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钟山烟雨
渡江胜利以后，我们的支前指挥所也胜利完成了任务，此后我将何往？只好向调我来此的宋任穷政委发出请示专函。请示函由皖北区党委直接用密电报发出以后，当天晚些时候即得宋政委复电，要我即率领支前工作队的十几名干部赶往南京市委，听候分配新的任务。一直劝我留在安徽工作的桂林栖，还是那样热情地对我说：既然宋政委已决定你赶去南京工作，我们自然会同样热烈地欢送你去新的战斗岗位，尽管我是多么希望你留在安徽工作，但必须服从上级的决定，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也向桂林栖表示：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党要我们去哪里，我们都会无条件地走向那里。虽然我在皖西时间很短，但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要不是组织决定调走，我还真愿意留在安徽工作。
我们途经合肥前往蚌埠再转赴南京，照样搭乘那种“闷罐子”车，一路平静，来时遇到的惊险场面已经过去。大军渡江，蒋军在附近的机场也陆续被我军占领，路上已不再受到空中的威胁。过蚌埠时则更得殊遇，换乘了宽敞明亮的客车，途中还听闻正在准备恢复中断多年的平沪特快，可以想象到那时的铁路交通会更好。
我明白，宋政委现在一定是忙之又忙的领导人，我也不需要直接找他，他已交代马继孔和寿松涛二人等待我的到来。马继孔和我接谈自然是意料中事，虽然不知道他现在干什么，但可以肯定是办公厅副主任或副秘书长这样的角色。而寿松涛在此，则令我感到惊讶，豫皖苏三地委那样繁重的担子，能一下把他也抽出来吗？
5月的南京，正是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江南暮春景色。乍一进入这个六朝烟雨的历史名都和现今中国的大都市，颇有些眼花缭乱，耳目一新之感。在我二十七年的人生中，到过的大城市屈指可数，成都、西安，再就是现在所在的南京了。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城市规模很大，十里大街，各色各样的建筑物密集，街道宽广而整洁，两厢绿树庇荫，自有一派繁茂而宁静的景象。不过，解放时的欢乐景象似已逐渐消退，繁华市街的商铺还有一些没有开门营业，已经开门经营的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少，已经减少班次的公共汽车上乘客一样稀少。解放已经快一月了，还有一些人心存观望，不敢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看来，进入一个大城市，要想很快恢复生产，恢复秩序，恢复市场，还真不那么容易哩！
我们住在原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大楼里。这里现在是南京市委的住地，有一个公开的代号叫金陵支队，它在人们心目中，自会引起几分神秘和好奇之感。在这里我见到寿松涛等同志，据他们告知，他们在南京解放后即率先进城，搭起市委机关的架子，并陆续集中一些同志到市里来工作。他们戏说：你已经是迟到许久的战友了。
寿松涛对我作自我介绍：他前些日子即已从三地委调来“金陵支队”，现在职务是南京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这更让我吃惊：这位身负重任，在地区威信很高的老同志，怎能调来当一名科长？寿松涛却十分宁静，联系他自己并谈到我的工作时，不禁使我十分信服：共产党人做什么工作，都完全服从当时革命的需要。眼前的寿松涛，一直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却又踏踏实实、尽职尽责地履行干部科长的任务。从地委书记到市委的干部科长，角色转换，工作如一，多么好的精神面貌哟！
