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践言传励后生，期成坚定有为人。一生淡泊甘清苦，垂老难忘长者情。已经是七十年前的往事。但是，一位坚韧、沉着、朴直而亲切的长者——席荆山老人的形象，仍深为难忘，他是我步人革命征途的第一位老师。
那是1938年秋天，在中条山西岭的韩家岭村一个农家小院里，从几处来的十几个青年人聚集于此。一个中等身材农民模样的老汉，早在这里等待我们。从他那黝黑面孔上密密麻麻的皱纹和头上几根稀疏的头发可以看出比其他的人要年长得多。我们彼此不久就厮混熟了。他是我们夏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是县委书记薛韬以下的“二号当家人”，又是年纪最大的“长者”。不过，他却没有一点当家领导的架子，经常和年轻人嘻嘻哈哈，不时开个小小的玩笑，连他以前的两个学生任笃信和蔺协乐也不例外，他常给他们取个“小名”作为绰号。还故意说不认得何驹（我原名何驹，后改为郝炬）这个“驹”字，把我叫做“何狗”。我和汪洋等几个人也不示弱，在帮他剪头时，故意留下脑心里两根头发桩桩，戏呼他为“双毛”。他只是笑骂大家胡闹、捣蛋，毫不生气。他嘲笑我留的是“姑娘头”，趁我理发时，从背后拿起剪刀，硬给剪下好几绺头发，弄成个阴阳头，使我啼笑不得。他却一下严肃起来告诉我：要下乡，还要装扮成老百姓模样，过火车道，留这么个洋头，不叫人一眼就看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么？干革命，还舍不得那几根头发？我一寻思，老汉的话还真有道理，在他几次说服之下，终于下决心剃了个光头。他才高兴地说：小伙子还真听话，这就好嘛！干革命就要有这股劲！
快过年了，我们这个“家”闹起柴火荒来了。我们住的是县委机关鸿盛的家，一下子添了这么多人，苞米、米、面是鸿盛在筹办，不需我们这些小伙子操心，柴火可就犯了难。靠鸿盛家老人小孩在地里拾柴火，捡树枝显然不够。一天黄昏，老席和鸿盛给大家打招呼：咱们住在这里，连三大队那个分队，几十口子，总得想法子弄柴草做饭。我和鸿盛到后山去看了回来说：明儿一早大伙儿跟着俺俩上后山背木头，谁也不许说孬话，自己动手，吃起饭来才香嘛！
第二天一早，他就吆喝大家上后山沟，只留下周逸和苏明帮鸿盛家里烧火做饭，连我们的头儿薛韬也都一齐去了。
扛木头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我年纪比较小，没有干过什么重活。我却不想在人前示弱，抡斧头的事没让我干，只是等砍下木头，扛着回村里去。鸿盛看我没干过重活，叫我和笃信合扛一根，笃信却不干，说他能够自己扛，何驹不行就拣点碎木头回去算了。面对大家的一番好意，我却不想领这份情。心想，你能扛，未必我就不行！干脆自己抢着捞根木条，自个儿扛上就往下走，鸿盛还想再劝我别干，老席却插话说：何驹扛就扛吧，一个大小伙子干这点活算得了什么？没干过，这一下不就干过了吗？扛着木头从山坡往下走，脚底下总是高低不平，别看三四十斤一根的木条，压着左肩还真觉着有点吃不消，走几步就要靠着斜坡停住，把它换到右肩，到后来刚从左换到右，右肩就觉得扛不起了。我还是硬着头皮扛，心想没几步了，怎么也得熬到家呀！
任笃信开始一直和我同行，他看我这个样，关心地问我：“你吃不消了吧？”我咬着牙说：“没关系，我能行。”这是硬撑着说的。任笃信平常文绉绉的，体质也不大好，但他扛的木头不比我扛的轻。慢慢地，我掉在他们后边老远，却让后边几个人赶上来了。原来是鸿盛、老席和韩文永，他们算是最后打扫罢“战场”，各自还扛着一根大木头。一直和我在一个被窝打通腿的韩文永喊叫我：“何驹，不行你就撂下吧，大家来想办法扛回去。”我还是说：我都扛了这么远了，咋个不行？歇歇息息，就能扛回去。
