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鞍方自徐海回，又经蚌舍下舒怀。
尘沙未洗重披甲，为破长江天堑来。
《舒怀》（1949年作）
万橹齐发破天堑，王师一举下江南。
河山重整欣在望，战地烽烟又一年。
《渡江》（1949年作）
荡舟胡与去，风荷起烟翠。
此意有谁知，玄武湖上水。
《玄武湖》 （1949年作）
一、渡江前后
亳州附近，云集着分局、军区、行署的众多单位。春节前后，这里正是一片欢腾、高歌胜利的景象。
圆满完成淮海支前任务后，“前办”和警通分队一行都来到了这里。警通分队回归行署的警卫大队，“前办”的人们回到行署待命。宋任穷、杨一辰先后来住地看望大家。宋政委事务繁忙，他只简单说了几句话：“同志们这几个月太辛苦了，春节期间，你们要好好休息，过完节再说下一步的事吧。”
其实人们都已心中有数。大战之后不知将向何处去，大家都很关心此事，只不过不好要宋政委给予回答。
但杨一辰就不一样了，他和大家一见面就说：“胜利已经过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吧！大家可能都想打听下一步去哪里？现在还说不准，没有必要向大家保密。只是有些事还定不下来，用不了十天半月，自然会明确的。”
杨一辰和赵敏单独见面时则对一些事无所不谈。杨一辰说，在淮海战役高潮时，已经有把握预计战役将取得全面胜利，中央及时作出了关于“五万三千”的重大决定，要从华北、东北、西北、山东各大解放区抽调五万三千名干部南下新解放地区开展工作。豫皖苏也在计划抽调的解放区之中，但豫皖苏本身也有很大一部分新区，这次将作一个大的调整。有继续南下的，有留在本区的，还有到新成立的野战部队的。因为涉及组织的大变动调整，当时只是先作酝酿准备，提出了名单，等战役结束后连同组织变动再行实施。
军队方面，在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将有一段休整、整编的时间，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正式定编为一、二、三、四野战军，下设兵团，原来的纵队将改为军的建制。下一步进军的目标是华中、江南和华南。为防止蒋帮勾结美、英军队干涉参与我国内战，将二、三野战军集中于华东地区并向江南进军，以准备和干涉我国内战的外国军队作斗争。第四野战军将从华北南下进军华中、华南地区。现在党内的中原局将调整为中南局。现在的豫西军区、豫皖苏军区的豫东全境，连同鄂豫军区、桐柏军区内原河南部分合一为河南省。豫皖苏军区主力部队已整编为二野五兵团十八军，张国华、谭冠三、王幼平、王其梅将在十八军任职。军区一部分合人河南省军区，毕占云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系原中野二纵司令陈再道，河南省委书记为原中原局副书记李雪峰，副书记张玺，宣传部长刘杰，河南省政府主席为吴芝圃，杨一辰称自己将去河南省委任组织部部长。豫皖苏的皖北部分和江淮军区、皖中区、皖西区将合一为安徽省，宋任穷为书记，军区司令员曾希圣，省政府主席为黄岩，皖西区党委书记彭涛担任组织部长，苏北区党委书记曹荻秋调来任宣传部部长。
豫皖苏一些干部的分配去向，留在河南的人数不少，但领导骨干调出较多。已知马继孔将随宋任穷去安徽，赵敏及张喆梅、何幼琦、陈先、徐同瑶等去武汉或中南，此名单已经拟就，待宋任穷、吴芝圃、杨一辰及中南局组织部来的同志审核同意后即行实施，但因涉及各方面工作，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定下来。
