势的转化促使各级政府要在专署的具体指导下，开展多方面的工作。我与王子彬、王其元在遇到较大的事情时，能够一起商量，再分头实施，使我能少唱独角戏，对工作有所裨益。但在地委机关本身，仍然是我和刘秀峰、李资清、刘之光几个科长及几个工作人员而已，刘之光又被确定去筹组德州城工委，暂时尚无人补他的空缺。
新形势下根据地的工作是千头万绪，百事待举。主要是抓两件大事：备战和春耕。
备战包括在边缘区和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在中心区里抓紧民兵建设，在部队中抓紧整训，进行攻坚训练，准备到时候能够拿得上去。
春耕事关全区人民的生活大计，争取一个持续丰收的年头，保障人民生活，保证军需、供给，这也是备战的需要。春耕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党和政府要积极帮助和推动它更好地进行，尽量不做或少做影响当前春耕生产的事。
此外政府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同时进行。这就是：恢复村学，筹组地区的抗日中学，管理治安，稳定社会秩序，开辟财源，组织收入，合理负担，改善群众基本生活，管好市场，发行北海币。党和群众组织则要定时、及时地在群众中进行时事宣传教育。由于《渤海日报》尚不能按时发到二分区，主要依靠李资清担任编辑的地委小报<前锋》为时事宣传提供资料，再由交通站分发到县区，这样就使得这两个单位成天忙碌不止。
从地委专署到各县，工作已经处于转变的过程中，少了生死斗争的紧张气氛，代之以繁重的工作责任，担子不仅没有减轻，压力反而加重，不过人们的精神愉快，战斗意志昂扬。
过去几年中，我三天两头各处奔走，和相关的同志们一起常常是无所不谈，百无禁忌，深深感受到同志间亲切而纯挚的情谊，这固然是环境所致，不得不采取此种方式，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习惯。这样既能面对面地了解各地的具体情况，又给同志们坚持斗争以精神上的支持。这个习惯已形成，以至于有的地方只要一个月没有去，似乎就缺了点什么。一些常来常往的村庄里，大爷大娘隔久不见，心里也有些歉然。现在环境往好的方向变化，工作方法也改变了分兵把口、各管一摊的领导方式，实施集中领导。由于人手不够，“集中”在上边的日子多些，以至把原来习以为常、经常在下边活动的作风丢掉了，和同志们思想上的交流也少了，无论对工作还是对干部的思想很少深入了解，自己也萌发了“空虚、惶惑”之感，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怀疑。“人手不够，不是理由。”我责问自己，并自己回答，“这是对我领导能力和水平的考验。在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情况之下，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方法，而且在任何时候，要掌握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法，二者的关系是矛盾的统一，我对此却处理得不好，只能说明自己的无能无知，不能强调客观来掩饰自己的不足之处。”
辗转寻思，忽然回想起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一次讲话，大意是：“无论做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即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
我怎么没有好好领会这一精辟的教导，学会采用这种正确的工作方法呢？
春季以来，边缘区以及敌占区敌我双方仍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年初三边区发生的激战，赵元明、陈立民等同志英勇牺牲。时过不久，从济南工委于梅先处得知，党在济南建立的秘密党组织也遭到了敌特的破坏，张硕等同志被敌宪兵逮捕英勇牺牲，连同我方与张硕联系的秘密交通线也被破坏。
