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返渤海
这是我走过的最为特别的小城。进入桓台之前，看见的是一片茂绿的田野，在当中却凸现出一块空旷的土地，周遭是一行行高大的针叶松林，一条宽阔的石板神道，两厢排列成行的翁仲石马，伸向尽头被丛林掩盖的墓地。进入城里，不长的街道整洁清爽地铺着石板，两厢整齐的砖墙围起了一家家大院，宽大的门楼上的匾额，现在多半已经不见了，多少显得有些门庭破落和冷清。几处十字街头，竖立着大小牌坊。有趣的是有一个小牌坊压在一个大牌坊上边，可算得是别致的景象。
我算是一个走过许多地方的行者。艰险的蜀道，漫天风雪的黄土高坡，陕、晋、冀、鲁，从大山深处到华北的一望平川，几多的城邑曾经在我的脚下趟过，却不得不惊讶这里富饶的原野，恢宏的城池庐墓气势，这和我刚刚走过来的临朐、淄川、博山几处也完全两样。淄川是蒲松龄的故乡，却也是十分偏僻冷落之地。博山街上倒是繁华却又显得脏乱，那是在井下挖煤的底子上建起来的，黑沉沉的山峰压住那不大的城角，街上来往的人们多半是上下班的矿工，脸上、身上残留着团团的黑色烙印。在那里听到过当地流传的俚俗不堪的打油诗：“博山女儿好抹粉，晚上搂着个掏炭小伙！”比较之下，自然会感到桓台的富饶、宁静和沉稳。小城宛如一颗袖珍的宝石，街上一片清静，毫无那种熙熙攘攘、繁忙纷乱的浮华气息。这里比起县城外的索镇也很不一样。索镇比桓台县城要大出许多，靠着小清河岸边有一个小码头，河里大小舟楫比比相邻，增添了市镇的几分热闹。很早以前，这里就流传着“繁忙索镇，精致新城”的顺口溜。桓台从日本占领之下回到人民手中以来，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多半时间仍住在农村，那些大院的地主，大户多半逃匿在外，使这个小城更加冷落，街上一排排大院，都空寂无人，支前司令部临时来此落窝，才显得热闹了些。
一个小县城，有这样大的气派，肯定是有来头的！一有机会，我不禁想打听它的来历。
“这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牌坊城呀！”王见新是一位地道的鲁北老乡，他对山东的好多地方都十分熟悉。“我以前曾经路过这里，那时日本军队还没有占领这些小县城和它下属的乡镇、农村，比起现在还要热闹一些。你知道吗，桓台这个名字大有来历，它是和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连到一起的呀！”
王见新对我细说：“桓台离临淄②很近，临淄是春秋时齐国的都邑。史书记载：临淄、邯郸是当时北方最繁华的都市，也是齐、赵两国的都邑，桓台则是齐桓公狩猎休息之地。你看过《聊斋》这本书吧，那里边有一个点评聊斋的大文人、名叫王渔洋的就是桓台人呀！”“小时候，我读过多少遍《聊斋》，咋能不记得这个王渔洋！不过书上写的是新城王渔洋，没说是桓台人。”
“这你就没弄清楚了。桓台最早就叫新城，那是对比临淄而言。王渔洋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不过他真出名还是沾了点评《聊斋》的光。在桓台王家，他可就数不上了，只能算得是个穷文人罢了，他们家里就闹不上一个牌坊。桓台满街都是牌坊，除了耿家有一个压在王家的大牌坊上的牌坊，其他都是王姓的一家，叫做什么‘四世三公’，宰相、将军全出在他们家了。有空你去看看他们家的家庙，里边还有在南方剥人的皮做的人皮鼓呢！”
我不禁毛骨悚然，这个家族竞这样威风！联想到城外的丛林、墓碑、石人、翁仲，自然也都是他这一家的了。竟然还有耿家在王家牌坊上立牌坊，那岂不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耿家岂不是更有来头吗？“说起来倒挺有意思，真算得是无巧不成书。这耿家原先是桓台城里一个小户人家，早年男人没了，留下个中年的寡妇，守着个小儿郎。据说她曾做过一个梦，梦见小儿郎长大后做了宰相，给她母亲竖起了节孝牌坊。这桓台城里，从没有过别姓人家立过牌坊。此事传到王家第三代也就是最厉害的做过将军、兵部尚书的那一个人耳里，他那时已经告老还乡，在桓台住着。这老头听见传言后很不高兴，他有意在乡邻、地方官来给他拜年的宴席上，叫来耿家的小儿郎，问了他几句后便当庭发话，若这小儿郎日后真的入朝为官，老夫甘愿让他家立个牌坊压在王家祖先的大牌坊之上。这本是有意贬耿家，并在人前取笑耿家的几句话。哪晓得十几年后，耿家这小年轻的，果真在朝内做了和王家不相上下的大官。他可没有忘记王家老尚书当众揶揄耿家这件事，硬是请来了节孝牌坊，压在王家的大牌坊之上。王家无力反悔，只好自认倒霉了。”
