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土改风云
赵敏被通知回了区党委一趟。他带回近期中央几个通报的信息，都是关于贯彻土改会议和三查三整的内容。较早的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冶陶会议的报告，中心内容是对太岳区党委宣传部长和五地委书记等人的阶级意识模糊、阶级路线错误的批判，措辞相当严厉。可以想象会议上批判的尖锐。另有晋绥分局贯彻阶级路线，进行三查三整的报告。而最意外的还是华东局对渤海区党委在土改中所犯富农路线、包庇坏人、压制群众运动的批判和处理。已将区党委景晓村、王卓如，行署主任李人凤，部分地委、专署领导人及部分县委书记撤销职务。发出这些通报，实际是通告各区均要根据通报精神，检查本区土改存在的问题，主要检查领导上是否有右倾思想，是否背离党的阶级路线。赵敏告知，区党委亦即紧急讨论，决定要加大土改运动的广度和深度，从检查来看，全区执行土地会议的要求是积极的，没有路线错误。但运动很不深入，很多地区走过场，在敌我斗争拉锯形式的影响下，一些地方进度缓慢。区党委要求各地区接受教训，迅速跟上。
民运部在尉氏这段时间的工作，得到区党委认可，但也打了招呼，要求加速工作进度。民运部集中众多工作队干部在尉氏县一个区，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的，应该在短时间内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等等。
这些信息，对民运部以及县里负责人来说，造成了很大的紧张和压力。从各解放区的通报来看，豫皖苏虽未被点名，但无论运动的深度和广度都很差劲，我们也得按照会议精神，改进工作，解决“快”的问题。
对我来说，太岳区、渤海区大批干部都犯了错误，其中很多人曾经是我的上级领导和同事，陡然给我增加很大的压力。我所熟悉的大批同志都犯了“错误”，我将何以自解？
赵敏还告诉我，据他所知，渤海问题绝非偶然，此事已联系到原山东分局。据说华东局正在检查原山东领导人黎玉的地方主义、宗派主义错误，林浩、景晓村均牵涉在其中。现在民运部的干部大多是山东来的，但都来自基层，对上边的事不了解，不会有多少影响。我想到陈先来自原山东分局青委，也可能有所影响吧！不过在党小组会上，谁也未暴露个人有些什么想法。这种情况，估计赵敏也不会没有想到。但他在小组会和工作安排时，仍和往常一样分析工作现状，研究如何加快进度。他一再说，我们大家都要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人工作，不管环境紧张与否，工作有多少压力，只有拼命去干，才能解决问题。
实际上我们已经修改了原有的安排，提出要加快步伐，提前进入贾鲁河对岸尉氏东区和洧川的大部地区。对蔡庄、鄢北、高庙寨已开展地带也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对土改运动的宣传工作也在加重分量，营造更热烈的运动气氛……
没两天，区党委又来通知，要赵敏即回区党委，实际上在他上次去时即已定了，只是给他一点时间，回尉氏做工作安排而已。他告诉我，他仍是民运部部长，回去是为了对全区群众运动的指导帮助，同时他要参加区党委办公厅的一些工作。这就明确，此次回去后，他不再回来蹲点了。
大家对他半途回去均不赞成，但这是区党委决定的事，有什么办法呢？
我能想到这些同志心里想些什么。明白地说，赵敏走后，民运部工作由我担承，他们不放心；再加上听到渤海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是渤海区来的干部，不信任的程度自然更加重了。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多数同志对我不甚了解，加之“渤海”事件如影附身，自己能玩得转这一摊子事吗？