原来这一切都是在渡江战役前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担负解放南京任务的是三野八兵团，但对南京实行接管的军管会则由二野担任，三野则负责上海的军管会工作。陈毅是上海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刘伯承为南京军管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宋任穷是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组织部部长是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宣传部部长是二野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兼，警备司令是八兵团司令陈士榘。由以上五人组成市委常委。彭涛是市委委员，工业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市委办公厅主任，马继孔是办公厅副主任，原二野三兵团副政委张霖之调来任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和各局局长则由罗士高、万里、陈筹等一批老区地委以上的领导干部担任，其中万里是由赣东北新区南下班子的行署主任抽调来南京的。这是一个强大的干部阵容。我听了后深深体会到，中央对全国几大城市的接管，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寿松涛又告诉我，他的干部科还有一位副科长王镜如，是从平原区调来的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梁浩等两位科长，也是由军队和老区调来的。市委设有研究室，主任由彭涛、马继孔兼，下设城市、乡村两科，乡村科长是皖北地区调来的一位专员纵汉民，副科长是江淮区来的一位地委干部田兰田，城市科副科长黄天明是冀鲁豫区南下的一位地委干部。至于正科长一职，宋政委早就决定，留给你来担任，你率领的工作队的其他同志均到军管会联勤接管部报到，分配工作。
至此话题才转入到有关我的工作。在这个强大的干部阵容面前，分配给我一个科长职务，自己感到已经够高的了。但有一点却
让我不解，南京市就是一个城市，为何要设城乡两科？南京市郊有一点农村，有无必要单独设一个科来专搞调查研究？
寿松涛耐心地向我解释：南京市现有幅员范围就是九个行政区，除汤山、栖霞等区有少数乡村外，其他全属城市范围，确实不需要专设一个科来搞乡村调查研究，但内中自然另有原因：组建南京、上海两市市委和市政府机构时，就已明确，上海市以全力接管上海城市，不管农村。南京市委则明确为受华东局委托，代管皖北、皖南、赣东北三区党委。为了适应这个组织及任务之需，才有这两个科的设置。乡村科是作为市委内设职能机构，和三区党委对口，城市科则和九个区及城市机关、企业对口。说了半天，才弄清楚原来是这么回事。南京市委实际起到了宁皖赣中央分局的作用，其含义远远超出南京市的范围了。
脑子里稍有点空暇，突然想到：从山东到豫皖苏，再到安徽和今天到南京的过程，刘瑞龙、杨一辰、宋任穷和皖西的桂林栖，他们都是我敬重的领导，但前边三位，在“争夺”干部上真是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将他们认为需要的干部引至麾下，倘在局面稳定工作正常时，可能没有机会。到大动荡、大转移之时，这种办法就得以施展，显示其作用了。我在这两三年中，不就是被当做一粒棋子，在他们手里转来转去的吗？对这些领导，现在和过去一样，我始终敬重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施展过这点手法，对他们有丝毫的贬低，我仍然很乐意在他们领导下工作。但谁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又被当做一粒棋子，摆来摆去的呢？
城市科科长和过去的工作相比，相对轻松。我的心情与以往没有多大差异，自认为可以适应这个不同角色的转换，能够和全科的同志们融洽相处。在我们科里，除了我和黄天明两人，再就是涂钜兴、叶镇、肖林和许荏华、陈振东、陶子平等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南京地下党成员，并多为在校的青年学生。在南京解放前夕，曾经撤退到巢湖、六安，后又随金陵支队辗转回归。这些同志和我以前在老区一同工作时的同志大不一样，他们本身有较高的文化基础，多数喜爱歌唱，勤于学习钻研，在学习讨论中喜爱提出问题，常使人感到难于答复。他们对南京市的历史情况知道的也不少，但对党的历史和老区的斗争实践知之甚少，他们渴望从老区来的老同志身上学习与获取这些方面的知识。党组织也交给我和黄天明任务，培养和带好这些青年同志。