王见新说，这已经是两百年前的事了。耿家的后代，据说在外地做了大生意，没有回来，留在桓台的后人，早已衰落。王家更是如此，虽子孙繁衍，丁口日众，而家道逐渐衰落，多已变成了破落地主，留下这宅子、牌坊，做个空架子而已。头年土改，村上的房屋土地，都分给了贫佃农，剩了这城里的宅子，有些还成了公房，咱们这趟来这里落窝，正好也住上了。
我们现在就住在王家遗留下的一座无人居住的空院子里。它现在一变而成为渤海支前司令部的临时驻地。我从博山那边返回到此间，也算是回到了渤海旧地。王见新说，就算你回到家了。
王卓如向我作了简略的交代。现在战场集中于鲁中南，并可能发展到胶东地区。渤海区将要成为山东解放区较为安全的主要的后方基地，我们将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战勤支前的重任，因此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支前司令部，把支前任务承担下来，这也是要你回来的主要原因。他还说，支前司令部不是党政军的常设机构，它只是代表渤海区党委、军区、行署，接受华东局、山东军区、省政府给予的支前任务。军区廖容标副司令兼任司令员，他本人兼政治委员，现在由他和王见新二人挑头驻此，行署副主任王见新担任副司令员。“你还是以二地委副书记的职务，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协助见新同志一同担负支前的常务工作，应该说是抽出来临时担负支前任务，但时间也可能很长，也许某些时间内就靠你在此顶着干了。”
任务业已明确，支前工作很多是属于政府工作范围，王见新作为行署副主任，他在王卓如和廖容标司令员的支持之下，像郭子化那样，把责任全挑起来。王卓如的交代是话中有话，见新又是行署唯一的副主任，可能在某些时间不能驻此不动，这就是说，大量的具体工作，到某些时候也可能会落在我的头上，直到最后完成任务和撤出为止。
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临时任务。大敌当前，大战在即，战争的后勤保障与支前工作的任务压倒一切，渤海全区都将全力支持这场重大的战争。对我来说，自然没有什么可再考虑的事。
支前司令部有了块大牌子，其实机构很简单，军区和行署抽来几个工作人员，设立一个办公室，衔接上下，直接向后方地县发号施令，下达任务。还有一个粮食部，专管粮食的集结调运，这可以说是支前任务的“半壁河山”。战争逼近，随时都得准备上去，行署财粮处长王有山也做支前司令部的领导成员和粮食部长，驻此营谋策划。粮食部的几个工作人员都由行署财粮处调来，其中有新调来的副处长牛子春，也是粮食部的副部长，准备长期在此干。还有转运站和运输工作，须由办公室和粮食部共同筹划，专人负责，支前需要则马上就位，日夜运行，保证军需供给。
支前另一个大项是人力动员，由政治部组织实施，政治部设立宣传动员、组织、保卫几个科，除人力动员的大项任务外，主要负责各民工支队、各转运民站政治思想动员教育工作，人员分别从组织部、各界救国联合会、行署公安处抽调来临时工作，总计有这么二三十人，支前司令部就搭起架子动作起来了。
所有来此的同志，也都和我当时留作支前工作时一样，二话没说，就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大家明白，战事日渐逼近，这是一场关系解放区人民的安全、关系全国人民命运的大事，都是以十分激奋和紧张的心情，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和任务的。
这项工作有其被动的一面。因为首先有上级布置的任务，才能向地县发布命令，组织实施。如果部署未至，也就无工作可抓。但是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主动，把工作做在前头。就拿粮食来说，按照战斗的大方向，我们可以事先作出粮食调运的预案，对粮食集中点、数量和运力都先有安排，只待一声令下，立即可以启动，不误战时所需。民工担架队，在野战部队中已有鲁中、滨海的随军常备担架，但抽调渤海担架民工，只是早晚间的事，我们已经接受鲁中、鲁南开始时期组织涣散、上不了现场的教训，提早把任务安排下去，提前集训，使担架队形成战斗化的连队。即使如此，也还得要有一批预备队，以备及时弥补临战时的减员。山东支前委员会按照华东局的提示精神，要求渤海也要准备组织一批三至六个月的常备担架队。所以必须制定预案，先布置到地县，能够提早动手，组织有力的领导班子，提前进行政治思想宣传动员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到时候这项任务就可能完不成，贻误战勤工作。