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被袭击一事，在全地区各县间引起了震动和影响，它暴露了我们对可能发生的严重敌情缺乏预见和高度警惕，低估了这些新区内外敌对分子勾连、潜伏、破坏的能量，同时也激发起这些地区干部、群众对匪特、反动、恶霸分子的愤怒和痛恨，更明确地认识到清匪反霸、减租斗争的必要性。我在各县负责人会议上再次动员和部署各县开展查减、清算、补课等工作。尽管这次行动不是大张旗鼓，但还是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形成相当大的声势，自然会挖出一些劣迹斑斑、鱼肉乡里、附敌为恶、祸害人民的匪霸分子，也震慑了更多的敌对分子，进而发动组织新区的基本群众，夺取为匪霸敌对分子操纵的乡村政权，使这些地方出现了新的景象。
不久，此事就引起了我们内部正、反两面的不同反映。
原来，分区从部队中收到大家对这场运动的不少反映，这才引起我们的注意。目前分区的部队，主要就是各县大队集中起来的。这些指战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自然和本村、本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一些人的家里人，在当地干了很多坏事，但又曾与我部队有过联系，有的向我方送过情报，帮过部队一点忙，此次成了斗争的对象。部队认为这些人有功，该保护，但群众却有很大的民愤，运动一起来，多数都被列为斗争对象。军地认识上有很大的反差，问题也都反映出来了。
曾旭清特别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这场斗争是执行区党委的工作指示开展的，因而不能质疑运动对不对。但是对来自我们内部的反映，自然就不能不问了！”
曾旭请认为内部的反映，是指的我们工作上发生的问题，需要我们自己来检查改正。他正为来自部队的不少反映，善意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从专署、县政府中也得到一些类似的反映。有的人过去为敌伪做事，也为我们做事，如乡村中的两面派等。就连比较小的济南工委那里，也从他们的工作关系中反映出一些类似的问题。他们在济南发展的工作关系，家都在我们新区，这次也被斗了。最后一些情况也反映到区党委，为此区党委还来人了解情况。
这些问题自然都是被斗那一边反映出来的。但在我们本身，各县也从正面反映出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开头劲头不足，热度不够；第二次热起来了，又过了一些。不仅在全新区有一些反映，半老区——即去年以来，从过去的游击区成为解放区的那一部分，去年曾经开展过同样的运动，还出了一些事，伤了个别人。现在运动要继续干下去，需要先在干部中总结经验，检讨在政策中有无漏洞，并且要从思想上检讨改正。
为此，我们召开了紧急的县委书记会议，就目前运动的状况进行分析评估。几位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同志如姚少坚、时进认为，运动的主导方向是对的，工作发展也是正常的，对运动中出现的过火、偏差不能看得太严重。另外一些同志则承认对运动掌握不稳，以致偏差面较大，造成不良的影响。
‘ 矛盾似乎又集中在我的头上。在曾旭清将主要精力完全放在分区之际，发动领导这一场大的运动，完全由我一人领导，发生偏差，我是责无旁贷。愧疚之感，油然而生。尽管这场运动是根据中央精神和区党委的工作部署进行的，运动的主导方向是正确的，在执行政策中发生问题，出了差错也是难免的。“运动要坚持，偏差要纠正。”“政策执行正确，应当归功于党；出了错误自己负责。”用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现在的处境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在会议上，反复讲了上述四句话，从执行政策的尺度、掌握运动的火候、领导运动的偏激等方面检讨。又着重指出，发动这场运动是执行党的指示，不要以一时之差而影响运动的进行，会后不能泄气，要坚持将运动搞下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允许停滞不前，贻误时机。话虽然这么说，但人们的情绪却起了很大的变化，运动自然受到影响。