赵敏在会上尽量避开这个难题。我们两人单独谈话时，他的态度很坦诚：“我们都是领导干部，这段时间彼此也有所了解，你尽管大胆指挥领导，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走后，我的名字照样保留，有事还可以联系通气，需要我做工作时，我会尽力去做。只要注意工作方法，多了解同志们的意见，我以为，绝不会有什么大难题发生。”此时，我的思想上确有压力。有压力，但不能被压垮，唯一的方法就是顶着干。掐指算算，在几位领导人中，陈先、韦荣寰、谭绍中、陈觉等人问题不会很大，只是徐同瑶可能意见大些。这个同志也是个小知识分子，但其言行甚似工农出身，他的工作实在，深人群众、做群众工作很有办法。他长期在赵敏领导下工作，对赵敏本人极为信服。赵敏离开换我主持工作，他可能有些别扭，和他难以交流。不过他也是思想作风都很好的同志，如果我多尊重和征求他的意见，注意方式方法，还是能够团结相处的。
一个女同志，带着区党委几个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突然来到了尉氏县境。事先我们毫不知情，不知是怎么回事。她作了自我介绍：“我是章文，刚去区党委担任副书记。这里是区党委民运部直接抓的点，我的职责要求我下来了解各处的工作情况，第一站就到你们这里。”
她看上去约有四十来岁，矮个，但很结实，走路说话挺有精神。说起她的名字，老“华中”徐同瑶早有所知，就连长期在山东工作的我和陈先也早有耳闻。她是老党员，在白色恐怖时吃过不少苦，抗战时期在苏中、苏北地区担任过地委副书记，是一位斗争坚决、工作能干、受人尊敬的妇女干部。当知道来人就是章文时，我的心中顿生敬佩之意。
她很严肃，不苟言笑，给人的印象就是来抓工作抓问题的。因为这是她的职责所在，作为党务工作的领导者，当前党的中心工作——土改，自然和她紧密联系在一起。
到蔡庄试点村，首先就对那里的气氛提出质疑：“这是你们的试点？冷冷清清，标语都没贴两张，像个搞运动的样子吗？”
转到正街倒看见了一幅大标语，只有“土地还家，贫雇农大翻身！”几个字。我看清楚了这幅标语是盖在原来那幅“大搞群众运动，分田地，挖浮财”的标语上边的。那是赵敏发现“挖浮财”三字贴在大街上不好，叫另找标语把它盖上的。章文一看见就说：“把‘挖浮财’涂掉干什么？盖上的这八个字，没有毛病，可没有一点火药味，能运动得起来吗？”
此时，她突然问我：“听说你是山东来的，过去干什么？搞过群众运动没有？”当听我回答是从渤海区来的时，她突然绷起脸，“渤海！渤海区的问题很严重嘛！富农路线，华东局在那里揭发出一大窝子，上上下下的领导干部一大堆，你怎的不在内呢？”
我冷冷地回答说：“我早就支前南下了。瑞龙同志留我在此，渤海区现在干什么事与我无关。我确实缺乏群众运动的经验，不过我有信心补上这一课。”
一看我的脸色变得很冷峻，她也未再谈下去。在听了我、韦荣寰、徐同瑶、陈先四人先后向她汇报了运动开展情况后，徐同瑶还多次点明，一些大的安排都是赵敏主持定下来的，她的态度才逐渐缓和下来。
最后她说：“我一到豫皖苏，就耳闻尉氏是民运部具体抓的点，是全区土改运动的希望所在。一个多月来，你们在赵敏同志领导之下，开展了工作，已经收到成效，这对全区的工作将会有所推动，是应当肯定的。不过，看起来你们的行动还是太迟缓，跟不上形势，距离区党委所期望相差甚远，还得加大力气，才能跟上形势的要求。看来在你们干部思想上，右倾思想甚至富农路线的根子，还没有深挖出来，还停留在那副小脚女人的架势上。”她顺势拿出那段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枕头，革命要有革命的架势。看看你们冷冷清清的场面，哪有个群众运动的革命气派！党要求你们要认真检查，迅速改正。”她还说，“不要怕提‘大挖浮财’，大挖有什么不好！群众创造出来的新事物不能随便否定，群众起来才能有大挖的行动。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一回两回大挖，要深入细致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这方面，你们做得还不错，但还得加大力气去开展工作。群众运动就得大胆放手地干，大张旗鼓，大刀阔斧地干。我这次来只是初步接触，给你们加点压力。下次我还要来，看看你们是否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有没有新的变化？不能还是这个老样子！”
