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告别临邑
连天阴雨骤晴，在灿烂的阳光下，一望无垠的原野从脚下飞过，多日郁结的心情顿感轻松而明快。刚刚撂下了黄河南边那副紧张的担子，如释重负，不过内心里却有点空荡荡的感觉。带着这样的感觉，我赶去渤海区首脑机关，领受下一个新任务。在这火红的战斗时刻，人是无法稍停片刻的。
区党委、行署机关都住在惠民、阳信间的农村里。自从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各区领导机关都已移驻乡村，以防止暴露目标，求得隐蔽。待我找到王卓如，他高兴地说：“你们这两个月的工作干得不错，可以说是较好地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从前方部队的要求，后方各个地县的反映来看，都有较好的说法，这可以说是我们渤海支前初战的胜利。你这趟回来，也该调整一下，休歇休歇！不过当前的形势是不会让我们这些人清闲度过的。昨天，新华社已发布了特大新闻，大反攻已经开始！新的任务很快也会开始了。”
“我们事先已经听刘瑞龙、杨一辰同志谈过了。”
“不，这不一样！”王卓如显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我们内部自然早有通报，但在全国范围公开宣布，一定会给人们一个特大的惊喜，人心振奋，自不待言，对蒋介石集团内部的震动会更大！战争已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下了。”
他顺手递给我一张刚印发的《渤海日报》：“你仔细看看，它定会使你产生巨大的兴奋和格外的震动。这是报纸登载的新华社全文的新闻稿。”
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条新闻的全文：
由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率领的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在豫北、鲁南进行连续的歼灭战后，挥师鲁西南，抢渡黄河，穿越陇海线，挺进中原，直指蒋介石集团统治的腹心地区，揭开大反攻开始的战幕……
由陈毅、粟裕两将军率领的华东人民解放军，在抗击蒋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莱芜、孟良崮、南麻进行连续歼灭战以后，一部分主力，经过休整，转入鲁西地区，继刘邓大军之后，穿越陇海线，进入中原，指向徐州、郑州、开封、阜阳等广大地区。
由陈赓、谢富治两将军率领的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太岳兵团，自晋南抢渡黄河，挺进中原，进入豫西、陕南、鄂西广大地区，直指洛阳、南阳、襄阳等地。
我军大反攻的开始，标志着蒋军大肆吹嘘其在陕北、鲁南歼灭人民解放军主力的企图已完全被粉碎，战争锋芒已指向蒋介石集团统治的腹心地带，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发生 了根本性的动摇…
这确实与原来知道的内部通报大不一样。原先我们只知道刘邓大军反攻南下，而现在是三路大军，形成掎角之势，驰骋中原，直接威胁长江中下游地区，这能不使蒋介石集团首尾不能兼顾，人心大乱吗？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陈粟兵团出师豫皖苏广大地区，这太令人意外了！南麻之战犹酣，我以为野司指挥中心，可能进入渤海，怎能有这么快的分身术，一下子就跳出山东，进人中原，真让人难以想象！我们军区、区党委也不知道华野领导的行动会如此迅速。原先只知道有两个纵队，其中一个是十纵队，自鲁中跳出津浦路西，但不知道，他们这么快就挥师南下。前两天，刘瑞龙、杨一辰前来专谈今后渤海支前的任务，提到鲁南战争局势将继续下去，但敌进攻的趋势已大大减弱，战事可能集中于胶东一线。华野已组成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东兵团，依靠胶东及鲁中滨海地区对敌作战，伺机歼灭其主力；总部直接指挥的西纵队仍在鲁中及渤海黄河以南地区，与东兵团策应作战。渤海三分区将主要承担西线作战的支前任务。渤海区的另一项支前任务，就是组建五千副常备担架，赶赴华野兵团南下部队服役。他们已经提出，要我承担这一任务。