鸿盛这人一向是不多言语，不开玩笑，和蔼可亲，但这一回他有点当真，他说：我看你真累得够戗，放下来吧，放在我左肩上，反正几步就到了。我瞅着鸿盛右肩上那根大木头，比起我扛的那根起码要重一倍以上，他还要把我肩上这根拿过去，不把他给压垮了？我还是坚决不答应，这时老席说话了：“扛就扛吧，别看他给木头压得腰都弯了，还要咬牙坚持下去，有这股劲就好嘛！你鸿盛肩头上也不轻呀！大家一起坚持下去，回去烧点热水，把肩头和脚着实烫烫，歇歇就好了，往后比这更累更难的活还多着呢，别那么娇生惯养的呐！”
老席的话带着幽默和调侃，可又说得挺认真。他和韩文永一直跟在我后边，一看不行就吆喝歇歇，回到“家”，我们三人是到得最晚的了。一屁股坐下，我简直不想动弹了。老席却过来招呼我：用热水好好烫烫，解解乏，别躺下就不动了。我摸了一下肩膀，真痛呵！肩膀比平素高出许多，原来是被压肿了。
“用热水烫烫，过一天把就好了。”他特别叮嘱，“肩膀又痛又痒，可别去抓、挠什么的，把皮弄破就麻烦了。”他又说，小伙子来日方长，往后更苦更脏的活还多着呢。你干得不错，一直坚持下来了，没落在大家后边。
他招呼、叮嘱我做这做那，他倒是什么也没做，照他自己说的，肩头没肿，没出多少汗，一点不累，用不着那些。还说，你何驹就和我不一样，头一回真累了呀！
不过，谈起工作来，他却变得很严肃、认真，批评人一点也不客气。一次县委找我去谈工作，认为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很不得力。中心县委书记薛韬和老席都对我进行严肃的批评，但也让我讲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帮助我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使我能够把自己担负的工作顺顺当当地干下去。我们几个年轻人，对薛韬是有点畏惧心态，尽管老席说话也很尖锐，但平素相处惯了，倒觉得很正常，乐于和他接近。
次年我得了一场大病，病情严重时，浑身无力，抬不起头，吃不下东西，所在的山沟里又没医生，没有药铺。老席和鸿盛给我找些草药煎服也不大见效，躺在小楼上静养，想不到自己会病成这个样子。那时只有任笃信和我一起住在阁楼上，帮我提点开水，盖盖被子。我嘴里说不要他照顾，心里却很感激他，但只两三天就被老席叫停了。他把笃信叫到楼下说：何驹病得很重，八成是伤寒，容易传染别人。他要笃信搬下楼去，笃信说在感情上过不去。老席却很认真地说，不搬下去，你也很容易传染上这病，又由哪个来照顾呢？我在楼上听见他们的谈话，心里甚为难过。我明白老席的话没错，但却难以接受，难道自己真的不行了么？等笃信上楼来时，我硬要笃信搬下楼去，我不能在自己面临绝境之时拖累他也栽下去，笃信只好很勉强地搬走。随后老席却躬着腰上楼来了，他说：“我要笃信搬下楼的事，你全都听见了，你很倔犟，但不等于思想上能够接受。我们考虑，你的病很容易传染别人，年轻人更容易被传染上，笃信和你年纪相仿，体质也不太好，比不得我这把老骨头。我和鸿盛都不容易染上病，我们两人多跑几趟，你的病一定会好的。”他说到做到，一天楼上楼下跑好几趟，直到我痊癔。这时我对老席是打心眼里服了，也为自己生病时不健康的思想情绪感到愧疚。
寒冬腊月，我们来了个从夏县到翼城的三人行。这次工作变动，是新成立的中条地委决定的，翼城和夏县、平陆是地委下的三个中心县委，老席任翼城中心县委书记，周逸和我分别是中心县妇委、青委书记。实际上我们两人心里都清楚，是老席提出的意见，地委作出决定的，等于把夏县县委成员的一多半搬去了翼城。老席自己就说过：在一起干得很顺手。我们也觉得很顺当、愉快，但时间短促，一到就碰上了山西军阀发动的“十二月事变”①，我们被迫转入地下，周逸也调回地委。我和老席（实际是老席带着我）和曲沃牺盟会的席丙午、翼城青救会的常增喜重新组织起翼城中心县委，在曲翼敌占区和阎控区坚持地下斗争。