听了她这段严厉的批评，我想，中央在土改和三查两整的通报中，突出抓阶级路线，现场撤换干部，章文大概也是带着这个精神来的。只不过这里运动的发展较好，无法否定，只能抓住一些现象做文章，来敲打大家，促使运动跑步发展罢了。不过，她这个做法，代价可能很大呢！在会场上，我只能接受上级领导的批评，别无选择。她走后，我马上召集民运部和县委开会，商讨下一步怎么办。与会几人对章文的批评接受程度不一，心态各异。韦荣寰、谭绍中是县里的干部，对区党委领导的批评，一般都老实接受，何况他们不是主要决策人，对批评的感受不深。徐同瑶、陈先二人则有明显的不同反映，徐同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觉得章文对这里的工作估价太不实际，对深入细致发动群众的工作一句带过。徐同瑶说他和许多同志都有这个经验，在群众运动中成功的经验都来自于深入细致做群众发动的工作，大呼隆，大场面，看上去热热闹闹，却根基不稳，到后来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照章文的指示去办，很难说会做成什么样子。陈先认为我们都很敬佩章文，不过她这回草草一行就做出武断的估计，令人失望。她对渤海干部横加指责太无道理。渤海也罢，山东也罢，都是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不能说那里的领导出了问题，就把一个地区的干部都否定。
他们的发言也是出给我的难题。我不能和他们一样发表个人意见，结论还得我来做。我也不可能在结论意见中去驳斥她对尉氏这段工作的批评。我只能说：“章文同志的检查批评，目的是推动工作的进步，不能说我们的工作就完美无缺了，要接受批评的精神，改进工作，继续前进。今后的工作，仍保持原来的安排，但章文提出要在深入细致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大胆放手去开展工作的精神应该接受和提倡，以使我们的下一步工作更有气势。加快工作进度也是我们工作的需要嘛。在现场搞一些有针对性的标语口号，活跃运动的气氛，很有必要。埋头工作，不抓宣传，不营造气氛，确实是我们的缺点。现在最要紧的是，怎样加快全县范围内土改工作的进度，扩大运动范围，还要大家来想办法去实现。”
陈先提供了一个新的情况。工作队进入尉氏东区，发现当地一个大地主，一个曾长期担任伪区长职务的恶霸巨贪，前些年曾驱使数千农民抢修被黄水冲垮的河堤，贪匿巨款，造成遍及大片村庄的几百民夫伤饿致死。在访贫问苦中，多人哭诉这个巨贪、豪绅、地主、恶霸的累累罪行，纷纷要求我政府将其捉拿惩办。我们正好抓住这个人，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事牵涉村庄较多，可能工作队人手不够，但可以先抓几个重点村，动员积极分子向邻近村庄串联扩大，更利于加快运动的发展。
我们几人的眼前都为之一亮，精力也都全都集中到立刻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上去了。
章文的批评不论是否客观、公正，确也对尉氏土改的工作起到推动的作用。从点到面的扩展比预计的速度加快，新的基点村陆续涌现，大胆放手地使用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在村与村，村内人与人之间的串联很起作用。尤以尉氏东区这片发展得快，参加农会和民兵组织的积极分子比我们老的试点要多得多。从揭发批斗本村本乡的地主恶霸开始，矛头逐渐集中于那个恶霸区长身上。此人原先在家，当解放军、人民政府进入尉氏后就藏匿于开封、尉氏之间，终被东区群众查知其线索，引我工作队及区武装突击潜入其住处将他抓获。消息传出，引起东区群众一片喧腾，连蔡庄、鄢北、高庙寨等地也有所影响。这些地方土改已进入深化层次，群众情绪受到感染更加高涨。民运部和县委几个同志在一起商议，认为以此为突破口，组织一场规模巨大的群众斗争，正是把全县运动引向高潮的大好机会，也符合区党委提出的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发动群众的要求。眼前敌我斗争的外部环境极为相宜，近处敌方只有尉氏孤城一座，近日连遭我分区和县队两度打击，已退到尉氏城与朱仙镇一线游移活动，远途奔袭的可能性极小。近日蒋军主力较多集结于大别山地区，陇海、平汉以及津浦中段均处于守势，已多日未见豫东地区的拉锯行动，对我组织大规模群众运动不会有大的威胁。
