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立动员大会之后，杨一辰和我研究人力动员部的工作。大家都明白，人力动员部在支前工作中的分量很重，难度也很大，目前任务主要由胶济路南三区承担。随着战局的北移，鲁南本身已成为战场，并且如同苏北、淮北一样，逐渐处于敌人主力的后侧，大量人力动员，只能由鲁中、滨海两地承担。战局愈往北发展，鲁中将成为敌我双方的主要战场。事实上，必须逐渐动员胶东、渤海两地的大量人力支援鲁南的会战，如同去年鲁南、滨海南下支援苏北战争一样。这样远程的大规模的人力动员，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人力动员主要是组织民兵、民工的火线担架服务前线，伤员的后方转运是由民站部来承担，这部分不在人力动员部的范围以内。组织火线担架，往返较远，而且战局变化纷繁，差不多一两个月就有一次大仗，打一仗，搞一批担架，轮换频繁，多在往返的路上，耗费很大。一些县从南下苏北开始，已经出了五批担架，对支前与后方生产均为不利。这一次担架已经改为配备到部队的三个月为一期的火线担架。愈往后看，还有可能发展成为六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常备担架。组织这种随军作战的火线担架，需要大量的动员组织工作，要建立临时的党、团支部、小组和党委，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需要敢上火线、有战斗力的民兵型的团队。基本是根据需要由一县组建一团或数团、营连班组健全的民兵担架团队。组织这样的团队，绝非易事，但战局的发展需要，又势在必行。我们都意识到这一任务的艰巨和繁重。
杨一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性格刚直，遇事沉着，胆识过人，和刘格平、赵建民等同志一样，在山东党内有着传奇式的经历和英雄历史。他在担任党的辽宁省委工作时，曾在敌人警宪围堵搜查刘少奇（胡服）同志的危急时刻，昂然自若，挺身而出，面对敌人：“我就是胡服，你们找我干什么？”敌人大喜过望，立即将他镣铐加身抓走，使刘少奇躲过了这一劫。他被抓后说自己耳力不济，听错了名字，强辩自己并非“胡服”，最后逃离监牢。这一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在党内传为佳话。我在党校学习时，曾多次和王云生去见他，受益颇多。此次能和他在一起工作，也是让我十分高兴的事。他说话办事痛快直率，对我来干这项工作，他有点奇怪，怎么会把我留在这里？在这个老同志面前，我也有些憋不住话，忍不住说，李部长说我浮躁调皮，留下来磨炼嘛！顺带也提到孙汉卿讲的那几句话。“李宁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子，别人提点意见，就要给点难堪么？不过，这也是老毛病了，在分局这几年，别人也有点看不惯。他这个人，就是听不得别人有点不同意见。”
我说：“我一直十分敬重李部长，以前听张晔同志讲过他的英勇斗争的事迹，正因为如此，我作为一个党员，向他反映了对党校领导的一些意见，真想不到会给他落了个这样的印象，早知如此，我何苦去反映意见呢？”
“张晔同志的话，是真实的，但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你去问张晔同志，你看他是什么看法？”杨一辰说，“这样也好，不管李宁同志对支前工作怎么个看法，但它确实是当前的重大工作，咱们能在一起承担这个任务，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一个党员应该做的贡献，这不也很好么！”
这对我的确是一场新的真正的锻炼和考验！
蒋军主力已经从枣庄出动，向临沂方向前进，华东局暨山东领导机关离开苏村一带向东北方向转移。支前委员会按预定方案分作两路，郭子化、贺致平率领本部随省政府一路行动。因为郭子化本身就主持省政府机关工作，所以可以两方兼顾。另一路则由杨一辰率领，和野战军后勤一起，随同前线指挥部活动。这时我看到刘瑞龙。他是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看来也是自卫战争爆发，一直组织支援前线工作，并随华中野战部队一同来山东的。他驻在野战后勤，实际在帮助参与工作。我们都和后勤兵站部驻在一起。兵站部长王诚，还有从苏南撤退随部队一起行动的管寒涛，看来多半是临时性的。我们几人都是常年在地方上打游击，现在又一同进行支前工作，很谈得来。特别是刘瑞龙，十年前曾在安吴青训班有过接触，这次意外重逢，自然也很高兴。从他和管寒涛那里，也了解到华中地区斗争中许多动人的事迹。有些事情，真和在冀鲁边、渤海的斗争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又在进行一场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如同华东局和军区事先预计的一样，战局向鲁中腹心地区转进很快，徐州方向集中的蒋军大部主力已兵临临沂城下，正欲向北挺进，济南敌军亦自北南下新泰、莱芜一带。从去年华中至山东战场发展来看，敌军每北进一段时间即发生一场我军歼灭敌一部主力的大仗。此刻，预示着我军主力将在这一带以一部阻击南路敌军，大部主力集中歼灭北路南下敌军。