这是一段短暂的时间，但也是紧张艰苦而又兴奋坚强、团结无间、诚信与共的难忘时刻。在我们的心目中，老席就是大家的主心骨，有他在，我们对坚持斗争充满信心。他处理问题有分寸，有把握，能够长期坚持和开展工作。但他很快又传达了地委新的决定，他将去新的地委班子工作，席丙午接替县委书记并通知我化装去北方局报到，分配工作。对这个决定我们二人均无思想准备。席丙午认为，老席承担的分量是他所不能代替的；我则认为，尽管环境困难，但我能顶得住，能够在这里坚持下去。老席则强调，这是地委慎重考虑的决定，他认为席丙午担当此工作得心应手，顺理成章。至于我呢，他说，并不是说你不能坚持，恰恰相反，你在这段艰苦时刻的工作，已经得到组织的肯定，让你离开是为了保存党的干部，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任务。你应当理解组织对同志的关心和期望。
在和老席告别之时，相处三年的同志情谊，平常并不觉得有多深，而在此时忽有失去一个革命前辈的关心、呵护的失落之感，不禁怅然。老席坚持送我到翼城北乡的王村，就此话别。他还是像往常那样的平静、镇定，简单的几句话却包含着对我未来的殷切期望，盼望有一天能听到我成长的信息。
一晃六年，我经历了时间更长、更艰苦、更紧张也更复杂的战斗煎熬，也更感受到晋南这段时间的短暂经历、锻炼增强了我面对斗争的勇气、毅力和信心。在最困难的时刻，还时常想起和老席在一起那段艰苦、紧张而又友爱无间的日子。只是战争环境下信息隔绝，生死存亡，彼此难料。直到自卫战争之初，忽然从新华社播发的电信新闻里知道，太岳区在晋南的一个军分区的战斗部队在王墉司令员和柴泽民政委率领下，粉碎蒋阎军的进犯，并开展了新解放区的工作。这条简短的消息，使我不禁眼睛为之一亮，既然是粉碎敌军的进攻，说明这个地区早已被我军解放，成为晋南的新根据地了。但报道中已表明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是原夏县中心县委的柴泽民，老席是否还在那里？不得而知，又增几分挂念。
以后我南下到豫皖苏地区，看到一份内部通报：华北区一次“三查三整”干部会议上，对太岳区党委宣传部长，晋南地委书记及副书记席荆山等人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消息来得很突然，使我思想异常震动。万万想不到，像老席这样的老同志，会在关键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犯这样大的错误，真使人百思不得一解。但是关于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五四”指示，以及以后发动群众、深入土改、开展“三查三整”运动的精神的重要性和正确性，我们一直衷心拥护，深信不疑。运动中对一些同志的错误的批判也必然会是有实有据，事出有因，又怎能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二者显然是矛盾的，这在我的思想上无形中形成一个疙瘩，一道阴影。同时也十分担心，老席受到停职或处分后会是什么样的处境。所幸不久后，又听到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运动发展趋于稳定，嗣后又陆续看到当时被批判的同志都已走上正常工作岗位的信息，此事也就逐渐淡忘，只留下老席去向的悬念罢了。
1955年，我在成都参加一次国防工业干部会议，人数不多，在会议休息间隙，忽然有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同志走到我跟前问：“你不是何驹吗？还认得我不？”我一时竟未认出来，显得有点尴尬地望着他：“你是……”
“怎么？老朋友都不认得了么？我是协乐呀！”他的笑容使我突然想起来：“原来是你！真想不到你也到成都来了，这是我的故乡呀！”
协乐告诉我，他离开韩家岭到平陆、芮城，“十二月事变”后一直坚持地下斗争到地区解放，长期做区、县的党委工作，1949年随贾启允、张呼晨率领的晋南干部队入川，担任过郫县县委书记，尔后调某新建军工企业做领导工作，刚去苏联工厂实习回来，名字也改成“白锋”，不再叫“蔺协乐”了。