几个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即下决心在东区与蔡庄之间召开几十个村参加的群众斗争大会，将该犯押至会场，进行控诉斗争，尔后由县长出面讲话，支持群众行动，将其枪决。大家都认定，该犯罪行累累，群众切齿痛恨，处决他必将大快人心，也会极大地震慑其他敌对分子，可以发挥政策威力。
事先我们已了解一般地主、封建上层的想法，认为对此罪大恶极分子的惩罚不会使这些人更增畏惧感，利于明确斗争中政策界限。事情的结果确实收到了长群众志气、满足群众意愿的效果。但我们还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在旷野荒滩上开这样的大会，尽管事先对各村的组织工作作了仔细的要求，但万把人的情绪，绝非几十个工作队和积极分子就能掌握住的。会场中间临时堆起的台子只比平地略高些许，台上台下难以分开。台上说话，下边能听见的只有很少的人，这就注定是一个“大呼隆”的大会。问题出在斗争大会开始时——由民兵将罪犯押到台上时，一些年轻群众就争先恐后地向台边拥挤，想亲眼看看这个家伙的模样，秩序立马就趋于混乱。控诉斗争开始，说话的人也没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有的只说几句话，就扑在那罪犯身上拳打脚踢。头一个没退下，后头的又冲上去如法炮制，有的拳打不够劲，还扑上去对罪犯浑身乱咬。那本已吓昏的罪犯已被打倒在地，上来的人越来越多，光上不下，原先没安排上去的人也一拥而上，挤进殴打的行列。一开始，押解的民兵还想拉开。有的民兵干脆在旁边看，到后来，自己也动起手来。台上台下，一阵喧嚷。没多大工夫，人已经被殴打致死，会也没法继续进行，只能由几个工作队的同志大声吆喝，简单讲了几句话，宣布处决罪犯，大会结束。
下来我们几人一起议论。我说：我要承担这次会议组织领导不力之责，造成会议出娄子，濒于失败。陈先则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这个会组织工作有缺陷，导致行动失控，但会议基本目的已经实现，不能说就是失败。原先决定此事没有错，错的是对少数环节估计不够。其他同志的意见大同小异，都觉得布置、进行没有错，工作组织不细密导致失控，应该检讨。我也基本接受大家的意见，工作中捅了娄子应由我个人承担，不能原谅。情况要报告区党委、地委，不能捂住。
区党委连续传来有关群众运动的通知和近日一些文件精神的信息，似有一些新苗头、新变化。对深入细致发动群众，强调得多了些，其中就有渤海、商河、大仁和的经验，已较少谈到大揭发、大批判，思想建设方面谈得较多。这些对我们似无大的影响，但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掌握其精神，指引本地当前的工作。
战争方面，则不时有好的消息传来。我军收复延安，在山东攻克了潍坊，唯大别山方面战事仍很剧烈，豫皖苏周围敌军主力仍扼守大城市及交通沿线，未见大的动作。
有时我猜想，我各解放区、各大军区，经过半年多的大休整和新式整军，目前是否正处于准备之中，今年有无可能出现几次大的战斗，发展我方的大好形势？我们在下边拼斗的人，自然不清楚上边的意图，但却希望不久的将来，一种新的局面能够出现在我们眼前。此时章文又来到尉氏，兑现上个月的承诺。但这次她却无那股“冲”劲和“狠”劲，没有一来就先把大家“刮”一顿。她一面看或听大家讲说，一面将最近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告诉大家。当听到或看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时，她仍然立即提出批评，不过批评的角度却与上次不同，程度差异也较大。看见村里出现有“大张旗鼓发动群众，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标语，立即严肃责备：谁敢贴这种标语？这是虚张声势，混淆政策界限的嘛。
陈先向她说明，是前些日子发动大的群众斗争，群众情绪高涨之时出现的，我们疏于发现，不过当时发现也不好去制止。上次你不是批评我们冷冷清清吗？这回一激劲就上来了，我们也不好去制止嘛！她没有再批评下去。
