赍命将行辞故友，一身胆气向云天。
八年鲁北同甘苦，此去不知何日还。
《将行》（1947年作）
战局风云变，大军复出征。
担架三万众，昼夜尽兼程。
队伍非乌合，支前常备军。
黄河穿越急，陇海正鏖兵。
胜利终将至，军民同此心。
《支前南行口占》 （1947年作）
漯水流江汉，关山隔楚秦。
中原战未歇，家国恨难平。
父老知何在，故乡不可闻。
投书从此去，终不得回音。
《漯水》 （1948年作于漯河）
一、风雪之夜
冬日的黄昏，天色早早地阴沉下来，凛冽的北风直人胸背，吹僵了戴着大棉手套的双手和踏在马镫上那双大皮靴里的双脚。从晌午就开始飘落的雪花一直没有停过，不时飘洒在脸上，融化在眼边上的滴滴水珠，让人老是睁不开眼。从临沂苏村出来没走多远，天色愈来愈黑。雪下得越来越大，风雪交加，人困马乏。我们离党校驻村还有一大截路，看来上半夜是怎么也赶不到了。
“这李宁怎么这样整人，硬叫咱们几个大老远来这一趟，却三言两语就打发了，还要立刻赶回党校，弄到这半道上，风雪黑夜，挨冷受饿，难道非得露宿荒郊不成！”辛国治和夏戎一直在嘀咕。
在华东局党校学习了近一年时间，与我们几人同在一个支部的华野一纵的学员中有不少人都因为战争原因，提前离校回到原部队，参加自卫反击战争。国民党军在涟水战役以后，已经越过陇海线向北进攻，侵犯我山东解放区。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机关，也从临沂城附近转移，党校也搬到距华东局较远的地方。全体学员还参加了一期临沂郊区一些村庄的土改。经过几次延期，正当本期学习结束之时，突然接校部通知，组织部李宁部长要渤海区学员王云生、我、夏戎、辛国治和程雨村五人去组织部谈话。于是才有了此次苏村之行。
几个月前，李宁部长专赴党校，给学员们作了题为《珍惜学习机会，端正学习态度》的报告。我和程雨村两人，借此机会专门向他汇报对学校负责人的领导方法、领导作风的一些意见，不料却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认为我们学习态度不端正，不好好学习，对学校领导横加指责，组织纪律差等等。后来他对全体学员的报告主题就是支持校部对全校学习的领导，并且不点名地批评“有的学员”学习态度不端正，不接受学校的领导等等，话锋直指我们几人。
过去我从未接触过李宁，但对他早有耳闻。从张晔那里得知，李宁曾被捕入狱，从容、镇定，与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令我们极为敬佩。但这一次的接触，却令我们大为失望。我们提意见，是为了学校负责人能改进领导作风和指导学习的方法。因为温庆春副校长不接受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才想到向李宁反映，希望能引起他的重视，予以解决。但是他却和温庆春一样的主观武断，先人为主。从此以后，我抱定只把学习搞好，不问其他的决心，认真学习。
我满以为，两位领导对我们的批评就此过去了。殊不知在学习结束之时，李宁部长还是要给我们特别的“照顾”，让我们几人专程赶到组织部。谈话却十分简单，就是对我们五人的去向给一个交代。对王云生这个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在1928年入党的老同志倒是没谈什么，就一句话：“你仍然回渤海去。”对这点我们早已预料到。在我们对党校学习和对领导有意见时，开始王云生发表的意见较多，李宁曾专门向他打招呼，让他不要和我们几人站在一起对学校领导提意见。王云生把此事告诉了我们几人，以后大家提意见减少了许多，王云生更是不再说话了。
李宁对夏戎、辛国治也只简单交代：因你们原单位工作需要，组织部同意你们即刻仍回地委和分区，只是郝炬、程雨村两人要留在组织部“听候分配”。并将刚写好的一封短信，让我们带给温庆春，招呼我们早点赶回党校驻地去。
“这难道有什么必要，非要大家来跑一趟？”王云生老汉年纪大了点，真的感到累了，一出门他就自言自语地咕噜了两句。我们四人彼此相顾，显然都有同感，大家都没吱声。
此时我只能沉默。心里知道，五人一行，是因我和程雨村而起，要他们三人同来，不过是给点暗示而已。此刻，我们的态度只能是无条件地接受组织的批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党的基本原则，无论自己有多少意见也必须搁置下来，何况我早有离开原工作岗位的思想准备。心情平静了许多。
