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破花园口，平地水奔流。
哀鸿啼血遍野，凄咽万人愁。
烽火中原未熄，驰骋大军南下，鄢洧记曾留。
高庙分田土，考叔越沙丘。
尘沙尽，蕙风起，润田畴。
三十八年旧地，今日喜重游。
夹道垂杨飘荡，四望落棉似雪，欢乐庆丰收。
犹识当年守，却道鬓边秋。
《水调歌头•重过尉氏高庙寨》（1985年10月作）
一、高庙寨试点
在民运部我见到了赵敏。看上去他年纪比我要大好几岁，人很和蔼，一对眼睛却透露出是一个相当精明能干的人。他也是刚从山东赶过来。据赵敏介绍，和他一同来的徐同瑶，已定职务是民运部组织科长。徐是群众运动的“里手“，长期在基层工作。山东方面还来了一位陈先，原系山东分局青委宣传委员，带来一批鲁中南转移南下的基层干部，全放在民运部做工作队，人凑齐了后，民运部算得上是一个大摊子。
赵敏说：“区党委合并建立时间也不长，机构很简单。开始只有办公室和组织部，现在才准备把宣传部、民运部搞起来。目前土改任务很重，民运部可谓首当其冲。现在边区一级还没有农会这样的群众组织，民运部就得顶起这个牌子。土改在头年里已经全面铺开，各地做法和进度不一，章法有点乱。县里搞起了政权，建立起党委，一声号召就开干了。老百姓管土改叫什么？简单讲三个字，就叫挖浮财，其实就是打土豪，挖浮财。土改简化成了大轰大挖，到处点火，乍一下去，还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哩。咱这民运部也不可能就在上面动动嘴，看下边干。这儿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开展新区，时刻准备对敌斗争，我看咱们也得扑下身子，从底下开始，积累新区土改的经验，以之推动面上的土改向前发展。咱们商议一下，我就把咱这打算向瑞龙、芝圃同志汇报，他们同意了，就马上下去干。”
我很赞同赵敏的意见。在新区搞土改，就得扑下身子，从基层开始，发动群众。这也正好给我一个扎根基层的机会，扎扎实实地补一次群众运动的课。
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把赵敏和我叫去交代：“你们全体下去，抓一个点开展土改，积累经验，推动全区工作的打算是对的。土改是中央特别强调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各地县都在搞，但是干部太少，一下子开展不起来。特别是与国民党军处于拉锯状态的游击边缘地带，我们进去要边宣传，边发动。但敌人过来一镇压，又打下去了。所以就全得凭自己有武装、有干部才能坚持，工作的困难自然很多。到这些地方搞土改还得靠自己保护自己，力量不能太分散。区党委考虑，你们民运部全体去五分区北边尉氏县扎下去干。那里有政权，有武装，大部分地区控制在我们手中，就是干部力量薄弱。你们这么多人去，相信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能把土改搞起来，全面推动这个县的工作走上一个新台阶。”
此时已届春节。过完春节，进入尉氏，已是1948年2月。
名义上说是进入尉氏县，实际上就是五分区开着口子的一大片，除尉氏本县外，还包括西南面的鄢陵县北一片，西面洧川大部，北边还包括中牟、长葛。国民党县保安队、还乡团人数不少，仍控制着县城附近及以北地带，且与我们开展土改的三县边区一带距离不远。县大队虽有一百多人的武装力量，守着这么大一片地方，也照顾不过来。县里没有县委书记、县长，只有副书记韦荣寰和县政府秘书谭绍中当家。他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认为工作有了靠山。
我们了解情况后却有些发愁。这个地方对敌我两边都是开放的，我们经常在此工作和活动，保安队、还乡团也时常来此骚扰、破坏。双方拉锯频繁，使群众的情绪和生活都很不稳定，干部、工作队分到下边开展工作没有安全保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的工作能够迅速开展起来呢？
我们几人一起议论：尉氏是五分区北部的重要县城，地委对我们来此曾表示欢迎。现在碰到具体问题，是否可以报告地委请求帮助解决呢？我们的要求主要集中两点：适当加强一点尉氏的武装力量，阻止敌保安队等来我开展工作的地方进行骚扰，保护工作队和干部的安全，争取土改运动迅速展开。待群众运动起来，建立村的民兵和扩大县区武装后，就可以把增援力量撤出。另一点是：区党委决定民运部到尉氏来，要求地委能把尉氏主要领导干部配备齐，以利于配合工作的开展。