张硕以三年的时间在济南建立起秘密党组织，是很不容易的。济南是一个大都市，敌寇有严密的统治，建立党组织的困难很多，也很危险。张硕去济南治病，是经由地委批准，于梅先和他谈话，要求他能在治病期间，尽可能搞些敌情调查，做些接近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几年间，他的工作也由于梅先代表地委组织直接领导。张硕潜入济南，利用社会关系治疗疾病，拖着孱弱的身躯，辛勤地进行工作，从个别考察到进行党的基本立场的教育，终于建立起一个在敌寇统治下的秘密堡垒——党的支部。它之所以遭到破坏，并不是来自济南的敌特，而是地委分区的保密工作出现漏洞。起因于敌寇派遣特务主动找到分区，假借给我方提供情报，企图取得信任，从而窃取我党政军的重要机密。我方对此类嫌疑分子本应提高警惕，不允许其与我方指定的联络人员以外的人接触。但由于经常有人来往济南，终被追踪发现我方与张硕联系的交通员，从而发现张硕等同志活动的所在地。敌人趁他们秘密集会时，突击抓捕。张硕在与敌特搏斗时牺牲，几年来辛勤工作建立的党组织竞毁于一旦。
张硕的牺牲，我们都深感惋惜和哀恸。对于梅先的震动更大，他实在难以接受，甚至觉得张硕牺牲一事，他要负领导责任。对济南工委来说，也是工作上的一大损失。于梅先此时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眼前重要的是要抓紧做好我们应做的工作，才是对牺牲同志的最好悼念，光责备自己是不对的。我以此来劝慰于梅先，其实我的心情和他一样，只是在此时要努力抑制自己的哀恸之情，理智认识而已。*
阳春三月，经过寒冬后迎春的麦苗正在拔地上长，人们在翻耕过的土地上扬粪、撒种，谷物、棉花的新芽已破土而出，乡村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
从电讯中传来了来自延安的声音，党的七大在举世瞩目中胜利召开，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军事报告，大会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人，并且吹响了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建立联合政府的号角。
“我们将要胜利了！”对此，我们早已是满怀信心，不论时间早迟，我们终将赢得胜利。中央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了这个号召，仍然使大家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大家渴望胜利，渴望人民的解放，我们曾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胜利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开始浮现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大家对此充满了希望。
在根据地里，大生产热流滚滚，人们沉浸在迎胜利夺丰年的喜悦中。边战斗边训练的军队，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只待党中央一声令下，吹响进攻的号角，他们将向敌寇堡垒发起最后的攻坚之战。在边缘区、游击区，县区政权和区乡武装在人们的企盼下，继续向敌占城市的交通线逼近。昔日强大凶恶的敌寇据点，如今已经变成人民战争大海中的孤岛，千里铁道线也是命悬一线。
就在此时，齐河县长李聚五率领县大队在晏城车站附近与敌伪军激战时，不幸中弹牺牲。李聚五是二分区继吴匡五、徐尚武之后牺牲的第三位县长，如果加上在游击战中失踪并肯定已经牺牲的禹城县长王中民，还有潜入济南进行秘密工作的德县原县长张硕，二分区已先后有五位县长牺牲。李聚五的牺牲在齐河人民中影响很大，在军队、地方党政干部中也有剧烈的震动。龙书金、曾旭清和曾与他一起战斗的分区部队更感惋惜与悲痛。
斯人英魂已矣，楷模永存。