在王卓如的提示下，支前司令部的领导成员，对将工作变被动为主动这一点，取得了共同的认识。他还指出：支前司令部只能是一个中转和联络性质的指挥机构，我们所有的工作，最终都得靠有任务的地县去完成。虽然我们可以向全区四个专区布置任务，但实际上一专区靠近天津、沧州，北边另有一个战场，我们不可能给那里派多少任务；二、四专区处在黄河以北，除人力动员以外，暂时还使不上劲。估计战局到最激烈之时，华东局、山东军区和省政府等领导机关和后方单位，将有相当部分会转移到黄河以北地区，四专区将承担一个大头。而眼前我们所接受的支前任务，基本都落在三专区头上。我们接受的任务总趋势是先松后紧，先少后多，先轻后重，但不论怎样，目前这样的起步、草创阶段和以后的繁重纷忙阶段，都同样重要，不允许有丝毫松懈。我们是支前的指挥机关，从领导到每个干部，都应以严谨的态度对待自己承担的任务，政治部和粮
食部的同志，则要拿出大部分时间，在周围几个县帮助人力动员和粮食集运的动员组织和检查督促。
虽然工作紧张、繁忙，但不可能从早到晚都把弦绷得很死，总得有一些休闲时间。在这种战时环境中，人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百分、下象棋了。没有扑克，可以裁纸方，画上记号；没有象棋，同样可以剪成小纸方，写上车马炮，照样可下。我和王见新开始爱在街上数牌坊，把牌坊上刻的字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有时也上被我政府关闭了的王家家庙，看看所谓的“人皮鼓”有什么特别能吓唬人的地方。廖容标副司令员则喜欢和战士、老乡闲聊，有时也和警卫员们一起打打百分。在较多的时间里，他常常跑到驻在附近的地方部队中问问部队训练和生活情况。平素他总是非常准时地参加办公室党员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他是老红军指挥员，在抗战初期即由组织派遣在胶济路两侧发动游击战争，以后留在鲁中地区任分区司令员，头年才调回渤海，算得上人地两熟，在群众中很有威信。这次驻在支前司令部的同时，他也抓地方部队的训练和后勤的工作，这样在空隙时间里，王卓如、王见新、王有山、牛子春和我五人也常在一起打百分，下象棋。后来发现牛子春会下围棋，王见新多少也能走几个子，于是两人捡了几个碎砖头、瓦块，再以木条或纸方，取代黑白棋子，煞有兴致地对弈，也引起了其他人的很大兴趣。于是在牛子春这位师傅的指教之下，几天工夫，就可以在小棋盘上“杀”起来了。牛子春自称是围棋里的“土八路”，没有正经学过，没有看过多少棋谱，教棋不教布局，只教你去拼杀。自然也使我们几个学棋的新手如法炮制，常常从黄昏一直杀到深夜。王卓如学上了瘾，与见新和我轮番对杀，数次被杀得粒子不剩，剃了光头，却仍锲而不舍，屡败屡战。这也算是我们在工作间隙中得到的令人兴奋的调和剂吧！时过境迁，以后未听说他们再下围棋了，而我自此执著追求，乐此不疲，围棋伴我走过了大半生。
莱芜战役以后，敌我双方都有一段重新调整和部署的间隙时间，这也预示着下一场更大更激烈的战斗正在紧张的准备之中。“渤海支前”也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准备。王卓如、廖容标接到军区、区党委紧急电告，要他们即刻赶回，有重大事项要在军区、区党委会上讨论，王有山也同时被召回。这本来就是预料中的事，王、廖作为军区、区党委的重要领导人，不可能久蹲于前方的临时指挥机构，在这里的工作已经有序展开之际，回去也正是时候。支前的具体工作，自然由我们几人承担，大家都心知肚明。王见新乐呵呵地表示：你们回去，可能会增加我们工作的难度，但事情只能如此，我们会义不容辞，努力完成军区、区党委交给的任务。他说话的意思是连同我和牛子春一起，其实工作的担子主要是落在他的头上。
就这么短暂的十来天工夫，山东省支前委员会电令已接踵而至：野战军部分后勤物资已奉令向黄河以北地带转移，要求渤海就近组织农村中现有的大车小车，前往路南鲁中地区接运来渤海。接着又要求通知早已作好准备的第一批战地担架，急速前往胶济路南。这批担架数量不大，主要是前往包含渤海十纵在内的几支部队，接替鲁中地区已经到期的民工总队，抢救、抢运伤员。随后又下了预备命令，要求提早准备下一批担架队，并在动员组织过程中，向群众说清楚担架队的常备性质和三至六个月的服务期限。所有这些需要做的事，我们为了避免工作上的被动，早已有所准备，但现在真正“事到临头”，还是把我们这二三十人，上下远近，忙了一大阵子。