我们自认为，所提两条要求是合理的，以我和赵敏两人的名义与地委领导同志谈，必然会引起其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殊不知我一去就碰了钉子。
地委书记王其梅生就一个大脑袋，但绝不是“脑袋大，心头木”的人。他人很精悍，脑子反应很快。事后我们才知道，他也是区党委成员之一，极像当年冀鲁边区李广文那样的地委书记。他听我谈到希望地委帮助解决的事以后，神气很不耐烦，意思是就这么点事，还值得提出和专门来谈吗？
一见我对他的态度颇为惊讶，他更生硬地说：“在我们这里，尉氏县的武装和干部都是不错的了！你们还要地委增加武装，掩护干部？须知到中原地区来，都是和敌人进行战斗的，还提得出来要别人来保护吗？害怕的话就别到这里来！”
他说话如此傲慢、生硬，又是地委的主要领导，也不好发火闹僵，我只冷冷地说了几句：“请你不要低估我们这些同志的精神和能力，要是只为去和敌人战斗，我们也不会比别人逊色！我只是提醒一下，这是一大批干部，我们对他们的安全不能不负责任。既然你如此说，回去我们就自己拿起枪来干就是了，只是请你转报区党委，这些干部要是出了什么闪失，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王其梅的态度和蔼了一点，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我刚才已说明了，在五分区，尉氏的条件、力量就算最好的了。现在又去了你们这一大批精悍力量，别的县还真眼红哩。地委、分区确实抽不出力量到尉氏，这是实在的话。我很赞成你说的，一手拿枪，一手土改。大家都是战争中过来的人，谁会怕什么不成？区党委确定把尉氏这个范围的工作交给你们，你们就大胆地干吧，没有什么负责不负责的问题。再说，你们在尉氏得干一段时间吧，不能把自己当做尉氏的过客，你们两位就把县里的主要责任担起来，地委可以立刻发通知，赵敏同志兼任县委书记，你兼任县长，此点我已向区党委汇报过了，他们也同意了。不仅是尉氏，我们还要向洧川、长葛、中牟县境开展工作，地方很大，你这个县长到哪个县都可以挂那儿县长的名义出布告或开大会的工作。在此期间，尉氏的工作就全仗你们了，有什么事你们定夺就是了。”
我对王其梅的傲慢，内心确实很不以为然。但仔细想想，他还是够得上实在、果断、认真，不说违心的话，实际上他向我交了底，拿不出什么力量，只好讲“原则”。他还表明，和区党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决心已下，立马分头做几件事：
宣布赵敏和我的兼职，实际就是把民运部和县委的同志从思想上组织上拉到一起，民运部这段就是做县委的工作，县委几位领导，也包含在民运部组织之中。
我向谭绍中秘书、吴大队副交代：县政府的具体工作，仍由你们分头负责，有大的事情和我一起商量。我的主要时间仍放在土改的点上，大队在此期间着重监控尉氏城方向的敌情，保障土改顺利展开。工作队开一次全体会议，号召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搞土改，好在这些从山东出来的工作队员，本来就是人人有枪，只是子弹少点而已。一经动员，反而劲头更大。这也说明，我们领导对工作队安全问题产生的顾虑有点多余。
最后，在赵敏主持下，将工作队划成三个组，集中于尉氏南区及邻近的鄢陵北区及原属洧川的南席区之间，两个点在尉氏境内蔡庄和高庙寨，另一个点放在现尉氏的鄢陵北区。赵敏原先主张我不带点，我则坚持要带一个点的工作组。最后确定：我和韦荣寰带高庙寨组，陈先带鄢陵北区组，赵敏和徐同瑶带领蔡庄组，实际是为了给赵敏留出较多的机动时间，可以照顾各点及全面的工作情况。留下新近才来的民运部秘书科长陈觉，帮赵敏联系各点的工作。
工作队的同志尤为积极。他们从鲁中南转移至渤海、鲁西，已有几个月时间，一直渴望有工作机会一试身手。其中有些人是日本投降后参加工作的，但在老区，青抗先、儿童团也是经过战争磨炼的，全是区乡干部，年龄也都不过二十岁左右，本来就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敢干敢斗，工作热情很高，毫不畏惧。
有这么几十人武装工作队，自觉信心大增。我还怕什么呢？