我讲到那次斗争大会出了点纰漏。
她立刻接过话说：“这能说是出点纰漏吗？组织不严密，考虑不周到，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一时半时不能消除。别看你们事情做得不错，一点纰漏也会酿成大错的，要深刻汲取教训呀！“口气比上次缓和多了。
她向大家传达解释了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说：“对前段土改及三查三整遗留下的问题，要认识和改正，有些地方现在还没有搞土改的条件，不要无准备地硬往上冲，造成新的困难。在尉氏，你们前一段搞得好，局面打开了，各项工作都在逐步跟上，出点纰漏也能主动地迅速改正，保持着前进的好势头。”
同时她还向大家讲了当前的战局及豫皖苏所处的局势。我军反攻南下到如今已近一年，豫皖苏地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解放区，主力兵团在此取得较大的机动余地，和刘邓、陈谢三路大军的密切协作，把敌人重点进攻解放区的兵力拉回一大部分，使华北、山东等解放区更加巩固。下一步大战很可能在中原展开，为了适应上述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边区在军事上、组织上都会有所调整，现在就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从她口中透露出领导机关将要进行调整之意。
章文两次来检查工作，前后迥异，明显看出中央的及时指示对她的思想产生的重大影响。尽管还有些批评，但却减缓了前次给我们的批评和思想上的压力，也使我的心情为之舒畅，对其印象也有所变化。她毕竟是一位对党极度忠诚的老同志，有那么一股认真、执著贯彻中央指示的精神。她的前后两种态度都是中央不同时期的指示精神的快速反应，是积极认真的执行者，这使我感到敬佩。但话说回来，她作为区党委领导人的领导水平与领导作风，实在不敢恭维。她片面主观，先人为主，生硬急躁，遇事缺少主见，又无自我批评精神，说过的话不了了之，使人难以信服。如长时间在她的领导下工作，不知会有多少别扭。我猜想，徐同瑶、陈先诸人也有同感。
回顾这几年，我遇到的温庆春、李宁和章文这几位领导人，不禁感慨难已。我昔日深为折服的领导人，有几位最近又都受到批判，甚至撤职，也觉惶恐难解。想来想去，我只能说自己于党内生活经验少，对上级精神理解不深而不能得其究竟，所以时生杂念，还得归之于缺乏思想改造，党性太差。
所幸，上级对过去这段工作基本肯定，思想上的压力减轻了。在群众、干部与领导全都热情高涨向前迈进之时，心情也为之澎湃鼓舞，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中去，不问其他。在土改中取得的成绩影响之下，尉氏全县党、政、军民各项组织工作均有明显的进展，东区和南席区发动群众的进展更为显著。
在此期间，得到赵敏告知的近日的新信息：中央早已通知成立中原局、中原军区，统一领导反攻南下三路解放军和相关的战略区。中原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毅、李先念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政委邓小平；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陈毅任第二书记；豫皖苏也由原来的区党委，改设中央分局，宋任穷①任书记，副书记吴芝圃，行署主任杨一辰，军区司令员由粟裕兼，副司令员张国华、谭希林。章文改任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赵敏被任命为分局办公厅副主任。分局未设民运部，只提到筹建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之事。看来民运部肯定将不复存在。现在以工作团的形式在尉氏工作一段时间，将来可能会留相当部分同志在地区工作。我往何处去现在尚未明确，也可能留在尉氏或五分区，也可能到时候则分局另行分配工作。