原来我要接受的新任务，就是此事，这确实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大事。前段时间，我们从渤海调担架队去鲁中战场已属不易。但渤海与鲁中，毕竟都在山东范围之内，且距离也近，虽然出了不少问题，但终于还是完成了这项任务。而这一次，部队已经南下，从后边组织担架前往豫皖苏一带，要经过鲁西南、豫东敌我双方“拉锯”地区，民工背井离乡，千里支前，这一路如何巩固，使担架队能形成建制交到部队，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通过“拉锯”地区，很可能会遇见敌情。五千副担架就是三万人，这么大的民工队伍，临时集合，无组织纪律性，又无战斗力，用什么来保证其行动的安全，问题很大。还有鲁中南在前段时间，组织常备担架队，以三至六月为期，而这批担架，因路程过长，刘瑞龙提出以一年为期，几乎等于临时服兵役，动员组织工作难度有多大，实在难以想象，使我不禁面有难色。我深知这个任务无法推脱，以我的工作作风和性格，自然也不会推脱，但此事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王卓如似已看到我思想上有些为难，但他也知道，我终将会接受这个任务，不会推脱。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理解你此时的心情，接受这样的任务，对你并不陌生。我至今还记得，你带领那支小队伍，穿越几道封锁线，行程达几百里，直上南望子岛，随区党委、军区在海上漂流并担任警戒的事，现在的任务可能更艰巨一些，但却是在反攻的大好形势之下执行这一任务，人们的精神状态与那时也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行程千里，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解放区内，只有鲁西南、豫东一小块土地有点卡脖子，总是可以想办法对付的嘛！据刘瑞龙告知，不仅是支前人力，从鲁中南转移出来的大批干部，其中还有从华中转移到山东的干部，也将有一部分同志转赴豫皖苏地区，这个地区将成为华野南下兵团的根据地。可以肯定，你接受这一任务并不孤立。提出这一任务，也是源于鲁南会战中，创造出火线常备担架这样的形式，对部队作战起到了支援、支持的良好作用。以前的战争没有这样搞过，这次给我们提出这个任务，也是对我区支前工作的信任和期待，尽管困难是有的，但我确信，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绝不会推脱的，而且会毫无畏惧地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说：“这个任务确定要我去干，我也没有不承担的理由。事实上我已是支前‘专职人员’了，还能推给别人吗？我只是想说，完成这一任务的难度很大，必须做大量的组织工作，从开始组建、配备干部、集训、出发，一直送到部队，这一连串的事，都需要缜密的筹划和准备，不是一说就能办成的事。”
王卓如说：“这个自然，我已与刘瑞龙、杨一辰两人约定，等你回来后，请他们来一同商议一下，这边你、我和见新参加，把事情具体议定下来。”
我见到刘瑞龙、杨一辰、管寒涛。他们就住在区党委、行署驻处附近的村庄里，看来是为了联系方便有意安排的。我到此时间短促，无熟人可见，除了和牛子春下两盘围棋外，无所事事。牛子春过了一两天也回行署粮食处去了。杨一辰也与我有同感，他在此也无什么熟人，正好可以聊天。我说，华野大军这次行动，保密特好，陈粟南下这一大事，你们事先连风也没漏一点点。
杨一辰说：“此事只有刘瑞龙早就知道，他经常去野战司令部，我们都排不上。不过宣布了名字人就不一定去了，前不久我还见到过陈军长嘛。”他又说，“看来，中央对战局早有安排，事实上华野分成三坨，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西兵团由野司直接管，其中一部分主力可能由陈毅率领到中原，但名字不妨公开。一说名字，就给部队壮了声势，这是极具震慑效果的呀！”他还谈道，“陈军长已打过招呼，要抽一批干部到豫皖苏，我也被包括在内。现在你专搞支前工作，我主张你把担架队交到部队，完成任务后同我一起去豫皖苏，到一个新的地区去工作。”