高庙寨，是尉氏南三区除集镇外的第一大村，一百八十户人家。国民党保安队、还乡团往西南方向窜扰，高庙寨也是一个主要目标点。
前些日子，县里搞土改也到了高庙寨，热闹过一阵子，掀起“挖浮财’’的风。可是一直没有把村里的阶级阵营划分清楚，被挖了浮财的人事后反映，根本划不上地主，顶多是个富农、富裕中农而已，“大鱼”一条也没抓住。
我和韦荣寰一起分析，这个村的政权并没有控制在人民手中，和我们首选的另一个试点蔡庄大体相似，但情况比那里更复杂，难度更大。蔡庄这个村，名气更大一点，传说是西汉蔡邕的故里。可要翻内瓤子，还没有高庙寨这样深沉。当时确定这几个试点就是要从难剃的头开刀，认为这样打开局面可能会快些。
带着区里那装备有十几支枪的小武装，加上工作队连同我和小高一起也有十多支枪，除在外围村摆上几个工作队掩护配合之外，我们集中进村先开大会。工作组长王继先讲话，说明以往的土改没有动真格，现在下决心重新做起。会上还讲明政策，号召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把地主恶霸揪出来，真正分田分土。
紧接着工作队分别深入农家，访贫问苦，教育启发，以求发现贫雇农中间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既造声势，又做深入细致发动群众的工作，齐头并进。
在环境不安稳的情况之下，我们多半是下午到晚上在村里活动，后半夜就撤到邻近村庄隐蔽，如此循环作业。
开头几天没有多大的动静，群众看见工作队都是笑呵呵的，一谈到村里的事就将话题扯远了，人慢慢也散了。好在我们几位工作队员，大多在鲁中南干过农会、民兵、青抗先工作，善于和群众打交道，逐渐和一些贫下中农厮混熟了。
有人悄悄告诉王继先、许庆仪、任万功几个人说：“你们不晓得俺们高庙寨巷子有多深？没看见那‘歪脖’还在村里，谁敢吭一声半声？”
王继先还碰见一个小伙子说：“别看村里管事的，人面前还像个人似的，一到‘歪脖’那里，自个儿就先矮了半截，甭说‘歪脖’那几天还在咱村，就是他不在，村里不论大小事，都得跑他那里去说。要是知道有谁告发了他，那准叫你脱不了手。你说同志：咱穷爷们儿能起来抗住他们？”
王继先向他们打听“歪脖’’是否还在村里？
回答说：这两天可能躲起来了。你们头两天开大会，他就在那角落里蹲着的么！
谈话到此为止，动员他们站起来和地主恶霸斗，谁都说万万不能，就这么僵持了好几天。
一个叫“小瘤子”的年轻人，嘴里少点遮拦，比别人敢说了一点，但是动员他出头干，还是一样说不行。时间久了，他还是憋不住，冒出了几句：“说心里话，你们真正要叫咱们干，就得先下手，‘歪脖’不除，俺村里休想动起来。老百姓要干，总得要人带头，离了李孬，谁都干不成这事。”
事情渐渐有了点头绪。不过和蔡庄相比，高庙寨这个点还是落后一大截子。我们几个点碰头通气，知道蔡庄的发动组织工作，已经有了一些成效，村里的阶级阵线也已清晰可见。下一步斗争，分田分地将会很快进行。
我自己暗想，做基层工作，还真得向徐同瑶、陈先，特别是赵敏学习，他们富有经验。但点上的同志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这只说明高庙寨是个难啃的骨头，要硬啃下去，自个也得掉落几颗牙齿。现在纸已被凿破了窟窿，再使大劲总会把局面打开的。
“歪脖”到底是怎样一个货色，总算逐渐露出来了。此人在村里还算不上什么大地主，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横行乡里的大恶棍。村里真正的两家大地主，平素很少出头，他们就是利用“歪脖”这杆老枪作挡箭牌，倒把他们自己给遮掩起来了。在高庙寨村里，“歪脖”就有好几条人命，人民政府和武装力量进入尉氏后，“歪脖’’更和蒋记国民党县长、保安队等挂上钩。他们能够深入到高庙寨、蔡庄一带来骚扰破坏，靠的就是“歪脖’’这样的人通风报信。
村里的人对“歪脖”的一举一动早就看在眼里，也熟知他那德性，又害怕他下毒手，谁也不敢说他什么。
就是到这几天，风声不算不紧，“歪脖”依旧在邻村附近转悠，晚上还常偷偷回到家里。那家伙倒算是有种有胆，他硬是认定没人敢揭他的老底，由得他就地使法。
这么个一贯为非作歹、鱼肉乡里，有多条人命的家伙，当然应该下决心铲除，这样才能使村里的贫苦群众扬眉吐气，自觉行动起来。但是如何铲除，我却踌躇久之。