他们谈了许多，就只卖了个关子，没谈到我的去向。我问及此事，两人才说：因为考虑你是四川人，到湖北与四川的距离近了一大截，因此你也列人中南或武汉的名单中去了。实际上对我的去向，杨一辰、赵敏二人各有想法。杨一辰说，干部调配方案是分局组织部毛更 甦等几个人设计的，是搞好方案后才送给杨一辰一份。赵敏未正式看见方案，但因为在办公厅工作的方便，实际上也看到了方案。不过赵敏对他本人到中南或武汉工作倒很满意，一来因为明确他去搞工运，老本行，对他很适合，本人也愿意；二来已经知道邓子恢将任中南局第三书记，赵敏在淮北一直在邓子恢直接领导下工作，邓对赵很了解，也有可能是邓子恢提名要赵敏去中南。赵敏很赞成我去中南，说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工作了。他承认和我一起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彼此已有较深的了解，合得来。当时我以为可能是赵敏的建议。他说：那倒不是，此事他没有发言权，事先并不知道。
杨一辰这位山东老大哥还是那样坦诚、爽直，说他一直想留我和他同去河南，只是“师出无名”，我身上又有“四川人”和“支前”专业两项头衔，河南都沾不上边，再加上合一后的河南，依旧算得上是一个老区，领导干部的底子厚，要大量外调，对此事更无理由说话，总感到有点遗憾。反正这种事只能是组织说了算。我对到湖北武汉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见，自己一向对组织决定不提任何意见，共产党人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党叫你到哪里，难道还有什么价钱可讲的吗？但在内心里不可能没有一点思想活动，能在比较熟悉和了解的同志领导下工作，总是比较好嘛！到一个陌生之地，环境、人事、领导都不熟悉、不了解，会增加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像此次来豫皖苏，也是一时热情冲动，冒冒失失就来了，确实人生地不熟，加上当时渤海的干部在其他地方一时为人所瞧不起，全得靠自己谨慎、小心、努力，改变旁人的印象，接受组织的考验。现在情况变了，一切都过去了，但回想起来，胸中感觉仍很不平静，只能自己去“平静”自己。共产党人，党的干部，到哪里都是一样，反正自己努力去干就是了。粜
1949年春节是在大好形势之下过的，倒着实使人娱乐了一大阵子。河南向来是戏曲之乡，梆子、坠子、大曲子，各个剧种，大小戏班，遍及城乡，又逢胜利之年，男女老少都沉浸在说唱歌舞的欢乐气氛之中，到处都在唱戏。听到传来的消息，原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就在开封看了好几天大戏。听说陈军长还专门点唱河南梆子的《乌龙院》《空城计》《对花枪》等好几出大戏，唱完这几出戏，陈军长才回第三野战军。几天来我们这里也唱了好多出戏。河南城乡职业戏班子多，春节时大家正好各显身手。
在此期间，组织及人事变动陆续公布。按照要求，春节后豫皖苏分局、行署均停止活动，在此之前军区与新建十八军即已划分清楚，军区已移往开封。宋任穷则前往安徽，“前办”陈觉、任龙等十几位同志最后也明确前往安徽。我一直未得到赴中南和武汉人员集合的通知，但也作好准备，与赵敏等联系，随时准备出发。就在此时忽得宋任穷政委通知，告以情况有变，我不去中南。因为渡江战役已在作行动准备，安徽负责二野的战勤支前任务，指定我继续去安徽负责此项工作，已按此告中南局组织部，陈觉、任龙等同志随后亦即赶去。突然的变化使人为之愕然，我即去宋政委处。他向我解释：这是战争的需要，前段时间国民党政府表示接受条件举行和平谈判，但我们一直作好渡江的准备，现在看来，蒋介石一伙虽然退在幕后，但一直在操纵局面，最后还会用战争来解决。二野部队已经进到江北一线，随时准备渡江作战。他说：“你熟悉战争的战勤支前工作，也为部队所熟悉，所以特别提出，要你赶到安徽承担此项任务。赶快收拾收拾行装，明天咱们一起去那里。”