我问他：“那刘瑞龙又将如何呢？”
杨一辰说：“他刚刚被宣布为华野副参谋长，也可能是过渡吧！从长远看，他还是搞地方工作。”
杨一辰的话，引起我的思虑。本来我早就有离开二地委和渤海区之念，只是由于党校学习后这段时间，鬼使神差地绕了个圈子，又回到渤海，实际上搞的是临时性的支前任务。这次带担架队南下的任务完成之后，回渤海也是等候分配别的任务。如果就此南下，和杨一辰这样熟悉的老同志一起在新区开展工作，也不失为好事呀！寻思过去的岁月，似乎注定我是一个不断变更去向的命运。在中条山的两年时间，我前后六次变动工作，虽然是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变动，但这么频繁的变动，却是事先不曾估计到的。二十六个月，平均四个多月变动一次。到冀鲁边、渤海五年内，也有四次工作变动。只是在二地委工作时间最长。今年以来，似乎又在走马灯似的打圈子了。这次当担架队的临时司令，将成为我的革命生涯中的又一次大的转折。仔细思量，我还是乐意接受这个转折的。
刘瑞龙和王卓如以前就很熟悉。前些日子相距较远时，都曾托我捎信互致问候。现在一起商议工作，大家都没有什么拘束，话谈得很开。不过人们都熟知党的组织原则和保密纪律，绝不绕出题外议论事项。王卓如先来了个开场白：“瑞龙同志现在是华野副参谋长，一辰同志是山东支前委员会的负责同志，他们代表野司和省支前委，明确给我区的支前任务，我们在此一同商议如何具体执行任务的事项。”刘瑞龙对自己的新任务，未作什么解释，只说连他自己也没弄明白，突然宣布给他这项任务，看来也是华野南下兵团向中原进军时，有关后勤工作的需要。他在此稍加阐述这次行动如此紧迫的原因所在：南麻战役前，华野已分出两个纵队，跳出津浦路西，休整待命。南麻战役进行之中也未为所动，随后刘邓大军突人中原后，中央随即通令，要求两翼必须迅速跟进，配合刘邓大军行动，开辟中原战场。在后勤各方面工作来不及准备的情况下，由野司参谋长代表野司首长率部抢先出动，余下必须跟进的后勤各方面准备工作，要在后方筹划并陆续跟进。现在新华社公布了我三路大军已经展开反攻，与敌军的较量即已开始，后勤准备工作也要加速进行。
刘瑞龙告诉我们，主要的准备工作有三点：首先是部队所需的物资弹药的供应和运输，像冬季军衣，现在后方就要作好准备，大批军用物资现在就要陆续运送，野司兵站部为此已将基本力量投入到外线作战的后勤保障工作中去。他在近日处理完相关事务后即随同兵站部前赴中原。其次，华野南下兵团的第一目的地是豫皖苏地区，它的前身是华中淮北路西分区和平原军区。部队进入开辟的豫东水东分区，因形势发展，近期才组成豫皖苏地区，现在急需向该区输送一批干部，充实区、地、县的领导，使之成为南下兵团的战略基地。此事正由华东局组织部筹划解决之中。另一重要问题是提供南下兵团所需的一批常备火线担架。部队在机动作战中，火线抢救及转运伤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华中地区就吃过不少苦头。今年山东地区以领导带头，严密组织定期的常备担架支持部队作战，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现在南下兵团进入新区作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大增，经华东局确定，由渤海区组织五千副常备担架，随后南下，跟上部队执行任务。由于路途较远，建议此批担架服役期定为一年。以后的担架均在当地解决，不再由后方另派。
刘瑞龙提到的前两项，仅是说明情况，实际问题则集中在担架队南下一事上。他强调此事重大，渤海区一定要派出得力的干部带队前往。他的话中之意甚明，只是没把话说尽，留给王卓如讲罢了。
此时王见新却抢先开口说，如果组织上允许，他愿意去承担此项任务。王见新素以坦诚、爽快著称，在渤海以及山东的干部中，“王大眼”的风格颇有名气。我相信他说话的真诚，如果他能去，我也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助手。因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他和杨一辰也很融洽，他来渤海前就担任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和杨一辰共过事。