有了相互了解和尊重的基础，科里同志之间始终保持这种团结友好的关系。大家相处较熟之后，一个同志告诉我，他们早有所闻：尚在渡江前线未来的科长，是一个十九岁即担任地委书记，现还可说是个老青年的干部。我在他们眼里，没有一点科长的架势，虽然这个科长有一点特殊，一直有一个警卫员小李跟随在一起。
在这里还发现一个熟人，即从渤海回到南京的何为，在市委学校工作委员会工作，似乎经常在跑中学。直感告诉我，她的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似不适合跑大学校园。还见到了田丹铭，他是最早确定来这里工作的，已从工委到了南京市总工会筹备组。
一上手就开始工作，几乎没有一点时间摸清城市科工作的对象、内容和工作方法。现在要着手进行城市若干问题的调研工作。城市工作的研究题目十分宽广，我们首先确定以永利錏厂作为第一个对象，这也是工委彭涛、马继孔提出的建议。在当时的南京，永利铔厂虽不算是多大的工厂，但却是以新的工艺生产新的产品，比较有生气有希望的一个厂。对永利铔厂的生产状况、工资待遇、职工生活、劳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提供资料，提出措施和建议，将有利于全市工业企业恢复生产及各方面的进展。马继孔再次向城市科交代，这是市委宋任穷亲自选定的几个调研点之一，要求城市科认真进行这项调研。
环境变了，工作对象变了，调查研究也和农村工作不同，但过去在农村中深入基层，解剖麻雀的精神作风不会改变，调查研究的若干经验可以运用。科里这些年轻同志，更显得锐气十足，初生牛犊不畏虎，听说此项调查研究如此重要，都投入了很大的热情。我们遂把科里分成两摊，一摊三个人，任务是守科室，负责与各方面特别是九个城区的经常联系，办理市领导临时交办的任务；另一摊的四人工作组去永利铔厂。我和黄天明的分工是：我先去搞调研，他守科室，准备在半途上临时替换，时间约定为半个月。
眼下的调查研究是个慢性子活路，和农村特别是战争环境中的工作大不一样。那时调查研究侧重搞清问题，力求简明扼要；即使在发动群众时，也不可能简单规定几时几日完成任务，但怎么也不会拖很长时间。而这次却不一样，人们谈话总是慢条斯理，一时半时了解不到多少情况。永利铔厂的条件还比较好，地下党早有基础，据厂里反映，抗战初期就有进步的青年工人，在党的教育启发下，回到华北家乡参加抗战，在解放战争时已担任军队中师长职务。现在地下党在永利的党小组成员熟知厂里的许多情况，我们进行调查时，可以从中取得许多材料。他们提供的材料很真实，对情况不作任何保留。走访几位非党群众，使我们了解的事物更为多样而臻于全面。厂里有几名隐蔽特务，党员早有所了解，但群众不了解，不清楚这些人的面貌，自然是各说各的。但这不要紧，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从不同角度，了解各种不同的意见，再予以综合分析，择其准确者从之。
我们进厂时发现，沉浸于全国解放的欢乐之中的广大群众，经过这些日子之后，逐步冷静下来，现实的许多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思考之中，其中生产问题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虽然永利铔厂的生产未因战争而中断，但现在生产也时常发生不正常的现象。生产上还需要一些国外进口的零配件，如何解决？生产如有故障，既影响国家所需，也影响职工的生活。工资问题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事。永利铔厂职工过去工资较高，解放以后，会不会遭到削减？这又是对职工生活有巨大影响的事。外部市场物价现在极不稳定，不断攀升，政府如何权衡处理，以保障职工正常的生活？随着调查研究的逐步深入，发掘的问题日渐增多，这也是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使工作组的同志们尝到了甜头，大家不停地组织座谈，每个人都忙个不停，到夜间也要先碰头，整理当日搜集的资料，然后才有点喝茶、唱歌的片刻休闲时间。
同志们在生活中逐步熟悉，大家的情绪一直饱满，工作的热情很高。
只有这么几天时间，黄天明匆匆来到点上，原来他是主动来换我回科里去的。
本来打算我们两人后期交换，但他却提前专门赶来，我猜想一定有什么事情要我回去。黄天明告诉我，城市科负责联系九个区的工作，但九个区一直反映市委对他们的工作关注不够，意见相当强烈。
