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朔朔气萧森，淮海会师集大军。
决战中原今有日，终将胜利属人民。
《秋风》（1948年作）
深宵传急令，战事发新情。
徐敌忽西窜，倾巢向永城。
永城处我后，辎重与伤兵。
守备百余众，坚持阻敌人。
战壕凭水势，固守到天明。
拂晓人声急，远地来援兵。
解围笑顽曹，龟缩何足云。
《深宵》（1948年作）
一、紧急任务
忽得通知，立刻赶去新近成立的豫皖苏分局，有重要事交代。这也是下来八九个月，第一次要我回去。我的心情早已平静，在尉氏不论干多久，干什么，已经安之若素，无所考虑。此次突然叫回，将会干什么，稍感困惑。
分局在五分区驻地之东，此时环境平静，路途无碍。随同来接送的骑兵，翌日即赶到。
我见到了宋任穷、吴芝圃、张国华、谭希林、杨一辰、刘瑞龙等负责同志，特别是刘瑞龙，已有很长时间未闻其活动消息。他们正有重大议题讨论，我恰巧碰上了。赵敏也在此列席，还可在旁边聊几句。
我以前路经冀南，曾见过宋任穷，但直接听他谈话还是第一次。在我的印象中，宋任穷为人平和，平易近人，态度很谦逊。他简短说了几句：“我早已了解你在尉氏那里的工作情况了，原想让你在那里多抓一段时间，但形势不允许，需要你马上接受新的任务。现在你先听一下我们商议的事后再详谈。”
事后才知道，领导差不多都集中在一起，是因为刘瑞龙和谭希林要回华东，在此交谈一些相关的事。刘瑞龙去年在此，主要负责华野兵团有关后勤工作和豫皖苏区的经常联系，并帮助参加一些地方工作。后来由于华野兵团机动范围很大，他和区党委的联系开始减少，现在根据中央的战略方针，野战军的部署有新的大的调整，他将与谭希林返回华野。这次来交谈一些工作，也有告别之意。谭希林原本来此不久，据说他本人仍希望回野战部队，中央已派毕占云接替他的副司令职务。
他们谈及，前段时间华野兵团集中进行济南战役，大部分部队集中阻击徐州的守敌向北增援，济南攻坚战则以华野内线兵团担任主攻，在华野司令部集中指挥之下进行，现已完成。目前将集中对徐海地区守敌作战，徐州以西的中原战场，将以中原野战军为主担任。宋任穷指出，中原野战军将集中承担中原地区即将进行的大的战役行动，豫皖苏军区即将承担野战军的战勤支前任务。分局接受刘瑞龙建议，按照山东支前办法，成立后勤司令部，由新来的毕占云副司令兼后勤司令，行署主任杨一辰兼任政委。司令部下专设前方办事处担当具体工作，办事处随同中野司令部行动，组织战勤服务。
会后听赵敏说，刘瑞龙是根据陈毅军长的指示来分局交代此项任务的。陈毅已在中野司令部与刘伯承司令员一同主持军事工作。
宋任穷对我说：“中野部队在大别山区转战经年，野战军本身还没有自己的后勤机构，‘前办’要代表军区后勤司令部，主动接受野司交付的后勤任务。你是接受任务和瑞龙、一辰同志一同南下，专管支前的，没有其他谈的，你即回尉氏将工作交代一下，作出安排，可带几名干部一同前来，搭起架子，准备上前方吧。’’
这又是一次“突然”，看来这一次的担子更加重了。豫皖苏搞支前工作的基础，我自认为不如山东，甚至还赶不上渤海，很难说到前线能否拿得上去。加上事先不知道必须接受和实现的后勤任务，到时完不成任务，我一个人担待得起吗？但在眼前这种场合下，无法扯这些具体事，何况我向来也没有说过不敢接受任务的话，只有承受下来。不过还有一事老在我心中嘀咕，总忘不了。就是我来此并未经过正式的组织调动手续，得趁此机会向组织作出说明：我来豫皖苏，是刘瑞龙、杨一辰交代我留下来的，没有正式手续。
刘瑞龙说：“这确实是个事。从山东抽调一些干部支援豫皖苏地区工作，是根据陈军长的指示办的。当时来不及联系办理调动手续，此事我们可以证明。”
宋任穷笑了笑：“这是好事嘛，豫皖苏欢迎你们来此工作。是瑞龙同志办的，他已作了证明，我们今天在此的同志也都可以证明。”我说：“证明是事后不得已的办法，还是请求分局向华东局发电报请求准予转组织关系，这样我就放心了。”
宋任穷说：“电报可以发，但不一定会马上答复，还是以我们大家的证明为准，此事以后就不用再提了吧。”
赵敏和我找到组织部经办同志，把民运部及工作队干部一次分配了断。实际上根据宋任穷的交代，赵敏早已准备好了方案：徐同瑶、陈先各带工作队两三人回来，筹备分局一级农会和青联工作。陈觉率十名工作队员上后勤“前办”。我则先带一两名做筹备工作，其他同志随后亦赶到“前办’’报到。工作队多数成员留在尉氏工作。尉氏县委书记由韦荣寰接任，谭绍中任县长。这样一来，韦荣寰可能要叫喊，但实际上一半以上的干部留给了尉氏。经过大半年的工作考察，这些来自基层的干部，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大都可以独当一面工作，有的同志很快就可以到县里工作。区乡干部，可以从土改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吸收充实，像高庙寨李孬这批人，很快就会形成区乡干部的骨干。别的县对尉氏可是眼红得不得了哩。
