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兵新活
一个满嘴胡子拉碴、体格高大魁梧的大个子出现在市委一次会议的间隙中。
我从未见过这位领导，但发现他和宋任穷、彭涛、马继孔几个人都很熟，说起话来也很随便。他的声音有些粗哑，但嗓门并不大，初次见面给人以作风粗犷、坦率的印象。
马继孔给我作介绍：“这是段君毅同志，我们冀鲁豫区的老领导，我们过去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现在他是二野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我早就听说过董俊义，也就是段君毅的化名。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曾由鲁西行署副主任下到地委兼地委书记，在我们渤海地区也流传过他的许多故事。我在一次向区党委写的一封长信中，就曾举过他的例子，可以说是久闻其人，心仪久之。真没想到他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
“我早知道你郝炬同志的名字了。我们应该是同行嘛。”段君毅确实名不虚传，讲起话来爽快随便，使你有一见如故之感。
我颇感惶惑。他对一个初见面的干部就那样热情、直率，我更不明白他说的“同行”是什么意思？
段君毅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你在淮海战役中，一直从事二野的战勤支前工作，早在部队中为人所知，就是不知道前段时间你上哪儿去了。我们早就在打听，现在见到了，一句话，你是二野后勤的一员，你应该归队，到后勤来工作。”
段君毅的快言快语倒使我一时茫然，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只得说：“我一直在地方上工作，随军支前是临时的工作任务，哪算得上是后勤的干部，况且我已经在市委机关里工作……”
“不，你还是要到后勤工作，市委这段时间只是临时任务而已。我要和宋任穷谈，不行的话，我去找一号、二号首长，下命令调你过去。”他没等我再说什么，便匆忙而去。
段君毅的谈话不能不在我的思想上引起又一次的波动。虽然我并不相信他的话会变为现实，因为我并不是名副其实的部队后勤工作者，我缺少在部队工作的经验，要我去那里能做点什么呢？相比之下，在南京市委也只是临时使命，但我已逐渐适应它的工作环境，而且能在宋任穷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从内心上说，我也是满意的。难道我这一粒棋子，又将作一次新的挪动吗？
黄天明和马继孔等人，都曾在段君毅领导下工作过，熟知段的为人，都盛赞段君毅的为人和作风。黄天明特别提到，他要做的事，总是坚韧用力，不达目的总不罢休，不过他已说出要找一号、二号的话，看来他自己的努力已不能实现，我看你的问题关键是上边是否点头，你只好等待，反正是个人服从组织的安排吧！
何为这时专来看望。说到段君毅要我去二野后勤的事，她认为，十有八九会按段君毅的意见办，“这也说明你在淮海的支前工作得到了肯定，你也应该转到那条战线去，那显然要比你在市委任城市科科长更适合得多。”不过她挺认真地提醒我，不要放弃在南京这里解决个人问题的机会，“像你这样的领导干部，问题早就该解决了！”
几年前她曾很热心地想为我和李西撮合，可惜李西牺牲了，未能实现。现在她真想为我再次帮忙，但她已发现我交往中就有合适的人选，她说不上话，只得靠我自己去主动追求。说到此处，她关注地对我说：“郝炬同志，你可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莫要让机会从你身边轻轻溜过了呀！”
何为的关注和提醒，引起我思想的共鸣。不过要我采取行动，这可实在太难了，主动从何处开始？我确实觉得自己开不了口，只能顺其自然，走走再看着办吧！
段君毅再次来到市委，在大厅里和我打招呼：“老郝，二号已经拍板，调你来后勤运输部工作，通知指日可下。我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是干军事行政还是干政治工作好呢？”
