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川湘道中
集中在武汉璇宫饭店的短短几天中，要求学习、了解有关接管工作的政策、文件，并邀请武汉市有关单位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庆方面的情况和资料。五六天实在是太短了，无法了解更多的情况。我还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武汉、重庆航运相通，重庆航政局建制原就属于在武汉的长江区航政局，而总部设在重庆的民生公司在武汉就有一个较大的分公司，上下联系自然密切。其他同志要去的部门或单位，就没有我这样的条件了。但时间同样异常匆促，也只能是略知一二罢了。
我去了长江航政局，军代表竟是豫皖苏民政处长雷敏之，熟人相见，自然可以无所不谈，但他自己也只知道一些概况而已。民生分公司经理李肇基据说是武汉市工商界知名的民主人士，但他只能介绍一般的业务情况，也不会向我们讲到公司内部的一些情况。我们准备去重庆接管的几个人，都觉收获不大。
这次集中实际是给了我们一个中转休息的时间。还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和前后过往于此及已在武汉工作的同志有所接触。豫皖苏的同志，除了雷敏之而外，还见到赵敏，他已是武汉市总工会主席。陈先，在武汉市青年团市委负责。张喆梅担任市粮食局局长。连尉氏县鄢陵北区的区委书记薛在德，也在一个局担任副局长。
在这段时间内，自武汉中转前往西南的单位也是一拨儿又一拨儿地向长沙、湘桂等地出发。其中云南支队、贵州支队，都走在我们前边，川南支队和我们是前后脚。
在这里又见到了肖林，自然免不了找点时间，在江边散步交谈。但她所在支队在武汉只一天即匆匆离去。她只是嘱咐在路经长沙时能去看望一下她的家人，并告诉我，马继孔等一行已答允在长沙时拜访一下她的父亲，也好向他们做一些宣传统战工作。
时间不留人，仍回到各自的单位里去，分头向西南进发。运输部调来一辆大卡车，肖鹏与秦实、任龙等十几位接管的干部先经长沙西行。我获准在长沙停留两日。运输部另找一辆吉晋车，送我到常德与同志们会合。
长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我眼中，似与成都不相上下。岳麓书院名气也有似于成都的杜甫草堂、武侯祠，但依山成势，气派更显雄伟。长沙濒临的湘江，是一条大河，比起锦江，自然更有气势。但这些都只是从岳阳坐卡车来接触的粗略印象，事实上除了拜见肖林父母并在长沙一家著名的“老李合顺”牛肉馆，看到挂在墙上田汉为这家老店所撰并书写的一首律诗而外，就已无浏览的时间了。
我去肖林家中时，她已先行过此，两宿即离去，只是告知父母说我要上门拜访。还有马继孔一行，正在长沙，她早已函告家中，请为接待。我来时已晚了几天，马继孔和云南支队负责人都去见过两位老人。
肖林的父亲王彦夫说他早年曾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过，自称是改良派工会的思想观点，曾和毛润之（泽东）一起参加过活动，也有过重大争议分歧。他说，现在事实证明，他是彻底输了。实际上，在北伐以后，他已成为国民党政权下的一名小官僚，干过税务局长一类差事，已赋闲几年。肖林的母亲年轻时也曾在国民党中干过宣传和妇女工作，后来已长期做家庭主妇。由于时局的迅速变化，加之在南京读大学的女儿参加了革命，不能不时常关注，他们的思想自然会受到一些影响。长沙解放后，在外地读书的肖林的兄长受到新思想的教育，肖林的小妹在长沙解放后即参加了解放军离开家中，老人膝下，已经全部掏空。他们感受到全家人的命运和人民政府、解放军的命运无形中联结在一起，现在渴望能多了解一些党的政策。其母则更多的是关心肖林与我的关系，多少可以感到她对我总有些疑惑，不大放心。最后才表示：原先对共产党和解放军干部的形象搞不清楚，总以为可能很“武”，很粗，这次见面之后，始觉释然。
