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初稳定，大军复西行。
先遣夺关隘，前锋待后勤。
急驰千里路，云集两家军。
父老倚门望，解放功克成。
《西行》 （1949年作于南京）
一、入川前奏
终于到了出发的一天，但并不意味着进军西南现在才开始。实际上，这场大进军开始已久。据我们所知，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邓华兵团转战湘桂以后，已向滇南迫近，现在反过来是邓华兵团配合陈赓兵团在向滇边迫近。二野另一支主力五兵团已经进入黔境，三兵团已迫近了川东。我们后勤大批人员奉令赶到郑州。二野总部将要在郑州举行一次公开宣布向西南进军的大会。为什么不在南京就地或在前线某地开，而要退回到现在我们的后方中心地带——郑州去举行呢？
这是战事的要求。战争开始，但还未全面启动。郑州地处交通枢纽，东西南北，四面可通。在郑州公开宣布进军大西南，是故意示敌以错误的信息，造成二野大军将从陇海路西进入川的假象。
组织铁路车辆运送部队，这可是运输部的职责和任务，只有在这批车辆全部开出以后，才算任务的完成。在铁路运输的行进中，我们又担当了一个收尾的角色。然而这只能交给运输中转站的同志去执行，运输部机关也和后勤司令部及其他部一起，赶往郑州参加大会。照司令部的指示，参加这个大会就等于参加了一场巨大的战斗，不允许有半点松懈，贻误时间。军令如山，谁也不敢有丝毫马虎。我和肖鹏政委硬是在大会开始以前，赶到了郑州车站，大会就在车站前的广场举行。
郑州，是一座不大的城市，但郑州火车站却早已名声远扬。选择在此举行大会，自然有其深意。同样，大会也不是部队召开的誓师大会，而是河南郑州地方政府迎接进军西南的部队，在过境的火车站广场举行的劳军大会。地方政府作慰问致辞，野战军首长讲话，会场气氛严肃庄重，大批军队人员整装入场，按行列排队，一部分精锐武器尽展街头。
会议结束后，部队撤出也非常严谨，丝毫不乱，并有一部分部队，径往西去，但大部分部队仍回列车上去，夜里向南开行。参加大会的巨大兴奋尚未散尽，在火车上尚在高兴交谈。肖鹏说野司策划周到，以过境形式展现我军实力，暗示大军将自西往南，进入川西、川北，给敌人的侦察情报制造假象，利用时间完成最后进攻的各个部署，这个真了不起。我也深以为然，这个会其实就是一场无烟的大战斗，既鼓舞了士气，又迷惑了敌人。
在郑州南行的火车上，我忽然发现专给后勤安排的一辆软卧车厢里，聚集了一大帮领导干部，一派喧闹热烈的景象。原来是为了在行军途中及时传达上级的指示，后勤部专门紧急安排的领导干部的临时车厢。
郑州到武汉正常行驶本来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然而刚恢复运行不久的火车时刻很不准点，这倒无形中增加了车上的人们彼此熟悉、交谈和临时学习的时间和机会。邓存伦（后勤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组织部部长）、黄以仁（军械部部长）、陈居江（宣传部部长）、杨寿山、谭申平（民运部部长）、肖鹏，后勤各部的部分部长、政委等一帮人一起很快就混熟了。谈话自然很随便，有时为了一点不同意见争吵不休，尤以军械部部长黄以仁最为突出。他是一位颇有文化又能打仗的老红军，他与邓存伦、杨白冰和卫生部马琮璜等人之间，争辩起来，口无遮拦，嘴里常带“靶子”训斥别人。开始和我接触不多，但很快混熟，也同样如是，使人觉其有点“盛气凌人”。我也动了脾气，厉声回敬了两句。旁边邓存伦立刻说话：“都这么老大的人啦，还这样肝火旺干什么？”制止了两人的争吵。我本以为有过这场争吵，黄更会大发脾气，但他并未再说什么。第二次见到，他照样有说有笑，似乎我们之间没发生任何事一样。
事后旁人告诉我：“老黄就是直筒子脾气，心直口快，有点什么意见，绝不会自己咽下去，说过以后，也不会再记在心上。他嘴里没遮拦，带点‘靶子，并不是发火训你，往往是对熟的同志才会是这样。熟的同志都亲切地喊他‘黄瞎子’，他反而更高兴，因为是谈得来的缘故嘛，他那天没有料到你会为一句话发火，自然不会再说什么了。”
我听到以后，心里甚觉惭愧，为什么自己那样“小气”。那天邓存伦的谈话，实际只是对我一人而言的。在以后的了解中，果然发现他就是那样一个脾气，对待革命同志始终极为友爱，这也更加深了我们间的友谊。短短几天一起相处，我和黄以仁、杨寿山、谭申平连同肖鹏等几人竞成莫逆之交，建立起以后几十年间长久的友谊。
不过车上的时间还是太短，到了武汉以后，话题自然就主要转到了接管的事情上来。
在郑州停留中转时，已收到后勤转来的段君毅司令的命令，通知我和肖鹏两人带领数名干部和指定的几位中转站正副站长、科长到武汉待命。