麦收以后，天气一直闷热，青纱帐在广阔的原野中徐徐升起。人们已渐渐淡忘了那战火纷飞的时刻，青纱帐让人看到了丰收的年景。军区已经发出了战斗命令，’趁开展军事行动的有利时机，分区各部队即刻出动，扫除铁路沿线及泺口以外的所有城镇的敌伪军。一分区去年已解放乐陵、宁津，此时即向南皮、吴桥进击；三分区去年已解放庆云、盐山，此时即向新海、无棣、阳信进击；四分区去年已解放沾化、利津，目前即向滨县、蒲台、惠民进军；五、六分区在已解放广饶、博兴、高苑之后，则向寿光、桓台、临淄、青城、长山、齐东等处进击。二分区的任务只是重新进占陵县和拿下商河县城，第二步配合军区主力部队和四分区拿下惠民。商河、惠民是在二分区境内剩下的两个据点，也是鲁北敌伪据点最难剃的头。它们不同于其他一些小县城。商河、惠民、无棣等地，伪军尚有较大的力量，而且刘景良、张子良等伪军头子都是死心塌地，在日寇战败已成定局之时，仍然有恃无恐地对抗抗日军民。要向他们进攻，他们必然会疯狂对抗，战斗的激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这也是我们年内要拿下的最后一个县城。这一仗并不好打，但是也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的部队已经训练了半年打攻坚战的本领，正好运用到商河的战斗中来。”龙书金沉着分析敌我双方的战斗力对比和在当前形势下打这场战斗的有利因素，作出打攻坚战的具体部署：就是尽量利用青纱帐的屏障掩护，逐渐接近县城并包围之，然后进行坑道作业，直逼城头碉堡，由突击手背炸药包在其跟前爆破……真正开始攻城战斗，已是酷暑时候了。部队在青纱帐的笼罩下步步进逼，坑道跟进，在外围堵住敌军逃跑的出口，再逐步扫清外围，最后集中向主要据点进攻。
这次行动总共用了好几天时间。我们全区几个县大队，除堵阻泺口、晏城、惠民、禹城、德县的部分武装外，也都集中在商河周围，作为进攻的二线部队，给他们以攻坚实习的机会，准备在下一步的战斗中发挥作用。
分区后方机关和地委都进驻临邑。常在临邑附近滋扰的敌伪军早已远逃。我从临邑驻地往返前线指挥部几趟，了解战地实情，掌握交通线及泺口等地敌伪动向，为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如敌伪来援、干扰破坏我根据地等做应急准备。
龙书金的预料果然很准。
商河田三秃子原本就是远近闻名的地头蛇，被沈鸿烈收编为保安旅，后又投靠日寇，与抗日军民为敌。在我大军压境之时，仍然负隅顽抗，企图拖延时间，希望得到惠民、济南敌伪的救援。但济南、惠民之敌已是自顾不暇，没有救援商河的信息。
我军主力部队经过广饶、博兴、高苑的攻坚战后，已向惠民方向挺进，并对商河形成了包围之势。经过十几个昼夜，部队终于攻下了商河，全歼田三秃子所部伪军。由于采取了坑道渐进爆破配合，突击进攻的攻坚方案，我方的伤亡较小，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我在陵县驻地得到信息后，立即单骑赶到前方指挥所，见到了龙书金、曾旭清、辛国治、李青山以及叶尚志、左东周等人，大家都十分兴奋。曾旭清赞扬商河县支援战斗的工作做得很到家，给前方部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新组建的商河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表现得也很好，可以很快成为训练有素、能打硬仗的一支新队伍。叶尚志也兴奋地说：商河人民受了日寇、汉奸田三秃子八年的窝囊气，今天终于熬到了头，能不分外高兴吗？能不做到战争要求的一切吗？打下商河以后，分区率领主力部队转到临邑休息，由地委、专署举行祝捷大会，祝贺商河战斗的胜利，为参战部队庆功。
此时也有一个轻松的插曲。地委、专署、分区的同志们在分区的住地齐聚一堂，为龙书金司令员和王毅如举行了婚礼，对这一对战地姻缘致以热烈的祝贺。从去年撮合他们两人到现在已年余，只因开会、工作、战事等各方面的原因拖延至今，正好碰上这一胜利之机操办婚事是再好不过了。
