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有自晋南来者，云曲沃农村老人，以成都之郝炬非当年曲沃之何驹见责，扪心自疚，感怀辄赋。
年少方刚胆气雄，胸怀激愤赴河东。
刀尖枪口从容对，背负肩挑群众中。
今感昔，恨昏懵。如何竟不识渠侬？
伤心父老不相识，自远工农忘弟兄。
事情由来
时值“文革”中期，我们一些人正关在“牛棚”，过着被“专政”的生活。看守牛棚的民兵都是本单位青年职工，是在“文革”当中随大流转弯过来的。日子久了，也渐渐松松紧紧，不甚严格。除了去工地干点重体力活外，不再成天背“语录”，挨批判。只是不断有外地来人调查某些人的政治历史。开初来的多是“铁杆”造反派，调查的对象多是他们要打倒的人。他们摆出一副“判官”架子，你若不按他们的意图证明这事那事，他们就串通本单位的造反派，对你审问、批斗、围攻，给你点罪受。但在我这里，他们始终未达到目的，只能悻悻而去。那阵子过去以后，来调查的人次还是不少，但多半是该单位军管会或“三结合”的革委会派的专人，带着查证问题的目的来调查。从谈话中时有流露他们本身的观点认识，可以明显看出对“文革”中一些现象在认识上的困惑。
1969年秋天，从山西来的两名外调人员，向我调查有关李禧的一段历史：李禧，女，原在平陆芮城地方做党的青委工作，于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后转入地下活动，后得党组织通知，化装潜往太岳区革命根据地，途经翼城曲沃，曾由南梁村党组织掩护，在附近小村里居住数日。南梁村党员二栓引我去见她，以后她和翼城另一女同志张超一同去了太岳区。来人调查的目的是要我对此作出证明。他们本以为此事简单易办，因前后相关的人都已证实，我只要认定有过此事就解决了，哪里想到会在我这里卡了壳。
我和李禧早先曾在一起工作，对她途经翼城曲沃也有印象，但已很模糊。说我和南梁村的党员二栓一起见到她则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记得那时在翼城曲沃边上农村隐蔽活动，曾被敌围搜，在村里同志的掩护下脱险。虽然对此印象很深，却不记得是哪个村，也不记得掩护过我的村里同志的姓名，更不能将其与我见到李禧一事联系在一起，我遂以“时间已久，一时想不起这事”，给外调人员作了否定的回答。但外调的同志却一再让我仔细想想，认真回忆那时的具体情节，他们特别提起二栓和南梁村党组织的老党员，说他们都说和你非常熟悉，难道你竟然一点也记不起了吗？
他们越是请我再回忆，多想想，期望我最终能证实此事，我却越觉得记不起来。回想以前曾发生过强令我作证某人有问题，遭我严词拒绝而对我严厉批斗的事实，和眼前再三期望我能给他们想要得到的证明，我更觉得记忆不起的事不能乱点头，乱出证明，也没有回头仔细思考，搜索回忆。僵持之下，外调人说他们先回去，从多方面找人证明此事。
约过了几个月，年纪较大的那位外调人又来找我，看他的神气，似乎成竹在胸，很有把握，和上次临走时匆促之情完全两样。他首先告诉我，他们花了很大工夫，差不多挨家挨户走访一遍，还找到上次没找到的当时翼城党组织负责人席荆山，大家反复对证，肯定了李禧交代的那段史实，她和二栓在南梁村见到你是确实的，当时还是你通知她和张超去找准备北去的决死队一个大队，并随同这支队伍去了太岳区。这件事的前后经过都对上了，只有你把事情忘记了。我们这次是专程来向你提供查证的情况，也想帮助你再回忆起这件事，使这个调查最后能够得到圆满结果。
这无疑是将了我一军。各方面都证实了这件事，唯独我把它忘得一干二净，难道可以容忍吗？我怎能那样贸然地凭一时的模糊印象，置同志的政治历史的重要事实于不顾，作出否定的答复，而李禧同志还是我熟悉要好的同志！经过外调人员对此问题的提醒，我反复思索，终于把此事的前前后后，一点点想清楚，不但记起在南梁村见到了李禧，而且记起还相互了解了各自的情况，以及那段时间大家思想认识的变化和提高。自己怎么会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甚至于忘得千干净净呢？至于南梁村的几位老同志，虽然我永远记住了那段生死情谊，可却连村名、人名都忘了。想来想去，只能严厉地谴责自己。