我奉命走到向北转进的华野一个纵队之后、南线阻击部队之前，抢先检查督促鲁中东区各县组织人力、物力支前的准备情况，这很适合我以往年代的工作风格。现在只有我和警卫员潘清和二人，算得是单枪匹马，虽是阵阵战云密布，却又可以在属于自己的环境下自由自在地活动，走累了，有一匹瘦马，还可以歇歇脚力。这些地方，过去从未到过，一切都不那么熟悉，加之战事迫近，又正值春耕农忙，每到一处，要找到县里主管领导很不容易，跑路时间多，做工作时间少。
跑了几天的路，发现了北来的新四军中有的部队和地方群众的关系不够融洽。在临沂时就听到过一些传闻，不止一处的老百姓对有的部队有些突出的反映，这里边很大一部分是言语不通和生活习惯不同形成隔阂所造成的。我原来就多次听部队说“反攻反攻，反到山东，高梁煎饼，夹着大葱”之类的牢骚话。这次也听说，山东人洗脸的铁盆，南方战士拿去洗脚，尿盆拿去洗衣服之类的事。看来些微小事都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做思想政治工作。也有一些违反群众纪律、引起群众意见、不利军民团结的事。这和部队长年转战，新成分增加很多有很大的关系。听说陈军长①在泗洲城战斗失利后，对部队总结时指出：参战的几个师，第一个师战斗力强，群众纪律不够；第二个师纪律好，战斗作风不足；第三个师战斗和群众纪律都好。泗洲战役失利后，部队撤到村里，暴雨滂沱，战士们在大雨中整齐列队站立，终宵未打扰一户农家。唯独第四个师，纪律与战斗力均差。等我从临朐回到支前办时，听说野司首长在大战前对这个部队中违纪事例与人员作了严肃处理，部队干部也作了调整。
我这一趟，从南往北，止于临朐县城，也就是经过了几个县境而已。在这短短的日子里，却加深了我对鲁中的印象。
鲁中到底是抗战时期早已形成的山东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有深厚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目前在党的号召下，在群众中已经树立起浓浓的支援自卫战争的观念和气氛。这里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前线服务。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要求迅速进行的各项支前工作都已及时展开，连组建急需上战场的火线担架队这个最艰苦的任务，各县也都及时组织起来。临朐县由一位副县长和组织部长带队，按军事化管理编制，班组长都由民兵骨干和党员担负，在极其紧迫的时间内，还抓紧进行临战前的思想动员。他们进行的这些工作，自然是按省里和鲁中区指示的具体要求和做法，但县里却能以认真负责的精神，集中全力做好这项工作。全县上上下下都十分紧张忙碌，支前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工作，同时还得准备春耕。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上了前线，参军的参军，支前的支前，在家里生产的人手就很困难了。现在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搞好生产为前方，支援咱解放军打老蒋，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人们也干得正欢哩！这几天，我走了一路，所见所闻，大都如此，确实大开眼界。鲁中老区的各项工作，与我们过去在边缘游击区的工作比较，高下不是一星半点。
几天连续不断地奔走，免不了早一顿晚一顿，时有枵腹之感。此地当然仍用解放区的老办法，住在哪村就在哪村派饭。这一带和鲁北那边的生活习俗大不一样，也和临沂一带不同。家家都是酸煎饼，都是红高梁粉再掺上些糠，还要把一锅面先发酸，再摊成煎饼。一吃进口，从牙齿到牙龈全都“酸到了底”，过了两天，牙齿还不能咀嚼东西，真是领教了酸的滋味，酸的苦楚。我不禁向当地同志打听，为什么一定要吃这酸煎饼？他们只能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老习惯，别的也说不出多少理由来。