我真的有点怀疑自己有无能力胜任自己所担负的工作。毛主席曾经批评过十七八岁的娃娃啃不动《资本论》（我怀疑是批评我的老友田家英），而我呢，十八九岁的娃娃当地区领导，自己到底能领导些什么呢？
我在和刁一民、吴智铭三人的组织生活会上，暴露了自己的思想。但他俩都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是不恰当地低估自己。他们绝不怀疑我的工作能力，眼前出现这一点偏差，无须自责，倒是担心因为这个偏差，影响工作的进展。
事实确实如此。来自部队、地方、县里各个方面的不同呼声和压力，加之我思想上的反复折腾，区内有些点上已经出现问题，不得不停下来检查改正，重新进行工作，这样无形中耽误了工作进度。
“从渤海全区来看，二地委是落后了一大步。”区党委在惠民召开四个地委负责人的会议，检查各项工作的进度时，我主动说。
“运动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在任何地方都是难免的，只要我们正确掌握政策，精心细致地做好每项工作，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嘛，不应该影响和动摇我们将运动坚持到底的决心和信心。”王卓如在我发言时插话，他无疑是在纠正我发言时的态度和观点。
在研究工作进度时，我说：“在地委会上，地委的同志们都作了检讨，也明确了不要因为出了偏差，影响运动的发展。如今正在努力追上兄弟地区的步伐，不过前段时间拖下的‘债’太多，起码在目前是不可能赶上兄弟地区了。”会后王卓如和我个别交谈时，他关心地对我说：“郝炬，你这是怎么啦！做起事来，老是有点提不起劲！瞻前顾后，这不是你的一贯作风。想想你在二分区争论中那股劲头，怎么没隔多久，一下就变了呢？”
我承认自己确实缺了一点那时的冲劲。现在不一样啦，这是在我们自己能掌握和支配的时间里，总得考虑周到一点嘛！再说我们才刚刚进行了整风学习，在学习中进一步认识、解剖了自己，工作上、政策上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也证明自己的能力、水平都不够，难当大任。我向王卓如进一步敞露了自己的思想。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从延安出来时，我就想过工作几年再回去学习，以提高自己。孙子权、邹玉峰不都去学习了吗？现在也可以轮到我了吧！在学习以后，我还希望能够有在基层工作的机会，使自己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我赞赏你的谦逊和真诚，也赞成经过整风学习以后，你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忽略，整风学习以后，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担负起党交给你的更繁重的任务。想有一个学习的时间，这是好事，但党要求你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更好地工作，不要将此与要求学习混为一谈。须知区党委对你们前段时间的工作是肯定的，偏差只是个别发生的。发生偏差，自然要注意了解分析，认真解决，但绝不能因发现了偏差，就怀疑自己的工作，甚至过分地责备自己。至于以后的工作要干什么，就不应该想那么多。你倒是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战斗了整整五年，你已经熟悉了这里的一草一木，熟悉了这里的人民和同志们，他们已经把你当做真正的山东老乡了。这里的工作需要你，不要想人非非了吧！“王卓如说。
我向王卓如表示：不再作个人的考虑，回到地委认真做工作。“吃一堑，长一智”，这是又一次深刻的教训。
要做好一件事有多难啊！可要想搞砸一件事，却又多么容易呵！