统一指挥管理这一行的全部人马，包括我们这一行，配备了一辆美式吉普、两辆大卡车，其中包括在后面载上陈觉、任龙等同志的那一辆，宋政委也在其内。这是宋政委出发前向我交代的新任务，我为此免不了上上下下、跑跑停停。好在能抓住许庆仪和任万功，把他们从陈觉那里抽出来四下张罗，陈觉、任龙他们一伙在后面那辆卡车上，缓缓地跟进。
豫皖苏分局、行署还有一些调安徽的干部和警卫队，由马继孔率领已经先行出发。我们这一伙是后边赶去合肥开会的。我心中琢磨，我不是宋政委的秘书，在他的随行人员中只有秘书和两个警卫员，另外就是一支小警卫分队。我算什么呢？大概相当于“副官长”这样的角色吧！当然这只是去安徽途中临时扮演的角色，但比我在“前办”时的工作要吃力得多。任凭你怎么摆布，这两匹“洋马牲口”总是走走停停，不听使唤。宋政委也在旁边说：“汽车不通人性，你再急又有啥用？”他半带幽默，试图缓和我们的烦恼，不过却掩饰不住他内心的焦急和忧虑：他要赶去合肥，安徽省委将在那里举行第一次会议。据说安徽省委的成立时间已晚，因为省委的成员，除个别人外也都是原先各地区的领导人，对原辖区范围内的事都需要安排交代清楚，才能走向新的工作岗位，而他们要处理的这些工作，又都联系到省委今后的工作，作为省委主要的领导者，宋政委又怎能不焦急呢？尽管一路都在下雨，道路泥泞，“洋牲口”在路上老是熄火、抛锚，但汽车总是比步行和骑马的速度快得多，我们终于在第二天黄昏以前到达正阳关前的一条小河边上。我们到得正是时候，因为在渡口码头车站等地，还担心蒋军的飞机白天来轰炸、骚扰，现在是黄昏时间，恰好相宜。我们要穿过这条小河沟才好驶向渡口，哪知连日阴雨，河里涨了泛花水，水流甚急，比头天水势要大许多，水淹没了头天车辆的涉水通道，必须转到河边较高处的槽口，才好向河心滑行。此处地形陡直，大卡车“个高腿长”，下水问题不大，但小车就麻烦了。好在我们给河上管理员工打了招呼，他们便在断口处搭起临时木架和跳板引入河中，小车沿着跳板缓缓而行，渡过河沟中间，再缓缓转上彼岸。我们几名干部战士，则在两旁支撑住小车，使其勿偏离引道。最后终于保住宋政委及其家人跨过小河，在淮河岸上赶上汽车渡船，平安渡过这一次险情。不过小车虽然平安驶过，木板却顶不住大卡车的冲压，只听咔嚓一声，木板折了！人们一片惊呼，我连忙招呼先前在两边护车的棒小伙子，用了全力，才将车的左轮掀向地面，使两边的重心持平。好在这车底盘高，一下就从水里冲向对岸。
我们终于在第二天下午赶到了蚌埠。这是我多次听说过的淮河和津浦铁路交汇的水陆码头，自然是个大地方了。淮海战役后，蒋军先后从蚌埠及合肥、安庆一线仓皇撤退，把皖中江北这一大片全都晾出来了。我江淮皖中军区部队亦于此时陆续进驻上述各地。我们过此已见到蚌埠市军管会的布告，城市秩序已经恢复，政权及群众工作正在展开。但感觉街头仍较冷落，淮河船只航行不多，战争气氛尚存。蚌埠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合肥，原有一条铁路支线，不久前已经重新开通，但没有客车，全都是闷罐车装人。我们到蚌埠时，军管会早已派专人在路边等候。宋政委的吉普车比我们卡车速度快，他正急着赶时间去合肥开会，这里已另派车送他赶去合肥。我们这一帮人则在黄昏以后上了闷罐火车。上车以后才发现，这趟车次已经公开营运，车上挤满了人，多半是跑合肥做点小生意，运点鸡鸭鹅兔。也有沿途上下回家或出门的散客。车厢挺闷，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但比起那两天坐大卡车，倒让人有点“享福”之感。后来在列车拐弯之际，突然发现车厢顶上还有些人蹲着或站着。向列车管理人员打听，原来是火车临时开通，人手少管不过来，乘客多半按规定买票上车，但有些人没买票从豁口处钻进站，跑到车顶盖上，列车管理人员也没奈何。总之从车站到车上秩序挺乱。