事情发展得真快，只不过两三天罢了。此刻我心中已来不及想别的什么事，只能率直地回答：“我还是干点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吧！我太不熟悉部队的政治工作啦！”这是实话，我自认为后勤行政事务我可以担承。
没想到段君毅司令竟是那么痛快地回答我：“那好，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你就等着命令下来，去接手新的任务吧！”
果然，只过了一天，寿松涛就拿着调我的通知，找到我和黄天明二人说：“调令已经来了。老郝马上去后勤那边，他们催得很急。城市科担负的各项具体工作，天明你就接下来吧！”
那可是一张很正规的调令：“任命郝炬为后勤运输部部长。”上面盖有野司的钤印和野司首长的签名、印章。
黄天明一看就乐了：“部队到底正规多了。我们在地方工作这些年，哪看过这样的调令呀！”
事情快如闪电，运输部接着也来了电话，明天一早就来车接过去。
我和寿松涛、王镜如、纵汉民几人晚餐时在食堂里聊天，也算是道别。这段时间这种人事的变动实在是太多了，人们已习以为常。科里也是如此，我们只是把科里近日抓的几件事作一些议论，也都是三言两语，没有多余的话可说。倒是黄天明颇有感触地说：“从淮海到渡江，这些日子变化太频繁了。就说你吧，才来城市科几天，地皮子还没踩热，就这样匆匆而去！我看大家都在内，说不定哪天也都要变。那天马继孔不是透露上边已经在做进军华南、西南的酝酿吗？咱们不早就‘自由主义’过，刘伯承在南京市怕不会待太久吧！连宋政委也是一样，南京市委怎么好领导三个区党委，恐怕它本身就是战争时期的临时过渡办法而已。”
那天来接我去运输部的竟是原任部长李静宜。他告诉我：二野成立后勤司令部时，他即被任命为后勤司令部参谋长，由他负责组建运输部，所以一直兼任运输部部长。现在他受段司令、刘司令和姚副司令、稂副政委之命，到运输部宣布他自己已免去兼职，由我担任运输部部长。
这只是运输部机关小的集会，李静宜宣布了任职命令。运输部政委肖鹏讲话，欢迎我来运输部任职。然后我致简短的答词，会议即告结束。
我乘上任伊始，晚上还有空闲，回到市委。城市科的年轻同志吵吵嚷嚷叫我请客，去玄武湖划船。大家都高兴地去了。年轻人的劲头大，他们跑在头里，给我和黄天明引路。在湖边上，肖林一人上了一条小舟，招呼我们上船。天明夫妇自个划起一条小舟，我则上了肖林的小舟。大家分别在湖里南北东西，流连忘返，细语平生。天黑尽始归。黄天明问我，此行如何？心情放松了没有？我答以难得有此机会。说实在话，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我从来没有过这样轻松的日子。一到运输部立刻感到处在一个团结、战斗、友爱的环境中。部里有政委、副政委、部长、副部长及政治部正副主任等七人，老红军就有五位，只有我和政治部主任是从地方上调来任职的。这些老同志的战斗经历，军政工作的经验自然都比我多得多，但他们却非常尊重和支持我的工作。政委肖鹏尤为突出，他是在江西苏区参加红军的红小鬼，无论军政后勤工作，他都担任过领导职务，也是运输部党委书记，是部的主要核心领导人。但他遇事总是和其他同志商议，听取意见。对我这个新来的外行部长，尤为尊重，业务、行政的重大问题，总是以我的意见为主，主动予以支持。对我这个单身汉的生活又特别照顾关怀。到此几日，我就感到心情愉快和温暖，无所顾忌，敢于放心大胆地进行工作。
本来运输部成立不久，正准备召开所属五大中转站站长政委会议，总结组建以来的工作，并传达中野和后勤首长对运输工作的命令和要求，部署下一阶段运输部和各站的行动任务。在此之前召开的部的党委会，则是为开好中转站站长会议做准备工作。这正好是我和同志们相互熟悉了解的好机会，也有利于了解运输部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实际上我了解的第一件事并不是运输方面的工作，而是已经在部队中传达的即将进军西南的行动。在南京市委尚未告知我们这一批干部时，这里已自上而下地安排计划，作行动准备了。
渡江战役中我们即知，领导考虑解放南京、上海，可能引起外国军队干预中国解放战争，有意将二野、三野主力摆在东南方面的重要位置上，以震慑敌人，使其不敢贸然行动。现已过去一段时间，看来敌人已不敢轻举妄动，是应该考虑我方今后的行动了。
回想黄天明日前的臆想，不意巧合，未必他已有风闻。包括宋政委在内的南京市委，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最近的行动之中。尽管离开市委已几日，但我还是想知道他们的一点动向，准备打个电话问问黄天明。