秋后不久，在山西、河北发生了上党、邯郸两次大的战役，中原解放区被国民党重兵包围，内战爆发的迹象已经日益明显。济南、德州的周围，我们与国民党军小的纠纷时有发生，但眼前的生活还在平静之中。临邑城北关，已是天天赶集，热闹非凡。伴随着清匪反霸、减租斗争在新区的开展，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也正在逐渐展开。在城里最打眼的事，莫过于鲁北地区第一中学已经开办，全专区也只能搞起这一所中学。多年没有学校可管，专署文教科长李笃忱正全身心地把自己的精力投入这所学校之中。这位作为“三三制”代表人物参加抗日专署工作的老乡师校长，非常珍惜这个“用武”之地，实际上学校的一切差不多全是文教科来操办。李笃忱集科长、校长、主学科教师三者为一身，忙得不可开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打仗打得学校停了七八年，现在要是再不抓紧赶上，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吗？在一切还未就绪的情况下，学校的学生也很不容易招起来，最后能进校念书的人实际上也都成了公家的人，管吃管住，这样的学校不可能再第二、第三地办下去。全专区有了这一所学校，也是费了很大的劲，不过，它却向人们昭示了，根据地各项工作已经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和平之风未绝，内战危险严重，人们时刻警惕，前途一片光明。”蒋介石密令发出的《剿共手册》-经揭露，党中央及时指示，通报各地，使大家对动荡的时局迷惘顿开，心中都有了数。全地区一方面进行清匪反霸减租的群众斗争，在解放区内展开全面的建设，另一方面则是全方位备战，并集结武装部队，由分区司令部萧锋、曾旭清、辛国治等领导亲自带领新组建的十一、十二两个主力团，警戒泺口、晏城及德州等方向的国民党军李仙洲部。泺口、晏城至齐河及禹城方向，分由济阳、杨忠、齐河、禹城大队担任警戒，德州附近则由德县、德平县大队上调组成的分区独立团，配合德县、平原县大队担任攻防警戒。区党委直接领导的济南工委，依靠分区部队的掩护，向济南及其附近据点开展打人、派出、联络、信息等各项工作。地委领导下的德州工委则随同独立团向德州城市附近进行工作。地委、专署按照区党委、行署的要求，定驻临邑，联系各县，开展党政群团各项工作。地委同志讨论分析了形势，在部署冬季工作时，大家都感到我们这里正处于“大局迷离，本地平稳，备战紧迫，工作繁忙”的情况。
此时，景晓村来到二分区检查工作。
渤海军区、区党委成立以来，军区、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还没有专门到二分区来检查过工作。在战争环境下，往返一趟很不容易。胜利以后，区党委进驻惠民，与二分区所在地的临邑相距百余华里，而景晓村的主要活动则着重于军区方面，因为杨国夫、刘其人等的离去，军区工作的繁重，客观要求“一元化”中心的领导人将主要力量放在军队建设方面。这次他也是先到一分区视察北线，然后又到二分区，了解德县地区的斗争形势和全区的有关工作。他来到临邑时，萧锋、曾旭清都在前沿指挥不能前来，地区以我为主向他汇报工作。景晓村对二地委的工作持肯定态度。他几次指出，当前形势的发展，我们渤海区也包括二分区，将在较长的时间里与济南的国民党军处于对峙状态，二分区正处于泺口前沿，担负着渤海区一半攻防济南的任务，因此抓紧时间，迅速组建军区新的主力部队，接替已经北上的七师部队的防务，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地方上同样要抓紧时间，打好扎实的工作基础，随时准备打击向解放区侵犯之敌。二地委所处地方，新区多，比其他分区基础薄弱，更要加倍工作，赶上形势的要求。二地委过去在对敌斗争中工作是做得好的，今年以来，在几次大的行动中成就也很大，现在更要一鼓作气，在新时期中把工作搞得更好。
他的几次谈话，实际上都是在勖勉我继续努力做好二地委的工作。他还个别指出，要加强军队方面的工作，现在他的主要力量都放在军区，李广文、曾旭清也都把精力放在军队方面，这就更需要我大胆主动、切实负责地搞好工作。
景晓村还拿出一点时间和我作个别交谈。他说我担任地委书记时十九岁，这和他当时的情况极为相似。他比我年长几岁，在二十二岁时担任了清河区党委书记，二十岁时担任清河特委书记，我们都算得上傅继泽所说的“少壮派”吧！还有更重要的相同之处，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不能胜任党给予的重大的工作责任，所以能够谦逊虚心地向老同志学习，向一同工作的同志学习，有了这种态度，虽然能力水平不足，还是有信心做好党的工作。
景晓村并且主动为地委、专署，以及在地委参加会议的几个县的领导干部和临邑县的干部作了一次报告，这在二地委全区，也是头一次有这样大规模和这样高层领导的报告会了。