赵敏传来的这些消息，当然是正式准确的，也是给我捎口信，打个招呼，要我思想上有所准备。得到这些信息，正是我们情绪高涨，群众活动和运动发展迅速之时，我的工作未受影响，但思想上却不可能没有一点波动。我决心南下时，已经估计到频繁变动工作不可避免。平心而论，在尉氏这段时间确实达到自己在群众运动中补课的目的，在此继续干，还真是得心应手。然而，心上一抹阴影是挥之不去的。我自认为自己并不在乎职位高低，但不明不白地放到下面总觉得有点尴尬。而且此处的地委书记与章文的作风甚为相似，如长期在他的手下工作，情景殊难预料。思前想后，心情颇为不安。经过反复思考，觉得自己应当理性地对待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共产党人此生已交与革命，甘愿在血与火中磨炼自己，能容许这些个人主义的渣滓在胸中滞留吗？还是将自己的心力，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中去吧！
麦收的日子过去不久。今年的墒情特好，有个好收成，又碰上土地还家，人民正沉浸在翻身的喜悦之中。农村向来有收获庄稼后唱唱乡土小戏，庆祝丰收的习俗。本乡本土又有一些乡班子，说上就上，好不热闹！工作队和区里领头人听到乡里村里的群众述说，希望看到听到梆子、大曲子，自然也就反映到民运部和县委，为此事议论了好几回。大家七嘴八舌，各执一词，不过多数看法认为可以满足群众这个要求。
徐同瑶特别兴奋地说：“放松这个口子，让大家高高兴兴庆祝自个儿翻身和夏粮丰收，这样大的事，乐一乐也是应该的，咱们抓着这事，让人们鼓上劲，宣传保卫翻身果实，号召大伙儿抗蒋保田，真是一举两得的事呀！”他经常深入群众中间，聆听群众的心思和愿望，这时他还兼任蔡庄区区委书记，对此事表现出比其他人更为积极的态度。
这事在领导人之间很快达成一致，但声明不要各区乡到处都搞，以免分散工作精力，造成浪费。并确定以蔡庄区为主，召集进行土改的几个区乡群众参加的庆翻身、贺丰收的大会，演出几场戏。区里还将在区内组织一次庆祝和演出的群众大会，不允许再到村里去演。工作队和区里的同志对此事热情很高，行动很快，在南席区工作组的王继先也特别热心，他还从洧川找来常年跑码头演戏的班子到大会来演出。这次大会和上次召开群众斗争大会不同，虽然均有造势之意，但那次是剧烈斗争的场面，我们没有掌握好。这次是庆祝的欢乐场面，不会有那次的事发生。但还是要注意维持秩序，不敢疏忽，不要把欢乐场合搞砸了。约定在会上讲话的只有我、韦荣寰和谭绍中三人，要求讲话既要简短，又要起到宣传教育和鼓动的作用，留下更多的时间用在看戏唱戏上。
大会确实是气势浩大，人山人海。但是麦收后的天气炽热难当，附近又没个遮拦，人们在太阳地里拥挤在一起，会只开了半截，人们便熬不住了，到散会时，多数人已跑到阴凉地去了。夜里反倒比白天更热闹。草草搭起的戏台旁边，点上炽亮的煤气灯，把台子跟前上上下下照得清晰可见。近村爷们小伙，还有些姑娘们早就挤得紧紧的。一两年没有看过戏了，乡下人看梆子、大曲子的瘾可大得很，台上唱，下边的人也跟着一起哼。原来安排好的，三个戏班子分别到三处演唱，但还是一处比一处人多。大会场上演的就是从洧川请来的那一帮，据说是三处当中最棒的。虽说是乡班子，却是成了型的，长年在附近几处城里乡外轮番演出，有几个角儿，人们都看熟了，在这里上演，还拉了远近爷们儿过来瞧。
据说这个班子已经一两年没上这里来了，主要是由于打仗双方在此拉了几回锯，又搞了这么久的土改，哪能唱什么戏。照他们说法，就是喝稀粥的钱都找不到。有这个机会来此演唱，也是欢喜莫名。我们几人那天晚上也去看了这场坝坝戏，唱的是《两将军》《拾玉镯》和大本《南阳关》。我说《南阳关》的武生唱得真不赖，就是一段唱词，每个人都要来一遍，太拖沓。陈先说，乡里唱露天戏，不吼大声一点，不重唱多少遍，台下的人怎么能听见唱的是什么？不过陈先倒是更看好《两将军》和《拾玉镯》，两个女子唱得都挺好。大家都说，要是再演几场，有空还得再来看看。说到这里，都说王继先还真有能耐，从高庙转到南席没多长时间，就把那块土摸熟了，能从外头找到个好班子，人们看了也高兴。
我顺便问王继先：“要演几场戏，准得花点钱吧？”老实讲，这时候我们手里就是缺钱。国民党那“法币’’，在解放区早就禁用了。水东分区带过点“冀南”票，华野兵团过来又带来了“北海”票，据说老淮北地方还有原先华中的票子，但也就是给干部战士一元两元零花而已，要出大钱请班子唱戏，还真了不起！