刘瑞龙、杨一辰对王见新的表态表示欢迎，不过王卓如最后发话，他说：“见新同志这一良好的愿望，当然很好，但从渤海区工作考虑，还是不能让他离开。渤海区的干部本来就紧张，行署只有他一位副主任，他还肩负着全区支前工作的重任，他撂下的这副担子，我可没有精力具体去管。况且，瑞龙、一辰两位同志已先提名郝炬去，去两个同志也没有必要嘛！”
王见新的脸上露出些许的遗憾，但事情总得由组织决定嘛。
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可是一个难剃的头！既然组织已经决定要我去，我也不能推辞。此项任务确实很艰巨，明摆着一大串组织准备工作，如工作做不到家，最后极有可能垮在半道上，更甭提到达豫皖苏的话了。”
看到大家都同意我这个看法，我顺势提出要抓紧进行的一些工作：“要向出人的县的领导同志交代清楚，提高他们对此项任务重要性和艰巨性的认识，能够抽出得力干部，组建县担架支队的架子；要比照民兵的标准建立担架队，每副担架六个民工，其中应有两人是民兵，使他们成为班上的骨干；要用一定的时间集中训练，进行组织纪律教育和阶级教育，对其中成分不好、思想不稳定分子适当清理，以利于担架队自身的巩固。一定要舍得花这点时间，把担架队的情绪鼓动起来，把组织工作搞得严密一些，不发生大的减员，这样可能减少一两个月的服役时间，但这样做是必要的。在此期间战局会有什么变化？担架队经过战斗的洗礼本身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主要得靠县里带队干部，在部队帮助下进行工作。最后，完成这一任务还得有一个临时工作班子和一支小队伍。虽说几万民工长途行军，主要靠各县支队带领行动，各自保证行动的安全，但我们也得有支小队伍负责警戒、通讯、联络，发现敌情好向大伙打招呼，指引各队安全转移，力求做到整整齐齐、安全到达目的地嘛！”
听我一下子讲了许多，杨一辰插上两句：“看来你已经下了决心干这件事！工作考虑得那么周到，我看一定能够办好！”
刘瑞龙也说：“你考虑得很周到，所提几条意见我都赞成，花一段时间整训值得，也很需要，到部队时间晚一点，总比半途散摊子好多啦！我愿意负责报告野司，给担架队留些整训的时间，那样出发的时间将在我们离此南下以后了。我建议，郝炬同志在我们渡河南下之前，赶到兵站部，和我们一道先下黄河以南一趟，熟悉地形，回头也好带这支庞大的民工队伍闯过去。”
我觉得刘瑞龙的这一建议很好，如此遥远的路途，人生地不熟，到时候准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先去踩下道，有了印象，大队人马行动起来会好得多。
王卓如最后说：“在瑞龙、一辰同志指导帮助下，我们讨论的事项，可以定下来了。郝炬同志表明了承担这项任务的决心，他事先已考虑到怎样做好这项工作，主动提出许多重要的意见，我们大家均表同意。现在就请见新、郝炬同志起草一个关于五千副常备担架的组建方案，把任务具体分配到地区的有关县，原则上三专区不分配任务，一专区北部几县不分配；主要集中分配于二、四两专区，二分区分配数量更多一些。待方案定下后，立刻找三个专区领导人来开紧急会议，由我和见新、郝炬同志一同主持，把任务交代下去，一个月时间以内，到鲁西北定点集中。在此期间，给郝炬几天时间回二地委休整一下，也好帮助地委落实此项任务，并从二分区临时抽调一支小队伍随同前往，由支前办几个政工科室原班人马组成工作班子完成此项任务。然后再在瑞龙、一辰同志渡黄河南下前夕赶到他们的驻地，随同他们南下熟悉一下情况后，再返回主持担架队整训。”
“还差一件事。”我补充说，“出发之前，我将返回区党委，向你们汇报后再走。”
“这个自然，我们在此欢迎，并为你壮行。现在，我们也为瑞龙、一辰同志即将出发南下奔赴反攻前线壮行！”王卓如激动地说。
我回来了，临邑——永远让我留恋的地方。
我回来了，尽管只有短暂的时间，却引起我思绪的反复回荡。毕竟在此，我曾为之奔走拼搏了五个年头，那是多么漫长而艰难的日子，有苦痛，有快乐，有生死抉择的悲壮，更有胜利突临的欢欣鼓舞，有多少人为之而献身，身边恍惚听到多少父老在对我述说：“年轻人，你要回来呵，在这块土地上有你付出的心血！”