景晓村的报告，主题仍然是形势与任务。目前的形势确是波急浪涌，复杂多变，牵连亿万人民的心。人民要力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反对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但一定要作好应付内战的准备。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人民力量已经发展壮大，谁胆敢进犯我解放区，就将其消灭在那里。蒋介石要反共、内战，注定其最后必然失败。这就要求解放区要抓紧做好各项工作，一方面是强化人民武装力量，有备无患，以打垮来犯之敌；另一方面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设坚强的党组织和巩固的政权，使解放区立于不败之地。繁重的任务需要全体同志加倍和不懈地努力工作。最后他勉励大家要团结奋斗，争取未来新的胜利。
景晓村的报告，在与会干部中，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无论是对形势的分析，还是对任务的阐述都很中肯，并且因为又是二地委范围内，从来没有过的一次大报告，人们的印象自然感到新颖和深刻。报告本身以及他与我的个别谈话，对我都有很大的触动。这并不是因为在他谈话和报告中，对我的工作加以肯定和表扬，而是因为他在谈到我时，把他自己也包含进去了，使我深感他对同志的坦诚，能够将他自己和我摆在一起来说话。实在说，在此之前，我对他的印象很平常。区党委、军区每个领导都是我的上级，不论是谁都会同样受到我的尊重，但我对王卓如、周贯五，特别是黄骅就更感亲切，从内心里更为敬佩。而景晓村这趟来二地委的谈话和报告，完全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他对我这样一个下级同志，都能如此，完全可以想到，在军区、区党委领导之间，他必定将令人信服地成为党的团结的核心。
数九寒天，又一次来到了萧疏的原野。连天风雪，吹过一片片银白色的雪花，覆盖着被冻僵了的村寨、车道和土地。在这冰凉刺骨的霜风里，家家户户都在热腾腾地准备迎接这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尽管两个月来，时时处处不断传来令人不安的战事以及冲突的声音，可还是挡不住人们对胜利后头一个春天的盼望和诱惑，那是一个自由自在欣欣向荣的春天呵！
国共和谈正在持续进行。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斡旋下成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向若干地方派出了三方的调处小组，从北京往济南到德州，都有这样的小组。德州城的军调三人小组，其中共代表就是由渤海军区派遣的。军区也在德州城附近集结了部分主力，对德州城形成了包围之势，如果不是停战调处，德州城随时将被我军解放。德州城原有的日军，已经集结于济南等地，现在守城和我军对抗的，实际上就是被国民党授予中国军队番号的原伪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三方谈判中的“国军”代表，参加谈判，令人十分恼恨。除了德州周围及泺口、晏城附近偶有战火接触而外，在解放区内部，却是一派祥和景象。
我也同样处在欢悦之中。区党委通知，我已列入华东局党校调训学员名单，二分区同行的还有辛国治、王西平等同志。据悉军区、区党委机关和各地委分区总计二十余人，将于春节后到惠民集结，前往华东局报到。
区党委没有食言，满足了我学习的要求。我被指定为这批干部集训队的临时党支部书记。学习是我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愿望，可临到真的要去学习了，却又怅然不已。鲁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五年多的日日夜夜，风霜雨雪，生死与共的战友，长眠地下的同志，一一在我的眼前掠过……在这五年抗战中，我未曾洗过澡，老乡帮我做的一双布袜，可以穿上一两个年头，双脚上泥土、灰沙和脚上出的汗，结成千硬的板块，牢牢地黏在袜底上，隔上一冬或几个月脱下袜子，把它翻过来，用硬木小棒翻来覆去地敲打，把硬泥板敲成碎块，从袜底上抖下来，这样既洗了袜子，也洗了脚丫子，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吃糠、吃油饼、吃花生壳、吃野菜……多么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呵！