对此，我不觉得有什么大事，看来野司和后勤均将在武汉停留一段时间，段君毅司令要向后勤各部交代新的任务，这是很正常的嘛。肖鹏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前段时间就传出一股信息，那时你让个人问题拉扯了一点精力，我也没有及时告诉你。二野承担解放大西南，这是大陆上最后的大的行动了。接管的干部事先没有准备，西南服务团和老区支援的干部远远不够需要。现在已明确作出决定，各军负责解放哪个地区，缺少的干部就由这个部队抽调支援。咱们后勤没有解放地区的任务，但要按各部本身的工作去接管相应的单位，并抽出得力干部到那些单位去工作。这样卫生部就承担了几家大医院的接管，运输部就得负责运输部门的接管，要大家作好思想准备，俟情况摸清后再定，说不定就是布置这件事哩。”肖鹏还说，到重庆以后，西南局将要打出牌子，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财委也即刻建立，据说财委是二号亲自挂帅，段君毅、刘岱峰都是未来财委的主要领导人。财委和军队后勤工作关系很密切，后勤还要向财委系统输送干部哩。
解放西南地区，缺乏干部是件很突出的问题。全国的“五万三千”早就各就各位，从解放区支援干部的来源已绝。这在南京市委时已有所闻，倒不是什么新事。前段时间听说华东支前的几百名干部支援西南，西南服务团从宁、沪招收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同样也是为此，但这两条措施和解决干部的空缺肯定相差很远。肖鹏说的这些事我也相信，但后勤抽调大量干部到地方，则还未想过。部队后勤身上担子很重，总不会因抽调干部而影响后勤的工作吧。
但一到武汉，见到段君毅、刘岱峰，原先的想法就全变了。
段君毅讲的和肖鹏听到的似乎差不多，但指明要抽出各部的当家人、部长、政委等等脱离原职去接管大单位，并在那里干下去。指定的只有十多人，但都是各部的负责干部，连同带领去接管的干部就是一大批了。宣布到地方去接管的就有供给部副部长杨寿山、卫生部副部长鲁人俊、运输部肖鹏和我、还有后勤政治部民运部部长谭申平、宣传部部长陈居江等。段君毅说，后勤司令部里，他和刘岱峰、邓存伦还有副政委稂明德也都在内。段君毅告诉大家，无条件可讲，即日到后勤政治部集中，分别了解将去的单位的资料，随后一同出发去接管。前方部队进展很快，贵阳、重庆等地不久将解放，我们必须迅速跟上。
这并非我一个人单挑，而是一大批人一齐行动，不过我却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人，我到运输部至今也不过四五个月，这一下又挪动了地方，叫人真想不到。再说解放大西南是全国解放的一个重要局部，既然干了，分担了自己的职责任务，就应该全始全终干下去，如同淮海、渡江时干的那样，任务完成后再搬动这个棋子嘛。如今半途下来，跟在后边，完成解放任务后再去插手工作，这能算是为解放大西南出过力、执行过战斗任务吗？但看看周围无人说什么意见，我又能说什么呢？
我单独和段君毅谈了谈，打听一下要我去干什么。段君毅告诉我：“先去接管重庆航政局、招商局等航运单位，长远的目标是做民生公司的工作，‘这既是航运业工作，又是重要的统战工作。我们权衡已久，认为你最适宜……”
“那肖鹏同志去管什么？”
“肖鹏负责接管国民政府交通部所属第八公路运输处，这是川黔重庆等地拥有数百辆大卡车的企业，也是交通运输的重大单位。”“我不能干航运，那是很复杂的交通运输企业。再说民生公司和卢作孚都是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大人物，我一个只有初中水平的年轻人，怎么有能力和这样的企业、大人物打交道……”我有点激动，尽管我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原因向组织提过任何条件，但这一回，我终于忍不住了。
频繁的调动，陌生的工作，从未打过交道的大人物，难缠的事情这次全凑在一起了。
尽管我一脸激动的神气，段君毅还是那样平静地看着我，说：“你干不了，那谁又能干得了？很多事情要我们去学习、钻研，逐步克服并最终战胜困难，其实也是战胜自己。再说你还未接触，怎么就知道干不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讲了些什么？还是好好地重温重温吧！”
我立刻感到自己说的话十分幼稚，心里一阵懊悔。这样做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我不再说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