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晋南行(上)

16926 发表于2019-12-04 20:22:21

重来晋南感怀

雾锁寒山日影沉,鸱夷伧父祸频生。

幸存已老重来晚,惭愧无言对故人。

    1992年即届离休之时,我终于能够再往晋南河东——中条山一趟,重新走过那久违的、辽阔的山野和北地乡村。回味五十多年前的艰辛往事,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儿,凭着一股带着稚气的冲动和胸中怀抱的“国社危亡,何以家为”的热情,告别亲人和故里,从延安的宝塔山下走出,一头钻进这块蒙着巨大战争苦难的土地。在革命大家庭里,在质朴、仗义的山西劳动人民之中,经受着革命和战争、民族和阶级斗争的磨炼。那真是一个大学校,在形形色色的实践中,学习如何战斗,如何生活,培育了思想信念和人生价值理念。追思过去,面对未来,我再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尽管已经太迟了,一些熟悉的面孑L已无法见到。无以面对父老兄弟对我久久不来的失望和斥责,但还是去吧!只有重临故地,才能表达忏悔和内疚的心情,答谢滋润我成长的那块土地和那些人们。

    初夏时节,我来到太原市。这里不是我重访三晋必到之地,三十几年前我曾有机会来此,看望在太原的战争年代一同战斗的伙伴。但太原是我这次来晋一揽子打算的中心之地。在此之前,当我把重访晋南的渴望,对时在北京一起开会的王廷栋同志谈起时,他极为支持,并且出了个很好的主意:先到太原,抽几天工夫去一下雁门、大同和五台山。那里虽不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但既然来到山西,这几处应该去看看,不然的话怎能说你来过山西?这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再掉头向南,可以满足你故地重临的愿望,一直送你出山西回四川,这是最合理的安排。我深深感谢廷栋的关心和支持。此前我已了解到山西的领导对在外地工作的山西老同志,以及战时在山西战斗的外来同志重访山西给予关注和照顾。他们说,老同志回山西老区看看,是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安排好他们的行动是山西应尽之责嘛!

    我到太原时,廷栋不在。但他已和有关领导打过招呼,事先作了准备。一见面L副主任就告诉我,已为我的行动作了安排,还指派一位接待处副处长陪我们北行。L副主任还介绍晋北几处地方的情况,原来他就是从大同矿务局到省里来的,他不但和廷栋的说法一样,而且更加肯定地反复说:老同志回山西这个老地方,不去大同、五台山,能算来过山西吗?怕不成吧!

    引我们游览的E副处长,对北边这几处可谓熟悉已极,他安排了最经济合理的路线,一到大同先抓紧去看著名的云冈石窟,然后遍睹平城——上都这个千年历史文化名都的壮丽多姿,充分领略“云中”“塞上”那神秘的北国明珠的旖旎风光。说真的,在这以前我虽也去过敦煌、麦积山和龙门石窟这些伟大的艺术殿堂,但还是惊讶于这个古老的石窟之都巍峨粗犷、大气磅礴,真是印证了山西同志的嘱咐,不来此一行,能算来过山西吗?

    我们上下两过距雁门关不远的杨氏宗祠,此地陈列着杨老令公一家十几代的神主名位。此时虽已届初夏,在此却感受到北地料峭的春寒,令人遥想一代英雄世家,在当年凛冽风霜中,驰骋疆场,为国捐躯的战斗情景,遥想几百年来杨家将在人们心目中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我们近观了应县木塔,远望北岳恒山悬空寺,连同五台山上六十多所辉煌的古寺。山西的古建筑众多完好,人们曾说过,三晋一游,犹如进入了庞大的古建筑博览会。我们这趟只从近代驰名的河边村一处经过,E处长告诉我们,南行途中还要经过榆次、平遥、太谷、临汾、洪洞,历史留下的名宅大院,比比皆是。近年被发掘出来的阳城的“皇城相府”,更使人惊奇。而我以前也曾走过阳城,却从未听说过。山西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朝代最多之地,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座丰富的宝库;也是中国历来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宝库。它还是历代民居、名宅、大院最驰名、也最多的宝库。这些对于我这个曾在山西一角生活和战斗的人,还是感到意外的惊异神奇。此时忽又想到自己踏上革命征途的一首小诗:“江南春意早,北地雪花飘。河山信辽阔,国土讵可抛?”它不是空洞的自我呐喊,而是有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意义,是驱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内在动力。在此,我没有对壮丽景色、瑰丽建筑作仔细的观察和欣赏,只是从山西的多彩多姿,体会到祖国的辽阔广大,多么值得炎黄子孙为之奋斗终生哟!