“我还会回到这里来吗？”在我心底总是有那么一点思乡情结，觉得重新回来的意愿似乎不大。可组织真要我回来，又怎么办？要我回来，自己也不会反对呀！我在心里暗想。
辛国治离开后，已经由组织科长提升的政治处副主任主持政治处的工作。萧锋司令员到职后，老曾可以兼代辛国治的许多工作，不过辛国治回来是无疑的，因为位置是空着的。王西平由原来的齐河工委书记改任县委副书记，抽他出来也不影响工作。至于地委，区党委也做了安排，刁一民已被任命为副书记，在我抽训期间代替主持地委日常工作。他十分希望我不去学习，明知决定不能更改，他也希望我几个月后迅速返回。他只是在我学习期间代一段时间工作，我则认为他完全能顶替我的工作，至于到时候我回不回来，只能等待组织的决定了！
离开二地委以前，我跑了几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去向几年来同甘共苦、一起战斗的老同志们话别。
头一个就是去看望彭瑞林和于梅先，他们在济南工委同挑一副担子。说来时间过得真快，老彭来到这里已经快一年了。照他自己讲，这一年真是忙得够呛，工委组成不久，工作网络没有展开，当初估计的形势又很紧迫，那时找到芝麻大点的线索，都当做宝贝。临近夏天，敌寇败局已定，这时发展城市工作，倒变得容易起来，有的人主动上门，希望能与我们建立关系，我们派入济南的潜伏人员行动也较方便，工委的工作也十分带劲。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李仙洲部人鲁，与我军形成对峙局面，一些观望的人，不敢来接头了；一些主动和我方联系的人，也不再来联系了。工作没有前些日子那样忙，但工作却更艰苦更费劲。这样也好，对这些人自然过了筛子，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个考验，毕竟筛掉的还是少数，倒使我们的基础更扎实更可靠了。
老彭很健谈，我本来是去话别一下，更主要的是想和于梅先谈谈，但先见到他，他一口气就谈了许多，从头到尾的话题都是围绕他们的工作而不及其他。他很安心他的工作，看来工委的工作很重要，也需要时间。现在的对手是国民党军，得做长期的打算。他对我说，李慧已到你们妇联工作，我把家都搬到二分区来了，看来和二分区是分不开了。
我去时，于梅先正好有事，回来较晚。我们分手也有一年了，虽见过几次面，但都是匆匆而过，这次一摆谈，想说的话也很多。在那段时间里，他一人照顾地委工作，同时还要边组建工委，边开展工作，彭瑞林又晚了一段时间才来，他也累得够呛。彭瑞林来了以后，一切大小事都是两人一起商量，一起动手，再加上彭瑞林是新来的，人地两生，具体事务还得他担承。连续紧张的工作，使他骤感身体难以支撑，不久前病了一段时间，但有些事情总还是丢不下，还得照样干工作呀！我们相对交谈了一些往事，没有再说什么。他倒是流露了很多自己的思想，我感到他的心情抑郁，精神负担很重，情绪不高，与他去年接受济南工委任务和在地委临时主持工作的那段时间判若两人。他老是怀疑自己身患绝症，对自己丧失信心。这也是他的本性使然。他说：你能在去学习之前，特地来看望我，感到十分高兴，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啦。他的话使我感到惊讶，他竟然对自己的身体估计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你想到哪里去了？”出于对他的抑郁多疑的个性的了解，我不禁向他大喝一声，“你不过是长期紧张工作，有点儿身心疲惫，诱发了点毛病罢了，值得这样大惊小怪？我看你绝不像是什么绝症，不过是感冒拖得久了点，胃口又不好，遇到这么冷的冬天，显得重一点罢了。你还是那老毛病，有点事就想不开，心里老放不下，自己把自己搞得严重了。我还是那句老话，别再胡思乱想，养养身子，拣上几服药吃，用不了多久，就没事了。等我学习完回来时，见到的还是那个筋筋棒棒①样子的于梅先，你说对吗？我的老伙计！”
我这重重的几句话，还真起了点作用，于梅先自己也不禁笑了：“还是你了解我这德性，不知怎的，遇见一点事，我总是老往坏处去想，越想路就越窄，你一提醒，也觉得好些了。我真希望你能有时间，咱们在一起常聊聊，你可别一走就不回来了呀！”