黄天明的电话没有接通，却突然想，何不也给“她”通一次电话，也好互相了解今后各人的行踪。
和她的电话却一下就通了。互相间未通名姓，从彼此的声音中已经心照不宣，知道是谁啦！我告诉她，那天走得太急，她又不在，只好找时间和她通话，心里有点欠欠的。
她也说：“你走得那样快，走前又没通个气，心想总会来个电话的。昨天、今天我都在电话机旁等了许久。”
我自觉没有多的话可说，便转个题目问：市委机关里有什么新的消息没有？
“怎么没有呢？不过我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说刘司令、宋政委都要离开市委，粟裕司令带了一帮干部来市委接替，二野司令部也要离开，华东军区已经搬来一些人了。”
“那和你们没有什么关系吧？你还会在南京市委嘛！”
“那倒不一定，市委机关已在和大家打招呼，参加西南服务团，进军大西南，解放全国大陆最后这一片土地。我倒打算报名。”
“真那样，以后通话的机会会不会少了呢？”“现在说不清楚，反正我给你打电话……”
我心里却真觉得有点丢不下了。终于和黄天明通了电话。黄天明证实了市里发生的变动：“那天我没直接告诉你，因为还有涂钜兴在，按规定要过几天才在科里的同志中公开。”
市委已经正式开了交接会了。名义上刘司令员的市长、市委书记都不动，粟裕以第一副书记、副市长的名义主持工作。一位华野作战处的王处长来接替马继孔主持办公厅工作。粟裕已在会上宣布，为了支援解放大西南，凡是二野报名去西南的干部一律放人，从苏皖各地抽调补充；确定留下工作的干部，市委向大家表示欢迎。以二野的名义招收宁、沪两地的青年学生及技术人才到西南服务团。市委支持南京的青年技术人员、机关干部和党的工作者积极报名参加。市委交接会后，西南服务团总团宣布成立，已知宋任穷等同志为总团的领导人，市委机关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同志，都将去总团工作。黄天明告诉我，他的名单已在总团之内，看来除寿松涛、纵汉民、李光因市里需要留下以外，来自冀鲁豫、豫皖苏等地的同志和部分青年干部都将报名参加，声势不小。
可谓如梦方醒，我们都已进入进军西南的行动之中。运输部一上手就是为解放大西南执行后勤运输任务。我从鲁中南会战开始，大反攻、进军中原、淮海、渡江战役直到这一回进军西南，算是都参加了，从头到尾，全始全终，真正使我心情振奋。想一想，这是我这半生多么有意义的事哟！
差不多每周都到后勤司令部参加一次会议，向后勤报告各自负责的工作进展情况。后勤下属有五六个单位之多，和各部都有关联的就只有运输部了，自然容易成为集中议论的对象。新来的后勤副司令姚继鸣的重点也老是放在运输这一方面。好在战役还在酝酿之中，一般情况下运输并无多大困难，问题在于这一次战役的行程长，时间久，并且兵分几路，一条漫长的运输线能否赶上突击作战时的紧急需要？运输部又系原兵站部基础上改建的，自己又无运输工具，一有行动就离不开动员民工。几个兵团又都是刚刚建立，自身后勤运输的力量也很薄弱，这都是运输工作面临的重重困难。
我在运输部本部会议上、后勤办公会议上都提出了这些问题。实际上解决的办法只有两条：一个是认识条件的先天不足，要以自身的加倍努力弥补条件的不足；二是根据进军西南的形势需要，合理部署自己的力量。运输部现有五个中转站都有一定的力量和基础，这次明确以一个兵站配属于一个兵团，兵团到哪，兵站就紧跟到那。在长江运输线上配备一个中转站，担负运输的枢纽作用。运输部前段时间根据段司令员的意见，还增设了几个民站，作为军队运输部门的编外运输站，在部队的行动间隙中，及时补漏补缺，准备到西南后将其移交给地方管理或分配工作。运输部本身只留一个中转站，随同最高指挥中心、领导机关活动，承担运输任务。其实这些意见和采取的措施，都是运输部内部提出的意见，我不过起到一点综合作用而已。因为在现实条件下，既无捷径可找，也没有什么花样能够管用。运输部党委的意见一致，协力实行，不扯拐，不怠惰，是有条件做好工作的。后勤的几位领导，几乎无例外地都经常在抓运输工作。看样子段君毅和第二司令员刘岱峰还担负有解放西南后的财经工作任务，他们不经常来办公室，差不多都由新来的副司令员姚继鸣顶杠子主持工作。姚继鸣又认为他和我最熟，言下表露出建议调我来运输部就有他的一份意见。他们重视和经常过问运输工作，所关心的是运输任务完成得如何？