白锋还告诉我夏县、闻喜一些同志的下落：任笃信在太原市委宣传部，韩文永在云南省级机关，汪洋也来川西任县委书记，可惜不久前因黄疸病去世，周逸曾一度调华东局组织部，后在中央党校……
白锋和席荆山、柴泽民比我更为熟悉，柴泽民已调北京市，常在《人民日报》上见到他的名字，席荆山在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任副书记，那次“三查三整”会后，他曾被下派到运城的抗日中学当校长。白锋说：你知道我和笃信都是席老汉的学生，来川的晋南干部中，他的学生并不只我一个，抗日中学的学生，还有好几个呢！
我也深为高兴，终于得知老席这些年来的境况，同时也萌生去看望他一次的念头。只是要去山西一趟，总得有个机会，不可能说去就去。
好在不久后，我所在的西南建工局有一支施工队伍，临时调到太原担负几个重工业工厂的建设，队伍初次出川，职工思想一时不能适应，需要去看望和慰问，我和白锋又要去京参加一年一度的工作会议，正好结伴同行。我们绕道太原，经同蒲陇海，再经临时通车的宝成线返川，于是有了1957年4月的太原之行。这是我第一次到太原。原先听说，太原是在大山脚下的一条夹皮沟里，是一座人烟稠密、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的城市。到了以后，觉得并非如此，经过解放后七八年的恢复、建设，市容市貌已经翻然改观，一些新建大工厂正在紧张建设，展现出一个重工业城市的新面貌。晋祠山水风光也给我很深的印象，按今天的说法，它与现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那些名胜古迹相比并不逊色。直到2002年才听说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以为是太晚了。太原同样也应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周成王“桐叶封弟”到太原公子晋阳起事直至近代中国历史上晋商的突起，事迹也都极为彰著。
不过我们并无意观光游览名城名胜，而是想看望当年在中条山上一同战斗的人们，他们中有好几位都在太原，当然主要还是要看望一下席老汉，畅叙别后十六七年间彼此的经历和思念之情。此行可说达到了目的，首先是见到老席，也知道了金长庚、任笃信、张得仁、常增喜以及席丙午、高一清、董奥林、田仰俊等同志的去向。金长庚是省检察院的领导人，任笃信在太原市委宣传部，只有阎家德因故离开太钢下放，不便深问，只是在内心感到惋惜而已。
老席陪我们去晋祠游览，又两三次过往交谈，情谊弥深。他仍保持着在农村时的风格，一件灰色的中山装就是他最好的衣服，有时还穿着对襟短褂的粗布衣衫。虽说他和长庚都在山西省级机关里，都是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却依旧保持朴素的本色。我们几人聚会一起，甚为愉快，但话语并不多。我几次问到他被批判下放之事，他谈得简略而平静，认为是受到一次党的阶级路线的深刻教育，有错误受到批判，调动下放，都很正常。去干几年学校工作，实际是干自己的老本行，也不是坏事。总之，他不觉得给自己留下了什么遗憾可以向故人摆谈的，他只是觉得，现在到省里领导机关工作为自己力所不胜。在他看来，过去比他年轻的同志，现在发展上进，已经超过他，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既能忠诚继承党的事业，又有知识文化的基础，精力旺盛，超过是正常现象。对我和白锋的看法也是一样，经过十几年党的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他为我们的进步而高兴，尽管我们在他面前，仍然恭敬规矩，执后生之礼，但他却只以老朋友的心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离开太原时，老席一直送我们上车，依依惜别，彼此的心是相通的。