由于我纠正了忘记事实的错误，为李禧同志的这段历史作了肯定的证明，使她的问题得以圆满的解决。在外调人员向我告别之时，他忽然对我说：“老同志（他头一次这样称呼我，虽然我仍在牛棚），我还想向你说几句话，不是我对你有什么意见，只是转达一下战争年代的老同志对你率直的批评，可以吗？”
他接着告诉我：来成都之前，他又到南梁村告诉崔二栓，说各方面都查对清楚了，只等再去成都和郝炬核实一下。哪知道说到这里时，二栓立刻很严肃地说：“还找他干什么？成都的郝炬，不是咱曲沃那个何驹！”
没等他再说下去，二栓又截断他的话说：“问题不是都清楚了吗？还用得着找他？”二栓十分激动，再次重复他刚说过的那句话，“成都的郝炬不是咱曲沃那个何驹！不错，咱曲沃的何驹也是四川人，他年纪很小就在咱这儿干革命，和我们一起相处得很好，大家都想法子掩护他，他在咱家里碰上鬼子来搜捕，咱和咱家里豁上性命掩藏他，他怎么也不会把咱们、把南梁村忘掉的。可成都那个郝炬却是什么也不记得了，李禧和他见面他记不得，咱南梁村的人们，他也全不记得。你想想，他哪点像咱曲沃那个何驹呢？”
外调入说，他再三对二栓解释，他们已搞清楚，就是同一个郝炬，二栓却怎的也想不通。最后说：“就算你说得对，确实是一个郝炬，可他却连和他一起闹革命，豁上性命掩护他的老同志、老党员全都忘得光光的，不是思想变了就是人变了。能说他还是咱曲沃那个何驹吗？你要是去他那里，就直打直地告诉他，咱南梁村的老党员，不认为他还是从前那个何驹，因为他已变得不是当年那个人了。”
来人最后说，我把二栓的原话一点不落地告诉你，没有夸大，也没缩小，我觉得很有必要，也是我应尽的一份责任。另外也想向你提点我个人的意见：不管今后怎样，你总是一位老革命、老同志嘛！你这样的老同志，真不该忘记过去，尤其是不该忘记那些和你生死与共的人们。你绝不应该把这些当做小事轻易忘掉，在这些老同志的记忆里，那是极其重大的事呀！二栓的话是率直了点，但我觉得很对，它将促使你反省深思，诚挚地接受他们的批评！
我蓦然发现，向我转达和提出意见的那位外调人，竟是一位忠诚、真挚、对人对事认真负责的同志，他如此深刻恳切的一席话，恍如给了我重重的一巴掌，使人猛醒。我反复责问自己，为什么做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蠢事？为何竞忘记过去？难道这些老同志在你的记忆里竟没留下些微的痕迹？说什么时间久了，记不起来了，这绝不能成为理由，而忘掉革命同志、阶级兄弟，这不正说明我的思想的已蜕变了吗 ？
我的不安心情和思想上的痛苦，也引起一同关在“牛棚”里的几个同志的关注。他们听了情况以后，都认为我把过去战争年代的一些事忘记了，太不应该。现在已没有机会允许我当面向他们承认自己如此拙劣的错误行为。在长时间里也成为我精神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误再误
牛棚里的生活不知不觉起了一些变化，忽然有一天军管会通知我可以回家，并参加机关的小组学习和每周两三次的劳动，不再被戴上“三反”分子“走资派”等帽子，以及进行没完没了的批判。于是不禁有了可能给出路，还自由的希望。我曾暗中设想，争取去南梁一趟，向二栓夫妇当面认错，请求他们的原谅。但也知这是不现实的想法，即使给了出路，也不会轻易让你跑去老远的地方，更何况仅凭一个月十来元钱的生活费，怎能解决来去的路费？不久，所在单位动员一些人，其中包括原来曾是造反派的对立面，在革委会成立后陆续出来工作的人，集中火力持续几天对我进行批判，要求我对自己堕落成为“修正主义”“走资派”的问题作深刻检讨，洗心革面，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经过几轮检查，最后由单位军管会宣布“解放”。开始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是“文革”中解放干部必须过的几道坎。
人虽得到解放，但一时又无事可做，正好请假到战争时期几个老地方看看。首先想到的就是南梁村，向二栓和那里的老党员同志和农民兄弟认个错，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路费也有了着落，已接通知要退还扣押我三年多的工资。此事也引起一些人的关注，一个“文革”中的打手，也是当时“群众专政队”的小队长，近日忽然和我套起近乎来，传言要向我伸手借钱。我及时主动提出，要将这笔钱的一半自愿作为党费上缴，留一半作路费就够了。