等我回到支前办，谈起此事，杨一辰告诉我：煎饼里的红高梁粉连皮渗糠，本来就又粗又硬，可吃酸煎饼，不觉得有多粗多硬，就是酸点，并不难吃，其实就是把这些东西发了酵的缘故。别处不吃酸煎饼，但吃煎饼一定同时吃酸菜，和这也是一个道理，这自然是各地习惯不同，有的也因物产不同而异。你在鲁北吃窝窝头，因为那里是棒子面、小米多点，鲁中、鲁南吃煎饼，是因为产的红高粱多。
杨一辰还特别指出，旧社会，山东和哪里都一样，贫富悬殊，财主家收大租，放高利贷，吃的是山珍海味，骄奢淫逸，可这只是少数的大地主、大官绅才是如此，大多数贫苦的老百姓，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打一点粮食不够吃，还得交一大笔租子，只好碾高梁带皮，渗糠加野菜，做成酸煎饼，这还算得上过得去的日子哩，连酸煎饼也吃不上的人还有的是哩。
我真想不到，一个酸煎饼还有这么大的文章。杨一辰不愧是一个阅历广、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老前辈，一个旁人看来不起眼的事，就能令人信服地给你讲一篇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矛盾的大道理，使人获益匪浅。我不禁联想到前几年所见到的山西大黑山的老乡差不多一到下半年，每天就靠喝七八顿稀米汤过日子，这不也是粮食不够吃，只能靠当地煤炭多，熬米汤来填饱肚子吗！冀西山区软柿子晒熟掺糠当粮食，同样也是一个道理，可我就没能悟出来！
我在临朐时，已风闻莱芜大战已经打响，县里也转来信，要我立刻回支前办。此时支前办和后勤兵站部已经一起转到博山附近，刘瑞龙、管寒涛等人均在此。
杨一辰告诉我，华东局接渤海区党委来电，要我即回渤海，继续做支前工作，并要求我立即启程。他不经意地笑了一下：“现在战争越向北打，鲁南、滨海的人力、物力都用不上了。鲁中本身已是战场，支援大军的任务，眼看就落到胶东、渤海两区的肩上。胶东位置偏东，离主战场远了一点，而且沿胶济路一线，也受到战争的威胁。渤海现在离主战场最近，但它大部分地区在黄河以北，去年冬天，黄河归故，把河北和河南隔开了，地区相对比较平静。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成为战区的后方，也是能拿出力量支援前线作战的主要地区。已经根据华东局的指示要求，成立了支前司令部，王卓如、廖容标几人出面，要你回去担负支前司令部的常务工作，这个理由非常充足，华东局能不放你走吗？这样也好，你回渤海，还是会经常和我们打交道，大家都熟悉了，办起事来，可能更放心。反正，你现在是支前这条线上的一员干将了。”
刘瑞龙、管寒涛也在旁边凑热闹。刘瑞龙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就赶快回渤海去，现在咱们都干上这一行了，我野战军总有打出去的一天，到那时候，我们一起南下支前不是很好么？捎带一句话，见到王卓如同志，代我向他问好，我们已经多年未见面了。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我也要到渤海区去找他哩。”
管寒涛说：“咱们才相识不久，不过也不算晚，到时候，大家再碰到一起，会比现在更好。”
正在此时，已经得到正式的消息，我军莱芜大捷，全歼自济南出犯的李仙洲兵团，严重打击了蒋军的嚣张气焰，自临沂北犯的蒋军主力目前也被迫停止北犯……
这一仗太令人振奋了！不过人们全都明白，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才刚刚开始，被歼灭的还只是号称六十万大军的小部分，战争还会继续，更大的激战还在后头。无论是野战前线，还是后方的后勤支前，都将进入更艰苦更困难的时期。
杨一辰叮嘱我：“下次战役的支前工作，渤海区免不了立即上阵，承担大头，你立即启程回去吧。渤海区来电已经说明，你径直去桓台索镇报到，支前司令部就在那儿安营扎寨！”
回头算来，我到支前委员会前后也不足两个月的时光，行程变化，真难预料。但是在这么短的日子里，我上上下下，折腾捣鼓，跑了一些地方，做了一些过去从未涉及的工作，所见所闻，也长了一些见识，并得以有机会在郭子化特别是杨一辰这些革命老前辈的指导下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教诲，遗憾的是时间太短而已。李宁给我穿“小鞋”的阴影，似已荡然无存。我承认这确实是我的一次磨炼，但这是人民革命的需要，也是我个人革命道路上应该经受的考验。我下定决心，全身心投入到斗争中去，其他一切，都在所不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