但那时已经养成了一种风气，虽说情谊弥深，却不露于言表，平素又不通信，只是有时打听相互信息，如斯而已。可谓交淡如水，彼此之间的情谊，只是放在心中罢了。接下几年，又是那个“三面红旗”的年代，盛行“火线整风”、大批判，以我自身的体会，老席那样稳稳当当，从容沉着的作风，在那万马奔腾，急如星火的气氛中，能否适应这种局面和形势，会不会又出问题？不过想到，老席不是在经济前线奋战的角色，加之他的稳当和谨慎，相信能越过这道坎。只是此时既无来往，又少信息，事情就难以估量了。
1962年岁晚，我正在北京参加年度经济计划会议，天气极冷，室内却很暖和，我和岳忠住在一起，他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一位领导同志的秘书，也是山西南下的年轻干部。一天晚上，他突然告诉我，他去看望了席荆山，听说我也在北京开会，老人很高兴，要带信给我，告知他（席荆山）也在北京开会。我说我也很高兴能在北京见到他，他是我参加革命最初的领导人，也可说是我的启蒙老师呀！岳忠笑着说，那咱们还算得上同学呢！我是晋南抗日中学的学生，席荆山是我们的校长呀！
趁一个空闲的夜晚，我去民族饭店看望老席，正巧山西省总工会主席席丙午有事来京也在他那里。当年曲沃的三个伙伴，又碰到一起，自然十分愉快。老席告诉我，任笃信不久前病逝，金长庚在反右倾时受到批判，至于他自己却未谈什么。我也不好深问，只告诉他，白锋因“一长制”的事在成都受到较重的批判，也未正常工作。他表示已经听说了，他仍在监委工作。我能体会到，他的工作使他在言语上更为慎重。席丙午特别提到曲沃的常全福的牺牲，全家也都蒙难，几人都沉陷在痛苦和惋惜之中。老席提起当时几个人分手之时，对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之情。二十年过去了，他高兴的是，我们都走在他的前边，他说这是很正常的事，年轻人总是要超过老去的人嘛。
转眼又是几年工夫，彼此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浩劫。我早早被拉下马，头戴高冠，胸挂铁牌， “西南建筑业的土皇帝”“三反”分子，甚至莫名其妙地戴上“叛徒”的帽子，过了两三年铁窗枷锁，挂牌游斗的生活，名字被倒写在“打倒”的标语或大字报上，打上红色的“××”，半生的一切似已被抹黑殆尽。有时在黑夜沉思过去，不时地又会浮现出席老汉的身影。不过想到他是一个吃过大苦的老共产党人，现在又在一个清水衙门的工作岗位上，可能不会落得和我相似的命运吧？
在羁押和监督下劳动的漫长的时间里，常有别处一些造反派跑来“提审”我们这些被关押的人，目的是为搜集他们要调查了解对象的历史材料。有些人气势汹汹，硬要你按他的提示去写，为他们提供被调查人是叛徒或反革命的证据，若不服从，他们就和本单位造反派一起，凶神恶煞地斗争你一阵子。我们几个同押“分子”都深以为苦，不过却没有人违心地干那种卖友求荣的事。但后来有一次从山西来的两个外调人员，看样子不像是很积极的造反分子，要来调查他们单位一个负责干部的历史，提到他隐蔽在曲沃家中时，我和区委杨金钟和常金福一起和他谈过话，指示他打人近处敌据点干伪军并争取得到一个军官的职务，以掌握一定武装，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此事我一时想不起来，他们则要求我不要急，再仔细想想能否证实此事，并再约时间来谈。看来他们正期望我能证实他们所需材料，给被调查人扔掉包袱。下来以后，我们几个同押人聚在一起议论此事，他们都说，这事你可得慎重负责，不要一推了事。看来，你若不证实此事，他将一下被铁定为汉奸反革命分子，“一言值千金”，你真不能胡来呀！我明白此事的严重性，但现在确实想不起此事，也不能无中生有随意写证明呀。有的同志说，道理自然如此，但你应该也能够想起来，这是一个对组织对同志负责的事呀！