    从太原出发,我一直向E处长表示,感谢山西省对我们一行的关照,但是所用开支应由我们自己承担。他只是笑笑,没有直接答复,令我放心不下。到最后结账时,他将用在我们自身的开支划清单由我付账,直到太原迎泽宾馆都是如此办理,和我的意思不谋而合。我认为这非常合理,因我们此行已给山西省增加了不少麻烦和负担,如不负担自己的花费开支,将使人更加感到不安。

    返太原已再无时间去一些地方,上次见到的老同志,任笃信等人都已过世,张得仁等人又不知下落,唯一能找到的是常增喜,他是1940年时曲翼中心县委一起工作的伙伴,我邀约他一起故地重访,他欣然同意,并索性伴我走完全程,直至我出山西境为止,使我非常高兴。这段行程山西方面另指派了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君引我一路。据介绍,张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担任过运城、临汾、长治三地委的领导职务,对南行沿途各地非常熟悉,对我这次故地重游,自会有所帮助。这使我再次感受到山西省有关领导的关照之情,而且张副秘书长一再向我说明,南行的一切费用开支均由山西省解决,你不用考虑了。他特别说明,这不是针对你一人特别照顾,而是对于战时山西本地干部以后在外地工作,和战时在山西坚持斗争的外地干部重访故地的一体对待。你战时未在晋北工作,北行是观光性质,所以开支由自己负担是合理的。但现在南行是回到你过去战斗过的地方看看,山西省应当向你表示欢迎和接待。如由你自己开销,那就太无道理了。他的恳切言词,令人感动,我也无法再说什么了。

    曲沃常家院——全福家的老屋桂枝香•怀亡友常全福(1970年作)浓云重雾,记曲沃旧事,依然如目。相偕登台拜母,情

    同手足。灌园耕土惊牛喘,笑书生、不辨禾菽。烟穸谈兵,荒村燃火,虎穴奔没。    艰危际,斗争敌窟。正年少风华,气吞强虏。唤起工农百万,誓还旧物。从容笑洒青春血,对群魔,凛然不屈,室家已矣,丹心常在,人间新绿。向南去,仍是一段漫长的行程。记得三十五年前,火车自太原至风陵渡就花了两天时间,还只是一掠而过,沿途城镇村野在脑海里竞未留下什么痕迹。这次乘小车,比当年的车速快了许多,一座座城镇、名胜依旧在滚滚车轮前飞驰而过。山西南北直线距离甚长,我们要去的地方,只是山西省平面图上的几个小点点,不允许在途中花掉太多的时间。