宋政委点名要我回去办这件事，所以只好赶来换我回科里去。我们交换了永利钮厂调研工作的有关意见：我们只是调查了解，不是直接到厂里进行工作，但我们有责任在调研所得情况的基础上，对工业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供领导决策时参考。为此，要准备在调研工作告一段落后，向市委和工委写出一个报告，现在即应着手准备。
我回科里后，宋政委即找我和马继孔两人去。据他讲，人城以前对各区的班子一直很重视，一般都是地委以上干部担任主要领导。但人城以后才发现和事先的想象有很大的距离，大的工商企业、大中学校、上层统战活动，都集中在市里，区里只能管小学教育、社会治安、安置留用人员、户籍、街道等方面的工作，在接管期中也不可能从组织上进行调整。目前市委领导的精力，全集中在大学、大的工商企业、统一战线和外事上，实在顾不上区里的工作。他对我说：“现在只好加重城市科的担子，直接联系九城区，他们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也可以直接召集他们开会，检查汇报各区的工作，有重大和紧急的问题再反映到市委解决。”
说实在话，我对宋政委的交代还是不大明白，城市科本身就对口联系九城区，怎的说是加重我们的担子？仔细寻思“有什么事找你’’这句话：市委顾不上，他们向市里汇报，到我这里就打住了，这怎么能行呢？从组织上说也不合适嘛……
宋政委看出我的心思，他接着说：“没有关系，这不过是接管初期采取的临时办法。这里以市委名义给他们电话通知，他们都是老同志，明白这是组织上的临时决定，不会因此而有什么意见。你尽管放手大胆工作好了。”
干就干吧，反正是临时办法，日子也不会长。我并未真正体会到这个担子的分量，也不明白水究竟有多深！
当天办公厅就发出电话通知，第二天九城区就陆续来电话，要和我直接联系谈工作。他们反映，虽然到区里工作不久，但积压下来的事已经不少了，希望能尽快得到处理。有的表示，可以马上来城市科谈，有两处希望能去他们驻地谈。
对于这些老同志的要求，不能有丝毫怠慢，而应尽量满足其要求。但怎样才能满足，却是众口难调。最好的办法就是跑跑腿，一处一处地当面联系，可要是每天赶公共汽车到区所在地，若谈话时间长一些，加上往来所费时间，就需要大半天了。这样九城区要十来天才能轮上一遍，岂不是把事情都耽误了吗？合理的办法就是召集起来开会。
不过，这只是我的一相情愿。到开会那天，九个区的同志们来的先后时间就相差太大了。远的像汤山、栖霞这样的远郊区，连江北的两浦区在内，全都早早地赶来了。他们说，来开一次会还真不容易，可也不能耽误开会的时间，他们全是提前出发，为的是能够按时到会。我已经了解过这几位同志过去的工作情况，两浦区高永光是老区的地委副书记，其余三位同志都是老区的地委部长。其中一位原是老区的县委书记，南下前才决定抽到地委担任部长。和他们在一起谈话时发现，尽管他们对和市委联系困难，以致影响工作颇有意见，但安排这次会议为他们解决问题也很满足了。而城区几个同志，却比他们来得晚得多。夫子池区的李光是从江淮地区调来的一位地委书记，他的区在城边，本来交通还比较方便，但却是第七个来到开会地点。夏季的白天本来较长，但我等到十点半以后，最后两位才来到会场。这两位是九城区主要领导干部中过去职务最高的，都是原先在冀南军区及后来二纵队政治部的领导人，下关区的许恭一，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但下关距市中心比别处稍远，他出发前就来了电话：“报告科长，下关的路程较远，我现在出发步行前往，无法按时赶到，特此报告。”他倒真是走了一头汗，慢腾腾地赶进了会场。最后来到的鲁仁昌是新街口区委书记，来南京前已宣布任军副政治委员。他身体很差，又曾几次负伤，一路走来确实很吃力。这些同志的共同特点是坚决不坐人力三轮车，许恭一则连公共汽车也不坐，鲁仁昌来得最晚，就那么几条街的距离，已经走得一瘸一拐，真是太难为这些同志了。
好在人到齐之前，我已和先来的同志交谈，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需要市里表态解决的问题。区里接触的事情，最敏感的还是治安和防查潜伏的敌特问题，而就这一问题几乎天天都与市公安局有联系。一有突出情况，市公安局即会报告市委，指示区的工作，并不令人担心。其他方面的问题多半可由区里处理，无需向市里备案报告。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就在区本身。