短暂一晤，我即匆匆而去，不可能多谈什么。恰巧，我离开长沙，在赴桃源途中，又赶上肖林和川南支队人马也宿于此，但没有机会交换在长沙所见所闻所言，我们匆匆作别，相约到西南后，再携手同行。但会在何时何地如愿，此刻却难以想象，只能听从组织上的决定和安排了。
赶上了肖鹏和大伙儿的大卡车，前后只“错”了两天时间。一过常德，各路支队已经是分道扬镳了。云、贵、川南各支队，均一直向西，直奔贵州方向；我们则拐向西北，从山路上向川东、重庆方向前进。随身携带的地图告诉我们，将要进行一次漫长的行军。此时，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南下以来，从未曾有过的感觉。两年多以来，我一直在行走、游动中过日子，但总是带着任务来行动，思想上从未有过半点闲暇之感，反倒觉得生活与工作都很充实，不断地在新的环境、新的工作领域中锤炼自己。这一次却完全不一样，前方部队正沿着解放西南的道路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他们距离重庆还有多远尚未可知，而我们这些人却无所事事，单纯地跟在部队的后边，等着进入那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难道就是这样地战斗着和工作着吗？想到此，总觉得不是个滋味。
和肖鹏在路上闲聊，他却和我的想法截然不同。我们的行动和工作都是十分紧张的，我们和前方部队只是战斗的分工有所不同，我们确实只是在行走，但行走就是战斗和工作的一部分，我们一点没有闲着，紧张的行走正是为了进入更紧张的战斗与工作中去。试问不走过漫长的征途，那我们的战斗将何以开始？行走正是战斗的前奏，是我们紧张的战斗和工作的一部分！
我对肖鹏的话并不完全赞同，但我们现在也只能这样来安慰自己。事实上我们是在赶赴新的战斗岗位，时间很紧，然而前面崎岖的山道七弯八拐，这辆半新不旧的大卡车只能吃力地缓慢爬行。
在一个急拐弯的陡坡上，卡车一下拐不过弯去，只能往后倒一下车，然后又往上挪动几步，仍然没挪到正道上，又再次往后倒一下。坐在车上的人们顿觉自己已经悬在半空，往下看是十多丈深的悬崖……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喊声未停，只见一个大个子慌忙地纵身跳出车厢，摔在悬崖边又陡又窄的半坡边。卡车猛地停了下来，人们连同在驾驶室里的肖鹏下车一看，原来是秦实跳了车。几个人从岩边把秦实拖回到路边上。他倒没有摔伤筋骨，但在翻出车厢时右颊却碰到车厢外的铁件，划了一个很深的口子，血流满颊。
“这不要命吗？你怎么胆小到这副不顾死活的样子？”肖鹏一面察看他的创口，一面生气地严厉斥责他。
秦实是运输部第二中转站的站长，曾经干过武工队长，以后又担任过县长。在战争时期是一个有胆有识、能够打仗又很能干的人。这次是头一回坐大卡车，就摊上这么个事，在大家面前落了个惊慌失措的形象。好在行军的人中多半随身带有纱布药棉，肖鹏又是老卫生员出身，便给他包扎，在脸上缠了一圈大纱布，终于止住了血，让他坐进驾驶室防止风吹感染。
人们下车以后，卡车司机趁隙把车子拐过去了，这位从南京跟着部队来的驾驶员，连呼“好险”！他从未开车走过这样的险路，也吓得出了几身冷汗，总算冲过来了。
碰上在山上打柴的老乡，才知道这就是昨天上路前打听到的“矮寨坡”，是这一带数得着的摔死过猪牛的地方。说是“矮寨”，却看不见近处有什么村寨，眼前是一个挨一个的山头和陡崖断壁。哪里是什么“矮寨”？原来老名字就叫“哀哉坡”，那太难听，那年修路的人们，才改了这个好听点的名字。这旁边的三峰正好分成湘黔川三条道，那下边的茶洞古镇，就是人川的正道。