以往我们对坏人的处理，一般都是强调深入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与坏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是考察群众是否真的发动起来的一个标志。现在尉氏这个敌我拉锯之地，有这样既压在群众头上又和敌人勾结骚扰破坏的反革命，如果不先打掉他，连工作队和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又怎能发动群众行动起来呢？
我下决心抓住两头：一方面积极寻找线索，摸清“歪脖”住处和可能的去处，弄清了好下手；一面以极大的耐心动员李孬出来带高庙寨群众组织的头。
王继先的说法是，找李孬不是一般的访贫问苦就能奏效的，怕是得用戏文中的“隆中访贤”的法子。找这个人并不比找“歪脖”的线索容易。据旁人说，他就是害怕有人找他，也一直是东藏西藏的。总算在一个夜晚叫王继先给碰上了，但又不能硬拉他来说话，只能对他讲：我们工作队把全村庄户人家都找遍了，唯独未见到你，这样不好嘛。知道你有顾虑，那就另找个地方，谁都不知道，咱们好好聊聊行吗？
李孬犹豫一大阵子，总算答应了。也没出村，他自个儿找个僻静地方，王继先和我两人和他谈了小半宿。
原来李孬家里，祖辈都受苦受难，吃过很多封建剥削压迫的苦，老爸给地主家折磨死了，李孬小小年纪老娘也没了，家里实在生活不下去，就到处流浪，曾经给一个乡班子收留，学唱梆子戏，后来又跟过别人跑滩，属于肩挑背扛的小贩，前两年才回到村里，从旁人那里转租了两亩地，对付着过日子。他年纪不大，阅历倒不少，啥事都知道一点。村里年轻小伙子都喜欢与他凑在一起，大家知道他肚子里有货，遇事能出个点子。不过他可从不在村子里出面，更不愿和工作队接触，怕沾惹是非。
经我们再三谈话，他的脑子里有些松动，他把我们说的话听进去了，不再拒绝和我们摆谈，但就是不肯说跟大家一起参加土改的话。此时我们也摸透了：“歪脖”不倒，他是绝不会“上”的。
约十来天工夫，事情终于有了突破。“歪脖”果真在一个夜晚潜回高庙寨，在和他相好的女人住处，让王继先、任万功和区队几个战士给堵住了。这小子还真凶狠，提起驳壳枪往外冲，被我们开枪打死了，我们也有战士负伤。
第二天，以区上的名义在村里宣布：“歪脖”罪行累累，又拒捕顽抗，业已处决。嗣后，再有人破坏土改，敌视人民，必予严惩不贷。
此事立即引起一场震动，群众看到党和政府处理坏人的决心，硬是找到“歪脖”这样的坏家伙，看来村里的土改是怎么也挡不住了。工作队也趁热打铁，再访李孬：“歪脖”已除，你现在总不能再有顾虑了吧！
接着在高庙寨召开大会，号召动员成立村农会和民兵等群众组织，投入土改运动。我以尉氏县长的名义对群众讲话，这才真把高庙寨土改的大幕揭开并推向高潮。
李孬带头的农会和民兵组织及时发挥了作用，取消了原来管事的权力并给予适当的批判，土改和村政事务便都由农会主持进行。
工作队的力量转往周围村庄，这就使得土改不停留在一个村点，而是以高庙寨为中心普遍发展。人手不够，还动员高庙寨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到外村帮助工作队的工作。
李孬经区委审查吸收入党，很快成为脱产的区乡干部。
此时，蔡庄、鄢北两点的运动发展早已走在前面。高庙寨在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也迅速跟上。民运部和县委对三个点的群众发动作了阶段性的总结：虽不到一个月，但三处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斗争目标明确，“挖浮财”等留下的后遗症被改过来。群众发动充分，村政权已掌握在农会之手，民兵组织成为保卫土改和乡村政权、农会的力量。从积极分子中物色对象，几处党的支部已在酝酿建立之中。
下一步就是要向试点四周面上展开，并根据工作的开展，建立或健全蔡庄、鄢北区委，建立尉氏东区和南席区工委，以高庙寨为基点，向南席发展。工作队成员有的直接到区委任职。张延武、焦裕禄担任蔡区区委副书记和宣传委员，王继先任南席工委工作组组长。所有工作队成员都担任所在区的区委委员，以配合土改运动和基层工作的建设，建立区委对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
这些新措施的实施使原有各区的干部和工作得到充实和加强，使工作队同志感到工作稳定，有利于工作的持续发展。无论是民运部本身，还是韦荣寰、谭绍中等地方同志，都处于热情高涨和兴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