这趟车按规定都在夜间行驶，天明时赶到合肥。我们被领进一个大院，先期来到此处的马继孔在那里等候我们。马继孔说，他来到此处已经好几天了。安徽省委正等宋政委来开第一次会，实际就是省委的成立大会。昨天就接宋政委来此，今天早上就开始开会了。稍歇一下，咱们一起到会上去，宋政委一早就打了招呼，叫你一到就马上去。
一个很宽敞的大厅，看来人已到齐，会议已在进行。马继孔和我只在后边侧座旁听，不过他头几天已经认识了几个区域的领导人。他指着正在发言的一位年纪较大但很有精神的人说：他是皖中区党委的负责人黄岩；坐在宋任穷和黄岩之间，似乎在主持会议的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则是江淮区的张劲夫，他是拟议中的省政府副主席，省委领导成员。马继孔说，合肥在江淮区范围以内，过去肥东、肥西就有我地方政权和武装活动，蒋军逃跑，这些地方武装和江淮区政权武装首先进入，理所当然地成为安徽省领导机关的基础力量。其他到会的有省军区司令员曾希圣，来自皖西的彭涛，刚从苏北区调来江淮区的曹荻秋，省委成员实际已全部到齐。会上主要是交谈皖北、皖中各区以往和近来的情况。
我和马继孔旁听，了解了不少情况。原来国民党在合肥的省政府其实也很简陋，从安庆迁此不久。这里和蚌埠、安庆一带的蒋军，在春节之后纷纷逃往江南，此地在短时间里几成真空。我野战大军现已迅速南下，布防于长江沿岸，合肥一带已成我军后方，处于二线。此处与豫皖苏及其各区根据地相比，一老一新，相差甚远。
我在此得到的最深刻印象是长江在安徽境内的地段很长，自南京上溯至湖口马当附近达数百公里，如何组织渡江支前，我也胸中无数，只能边听边想。但会议只有一天多的时间，主要还是皖北皖中地区当前要抓的哪些事，涉及支前工作的很笼统，也未明确今后即以安徽省的名义行事。
在休息时间里，宋任穷一直在和省委同志个别交换意见，看来所有问题都集中于宋任穷一身。
次日宋政委亦未马上开会，倒先把马继孔和我找去交代，对马继孔是问到来此的原豫皖苏党政机关人员如何融人此间各有关单位，要马继孔迅速处理完毕，即率少数人员和警卫连队，随他待命行动。对我则交代，二野各部已陆续进入江防阵地，随时作渡江准备。渡江支前工作，全压在安徽头上，考虑到江岸线长，又须全线展开，拟将渡江支前分作两大段，巢湖以下至南京一线，华东局已抽调山东一大批干部，组成华东支前司令部，由曹荻秋率领，负责这一大片的渡江支前工作；巢湖以上至湖口马当一线，则保留原皖西区党委机关，组织皖西支前指挥所。指挥所由原皖西区党委副书记桂林栖为主任兼政委，我为副主任，负责支前的具体业务工作。在此期间，原皖西区党委机关暂保留，同时起到安徽省皖西临时办事处的作用，俟支前任务完成后，再回归省建制。现在已责成他们自六安移至舒城，逐步向桐城、安庆前进。要我即率领支前干部一行赶去与桂林栖会合，打出指挥所的牌子，并跟同西线野战指挥机关行动，进行工作，直至任务完成。宋任穷在此始告：中央近日有指示，已从五万三千干部中抽调组建了皖南、赣东北两个区党委行署一级领导班子，在部队渡江后即跟进两区开展工作。为此，安徽省委工作范围目前限定在长江以北，以皖北区党委名义行事。其职责范围仍和原先一样，将来视情况发展再说。其他则未谈及。
皖西支前指挥所设在舒城。这是一座小县城，颇为整洁而安静，蕴藏着厚重的文化氛围。据说读书人数量之多仅次于桐城。
指挥所也是一个临时凑合在一起的工作班子，但又是一个熟练、有工作基础的工作班子。这里的领导干部长年坚持皖西地区斗争，对这儿的山山水水，大事小事，了如指掌。绝大多数同志，熟练于地方工作，又有我们这一批熟练战勤支前工作的干部，自然形成了两者的良好结合。指挥所的任务主要由原皖西区党委来担负，它本身就在皖西干部和群众中有深厚的基础，一动手就可开展工作。不像我以前几次组织支前工作，总是凑凑合合，边问边干，摸着石头过河。同时又有坚强的领导干部，桂林栖长期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协助彭涛主持皖西区党委的全面工作，又是新的安徽省委领导成员，宣传部副部长。指挥所还有一位秘书长王宗琪，原是老太行一位县委书记，南下担任区党委秘书长，他办事简捷明了，工作又很主动，有点事，我们三人在一起商议定下来，自然就由王宗琪具体办理了。这就使我们的工作甚为省心，而且名为指挥所，在军队、地方、干部、群众的眼里，依旧把它当成皖西区党委。