回尉氏之前，和赵敏聊了不少时间。他告诉我，对我的工作酝酿已久，“确实曾设想你留在尉氏或到五地委工作一段时间，毕竟在尉氏费了不少时间才打开工作局面，不好半途而废呀！我估计那段时间，刘瑞龙有过交代，你是搞专门支前机构的合适人选，基于上述原因，就又确定你先在尉氏搞段时间再说，我们也不便告诉你，你可能为此着急了吧？”他还说，“几个月来你的工作逐步得到大家的认可，包括章文在内，她现在不是分局领导，我们才可以说呀！她忒主观，先入为主，头一回去尉氏，不只是和你一人顶牛，其他同志都有不少意见。不过第二次她就有大的改变。主要是中央精神下来了，对于中央精神，她绝无二话，绝对忠实执行，而尉氏工作摆在那里，无法轻易否定嘛。”
我也告诉赵敏，确有一段不愉快的事，不过早已过去了。其实章文是个好同志，她对工作的积极主动令人敬佩，就是主观一点，当时对我们的批评有的也对，起到一些促进作用。这半年我也很愉快，真正补了群众运动这一课，这些都将使我永生难忘。
杨一辰也拉我去扯了一阵子。他要我从民运部、民政处挑选一项工作，也是他和刘瑞龙商议后提出的，二者都关系到支前工作，到时候可以做到带职支前。不过他很希望我到民政处，可以继续在一起工作。“你的挑选很对，有此机会补上群众运动这一课，将会受用终身，受益匪浅的呀。现在又转回来在一起搞战勤支前，这很好嘛。实际上我这政委也只是出名而已，行署主任是我第一位的工作，杂事太多，支前工作是要上前线的，我哪能去得了！这事就靠你去搞了。你说难度大，基础差，事实如此，但是我还是相信你的责任感和工作能力，相信你能够不辱使命，在即将发生的巨大的战役中完成支前任务，把事情办好。”
我知道，每当一次调动之后，就难再见到原来的同志和领导了。连杨一辰、赵敏不也是一离开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吗？这次倒是给了点机会，能静下心来和他们促膝长谈。他们的谈话是对我思想最直接和具体的帮助，我从内心里感谢他们的战斗友情和随时的关照。
秋风瑟瑟，寒气袭人，似在催人走向新的征程。
按照宋任穷的交代，我从分局驻处纵马奔回尉氏，以最短的时间向后任同志做完工作交代和安排，即刻返回分局，带领新组成的“前办”赶赴前线向野司报到，接受任务。在我返回尉氏之前，分局组织部已从行署机关和地区抽调田丹铭、张豁梅两同志来担任人力动员部部长和粮食物资部部长，并确定从民运部在尉氏的工作队中抽出十二名干部，由陈觉带领来“前办”工作，陈觉担任“前办’’秘书主任。回到尉氏的时间短暂，人们已知道我即将离去。与同志们相处的大半年时间，大家已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相对依依，但也高兴地看到我接受了新的任务，而且还是更重要的工作呀！陈觉将同我一起去“前办”，陈先、徐同瑶也即将调离尉氏，我的工作将由韦荣寰、谭绍中接替。韦荣寰态度诚恳地说，让他继续在此地掌舵领航，感到压力很大。以前实际上是他在我领头的条件下干一部分具体工作，现在突然让他完全负责，觉得心中无底，但又必须服从党的需要，挑起这个担子。他对工作队成员的分流则又忧心忡忡，怕过多地抽走骨干，不利于尉氏今后的工作。
对此我和徐同瑶、陈先均极为客观地说：凡已明确来尉氏县区机关担负工作职务的人，一概不动，以保持尉氏工作的连续性。我们都不希望因抽调干部影响尉氏工作的下降，实际已明确工作职务的这些干部，如张延武、王继先、焦裕禄等，都有相当的工作能力，一些尚未明确职务的同志，能力也不见得差多少。这样照顾到两方面的需要，最终大家都满意地接受这样的安排。
由于陈觉等人要交代一些具体的工作，需等几天才能离开，而我则不能等待太久，遂从抽调的十二名同志中，先挑选许庆仪、任万功两人和我一路先去，余下同志则和陈觉一起随后赶去。随我南下的警卫员小高，工作本很得力，但几个月来发现他双脚长满了“鸡眼”，行走时痛苦不堪。前些日子，苦于没有调回山东的机会，也无合适的人可以接替，他咬牙忍受，继续工作。如今有了机会，可以跟随刘瑞龙处由中原撤回山东的一行人一同回去。尽管小高对他因病不能继续留在我处深感难过，我亦因此失去在鲁北一起战斗的最后一位“亲人”，颇感失落，但只能理智地作出这样的抉择。接下来的人选，我首先看准高庙寨的小瘤子或李国珍两位青年民兵，挑选来我处工作。然而小瘤子家乡观念极重，得知将随我工作竟躲藏不见，令人失望。李国珍为人憨厚，虽赶不上小瘤子那样机灵，却毫不推辞，愿随左右，我深为满意。