这地方将永远留在记忆之中。十二年了，终于走回了四川，踏上故乡的土地。其实细想一下，离我的故乡，大概还有一两千里路程，还远得很哩，但终究是走进了四川的一角，这就开了头嘛。
陡窄的山峰渐渐远去，车在一块块河谷之中平缓地行驶着，道旁田畴铺满了碧绿的麦豆苗，田边稀疏的杂草点缀其间，和刚刚走过的峻岭丛山相比，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
“四川这地方，还真不错嘛。”车上的人们发出由衷的赞美之声。忽然空中传来嗡嗡的马达声，在驾驶室里的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车厢里倒有人看见上空有一个黑点，沿着公路飞驰而来。
“飞机，飞机！”车厢上的人们齐声叫喊，有的直敲驾驶室的顶板，司机迅速地将车开向路旁边大树下，寻求掩护之地。没等车子停稳，驾驶室右侧门开，秦实又一步跳下车来，摔在路边的小沟里，这一回刮破了左手的手臂。
人们陆续跳出了车厢，眼看那架飞机已经冲向我们的正前方，打了个圈子，又转回来。很明显，它不是来袭击一辆卡车的，而是沿着公路来侦察我军的行动的。大家回过神来，一看秦实那张面无人色、缠满纱布的面孔，觉得又可笑又可气。“矮寨坡”上一摔真的把他吓破了胆，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不顾死活地往车下跳。往昔的英勇战士，怎的一上汽车竟然变成如此胆小的懦夫，一再地在大伙儿面前出洋相！面对大家的鄙视和斥责，秦实惊魂初定，默默地坐在大树下边，无可奈何地承受着大伙儿的冷眼和指责。
没想到，在我大军压境的巨大压力之下，敌军还能出动飞机到川湘公路上空盘旋侦察。看来我前线部队尚未攻占机场，敌机还有困兽犹斗的机会。事实上，进入川境之后所到之处，多半是敌军逃跑不久，野战部队迅速前追，地方政府刚刚打出布告，安定人心，号召肃清残敌及暗藏匪特之时。从秀山那块丰饶富丽的小平坝走来，经过酉阳、黔江……又一直在大山深处行动了好几天。人们这才发现，秀山那一带竟是四川大山外的一片沃土，往后竟是看不见尽头的没完没了的深山老林。究竟还要走多远，才能到四川的中心地带？我在这里想起了少年时听到的关于这酉秀黔彭一带大山的传说。说是这些大山走一趟就得十天半月，行人头晚在半山腰的小店投宿，明天要上对面大山，店小二就帮他向对面山上的小店吆喝，要明晚给他留个铺位。这就是说，山半腰对山坳，对面说话都听得清楚，走起来，下到沟底，拐几道弯再往上爬，竞自要多半天时间，走到了，人也不想动了。走到这里，总是和前方野战部队时刻联系。要是他们进展快，我们的走动也可能快一点，现在是想快都快不起来。我们竞在这一带慢腾腾走了好几天，终于赶到乌江边的彭水古城。面对着被烧毁、余烟未散的几家院子和粮食仓库，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彭水紧靠乌江，是这一带军事和交通的要冲，敌军曾企图在此负隅顽抗，阻挠我军的前进步伐。最后眼看大势已去，丧心病狂的敌军首领竞下令放火烧毁这座江边古城，以迟滞我军的解放行动。这就是几天来我们行动快不了的原因。
过了彭水这个卡壳的地方，发现前面部队的行动一下子加快了。这使得我们大家劲头也上来了，匆匆忙忙往前赶路。但我们不是顺着乌江走，而是拐过弯来，离开乌江，依然在大山里拐弯抹角吃力前行，来到了又一座大山——白马山的山脚下。这山似乎比彭水那边的山略觉矮小一点，但拉得很长，我们爬了许久，上了山的最高点“万丈云”后，这才感到一路陪伴我们的层峦叠嶂逐渐缓了下来，又看到一些河谷平坝，一畦畦的田块蓄满了水，在阴沉的天空下折射出白亮亮的如镜明光，嵌入远处那阴沉翳郁的苍山黛色之中。天上下着稀疏的细雨，卡车在泥泞中艰难地向前。问起路旁的老乡，得知我们已经进入了涪陵和重庆之间的偏僻小县南川境内。