几天之间，陈锡联、谢富治、阎红彦、王蕴瑞等兵团一级的军事指挥员都陆续来到这里。在此我始知，大别山斗争中，皖西区我军主力，即为中野三纵，也是整编后的二野十一军，司令员为现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当时政委即为区党委书记彭涛。现在皖西指挥所恰好担承陈锡联兵团的战勤支前工作，自然形成相互理解、配合默契的有利工作局面。军队对战勤支前的要求很直接，有的要求也很尖锐，但对地方的困难也很体谅。地方对部队也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拥戴，遇有困难向部队提出也很痛快，直来直去，十分融洽。
兵团几位领导人的眷属，一不久前才从华北来到开封团聚。部队前移，她们要晚一步行动，只能来到指挥所暂时休息。我在此处也见到中学时代的老同学、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她是成都建国中学普八班的学生，抗战初即去延安，长期在解放区做妇联领导工作，真想不到在此相逢。
对渡江支前工作，事先总是从困难大的一面想得较多，总以为和以往几次特别是淮海战役一样，会遇到许许多多棘手难办的问题，这也是宋政委考虑许久后，才决定皖西区党委机构暂作保留，以此全力支前的原因。或许因为这个决定起了作用，这次支前工作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客观上它和以往几次不同的是：以前的支前是在敌人重点进攻和敌势仍强大，与我军进行拼命决战之时，支前本身就是在战争中、战场上进行的。现在整个江北大地，已无敌军踪迹，成了我军的大后方，组织人力、物力的调运已无任何阻碍。尽管邻近前沿这些地域，经过几年战争，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困难很大，但在实现全中国人民解放的大浪潮中，人民群众热情高涨，支援战争的劲头很足。地方上又能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合理组织调度与使用人力物力，顺理成章，工作一直比较顺利。渡江事先要准备足够的船只和船工，地方只是在沿江范围内帮助调集，也不需要从江北地区大范围组织担架渡江支前。摸清上述这些情况，忽然感到长期担负在身的支前任务一下轻松了许多。
指挥所进入渡江支前的现场前后也就是一月有余，随着部队在沿江行动的准备加快，指挥所由舒城、桐城逐步前移至安庆，总是距兵团指挥机构后面不远，随时取得联系，组织后面的各项工作。陈觉、任龙等工作队同志则分在各县督促检查，策应行动。4月20日，军队后方及地方各处，事先均已得到消息，上上下下都打开收音机，收听战事广播，那是新华社播发的全国范围的大消息。直到午夜以后，兵团指挥机构才简要告诉后方，我军已从几处突破长江天险，强渡登陆，追击逃跑的江南守敌……紧接着新华社广播宣布：千里长江，已多处被突破，人民解放军已进军南京……
播音员的声音连续不断在扩音器里播放，激动的情绪在空中回荡，人们奔走相告，互相祝贺。桂林栖以他干宣传工作的特殊敏感，转身给王宗琪打招呼，立刻打开油印机，印一份特大号外，尽快向附近的机关单位、街道乡村发放。随后，他又约同我们二人，到王腾波几人住处，与她们共同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