我想了许久，隐约记得有过这样的事，但要确切地肯定，只能从对方给我看的材料中证实，因为他们的“材料”破绽甚多。第三天，他们如约来谈，我即向他们提问：你们提供的材料是本人提供给你们的，还是向别人别处搜集的呢？我知道你们不愿提供真实情况，但要把问题核查清楚，则必须先弄清这一点，因为材料上写的杨金钟、常金福都不对嘛！如果是本人提供，那就说明材料出于编造，事情是假的，用不着我来证明了。他们承认，没有要本人提供材料，因为他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怕引起本人思想波动，所以采取背靠背调查，从其他人那里搜集材料，求得证实。现在这个材料是原曲翼中心县委书记席荆山提供的，但席荆山也说，他也记得不很清楚了，建议找郝炬核查，因他是经手人，人又年轻，记性也好，只有他能证实此事，所以才来找你。我告诉外调的人，根据我的回忆，事情确实如此，但一同见他的是常全福和杨金钟，名字给弄混了，会见地点在距侯马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也就是他的家，我们根据地委转来北方局指示，组织派遣有条件的党员打人敌伪组织，掌握部分力量，待有条件时发动武装斗争。我建议他们回去直接和本人见面，要他自己叙述当时事实经过，如果自述和我与席荆山谈的基本一致，就可以肯定下来，无需再来核证调查了。
这两位调查人满意而去，以后没有再来，看来问题得到解决。这段时间里，我还碰到曲沃地方好几个人索要证明，都是找到席荆山，他又告诉他们来找我证明的。其实有些事他都知道，但他总不敢肯定，一定要找我才能说清楚，真是给我找了许多麻烦，却也感觉到他对我的信任，也使我对他的近况多少知道一些，虽然我们不能直接询问来访者，他们也不会告诉，但总能得到一点风声和迹象。
这样熬到了1971年，我被“解放”出来，在获得了人身自由，并将得到一点工作机会之时，忽然有故人来访。那是十多年前曾在周逸处见到一面、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苏兰花，也就是在夏县一道工作的苏明，她从河南到成都来。虽是意外，却令人高兴。她和丈夫杨蔚屏在河南，“文革”中虽然备受煎熬，但照造反派的说法，杨蔚屏早已免职是“死老虎”，兰花跟着他一起被斗了一阵，就扔在一边，乐得当个逍遥派，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熟人。她告诉我，在四川第一个要看望的是她的堂兄程子华，这使我没有想到，她和我尊敬的这位领导人竟然有这层关系，再就是看我了。晋南在川的人也不少，她首先见到温江的一位张同志，问到我的住处，这才找到了我。她说，来川前她先到山西看望了许多熟人，特别提到看望了席荆山。她告诉我，几年来老席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你，我们听说你在这里受到严重的批判斗争，老汉总是放心不下。他说：郝炬和咱们不一样，职务名气都大，这一回怕是难过这一关呀！兰花说：其实老汉也没有少挨批判，什么老反革命，老修正主义，叛徒之类的帽子全戴上了，只是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范围小些，仅只机关里一些造反派，斗得虽不轻，但时间不长就搁下了，反正机关已被砸掉，最近听说要将他疏散到老家闻喜县去，谁知道以后又会怎样？我这回来，听说你也“解放”出来了，还好，我准备给老汉捎个信去，让他放心呀！
兰花突然想起点什么，正经地对我说：老汉那么记得住你，担心你受苦，你现在“解放”出来了，也该给老汉写个信让他放心嘛！别看老汉年近古稀，人可是健朗得很呀！
兰花的话，触动了我的思绪，我便按照她的提示，给老汉写了一封信，这也是我给老汉写的唯一的一封信了。情之所至，我提笔写了一首《六州歌头》的长调，一并寄去。
六州歌头