运输部和后勤司令部距离不远，姚继鸣喜欢每天开着吉普车到各部兜上一圈，到运输部就来得更多了。后勤办公以后，他还留我在他家吃饺子。运输部里的肖鹏也是如此，常邀我在他家里吃顿家常饭。两人说法都差不多一样，“咱们郝部长现在还是个单身汉，到家里吃顿热菜热饭也好嘛。”肖鹏还对其妻杨宪章说：“咱们留留心，有合适的同志给介绍介绍。”
我则劝阻他们：“谢谢你们的好意，我自个的事自己清楚，别人介绍不会谈的。”不过，让旁的同志老这样议论来议论去，自己对此也慢慢上了心。
二野在前线的一个兵团加入了向华南进军的行列，大的部队还集结在皖赣两地，后勤各部分工的重大事务正在各自抓紧进行。运输部也是一样：完成进军西南后勤运输的行动部署，联系准备，集结待运的物资。西南服务团已经集结了大批成员，编成几路支队，抓紧整训。
“究竟何时才会一声令下？”人们焦急地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我忽然想跟她通通电话，打听打听互相间的近况，这也是我们之间沟通的唯一渠道。偏偏这段时间，不是她不在，便是我在工作。终于有一天铃声响起，不用问便知是谁的声音。
她平静地告诉我，她已被调往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不久即将出发，以后恐怕相隔太远，见面、通讯的机会都很少。
我问她，是本人要求还是组织的决定？
“是宋政委定的。谁也不会想到，宋政委不在总团啦，他已明确去云南支队，原来市委马继孔、黄天明连我等一大帮人都转到云南支队去了。”
我颇为诧异，宋任穷离开总团下到云南，这到底为什么呢？但我却也高兴，这些同志能够继续在宋政委领导下工作，这可是一件好事呀！
她在电话那边接着说：“我的心情也是一样，全都自愿转去云南了。因为此事太突然，所以要告诉你一声。据了解，我们下个月即将出发。”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只能以在宋政委领导下工作是好事来安慰她，同时也是安慰我自己。看来在此问题上，我已无法可想了，这将要留下长久的遗憾。反复思忖，彻夜难眠。
第二天又是后勤办公的时候，这次和往回不同，姚继鸣着重强调检查各部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了没有，明确告诉大家，大行动即将开始，南京现在是二野的后方所在，但在此的时间已不多了。姚继鸣也向大家说明，在决定进军西南以后，对进军的路线、兵力的部署、作战的方案几经考虑，最终决定下来，看来我们的行动及其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姚继鸣对于西南的地方工作所知不多，只说了他了解的一点情况。四川省太大，中央这次考虑到党内外多方意见，其中包含了熟悉四川情况的民主人士的意见，将四川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省区，由西南局直接领导。这次把西南服务团划分为云、贵、川东、川南几个支队，是一项巨大的变化，原定任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宋任穷，已改任云南省委书记和四兵团政委。这几个支队实际就是四个区党委的架子，也即将出发，紧随主力部队，到各地区开展工作。
姚继鸣没有强调这件事多么重要，只当做一般的行政部署告诉大家。在我听来，却是一声巨响。宋任穷的这一变动，昨日听见，甚感惊愕，现在始明究竟。不禁暗想：大家对宋政委都很尊敬，这和他在领导岗位上老是担当一个“苦力”的角色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工作时上时下，时而回到领导机关，协助领导做具体工作；工作职务时而任军区或纵队政委，时而在领导机关任组织部部长；时而是分局一级的军区司令、分局书记；时而又是省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变动可谓勤矣。这次亦然，从西南总团变到云南一地，别人难以理解，而对他来说，却是很正常的事。
办公会后，我晚走了一步。姚继鸣发现我心中似乎有话要说，他先发问：“往常传达宣布此类大事时，你总是热情兴奋，态度异常积极，今儿虽也如此，但却有些沉闷，是否有什么事要说一说？”
我坦率相告：碰到难题。