临行前，韦荣寰、谭绍中还特别关照，我的冬衣一两天即赶制好，让我换下已着身几年的破旧衣衫。这身破衫还是当年离开二地委时，同志们为我赶制的，早已是多处补丁、捉襟见肘了。
赶到分局才知道，由于野司急催，杨一辰已让田丹铭、张喆梅率领从行署警卫大队抽调的一个警通分队先行前往，并要我马不停蹄地随后跟上。“这是军令，时间很紧，来不得半点含糊，你还是一刻莫停，赶快去吧！”杨一辰关心地促我即速启程。
我只能留个条子给陈觉，要他快跟上来，我自和许庆仪、任万功、李国珍四人星夜追去。
路过毫州，问到“前办”所在村庄后，即速赶去和田丹铭、张喆梅两人见面。他们二人一到即被通知赴陈军长处，恰巧三地委书记寿松涛也在。
陈军长问了一下“前办”筹建组成的一些情况，在此之前分局已将成立后勤司令部及“前办”的事，以电报向野司作了汇报。陈军长即席对“前办”随同野司执行后勤支前的任务作了交代，并作了一个具体的指示：首先是同意分局组建后勤司令部及“前办’’和人员的配备意见。他考虑到中野部队这次行动，主要在豫皖苏及三分区范围内进行，为了在执行任务时节约时间，他提出仍然由我任“前办”负责人，但在我之前加上寿松涛。由于寿松涛还要负责领导地委本身的许多工作，不可能住到“前办”，但和野司联系、执行任务等工作仍放在“前办”，为此地委可另派干部来担当我的助手，这样“前办”有任务下派就可以直接到三分区各县，效率必定会更好一些。要我到“前办”后即向野司报到！
从田丹铭、张喆梅二人的眼光中看得出来，此事已经定了，不可更改，也流露出对我能不能接受这个意外的变动的担心，担心会影响到“前办”的工作。
“军长对此考虑得非常周到！”这是我发自内心、真实的言语，绝非一时虚假的表示。“说实在的，在我的脑子里，对三地委这么大的范围，简直是一张白纸。有了这样一个组织措施，我自己顿感踏实多了。”我的说法，使田丹铭、张喆梅两人非常高兴。看来，他们的担心有些多余。
寿松涛来到了“前办”驻地。他是一位已届中年、特显老气的老同志。张喆梅、田丹铭他们对他早有所了解。他是1933年前后即已入党，先后在苏北、淮北、豫皖苏等地担任过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在艰苦环境中舍生忘死、坚持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岁月和周围环境使他的头上泛出花白的头发，人显得很清瘦。恍然一看，立刻觉得和我最早接触过的嘉康杰颇为相似，也使我对这位老同志顿生敬佩之意。和他一同来的还有另一位同志，比他稍年轻一些，不过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也刻下了深深的岁月的烙印。
寿松涛简单说明来意：日前军长交代给他有关战勤支前任务，特来此和我具体交换意见。他说：分局前已通知地委，由你负责“前办”有关工作。三地委的任务就是全力支持“前办”，无条件地接受并执行“前办”交办的各项支前任务。现在军长又给我压上这项任务，我领会其用意，就是要地委更好地支持“前办”的工作，加上我的名字，“前办”向下边办事可能会方便一些。为此我回去和光宇、时庄几位同志商量，我们认为：无论加不加名字都是一样，“前办”交办的任务都是野司交代下来的任务，我们决不会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而且如军长指出的那样，我也不可能常到“前办”来工作，咱们都干过这一行，一个地委的日常工作千头万绪，我不可能离开单独搞一方面的工作。为此地委同志商量，要时庄来“前办”，做你的助手，又是地委驻“前办”的代表，参与“前办”的有关工作，他对三分区各方面情况都很熟悉。“前办”有事可以直接下达到县，自然会准确方便得多。
“这样太好了，松涛同志！难得你考虑得这样周到。在此之前，我一直担心‘前办’这样的临时性机构，加上人生地不熟，情况不明，工作难做，犹如悬挂在半空中，摸不着头脑。现在一切都解决了。我也十分欢迎时庄同志能和我们一起工作，看来，‘前办’的许多事，都得仰仗时庄同志呵！”我说。
时庄，姓李。为人诚信忠厚，做事异常踏实，事实上在“前办”他已成为我的第一助手，连同田丹铭、张喆梅、陈觉几人共同协作，“前办”的工作算是一下都搞活了。在我的脑子里，一幅支前战勤图的轮廓，油然而生。人力动员偏于靠后的几个分区，我也特别寄希望于尉氏这样的几个县，期盼他们在民工担架的工作中起到较好的作用。粮食、物资的调运，以及临时性的民工召集，大部分得依靠在三分区范围内承担解决，这些事项离开三分区来办，不仅时间上来不及，也是战争的要求所不允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