我回来了，一个浪迹天涯的匆匆过客，在以革命为职业而奔驰四野的间隙里，重回这长久滞留的“第二故乡”。我偷偷地亲吻着旷野里沉睡的土地。看看吧，再多看上几眼，这是我毕生难忘的血染的大地、沙河和村庄呀！
刁一民、吴智铭见面时满怀热情地说：“你是这儿的干部和群众心目中长久的‘大哥’，地委成员里还留着你的名字。我们还期盼你能回来，继续和我们一起走向新的征程。”
我无法对他们的热情泼冷水，也无法告诉他们为什么我被李宁部长留下支前，更无法表露我心中那点小打算——走向中原，投入新的工作。我唯一需要告诉他们的是，要求他们把组建担架支队的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不能贻误戎机。还有更具体的事，就是已随我两年的警卫员潘清和，早就要求返回地方，我希望地委能让他回到县里干一份工作，而我也需要再调一位年轻得力、可以帮助我工作的警卫员。在刁一民和吴智铭看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他们应尽之责。他们认为在我停留的日子里，必定会有一些同志前来看望我，因而希望我能了解一些下边同志的思想和对工作的反映和意见，这样对地委目前的工作能有所帮助。刁一民还风趣地说：“其实，这也是你自身的工作嘛！”
最后，他们还提出一件特别的事项要我帮助。久病休养的于梅先，已较长时间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在陵县农村休养治疗。最近病情加重，精神恍惚，无事生疑，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们多次探望劝慰，均无效果。同时他们也了解到，唯一能跟他说上话并为他所时常怀念的人就只有我了。他们希望我能去探望他，对他做一些工作，可以说，这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说去就去。我由地委办公室小张陪同，径往于梅先的住村。途经沙河，两滩白杨丛生，在河滩低矮之处，也冒出稀疏的小灌木。战争已过去两年了，夏秋之间的沙河，露出了繁茂的生命复苏景象。
“那边的尽头是小张家。”地委陪同的小张是我离开后才到地委工作的，他不知道我对这些地方早就熟悉。他告知小张家外沙河沟里，吴匡五县长的遗体就掩埋在那里。头年里，吴县长阳信老家的亲人来起回他的遗体，遗体保存完好，吴县长的遗容，栩栩如生，人们全都惊诧地说：“神了！”
“六年了！”我不禁自言自语，六年前我刚来到陵县，吴县长牺牲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时候要找到一副棺木，根本不可能，只能尽量往沙河底部深处掩埋。竟将遗体完好保存下来，这也是没有料到的结果。
上次我和于梅先握手言别是在离开二地委的前夕。那时他还在工作岗位上，但已是病体难支，精神恍惚。我的造访和劝慰曾使他一时精神振作，情绪渐趋正常，只是叮咛我不要忘记他，要时常去看他。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又大半的时间，我没有兑现对他的承诺，因为当时没有告诉他我即将离开二地委。而他以后却真正病倒了，离开工作岗位回到陵县农村治疗养病。抑郁症恶性发作，精神一蹶不振，不能饮食，不能走动，两腿细小，骨瘦如柴，成天怀疑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老是感到眼前迷糊的幻影，谁去劝慰都无济于事。我见到他，他颇有怨言，责怪我爽约。不过他的情绪还是相当振奋。
在交谈中，他拐弯抹角地暴露出对我的不满，且进而怀疑我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看法，甚至怀疑到停止他的工作是否是组织上对他有什么看法。
我只能亦庄亦谐地批评他疑神疑鬼，尽想些莫须有的事来吓唬自己，无病自扰。我命令他要振作起来，抛掉猜疑，病情自会减轻，如仍执迷不悟，听之任之，不能自拔，病情必然加重，终将毁掉自己。我一时委婉劝慰，一时声色俱厉，旁边的小张提心吊胆，怕惹他发火。
然而这些不相投的语言，使他反而清醒了一些，偶尔脸上还露出一丝笑容。但一会又转过身指着他那细小的腿骨说：“你看，这不就完了吗？”
我厉声批评道：“你老是这样不吃不喝，不敢动弹，这腿自然越来越细，到后来不就不能走动了吗？”
我狠狠的批评，反倒让他破涕为笑，稍觉清醒一点。