接管的国民党旧区公所，纯粹是一个破破烂烂、零打碎敲的摊子，自身无力量，大事不能抓，小事管不完。
许恭一、李光、鲁仁昌的意见更为尖锐，他们认为远郊区和两浦距市中心区远，交通不便，设区可能有必要。市中心几个区，市里有关部门可以直接插手到最下层的工作，区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许恭一直通通地说：“提出这个问题，会让科长你作难，可市委办公厅打过招呼，要我们有事找你，你现在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了，我们心里的话只能向你说呀！”
鲁仁昌也和许恭一、李光的意见相同，态度却很平和。他说：“提这些问题必然使你犯难，不过是希望你向刘、宋首长迅速反映而已。机构该不该设，我可说不准。就我个人而言，这工作实在太困难了，力不从心，举步维艰，如让我回到部队，照样能担承自己的工作任务j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干不出活，白白消耗掉时间。”
说是开会，实际上是和同志们交换了大半天的意见，问题总算摸清楚了。同志们的意见虽多，骨子里无非就这两条：要求得到市委的直接领导，能够定期见到市领导，直接得到市委领导的指示，不需要我这样的中间环节。更重要的是解决各区的工作条件，有个办公和居住的院落，自己能够开伙，出去工作有适当的交通工具。像他们这样的干部在老区都配有坐骑，现在这里不允许牲口进城，区里又没有车辆可用，同志们胸中有怨气，又不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发泄出来，其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我只能把问题记下来向市领导报告，有什么结果，现在可说不清楚，其实大家就是要我回去报告。这个并未真正开的会，用了一大半天就结束了。
我写了一个简略的报告，找到马继孔，约他去宋政委处报告情况。宋政委说：“郝炬归纳的两件事对头，其实大家明知道设区这样重大的问题，哪能说撤就撤，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不设区，大小事都堆到市里怎么行？其实提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了第二个问题，两者实质为一。他们提出的合理意见，市委确应考虑。在拿不出办法以前，郝炬还是和现在一样，继续和他们联系，不要打退堂鼓，那可不是你的作风呢！”宋政委说得对，我当然并未打退堂鼓。不过如用开会的办法不成，我向马继孔提出，我准备分片下去和各区碰头，由于受时间限制，我把汤山、栖霞作为一路，下关两浦作为一路，城里几个区我能够自己走去，有的也可让他们到我处碰头。这样十天有一次，就可以对付过去了。
市委机关移驻A、B楼。
我们从未见到过这样富丽堂皇的高大建筑，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我第一次住进那个“财政部大院”已经有“土包子”开洋荤之感。现在上这儿，不知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几层高敞的楼房，每层楼都有二三十间住房，一门关尽，里边大小套间、用餐、盥洗、冷气，样样俱全。市委机关搬来，以A楼办公，B楼住宿。
我和黄天明在二楼上都是各住一门，科里男女同志各住一门。天明夫妇二人住一间，自称得到最高享受。我直惊叫，住这样高大的房子，岂不是浪费？再走到别的科室转转，发现寿松涛、王镜如、纵汉民，大大小小，男女老少，大家全是这样的待遇。就这样还空了不少房间无人居住。住这样的地方，不仅黄天明和我这些来自解放区的人从未想到，就连科里这些南京的学生也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气派的地方呀！不过他们都知道，这不是国民党的什么办公大楼，而是迁回南京以后，突击修建供驻华美军联络处使用的励志社招待所，修建的材料许多都是以美国援华救济物资名义进口来的，也弄清了A、B楼实际是一号楼、二号楼。在此我们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蒋记政府对其美国主子，如何巴结奉承，精心伺候，硬是在短促的时间之内，赶造出这样高贵华丽的两栋楼房。美军未住几天，却让我们来此享受，局势变化之快，也是蒋帮始料所不及吧。