婚礼简单朴素，没有更多的言语。毕竟龙书金是地委、分区受人尊敬的领导，他和朴实沉静的女干部王毅如的大喜日子，谁也不想在此时搞些恶作剧，或者说些俏皮话，大家只是尽兴多喝了几杯酒。席间曾旭清又提出，部队的李青山和新来二分区准备参加组建主力团的刘重贵均系老红军，他们都已年过三旬，在龙书金的婚姻问题解决以后，地方上也应该帮助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当时在场的只有我和王子彬两人，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理应如此，责无旁贷，地方上应该帮助。不过也只是说说而已，无法兑现。二分区女干部极少，很难为这些老同志物色对象。不久前还是由王毅如设法为因病休息的分区后勤原供给主任罗老红军介绍了一农村妇女结了婚，这个老红军也就在该村安了家。而李青山、刘重贵等同志都在战斗岗位上，征战南北的可能性很大，物色适宜的女同志实属不易。不过既然答应了，总得想法去解决嘛！
此时龙书金情绪颇好，拿起装酒的杯子一饮而尽，连干几大杯。曾旭清也喝了不少酒，我也跟着干了好几杯。其实我喝酒心中无底，小时候我常站在祖父旁边看老人家喝酒，久而久之，老人家也叫我抿一抿，给一小块豆腐干，两颗花生米下酒，到离开家时，我已能喝上一两小杯酒了，从此有了习惯，看见别人喝酒邀我同喝，我从未畏惧，也不怕喝酒，但一直是少量地饮酒，从未醉过。有时与龙书金、曾旭清到一起也是如此，我自己则未单独喝过酒。专署有一个较大的烧坊，可以喝到一点原汁白酒，他们把它叫做二锅头，据说度数很高，一回一大杯，无形中酒量一下就上去了。
在龙书金的婚礼上，我和龙书金、曾旭清他们两人比着喝，尽兴而散。
事后才想起，曾旭清为别人解决个人问题说话，这是第二次了。我怎么没想到，他不是同样也需要解决个人问题吗？无论从同志、从工作来讲，我都有帮助他解决此事的责任，但是我一直未觉察到这件事，可以算得上反应太迟钝了吧。不过二分区解决此事困难太多，想解决也无法解决，他不直接提也好，等到有了解决此问题的条件的时候再说吧。
在围攻商河期间，我每天骑牲口来回于商河和临邑之间，尾椎骨磨伤化脓。二分区卫生处长李力来看我，没有麻药，他用小刀划开皮肤，挤出大堆脓液。过两天，又化脓，又划开，挤脓，上点红药水，总算愈合了。
在围攻商河以后这段时间里，各色各样的信息纷至沓来。除了新华社播发的公开电讯新闻而外，正常渠道的信息还是军区电台发出的内部通报，这当然是绝对可靠和准确的。大量的消息还是济南工委和济阳县收集到的敌伪报纸和传闻中得到的信息，自然十分零乱，前后不一，真假难辨。但从中可以看出，盟军已在缩小日本侵略者的外围战场，向日本本土推进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苏联红军即将出兵东北的消息传来，济南等地的日伪军更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此刻忽然接到军区急电，转发山东军区命令，宣布山东军区立即组建八个师，其中渤海军区组建第七师，由杨国夫任师长，刘其人任政委，同时命令军区参谋长袁也烈任军区副司令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贯五任副政治委员。
渤海军区电报通令，第七师编制三个团，即原军区直属团和基干团（原冀鲁边区基干团），另外由二分区直属部队组建一个团分别编入。
随后区党委、军区又通知各地，要发动又一次大参军的运动，充实七师的编制，壮大地县武装，准备组建新的军分区的基干部队，以迎接全面大反攻的到来。
这无疑是二地委、专署、分区面前的一件大事。七师的组建，二分区承担三分之一的编制，此项任务说明了二分区在渤海区所占的位置，当然也说明了二分区主力部队是原坚持边区斗争的两支主力部队之一。此次组建七师，理应回归主力军中去。能够回到主力部队的行列，也是原十七团指战员一直向往的事，今天随着大反攻的到来，得偿夙愿，自是欣慰莫名。地方同志，从地到县则对新一轮扩军要求满怀信心，目前群众抗战情绪极度高昂，只要一声号召，便会有成千上万的民兵及年轻人争着涌进部队的行列。
从济南收到的情报说，苏联红军已经出兵，日本本土挨了盟军巨大威力的炸弹轰炸，济南等城市已经乱作一团。消息一会一个，前后不分，真假难辨。我们从军区得到的通报，和新华社的电讯新闻，则天天报道我军解放华北、山东、苏北等地中小城市的消息。地委的《前锋》此时也忙个不停，发报纸，发号外。分区政治部也不断发战争消息的油印报道稿。
8月10日，苏联红军出师东北的消息传来，军营、村野简直热开了锅，人们奔走相告，抚掌称庆，村子里唱起了地落子，部队里大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