先是深入到近处县里，和县里的同志一道做好担架队出发前的思想政治工作。临出发前，一般都举行欢送担架队出征的大会，县里主要领导亲自到会讲话，授给锦旗，像鼓励战士上战场一样鼓励慰问前往火线的担架队远征。
另一部分同志则一竿子插到底，下去抓粮食调运和转运站活动的工作。政治部的张逸舒、张海方、单程几位科长，粮食部、办公室的同志，能派下去的也都派了下去，大家日夜奔走。
我们三人中，也只留下王见新一人带着办公室的小参谋和警卫员在家里值班，保持上下的紧密联络。不过，他还是不甘心，因为原来讲好，我下去几天后，他前来顶换，可还不到两天，他就骑马赶去，提前换我回来。
这下才真正感受到“临战”的滋味了。心中暗自寻思，可惜王卓如和廖司令员没赶上这个茬！越是紧张，越是感到兴奋，感到非常刺激。人们在此时，只能相顾而笑，不及言它！
说实在话，我们在前不久的筹办准备时间，尽管力求主动，多做工作，但因未进入临战时刻，人们到底还是有些沉闷，这下子真把大家的劲头给提起来了。连那只能在附近几处联络的电话机也是白天黑夜没闲着，这里要请示，那里要联络，忙个不停，但每个人都感觉十分痛快，战争把人们的劲头给调动起来了。
此时此刻，人们总是焦急地期盼新的信息。在各个解放区战场，也不断地报道双方激烈的战斗消息。新华社电讯稿差不多每月都公布歼灭蒋军多少个旅，同时也报道战役胜利之后我军主动撤离的消息。这是我军着重歼敌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的方针的体现。而蒋介石集团则一直以进攻的态势，向解放区冲击。去年以东北、华北及华中为甚，张家口、四平等地为其窃踞，这些地方今年似已处于对峙局面，战场重点转向陕北、山东。今年以来，延安、临沂、枣庄等地易手，蒋军为此大肆吹嘘。我方即历数歼敌有生力量的大略数字。战争第一年，蒋军有生力量被我歼灭百万之众，今年又给蒋军以巨大的杀伤。战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回忆起去年张家口陷落时，党内盛传中央向各区领导人指出：“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央负责。战争的局部胜负，中央不负责！”这两句话语重心长，重如千钧，显示了中央驾驭全局，稳拿最后胜利的钢铁般的信心；同时严肃地提示和批评大家，各地进行的局部战争，有胜有负，有得有失，要求大家认真领会中央的方针，对本地区的战争负起应有的责任。
现在我们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做支援战争的事，战局每时每刻发生的变化都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必须时时给予关注。我们更为关注“渤海支前，，的运输、担架在战地和火线上表现如何，能否及时完成任务，不拉军队作战的后腿。但是却不断得到信息，“渤海支前”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转运物资虽与战事要求距离不大，总的行动仍较为迟缓，不够及格，好几个担架队则大失水准，问题不断，甚至还未到前方，已所剩无几，不能形成建制，承担任务。好在事先估计会出现这个情况，前面的垮了，预备队迅速跟上，总算没误大事，但却令人提心吊胆，七上八下。
实际上，“渤海支前”基本未到前方，已传来消息：我军孟良崮大捷，歼蒋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毙其师长张灵甫。这自然让我们缓了一口气，我们支前队伍还未沾到什么边，却已经受了一番考验，没有达标，暴露了许多问题，但也再次给了我们改正的机会。我和王见新均感到渤海区工作基础太弱，与鲁中、滨海这些地区相差太远，完成支前战勤任务，将极为吃力，然而这又是不可推托，必须承担的重大任务，只能努力工作，弥补不足之处。
孟良崮战后留下的间隙时间更短，战斗仍在继续激烈进行，距离胶济路北也越感迫近。给予渤海地区的支前任务，不断下达，要求也十分紧迫，看来，弦是越绷越紧。
王见新被通知回去参加军区、区党委的紧急会议，回来后告诉我：鲁中战局日紧，尽管我军几次大捷，敌之王牌军队先后被歼，但敌恃其兵多势众，仍尽其力量，欲在鲁中、滨海地区寻找我主力决战，战事重心已转向胶济路沿线，临朐、益都一带。我野战军采取分散、迂回、机动作战与敌周旋，力求扩大战果，挫敌攻势，近日即将在上述地区进行一次大的歼灭战。部队支前任务，主要由渤海、胶东地区承担。同时华东局、山东军区、省政府及部分后勤、医院及伤员，决定转入渤海。全区上下要集中力量，保障领导机关转移安全以及路南支前任务的完成。特别由于领导机关及后方机构人员，需北渡黄河，渡船少，要渡河的人很多，保证安全的任务很重。军区已由廖容标副司令员即回驻索镇，与三分区协力组织，保证渡河任务安全完成。支前司令部即回到区党委、军区、行署，以便全力组织指挥支前工作。现在桓台的支前司令部改为前办，人员基本不动，继续负责路南战争的支前工作，并由我兼前办主任，牛子春为副主任。