在德平，靳兴侯、李玉池为我能在走以前，专程去看望他们，深感高兴。在尽情畅谈之中，他们又不约而同地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共同的意见：一起工作时间不短，工作上对我意见不多，却感到我对同志们关心不够，光注意使用干部，不注意做干部的思想工作和解决于部本身的一些实际问题。靳兴侯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军分区参谋长，应该属于地区一级领导，但他学习回来以后，派他去当德平县长，又未对他说清楚，简单地以工作需要为由，就让他去德平工作，使他在思想上背了包袱。最近听说调他去专署任秘书主任，做王子彬、王其元两位专员的助手，和在德平的现职相差无几。李玉池虽然没有多少具体意见，但他认为我对同志们关心不够。我原来曾设想，李玉池回地区担任各联会主任仍兼回民协会主任，后因曾旭清力主李玉池继续致力于回民大队的扩充建设，以此为基础，下一步成为分区又一支基干团，往军事工作方向发展，因而作罢。对李玉池使用的两种意见，都反映出对他的工作能力的肯定，但都未考虑过可以将他擢升到地委、分区领导成员的位置。他们自然都不会反映个人的一些想法，然而这个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
在此，我不禁联系到地委机关的刘秀峰，县里的马聪、曹明惠，甚至包括王景芳等等同志，使我回首反思，不得不承认，自己作为一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对干部的关心和使用，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我对一些早在这里工作的同志，总有一个固定的印象，认为多数能力不足，水平不够，不能胜任现职工作，总是要求上级从其他地区抽调干部，使这些一直在最艰苦时期坚持工作的同志，反而担任副职，王西平、刘秀峰、王林华等同志最为明显，其他如曹明惠、马聪、夏章健等同志，实际上下了一格到区里工作。尽管这些同志并未公开反映，但无可讳言，这终究是一个思想上的疙瘩。仔细思量，这和我对自己的看法一样，都是为革命工作，能者出头，哪能考虑个人的得失呢？
现在靳兴侯、李玉池他们在我临别之际，敞开思想，较为含蓄地提出这个问题，也绝不是一两个同志的想法。此刻我才发现，这已经成为几年来我工作上的一个突出的毛病，总是强调以自己作比，但就没有想到黄骅、王卓如、景晓村对我是一种什么态度？他们都对我严格要求，而又都热情关怀我，勖勉我改正缺点，更好地为党工作。他们实际上是时刻都在做我的思想工作，关心我的成长。我也是一个地区范围内的领导者，为什么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时已至此，即使我已经醒悟，一切也无法补救，只能带着深深的内疚心情离去。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信赖，满含着在战斗中结下的深挚的情谊，我将长铭心怀。
我来到土桥，已届春节。向分区的同志表示慰问，也算是告别。
此时袁也烈、景晓村、周贯五等军区首长，均集中于军区前线指挥所，分区萧锋、曾旭清、辛国治、萧平也率领分区两个主力团和独立团集中于此，留下新组成的基干团和县大队在泺口、晏城方向监视济南国民党军的动向。德州城已处于我渤海主力部队包围之中，德州城市工委崔健、刘之光也已进行了各方面的工作，随时准备人城接收。景晓村见面时对我说：“区党委已经允诺了你的请求，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你快去快回。你在这里已经经过五年的战斗岁月，已扎根在渤海的土地上，这里需要你。切莫辜负区党委和同志们对你的期望。”
在分区司令部里，我们几个老伙伴们一起开怀畅饮。几年的相处，我们已是亲密无间。即将分别，大家都有怅然之感。次日，我回到临邑，整理好行装，赓即上路。我又一次踏上了征程。
别了，鲁北！这块曾经充满战斗硝烟
和浸透烈士鲜血的土地，这块我曾经付出青春和热情的土地，是我魂牵梦绕的第二个故乡！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块辽阔的平原，不会忘记那些战斗的日子，不会忘记那些为了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不会忘记那些与我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不会忘记于庄、信庄、三洄河、南徐家、赵马拉、朱二歪家的父老乡亲们！
迎着冬日早晨缓缓升起的朝阳，胸中涌动着一阵阵激情。我对自己说：我会回来的，鲁北！这里的一切，对我是何等的珍贵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