8月15日，我正从临邑分区驻地返回地委住地老官张家，传来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特大新闻。一路上的人们全都沸腾起来了，道旁地头都在诉说日本侵略者完蛋了！一进村，那放了假、满脸稚气的小学生，志愿担负了传送号外的义务，他们一路小跑一路吆喝，将消息向外村传去。交通站和报社——其实就是地委宣传部，组织村里的儿童团，将新闻、号外快速送到近处村子，再由那个村的儿童往前面的村子传消息，这样五区村里随时都能收到新闻和号外了。鲁北的大小集镇、村庄，都处在欢乐之中。人们奋力高呼，纵情歌唱，还有什么能比“日本投降”这个大新闻这样震撼人心呢？
老官张村里的家家户户都弄上一壶烧酒，煮上满锅的扁食，吆喝驻在村里的干部同志，好好地喝上几盅，喝得痛快，吃得舒展。警卫员张林森就是老官张的，他家大爷大娘就来招呼，邀约着我和小嘎子到他们家去喝上几盅。他们家的光景并不富裕，我倒是劝他们别多破费，大爷却说：“不富裕怎的？这么个大喜日子，也该咱们好好乐一乐呀！”
这一天就好像又过了一次大年。不对，要比大年还要热闹。这是攒了七八年的劲呀！
专署有人过来取资料，他们说在三官道那边，全村也是一样的火暴。
“不用问那里，我看村村都是一样。”刘秀峰笑着对大家说，“是该好好乐一乐呀，这是最大的喜事呀！”
在兴奋愉悦之余，我也不禁一阵沉思。在我的脑海中，突然有一种迷茫之感。过去曾经想过的事，隐约地浮上心头。我现在已过了二十三周岁之年，照理说还是一个青年人，而且还曾经是一个青年工作者，但自我感觉好似已不在青年之列。战火消磨了我的青春岁月，我已把青春无条件地献给了革命和战争。我曾经想过，我少年辍学辞家，为了抗日，为了革命，一切可以丢掉，无所留恋。现在胜利已经到来，我能不能重新拿起书包，再返课堂读书学习？不过那时没有想到，等待胜利到来的时间会这样久！以同等学力上大学去，也许还有可能。在我们何氏家族中，不就有过先例？我的六爷爷何鲁不就是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送他去法国学习了几年么！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个机会该多好呀！
再一想，这是不可能的了。我已经从思想上、组织上成为一个自觉的职业革命者，革命就是我的职业。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并不等于革命的胜利。革命是一生的事，要继续奋斗，继续前进。我向往学习，但学习只能在革命生涯中进行，学习也得服从革命的需要，怎么可能像过去那样做一个普通的学生呢？
此时另一个遐想又涌上心头，思乡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破落的家，祖父、母亲失去音讯至今已六年有余，谁知道如今会是个什么情况？如今鸱鹗尽除，能否“万里家山话远征”呢？能否投向慈祥的老人膝下，倾诉游子的情思？
时已近黄昏，刘秀峰、李资青还有新去德州工委、恰巧有事来地委汇报工作的刘之光约在一起，从专署自己管理的烧坊中买来二锅头，大家来了个开怀畅饮，直抒胸臆。四人对坐，感慨万千。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一起缅怀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日子，想起已经牺牲的战友，悲喜交织，一杯杯酒，浇不尽胸中的无限块垒。
刘之光头年从德县来到地委机关，最近又派回去，担任德州城市工委副书记。德州工委和彭瑞林、于梅先的济南工委性质相同，只是城市小，规格自然低些。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并不轻松。他承认，日本投降，对他的这项工作将起到很大的影响，也许会一帆风顺地进入这个城市，接受日本鬼子的投降，使城市回到人民手中。也许会十分艰苦。
我赞同他的设想，也指出要把后一种可能当做现实来准备自己的工作。不要因为日本投降而放松，反而要因此鼓起劲头，去实现我们的目的和要求。
在场的几个人都一起祝愿他在德州新的战斗岗位上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