事与愿违，才获“解放”，我就被列入省里安排工作的干部名单，而未及公布，即被新从北京下派来川的段君毅，将我要到刚组成的三线建设办公室，在即将建立的计委协助段君毅工作。并且立刻上班，着手编制计划，起草文件，到以后抓生产，抓工程建设，这样一直干了下去。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作更多更广，再也没有时间去办一点工作以外，属于个人打算的事情了。“去南梁村一趟”，也只是偶然想起，却无从实现了。
1979年以后，各省市之间人员来往渐多。秋冬之季，我忽得电话，山西省地方水利考察团来川参观考察，其中有临汾地区水利水电局副局长，是抗战时期与我一起工作的同志，将专程来看望我。知道后甚感兴奋，我赓即前往他们的住处。一踏进房间，一位一头白发的大个子，看样子已是挨边六十岁的老人站起来瞅着我，然后问，你是咱们的何驹同志么？我是大崔，几十年了，乍一见还是有点认不得呢！
几句话下来，恍然大悟，他就是南梁村地下党支部书记喜山，几个人一直叫他大崔，那时我经常和他接触，他和二栓几个党员，对我这外来人更多照应，打掩护，我却把他们的名字忘掉了。
“已经快四十年了，能见到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呀！”大崔也十分感慨。他告诉我，要不是为调查李禧过曲沃翼城的事，那两个外调的同志走南往北，把所有的线索都连接在一起，我们还真无法知道你的信息。你倒还是姓何，可是名字和以前不一样了呀！
我向他表示惭愧，自己竟然把你们忘掉，太不可饶恕了。外调人员带给我二栓的严肃批评，说得太对了。我曾想一朝得到“解放”，一定要去南梁村向你们认错，祈求你们的原谅，可还是没有做到。你倒先来看望我了，我如何担当得起？
“话不能那样说，隔这么多年了，哪能什么都记起来！”大崔说。“说实在的，一开始听说你把这些事都忘掉了，咱们都有点怨气。可后来那两位同志告诉咱们，不是把事情都记起来了吗？仔细想想，你比咱们走的地方远，经历的事也多得多，再说你在咱这一带的时间也短，哪能事事都记得清楚？今天叫你这么一说，我看再没话可说了。二栓那些话也是在气头上说的，现在他决不会那样说的。”大崔还说，他这几年回咱南梁村少了点，这次来四川，在走前告诉二栓，二栓说你要去也给咱带个口信，我那时说的气话，过了就没啥了，望他别在意。我这个人现时是哪里也去不了，我倒是想着他什么时候能来咱这里，好好拉拉家常呢！
在摆谈中自然问到二栓和大崔这几十年在做什么。二栓那时在村里也是很年轻的党员，还是支部委员，他有一定的觉悟，又有胆量，有股子劲头，就是缺点文化。大崔比二栓干练得多，他老早就在区里，带过民兵，干过农会，以后当过区长，县农会主任。50年代到了地区干水利水电，现在已是六十的人，即将离休。相比之下，二栓难道就一直是一名村干部？
“那倒不是。”大崔介绍了二栓这几十年的情况。他在大崔之后担任支部书记，后来也在区里工作了好些年。他就那个德性，人有些倔，有时与上边的同志有些合不来，加上困难时期身体不好，老闹病，精简时就回村里了。他一直是村支委，他的妻子腊梅也是抗战时期的党员，她比二栓心细，办事也有主见，人缘挺好，从战争年代起一直是村妇女主任，在村里没出来。你要啥时想去一趟南梁村，倒挺方便，他俩都在村里，一去就找着了。我说，我太辜负他俩对我的照顾和掩护了，我决心有机会一定去你们那里，向老人们谢罪。
大崔说，别说得那么重，有什么好谢的？能去一趟最好，不仅是二栓、腊梅，连我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回去就把你的话告诉二栓他俩。不过话也别说绝了，你现在管那么多事，担负那样多的责任，能否抽时间单去一趟？不用你说，就咱那一带在外边的军人和干部，有多少年还捞不着回乡一趟呢！
还硬是被大崔说准了。往后这些年头，年年寻思要去，却总是这事那事，年年有事，念叨几下就过去了。这固然是因工作原因，身不由己，找不到机会，但也是由于自己没有足够的决心，把回南梁村这事搁下来了。我还真连大崔都比不上，他还两次给我捎信，并让他在四川工作的孩子来看望我，而我却拖了十几年，没有兑现自己信誓旦旦的诺言。