姚继鸣听了后，对我颇为同情。他说：“我早已说过，你的个人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何以迟延至今，原来你已意有所属，真为你高兴！现在你有什么困难，大家和宋政委都很熟，直接向他提一下不就解决了么？”
“我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关系，怎能向宋政委提出呢？”
“这我就不理解了，听你谈的情况，你们之间早就该明确这种关系了。”
我坦率地告诉姚继鸣，是我没有勇气向她提出，我自认为我们的关系还未达到这个深度，我现在直接向她提及此事，把她惹恼了，反而把事情弄僵了……
“既然本身都没有明确，那还能提什么呢？这不成了你的单相思了吗？”他迟疑了一下说，“老同志！你是不是太书生气了，能干许多。惊险繁重的事业，却没有勇气向意中人倾诉自己的感情，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糊涂。”
“我承认缺乏这一点勇气，可事情绝不是你说的那样简单呀……”“我想得简单，难道真有那么复杂？”姚继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有点体验，两个人在一起，你眼中看着她神态宜人，没有冷漠、冷淡之感，这至少说明双方都是这样在看对方，叫做看对了眼罢了。绝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事，你心里有了她，同样她心里也有了你。已经几个月工夫了，你们双方的交往已经多次，你自己也觉得，对她的感情在逐渐加深，她并没有一点反感或厌恶的表示，这只能说明对你的感情也在发展。从在玄武湖上你俩上一条小舟，离开以后每通一次电话就能感受到对方的声音、脉动，连同这次为到云南专门给你打电话，不都说明了你们双方的感情深度了么？”
姚继鸣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迟迟说不出话来。
“我说老同志，你别这样犯傻了，她的电话本身就是对你的暗示，你再不主动开口，怕是会轻轻溜过，后悔也来不及呀！”姚继鸣发出一阵轻快的笑声。
“主动，我能‘主动’得起来吗？”我又犯难了。
姚继鸣笑着说：“老同志，你那么脸皮薄，不敢自己开口，有人在旁搭个桥也行。可惜我们夫妇都不认识你那位同志，要不……，，“有一位热心的人，我告诉他，准能帮忙！”我一下想起了黄天明，我早觉得他对我们两人的事似有察觉，并几次流露出想撮合的愿望。
“这不就得了吗！”姚继鸣大笑起来，“事不过夜，你就在此打电话约黄天明，我给你准备一碗水饺，喝两口白干，预祝你的成功。”黄天明接了我的电话，竟然在电话那边大笑起来：“我的老郝科长，这话你怎么今天才说出口呀！我马上告诉小高，下午就去找她，
不过只是点破个题。约好了，明天就在我的住处，你们二人直接谈。你们谈好了，事情就公开了。我和老马再去找宋政委放她，放你们俩一马，这事准能成的。”
看似千难万险，一朝水到渠成。在黄天明住处，我与她握手言欢，促膝长谈，深感两人意气相投，情深意挚，彼此的心思倾诉无遗。
她告诉我：“玄武湖上我早在舟中揣摩，看你会不会上我这条小舟。果然你不假思索，上来了。你离开市委，时在电话机旁等候，铃声响时，顿觉灵犀一点通。得知分往云南，有远离知音之感，忙慌慌地接通你的电话，心中只想得你一句话，但你却讷讷地没有反应，叫人失望，但能猜到你不会就此甘休。”
我也说：“姚继鸣和天明说得对，我太傻了，为什么不能早点采取主动，几乎把我们之间的情谊搞砸了。”
她说：“这不光是你，我也一样，那么被动地等待你……”我说：“你是女同志嘛！这种事的责任当然在我。”
她笑着说：“难道女同志没有主动的权力吗？”
谈到此时，两人都不禁相视一笑，真是办傻事，说傻话！不过还是要感谢姚继鸣和黄天明夫妇，一个是点破了愚昧和呆傻，一个是圆了场，促成了好事。
过了两天，黄天明电话告诉我：他已和马继孔去找过宋政委，告诉此事，看如何安排肖林的工作去向。宋政委只说：“为什么不早说，现在大家很快就要出发，已经无法联系办理调动的手续了。不过他们的事总得照顾照顾。”因他要先行出发，他要马继孔来具体处理。马继孔的意见是现在只能和川南支队王镜如联系，先去川南，以后再转到西南局或重庆，以便和我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