不过市委的人没有多少，和解放区领导机关清苦自甘的风尚相比，是不是也太过了呢？
“事情不是这样！”马继孔向大家解释。市委并不希望或乐意住此，而是军管会后勤行政主管部门筹划决定的。在南京所有国民党的大小机关，都留用了一大批原政府的机关人员，市委不管驻哪一家，都得集中移走这些接管留用人员。权衡利弊，A、B楼里早已空寂无人，具有较好的办公起居条件，作为市委临时居住之地最为适宜，这也是军管后的临时措施。从长远来看，当然不会永远住此。
尽管我们开始对市委住此多少有些纳闷，当清楚其来龙去脉后，自然也就处之泰然了。科里的人反倒觉得热闹活跃，大家朝夕相处，学习工作，争论交谈的确方便多了。
永利铔厂的调查研究已告一段落，就在这儿写出了自认为过得去的调查报告，准备接受新的任务。除了我对联系九个区的事仍觉得伤脑筋、犯难而外，同志们似都有轻松之感。
本来军管会和市委人城以后，一直没有节假日的规定，有什么事立刻着手处理，从不过时。但现在已有三四十天的工夫，不可能不给人们休假的间隙时间，无形中已部分实行星期日休息，即假日留下足够的值班人员，其他人经过打招呼可以外出自由活动。
不过，和各区联系仍觉十分吃力。上次会之后，我注意了自己的工作方式，多往区里跑，接触增多，互相通气了解。但这不能及时解决市委对各区委的工作指导问题，这自然是我力所不及的，同志们也都理解。但同志们要求市委加强领导的迫切心情，却使我心中犯难，上下不安。总不能老这样拖下去嘛。
好在宋政委了解各区的工作情况，在有了恰当处理的时机以后，他迅速下了决心。在市委一次会议的间隙中，他让我和一个新来的老领导同志见面，并告我：“这是柯庆施同志，刚刚到此，他是市委委员、市政府副市长，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今后市属各区区委的工作：就由柯庆施同志直接领导负责，你今后可向他直接请示处理相关事宜。”
柯庆施谈话很简单：“我刚来此，还未摸清情况，具体联系事宜还得你继续承担一段时间，有事咱们商量办好了。”
我的心情真的一下就轻松了。有了主管领导，我跑跑腿办点具体的事，自然不是问题了。
看来柯庆施也一样繁忙，但责任已明确在他头上，他抓得很紧，立即找我去谈各区的工作和区领导干部们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他赞同我这段时间采取的工作方式，实际上已经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但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召集一次各区书记的会议，传达市委对各区工作的要求，听取他们的报告并尽可能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样就比较完备了。他立即决定，即日召开会议，和各区书记们见面，完成上述各项任务。他认为有半天、最多大半天时间就够了。
我则反映，开会不能按时到会，特别是鲁仁昌以及许恭一、李光他们的实际困难。
柯庆施一听不禁乐了，他说：“这点小事市政府能够解决嘛。开会前提早出动两辆小车，包括汤山、栖霞、两浦等区在内，一同接到市政府，按时开会，待会完了后，再一家一家送回去。今后干脆形成个定期的制度，各区的负责同志理应配备小车，以利工作来往，目前办不到，接送一下总要保证嘛。”他这个举措挺干脆，实际是把区里意见最大的一件事一下就解决了。
会议如期举行，人到得很整齐，柯庆施对区里同志的工作勉励有加，对提出的问题回答也很痛快，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其中最要紧之处就是指出了九个区工作在整个城市中占的重要分量，实际上是对区里同志认识的片面性及不正确的意见作了直接的批评，这反而使这些同志心悦诚服，情绪高涨，也为我所始料不及。在我的印象中，他的作风果断、明确，虽然他似乎少一些谦虚、谨慎，对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但也同样使人感受到他对干部的热情关怀，平易近人。过去我只风闻绰号“袁大胡子”的柯庆施是很早以前党的北方局负责人，这次才真正领教到他的领导水平和工作作风，颇有好感。
不过，我很快又变动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