我来得太迟了
一晃到了1992年，我已届临离休之际，才和山西省的同志合计，争取时间做一次三晋之行，自太原南行，第一站即去曲沃、翼城。首先即奔赴南梁村，为的是兑现十几年前的诺言。这次还有两人与我同行，一位是山西省人大的副秘书长张君，他曾担任过晋南几个地委的书记，对这些地方比较熟悉，省里特要他陪我走这一趟。不过我要去的几个点，他却没有什么印象。另一位是当年曲翼中心县委一起工作的常增喜，他早已离休。我到太原约他同行，他欣然同意。他在曲翼时间很久，对一些地方比我熟悉得多。
南梁是翼城和曲沃、绛县边上的一个不小的村庄，老远就看见一大片村落，颇有点气势。走到跟前去却觉得与当年比变化不大，引人注目的是绕村边流淌的一条小河沟。本是围子外狭窄的小沟，现在却变成从远处流下来的细长小河，虽是涓涓细流，却给人以清新怡人之感。明显是这些年搞起来的小型水利，给村庄增加了一道风光。到街里一看，陡觉街道怎的那样狭小，连二栓家那条巷子也是又矮又窄。常增喜告诉我，不是街巷小了，而是咱们的眼眶子大了。咱们在外边跑得远，看得多，回头看这里，自然就觉得太狭小了。其实依旧还是老样子，怎会变小了呢？
我们走进二栓家也是同样的感觉，天井只有一点点地方，容不下几个人。那角落上的偏棚也不过两人高，又矮又小，人只能爬上去。就是大白天那上边也是黑沉沉的。
陪我们上这院里的村里管事对我们说，你要找的二栓老人家已经过世了，就二栓大娘自个儿住这里。一听我们进院的声音，老大娘立即走出屋，在门边上看着我们。我心里一阵内疚，二栓同志，我来得太晚了，真是太对不起你了呀！
我已从大崔那里知道，眼前这个老人就是当年的腊梅，如今村里人们都尊敬地叫她二栓大娘。她一头花白头发，身体比从前发胖了许多，但人还是显得精神。她和二栓年纪差不多，反正都比我年长些。五十二年过去了，二栓如在世的话也该七十多了，腊梅也是这个年纪呀！一听我说，她就记起了我的名字。可以想到，那次外调使我的名字不知在他们中间已议论过多少遍了，原来记不清楚的倒更清楚了。她指着屋里上下左右，和我们一行人谈起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那时她和二栓站在什么位置，二栓怎的把我推上偏棚，藏在里边麦囤背后。下来后二栓却忘了挪开那把小梯子，此时她已听见鬼子在门外嚷嚷，挪梯子已来不及了，只能努努嘴，递个眼色让二栓走开。鬼子进院后把他俩吼在一边，一个鬼子上到半截梯子中间用刺刀划拉麦囤几下，看里边没有动静，偏棚又不好上去，才吆喝几声出门上别的院里搜去了。说完那段情景，腊梅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那阵子俺俩都瞪着眼，不知道会怎么着，硬是等到鬼子走出门，才觉得心肝五脏好像都要给掏出来了。
她说：“何同志，你来多好哟！前些年听喜山大哥回村里告诉俺，你要到俺这里来，二栓不知有多高兴。他几次和我说，到底成都那个郝炬没把南梁村和俺二栓一家忘掉！俺们可年年在盼望你来呀！掐指头算算又十多年了，你到底来了，多么值得高兴哟。”腊梅的眼睛有点湿润，“可惜二栓看不到你了，他去世的头年还在说，你一定会来的！大哥，见到你把一切都说清楚了。”忘记过去意味着忘本，此事一拖再拖，故人已矣，悔恨何及！不要说祈求老同志对自己的原谅和宽宥，自己能原谅和宽宥自己吗？
“不要这样不安……”腊梅劝慰我，她的声音很低沉，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和哀痛之中。毕竟几十年朝夕与共的亲人逝去的身影，在她心目中总是挥之不去的。
我无可奈何地挪动脚步，告别了腊梅，告别了南梁，人们以亲切的目光，平静地送我远去。然而一缕哀思久久不能消失，愧疚、悲痛终究无法弥补自己的荒唐，以至忘本的错误。这能和人们心目中对一老同志老战士的尊重相称吗？
事后谨书小诗一首，以记此行：
七律•重过南梁（1992年作）
水绕庄头曰始阳，记曾风雨下南梁。
偏棚小院今犹在，父老乡亲讵可忘？
漫道千村齐意志，赢来四野尽康庄。
沧桑五十二年事，愧对故人两鬓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