王继先说，这原本是高庙、南席几个村里的人们想看戏去邀约来的，在咱大会上演，不过添点饭钱就是了。再说咱也没钱发，说好的演一场戏几袋麦子。
他的话说对了。这年头要买点什么，大半都是以粮食做交换。如今又是麦子刚下来之时，正好嘛。我对他说：“这戏演得晚了，你让咱公家给开个夜宵，也是个‘表示’呀。”不过我细想一下又说，“村里给戏班子凑的麦子，到头来还不都记在缴给县里的公粮账上，未必还要挨家挨户摊份子不成？再说土改村里农会都是刚当家，也不能拿村里的钱财额外开销，这回就该由区里承担下来，县政府认账。我看今年只能干这一回，下不为例。用收来的公粮办这档子事，咱干不起。”
“这也要看用在哪里？不用那么看重，毕竟是让大家高兴的事，以后多注意点就是！”谭绍中打了个圆场，大家也不再说了。
王继先心思周到。他自告奋勇说等演罢了，请他们夜宵，别人不用管，由他去说几句好话。班子的人们辛苦了一晚，也该高兴一下才是嘛。
次日，王继先和任万功两人来问：“今晚要不要再去看看演出？”我本来晚上也没事，但不想再去看了，陈先、韦荣寰两人去了。
我顺便问王继先，请他们吃顿夜宵，他们高兴吗？王继先答：“当然喜出望外，他们说演了几场戏，难得有官长来看，还给他们夜宵，心头都暖得发热了。”
不过任万功在一旁嘀咕：“那下头才不好哩！”任万功是原先在高庙寨点上年纪最小的工作队员，为人诚朴、憨厚，不论叫做什么事都踏踏实实的，大伙儿都称赞他，有事总是找他一起去，他也从不推辞。他还常常扛起一支“马拐子”①与我和小高三人一齐活动。这次王继先跑上跑下，找他一路帮点忙，组长交代的嘛，他自然不会推辞，这阵却嘀咕了这么一句。我问他是什么事。
原来他俩这趟从始至终都住在一起，昨晚也是两人一同去戏班子那帮人中间说了几句话便回到下处。一转头，忽然发现在两个小戏里扮演樊梨花和孙玉娇的那个女孩跟在他们后面。他俩都有点吃惊，问她来干什么？那女孩脸红红的，却还笑嘻嘻地对王继先说：“俺老板说，你们年轻的官长，人太好了，俺们报答不了你，就叫俺晚上来陪陪你吧。”
我感到震惊和气愤，声音也一下严厉起来：“竞有这等事！你们怎么对付的？”
王继先只是笑了笑。
任万功说，“老王当时干脆利落地告诉她，这简直是胡来，你们是不是想玷污共产党干部的名声？赶快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女老板，以后不准做这种事，要让俺们知道再有这种事发生，非得把她扣起来严惩不可。今晚就当没发生过这事，你赶快回去吧。”任万功又说，“奇怪，给她发这么大火，那女孩反倒高高兴兴地走掉了。”
我相信任万功这个诚实有信的小伙子，他从不说谎，刚才一时的性急和气恼也渐渐平静下来。“不错，这事你们处理得好，严肃警告那戏老板，也解脱了那个女孩。她是无辜的，被迫的，坏事出在老板身上。这事也让我们看见这些跑江湖的艺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龌龊事。现在你们在南席区开展工作，可得要小心点，还是少和这种人套近乎为妙。”我的话有所指，不是指任万功。他可真是纯正无邪。这些日子他在村里访贫问苦中，总是找那些老的贫苦大爷，问寒问暖，帮他们干活。
高庙寨一个老贫农，和他相处太好了，有一次偷偷对任万功说：“孩子，你老远地到俺乡里来，说不尽对咱爷们儿有多好，俺寻思好久了，想问你一句话，你在家里说亲了没，俺那闺女正十七八……”任万功急得满脸通红，只说了声：“大爷，别……”就从老汉家跑出去老远。
这下把老汉急得来找工作队领导：“俺不对，俺不该说这个呀，把任同志逼跑了，俺对不起他。”
这事在我们那组工作队当中，被大家传为笑谈，都称赞任万功诚信纯洁。
王继先和任万功就大不一样了。他本身就比任万功大好几岁，抗战时候就是乡上青抗先的小头头，后来又是区里的干部。我对他在工作队这段时间的工作绝不担心，在作风上却有点感觉。他到南席区时间不长，却两次三番去造访那个从某大城市回来的演员马丽。尽管是公开访问，但其行为却令人不放心。我实在不愿看见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哪一天在这种事上栽跟头，还得时常提醒他一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