“走了这么多的日子，还在这深山老林转悠，真正要到四川，到底还有多远？”人们似乎忘掉了我们曾经过的秀山、酉阳那片丰饶的土地。“大山，大山，走了这么久，还是大山！何时得了！”对四川的好印象变成了阵阵抱怨。一直沉默几天的秦实，已经摘下头上的纱布，加入到抱怨议论的行列中，前几天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人们似已遗忘。
毛毛雨一直下个不停，在离开南川后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停了下来。赶到綦江县城，已是雨过天晴，人们的心情为之一爽。在我们人川经过的几座县城，綦江算得是最好的了。街道宽敞，房舍整齐，看起来还比较干净。我们到时正是解放后的第三天，街上的商家、店铺多数都已开门，气氛平静，过往人们也比别处要多，部队人员也不少，人们似已习惯，不再以好奇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了。
这时，街上正在叫卖和发放特大的号外：重庆已在头天解放。街上的行人似未对这条特大新闻显示出兴奋和激动，在我们这一行人当中却是一片欢腾，沐浴在激动与兴奋之中。“重庆解放！”我们一直盼望这一天的到来。重庆如此干脆利落的解放，说明西南的平定指日可待。更重要的是：重庆解放意味着我们即可赶赴预定的地方，接受新的战斗和新的工作的考验。这是进军西南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呀！我们及时接到部队从重庆转来的电话命令：即刻赶来重庆，向市军管会交通接管委员会报到，并即开展工作。
重庆距綦江还有二百华里之遥，按我们这辆老卡车的速度，怎么也得近两天的时间。我们决心昼夜不停，风雨兼程，怎么也得快点赶到目的地。只是在后半途，考虑到司机的疲劳，才决定在途中略事休息。到海棠溪渡口，已是次日大清早，满江大雾遮住了山城，也阻碍了渡船的航行。等待浓雾渐散，天光可见，才开车上了渡船，在半江清雾之中，缓慢地靠上北岸，进入市区。
雾中的重庆，和南京、武汉似乎都不能比较。从江面到山城，总是那么散乱，大街上房屋参差不齐，江边一片片的棚户和一节节的吊脚楼，这个国民政府的八年陪都，也就只是这等模样！
我从未来过重庆，但却怀着一种回家的亲切感敲开山城之门。十二年了，如今我回到了故乡，因为这儿是衰老的祖父和慈祥的母亲长期居住之地，我这就要回到他们的膝下，不就是回到十二年前离开的那个家，那个故乡吗？
遗憾的是，我只记得几年前母亲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寻找我的下落时提到她住在唐家沱载英中学。时隔数年，是不是还在那里？唐家沱又在什么位置？人海茫茫，留待我去打听寻找…．．
但我不能把找寻亲人放在第一位。我肩负着航运接管的任务。我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军管会交通接管委员会，拿着军管会接管航运的命令和通知书，以军管会航运接管部长的名义进入接管单位——重庆航政局。从交管会得知，另一个接管单位——招商局，军事代表已经进驻，将和航运部直接联系，接受航运部的统一领导。