此事凸现了渤海全区的任务大为加重。我们目前所做的全部工作，只能是全区支前和保障领导机关安全的一个局部，这个局部将以我为主，全力承担。
为了适应前办这个名义及相应的工作，我们对现有机构稍加调整。仍然设办公室、人力动员、组织宣传、保卫等科和粮食调运处。我和牛子春一竿子插到底，见啥抓啥，有啥干啥。
在这以后的几十天里，桓台和索镇两地，成为这一地带间南北往来的枢纽之地，担架队、物资调运粮车不断向南行动，华东局、军区、省政府机关及后方医院、伤员又紧张地向黄河北岸走去。我们前已通知的二、四分区好几个县的担架队，也于近日奉调来此，转赴前线顶替轮换头批已经到期的担架队。这些担架队在出发后经过整训清理，都已建立了党组织和健全的组织生活，在出发时，县里已将党的临时组织关系转到支前政治部——现在已更改为前办组宣科，经前办组织审查了解后再将临时党的关系带到前线部队中。尽管经过这里的时间很短，不可能作更多的详细了解，但还是不时发生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种种问题，需要帮助解决。
从临邑来的一支担架队，就有一名连长，原系二地委张硕在济南做秘密工作时，地委派出联络的地下交通员，张硕牺牲事件发生时被日军逮捕，后来逃跑回到二地委。地委于梅先当时决定停止其党籍，进行审查，分配在基层工作，考察时间定为两年，到时根据其表现再确定是否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这次他被指派来担架队担任连长，恰逢两年考察时间已过。该担架队临时党组织领导人夏章健，即将此事报前办组宣科请求批准入党。
也有带队干部和民工中的党员，中途逃跑不归，或有其他各色各样的问题，也都报到前办组宣科批示处理。
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几个科的工作一时竟忙碌不堪。至于就地向前线运输粮食及军用物资，主要依靠地区及相关县组织办理，也需要办公室、粮食调运处的同志们随时深入下面了解并予以落实。这一切都使得前办上上下下更直接地感受到战事的紧迫和支前工作日以继夜更趋繁忙的紧张气氛。桓台、索镇一线往北，华东局机关及后方医院人员等，也是日夜兼程前进，几处黄河渡口时时挤满了人。
黄昏时候，从桓台城里来了几匹骡马。前哨人员向前办打了招呼，华东局和山东军区首长过此，并留宿一夜，要我过去谈谈。我向来人打听了一下，原来是张云逸副军长和邓子恢。我们事先得到通报，华东局、军区几位领导人将分几次出发，可能会路过桓台，具体哪些同志和什么时间，则无法知悉。只知道军区机关大部分已在前几日过去了，而张副军长却在最后出现，那就是说，主持军区工作的张副军长，是在军区机关大队之后，才从后边过来的。邓子恢是原华中分局书记，但近来他却常和张副军长一同行动。
他们两位都是我心仪已久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在此地向他们汇报工作，一睹他们的风采，对我来说，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幸运。在我的眼里，两位领导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张副军长似乎更年长一些，身材不高，头发已有些花白，人也很清瘦。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张云逸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是一位非常英勇、坚决的红军指挥员，他曾因领导百色起义闻名党内。现在，他更多的像是一位慈祥、亲切的老人。
邓子恢的年纪可能略小于张老，显得十分精神，他的个子也不高，粗壮、结实，善于言谈，中气十足，和张老的风范迥异。
在这天晚上的谈话中，张云逸主要问了渤海地区的现状及支前工作中遇到过哪些问题。他的话语简略，但却反复提到毛主席、中央军委指出的着重歼灭敌之有生力量，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一年来我军已歼敌百万之众，战局虽仍紧张，敌军暂时还很疯狂，使解放区人民蒙受的苦难至为深重。但我们相信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直接领导之下，战局将很快发生变化。目前处在战局转化的关键时刻，更需要全党全军全体干部以更大的努力，迎接战争的新形势。我们都是党的领导干部，要主动认识掌握中央的战略方针和不断变化中的战局，做好我们自己分内的工作。