神州北望，年少气方高。茅津渡，登韩岭，入马窑，下泗交。雪地跣双足，走荒野，渴饮尿，稚堪笑，党指导，众熏陶，长者相教。忆岁寒三友，风露中条。正黑山云黯，回马岭雪飘。出入下陈，斗狂飙。 自王村别，思风貌，行万里，海天遥。访晋邑，遇京华，话中宵，絮唠叨。十载信音渺。经风暴，烈火烧。乍闻道，矍铄叟，须飘萧。人说壮心未老。云山隔，千里迢迢。更重逢何日，把酒问今朝，意兴犹豪。
这封信几经辗转，花费了不短的时间，才得到老席的回信。信是从闻喜县寄来的，原来他已被疏散安置在老家闻喜县城了。信里表达了他收到故人来信的欢欣之情，但没有了他那素有的真诚而又带有幽默风趣的语言，显得很“规范”。大意是说，几年“文革”，给了他一次重大的教育锻炼，只是感到自己年纪确实太大了，革委会已将他和其他几位老人转回原县安置。回到闻喜，使他高兴在故乡愉快地度过晚年。他时刻怀念老战友、老同志。他说：得到你们的信息，是多么珍贵的哟！引起了我对过去在一起的战斗友谊的怀念和深思，特别令人高兴的是，你还能写出《六州歌头》这样的一首词来。我现在把它放在桌上，朝夕念诵，相信总还会有再见的机会吧！
从这封信里，我似可想象出这位矍铄老人健朗的身影和沉稳的思绪，虽不能在文字上表达，却可以意会心领。过去岁月抹不掉的战斗情谊，时刻铭记在长久的回忆之中。
以后几次到北京，都去看望了周逸，提起对老汉的怀念之情，似乎我两人的心情完全相通。其实，对兰花、白锋、常增喜等许许多多同志来说，也都会是同样的吧！不过周逸比我对老汉的接触更多，更深一些。她告诉我，老汉中年丧偶，进城以后，依然找了一位闻喜农村妇女做老伴，一直保持老农民那样的生活习惯，生活非常清苦。被疏散回老家，一些人想不通，老汉却依旧以平常的心情接受了这个现实，这可是很不容易的呀！她又说，不知怎的，大概是“文革”中造成的后遗症影响吧，老汉和金长庚老人是晋南一同闹革命，解放后同在太原工作十多年的老战友，他们一同疏散在闻喜，可彼此情绪极为对立，不相往来。金长庚是一位秉性刚直的老同志，对老席意见却极大，事情可能起源于过去的批判运动中，老席可能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引起金老的气愤。以后大家又没有主动沟通，致使这种隔阂长期不得消除，并且带到闻喜、夏县旧地。
“老汉到底是老了！”我们两人相对叹息，老汉比我们年纪大二十岁左右，算得上是近七十高龄了。他的思想行动看来也有些失控而不自觉，这也可以理解。我们没有丝毫减低对老汉的尊重和敬意，反而还更增加了对他清苦和孤寂生活的同情。我们不约而同地有这样一个想法：能不能尽快找时间，到他的住处，和他握手言欢，也好与他亲切交谈，打动他的思维，唤起他自己清扫思想上的混乱？
然而这一切终成为不可能。1974年，我再去北京，在电话中听周逸告诉，老汉在闻喜家中突然发病，受当地医疗条件所限，来不及抢救医治就去世了。我立刻跑到周逸住处，听她告诉消息的来源，那是千真万确不会有错的可靠消息呀！
怀念、期盼，这一切倏已过去，我们相对无言，默默咽下这意外然而又是必然的苦果，回到住处，我怅然命笔，一气写下四首悼诗，录其中三首如下：
六月再过京华访周逸同志，惊悉荆山老人病逝，哀叹难寐，怅然命笔，聊记当年岁寒三友轶事耳。
其一
少年幼稚入中条，革命熔炉长者教。
笑指后生呼小字，戏摩光顶留双毛。
朋侪岁暮餐风雪，壮士青春斗贼曹。
三十六年人未老，至今犹记忘年交。
其二
京华十二年前别，千里关山相见难。
才喜兰花夸矍铄，乍惊松柏竟凋残。
岁寒三友今余几，刻苦一生后代传。
怅望关河风貌在，故人清泪洒窗前。
其三
同舟昔日尽朱颜，三十六年一瞬间。
淘气我曾蒙嗔笑，读书君自苦钻研。
雨晴韩岭同工学，霜露中条迈险关。
白发催人不觉老，小窗相对吊荆山。
此刻，我深深地责备自己，为什么总是想到、说到却不能做到，找出一点时间，走一趟闻喜，见我尊敬的故人呢？现在一切悔恨谴责，又有何用呢？
几十年的深交至谊，于此而止，但老汉的风貌，深挚的同志情谊，总是深深地永留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