夜色已深，漫天风雪，实在无法赶回住地，只好在途中一个村子里，找到一间空房子停下来，安顿好各人的牲口，并找到村里管事的要了两捆干草，烧暖那冰冷的大屋，熬了一锅稀粥，喝点粥暖和暖和冻得发僵的身子，阖上眼，盖上从身上脱下来的羊皮大衣，准备熬过这一宿。抗战时期，比这更苦的生活不知道过了多少回。这次可是近两年重新尝试的一个难熬的夜晚。
喝了粥，身上慢慢开始发热，睡不着觉，免不了你一言、我一语地唠起来。大家心头的气，横竖还没有摆平，都估量着李宁这次出面向我们交代，一定是温庆春的主意，或者说是温庆春向李宁提出的请求。李宁是华东局组织部负责人，又兼党校的校长，由他出面说话，自然更具有权威性。
“李宁给温庆春还带得有信，里边不知道有什么‘名堂’，咱们打开来看看。”夏戎和辛国治两人同时说。
王云生、程雨村两人都没作声，倒是我说了话：“这样不好，我们怎能私拆上级的来往信件，这可是严重的组织纪律问题呀！”
“没关系，想个办法，别弄坏了它，看过后再恢复原状就行了。”辛国治说着就很仔细地用稀粥打湿信的封口，轻轻揭开信封，取出了信纸。辛国治随身带有一个小手电筒，他和夏戎两人就着地下还未熄尽的火光，照着电筒，看完了这封信。
“一点也不假，他们就是给小鞋穿嘛。”
原来，李宁的信异常简单，大意是：“王云生早已定了仍回渤海，夏戎、辛国治也让他们回原地委、分区，最调皮捣蛋的郝炬、程雨村决定留在组织部，准备放在下边磨炼、考验一段时间。你来信所提出的一些意见，都得到处理了……”
“最调皮捣蛋”真是从何谈起！几人不约而同地琢磨这个“殊批”。对此，我倒是想通了。我们几人虽然意见相似，但出面向党校提建议、意见，受到批评的却是我，找李宁反映意见的也只是我和程雨村两人，我们都是从渤海来时，区党委指定的临时党支部的成员，我谈的意见最多。自从盐坨整风以来，在党内发扬民主，发表意见，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事，何况又是在党校学习，更应该是发扬民主的理想场所，没想到落了个“最调皮捣蛋”的评价，这和李宁以前给我们戴的张扬浮躁、和领导对立的帽子一样，都是由他以组织的名义亲自作出的结论，你还能再说什么？只能当不知道这么回事，咽下这无形的苦果，去迎接下一步的考验或是磨炼吧！
辛国治对我说，回渤海区，我要向区党委反映，也是我们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此事的，还以为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哩！夏戎也这么说，这使我的心里得到一点安慰。
程雨村一直沉默无语，看来把他和我排在一个位置上，是他意料不到的，但又没有办法，只能默默接受组织部长对他的“照顾”。回到党校，我和王云生一起，向温庆春递交了李宁给他的亲笔信，然后回到住处，各自收拾行李。
温庆春一反常态，专门到我和程雨村的住处为我们送行，还说了几句：“郝炬同志，你在党校这段时间，学习挺好，也对学校领导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我对你非常感谢。华东局留下你，将会有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们去担负，我预祝你们今后工作的成功。”
这真是惺惺作态，我从内心里更增加了对他的反感。一位曾经和张鼎臣、邓子恢在一起坚持闽西游击战争数年之久的老同志，对下边一个年轻同志怎能如此虚伪、庸俗？在这之前，尽管我对他领导工作上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及其官僚主义和不民主的作风，有很多意见，但想到他毕竟是一位有着光荣历史的革命前辈，心里仍然十分尊敬，没想到他却来如此表演。联想到他向李宁提出的对我们的处理意见，真是表里两张皮，他在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忽然间倒下了。我不能掩饰内心的愤懑和鄙视，冷漠以对，不再说话，立即转身去收拾行囊，次日一早扬长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