整个晚上的时间，邓子恢的讲话和提问最多，还更多地问到渤海区从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到土地改革的情况，发动群众的深度以及掌握上有无偏差，全区在领导掌握群众运动上是否出现过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有些很具体很细。
对于两位领导要了解和提出的问题，有的已经事先估量到了，易于回答或汇报；有些问题事先不曾想到，只能按我所知的情况，以个人意见的方式向他们陈述。全区群众运动的情况，我表示自己确实不知，其实邓子恢也明白这一点，但他还是要我尽量讲自己的一些感受和看法，大家来共同探讨。我想我离开地委已经一年多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我没有参加。不过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我离开地委前那段时间对运动的掌握，倒是可以谈的。我向两位领导说明此意，从我当时对群众运动的认识掌握的水平过低，说到二地委在发动群众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偏差，一哄而上，政策混乱，引起多方责难，以致左右摇摆。虽然运动开展起来了，但曲折反复，虽有成绩，但缺点很严重。我把当时的实情和那种自我谴责的心情，如实向两位领导汇报，也从侧面提供了全区群众运动的一些梗概。
张副军长对此很少说话，听过汇报后也只简略说：“你谈得很诚实。年轻同志缺少经验，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不奇怪。”邓子恢听得很仔细，对一些细节还反复提问，以求弄清楚问题。最后他的说法和张副军长大致相同：“你谈得实在，有多少是多少，有什么是什么。一个同志从未经历过这些事，出问题在所难免，人们总是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的工作一步一步走向前进嘛。”邓子恢最后还说：“一个人所知道的，也仅仅是他能接触到的一点点。你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供自己的经历和教训，这就很好嘛。你现在的任务是组织动员人力、物力支援战争，这不也是一场大的群众运动吗？记住这一条，人力动员也得走群众路线，也得讲政策、宣传、组织、发动，而不能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去完成！”
这一晚长谈，有两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洞察全局，预见了战争面临的巨大困难，更预见了人民战争的必然胜利，使全党全军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有了底，而且战争事实上就是一步一步按照中央指出的道路在走。拿我们自己说吧，面临着眼前的巨大困难，可却知道前景是亮堂的，胜利的信心自然油然而生。过去我们早就听说过邓子恢是农民运动的专家，严谨、慎重，深入细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作调查研究，在此得到充分的印证。同时让我悟到一个真理：对群众运动就要抱着这种态度去学，不是一哄而起就可以搞好一次运动的。不过，我也深有所感，他在我这里进行的调查研究，可能得到的是一次失望，甚至失败，因为我知道的确实太少了，为此我深感不安。
两位领导轻车简从，匆匆而来，一宿后又匆匆而去，渡河北上。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长时间的记忆和回味。华东局、军区领导机关已经先向北转移，他们是走在最后的人，而在此时此刻，他们还把注意力集中于群众运动上来，并且毫不隐晦地提问：渤海全区土改运动究竟有些什么大的问题，在如此紧张的战争时刻还必须两面开弓，大抓群众运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