凡事开头难。接受一个七零八落、头绪纷繁的航运事业，更是摸不着边际，找不到地方下手。刚上手两天，就感到在南京市那几位区委书记碰到的问题和困难，几乎如出一辙地再现，简直是大同小异。我现在的身份是军管会的航运部长，同时又是航政局的军事代表，同来的任龙、任万功、许庆仪及新从西南服务团技术大队来的袁镇校，都是助理代表，也是航运部的工作人员，但航运部只有军管会发给的印章，却没有独立的工作机构，这是因为事先设计这种组织机构就没有弄清航运业的体制和形式，以为航政局就是航运行政主管部门，是航运界的龙头老大，接管和进驻航政局，自然就起到军管会航运部的作用。事实却非如此。航运的机构繁多，各有其顶头上司，航政局实际管的都是一些技术上的业务，如船舶登记、船员登记、港口检验、海事监督等等，没有对企业、对运输业务活动的管理权力，连国营招商局也是其总局管理，民生公司等私营企业更管不着。其他如管理航道工程的巡江司，隶属于海关，实际是洋人管。在重庆的几个修造船厂，各有其隶属关系，也不是航政局管理范围以内的事。连口岸的轮船码头，也分属于轮船公司。航政局本身更是破烂简陋，本属临时迁川的单位，没有工作人员的住房，我们几人的居住房屋是军管会从别处临时调剂的，大小车辆没有一台。一台吉普车，是向后勤运输部借用的，以后才由军管会调拨。航运的运输业务，并无主管单位，而这正是接管以后最突出最要紧的事。中断已久的渝宜、渝汉、渝沪航线亟待复航。事关整个长江的交通运输，还关系到成千上万港航员工的生计和企业的生存，正是要由航运部担承的重大任务，而航运部所倚靠的航政局却无法担当此任务。我们只能以航运部的名义向各轮航公司交代任务、督促完成。航运部上边也是两个婆家：交通接管委员会只管接管中有关事宜，其他不问，它本身也是过渡机构，待各单位体制及组织机构确定后，它将不复存在。而随后进入重庆的西南财委、西南交通部则直接过问航运的全面工作，事实上他们才是航运部的顶头上司。刘岱峰、段君毅经常找我去谈航运的重大问题，交代重大的运输任务。西南财委在讨论布置有关西南经济发展涉及航运方面时，指定我以交通部航运局长身份列席办公会议，财委兼主任邓小平政委亲自主持讨论决定有关重大事项。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航运的有关重大事项高级领导亲自过问，财委与交通部直接抓，财委与交通部和西南军区后勤运输部直接部署军事运输，调川的机械设备物资材料的上运和川粮外调的紧急运输任务接踵而来，下边却是体制分散，缺乏统一指挥管理的机制，对航运企业缺乏约束力，上下形成巨大的反差和矛盾。
面对这种分散、混乱的状况，我决定把恢复航班航线，使航运企业及时运转起来，恢复军事和经济社会急需的运输业务，作为航运部门第一任务来抓。以航政局的名义不可能办此事，就以航运部名义直接抓到底，将来有了统一领导指挥的航务主管部门以后，再转给后者作为正常工作去管理。现在在接管工作中要稳定留用员工，阐明党的政策，帮助轮航企业恢复生产运输。要研究如何理顺航运各单位各企业的关系，如何建立统一指挥领导的航务主管机构，看来此事宜早不宜迟，要迅速着手进行。首先要建立起航运部党的领导小组，由我和招商局军代表和新派来航运部和航政局协助我工作的王克三人组成，为下一步统一指挥管理机构的成立作准备。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有侧重地进行工作。
段君毅在决定我搞航运工作时，曾向我交代了三条任务：接管并主持建立统一的航运领导机构；不失时机地组织和完成来自各个方面的各项紧急的和正常的运输任务，这是航运工作的中心；还有对民生公司的工作，包括对公司领导人的团结共处工作。现在我着手进行前两件事。至于后者，目前只能和对其他企业一样，阐明政策，稳定企业，恢复生产，发展运输，但要注意对民生公司多了解和接触。这个公司有一批新型客轮滞留香港，无路回川，公司领导随同留港，上边早有人专门与其联系，进行工作。我们只能等待上边通知，按上级要求做好自己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