面对这么一位老同志孱弱的身躯、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和反反复复的无谓猜疑，我的心情也倍觉忧虑，只能尽量劝慰他振作起来，莫作怀疑瞎猜的牺牲品。是病还得治，但疑心生怪病不能再继续下去，要相信自己能够挺过这一关。我也不再隐瞒，直接告诉他，我是到党校轮训学习，临时接受任务，长时间不能回到这里，以至对他爽约。这一次又要走向更远的地方，是否还能回到这里，难以预料。这次我专来看望他，既是叙旧，又是话别，劝他莫再东猜西疑，振作精神，好自为之。
与于梅先的会晤及对吴匡五的追思，还真的勾起我怀旧的情思。我原不想多见熟人，但现在不禁想多知道一些故人而今安在？从见面的同志中得悉，大多数同志仍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只有个别人有所变动。郭毓芬的身体业已康复，并到专区武委会工作，最近又被调到军区人武处；靳兴侯也将从德平调渤海区工商局，他原先提的意见似将获得解决；李玉池仍在领导回民支队，并将扩大为团级单位。李玉池本人的工作将向分区一级发展；李金德已被任命为副营长。一
得知我回到临邑，辛国治专门来请我去分区一叙。这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区去年将三个团上调到华野十纵，现已成为野战军的一支战斗劲旅。分区随后又从各县抽调营连建制组建三个团，曾旭清正率领主要兵力参加军区的野战部队，与华野主力纵队协同作战。据辛国治和刁一民的预计，将在年底或明年正式编人渤海军区第三次组建的野战纵队。现在晏城至泺口沿河防线，已由分区新建的部队承担防守任务。我对二分区能在军队建设上作出重大贡献，深为高兴。辛国治告诉我，他回到区党委时，确实向区党委讲了我们学习的情况及被留下的原因。此事已成过去，大家一笑置之。他还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他回分区后，将我编写的《呼延灼》-剧草稿，交给分区文工团排演，由阎宗威修订并导演，已经在分区范围内几次上演，反映平平，不过认为还可以上演。我笑着对辛国治说：“游戏文章，外行大胆，不过博大家一笑而已。”
在我将要离开之时，耿捷三突然来见我。他是听人说我路过临邑，便急急忙忙赶过来的。上次我离开时即因匆忙未及告诉他及傅洁民、贾金砚诸同志，他们深以为憾。这次得知我又是稍停即走，并将带领大队民工远行，益增眷念。从他口中得知，贾金砚已在分区主力团任连长；蔡玉田在济南工委武工队做文化教员；张林森、胖墩也都在连队做文化教员；傅洁民将到县里工作；耿捷三早已到县委任宣传部长；原在县委的何为已经调其他地区工作。耿捷三非常愿意随同我一起去闯新的天地，不想停留在一处忙忙碌碌地干地方工作。我亦深有同感。几年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我和小队诸同志有着深厚的情谊。和小耿相处几年，彼此了解，我十分赞赏他的胆识，佩服他好学和不畏艰险的战斗精神。如能再在一起共事，那将是令人欣慰的事。但干部调动当由组织决定，不是我应允即可办到。我只好劝他安心做好现在的工作，相信他的为人、能力和品质，在未来的工作中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我期待着他的进步，也同样期待小队诸同志未来的发展和进步。我们依依惜别，言犹未尽。我相信这绝不会是最后的一别。
时间仓促，警卫员潘清和在我离开临邑之前也即离去。这个同志有点倔强脾气，常因一点小事和我争执不休。但他做起事来，却兢兢业业，对我的起居安全，从不懈怠，他还肩负马匹的饲养工作，更是爱惜有加，无论行走多累，也绝不会让马受一星半点的委屈。然而他却很不适应到处游动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思乡情结很深。这次我同意他回本地工作，他当然很高兴，但临到要走时却又有些依依不舍，深感歉疚。我温言劝慰，期望他在新的岗位上更好地工作。新来的警卫员小高比潘清和年轻一点，人显得更精悍，对调来我处也表满意。他明知我将奔走四野，行程遥远，生活艰苦，但却了无惧意，令我甚为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