    我们先要去的曲沃、翼城是两个县域,现在则是两县和新设的侯马市的地域。在我脑子里,一直将曲沃、翼城混同在一起。因为在那个年代,曲沃、侯马两城均被日本侵略者占据,我们在翼城城里只住过很短时间,它便落入阎锡山军孙楚部手中,我们只能转入曲翼农村地下活动,对县城的概念几不存在。而大黑山、回马岭、下陈、大河杨、海头、王村……的身影,犹觉历历在目。这次来此,必须先到县城,才能转去我要去的村庄。我们在曲沃县城没有停留,至下陈、海头也只是一晃而过,径直走向我多年来时时念及的常家院。常家院——这个距离同蒲路高显车站只五里路的普通村庄,不仅因我曾隐蔽在这儿开展农村党的秘密工作,而且是我忠诚的战斗伙伴常全福家所在的村庄。在我的《霜天晓月》一书中,我曾较详尽地叙述了我在常家院那段时间,和常全福及大河杨的杨金钟一起坚持斗争,开展工作的战斗情谊和全福家大娘关心和照顾我这个陌生的外地人的感人情景,我在离此他去之际,还拟回常家院和他们告别未果,以后老是萦绕在心,难以忘怀。1957年听席荆山言及全福、金钟都已牺牲。1962年在北京时,席丙午和席荆山与我一起谈到他们的不幸遭遇,金钟系后来在部队战斗牺牲,全福继续在大河杨常家院一带我边缘游击区进行隐蔽活动,开展武装斗争,也是该区党的分区委书记,不幸被日伪发现,围捕牺牲。随后全福家大娘和在家的小妹,又被小妹的丈夫恶意杀害,老爹亦窝囊而死,全家蒙难毁灭。我们几人均深感悲痛。在漫长的战争烽火中,多少人蒙受苦难,有的牺牲自己,有的丧失亲人。但像全福那样全家无一存者还是比较少的,1970年春节我回忆及此,曾写了那首《桂枝香》以志悲怀之情。

    张君和曲沃县的同志引常增喜和我一齐来到常家院,若不是县里同志引路,我和常增喜根本无法找到来此的道路。毕竟已隔五十多年,连常增喜也离开四十几年了。田野、村庄面目已新,都不可能复识,这一带原本就较为富庶,一片片种烟叶的水浇地,也是产麦、棉、菽、黍的肥沃土地。这些年来,随着土地还家,底肥充足,农村小型水利蓬勃兴起,显示出农业的勃勃生机。与往昔相比,真是大变了样。常家院靠近火车站,交通自然比别处方便,更是显出兴旺景象,出现了不少参差不齐的农家新房。但仔细观看,仍然依稀可见旧时的村庄格局,尽管许多地方已经变了样。有的老房倾斜垮塌,摆在那里不可复识。村里陪我们转悠的两人,指着一间倾圮的断壁残基说,这里就是全福家,多少年了就这个样儿,他家又没个人来管,就这么拖着了。

    我站在全福旧家前,驻足凝视。五十多年的变迁,那老房子清爽利落的模样早没了半点痕迹。常家院在曲沃来讲,算得是极其普通的村子,平常年间日子还算过得去。常家一族是村里的大姓,全福家在这个大家族中是中等偏下的小户,也是在他老爹当家后家道才中落的。老汉从年轻时就染上“嗜好”,把原本过得去的家搞得每况愈下。幸亏有全福他娘撑着,大娘人很精细、利落,又贤惠、厚道,把家务一手操办下来,把老院子拾掇得干净清爽,撑得起门面。真想不到一场暴风雨竞把它糟践得水洗风残,家毁人亡。

    引我们在村里四处观看的两个人,一个年轻点,也五十出头了,看来是现在的村干部。但说起多年前的事,他总是拉着那年长的来搭腔,据说这是下来好些年的老村干。他自己说比全福小几岁,他记得出事那年,全福才成亲一年多点,但在外边轻易不回家。后来叫日本鬼子发现他竟是咱这一片八路游击队的头儿,就想法四处捉拿他。他东奔西走,难得一次回到家,也是看看就走。后来不知怎的,叫高显的鬼子发现,在距此几里外的庄里,把他那个小队围堵住,别的人硬往外冲出去了。全福在领头冲时,被鬼子打挂了彩后抓住了。他可真是个硬汉,当面大骂鬼子汉奸,当时就牺牲了。家里人听说后还不敢立刻去,到晚上才有村里几个爷们儿,帮着搬回尸骨,在村外掩埋。你说那时候他娘、他媳妇和他小妹怎么能受得了。小妹本来就和哥哥最亲,头些年全福秘密到山里牺盟会培训,连他老爹都只当他是到东乡里找活路做。那时他老爹欠别人的大烟债没钱还,竟然不管女儿的死活,硬把十五岁的女儿嫁给外县来的,三四十岁年纪的高显街上姓赵的伪军小队长,仅仅收到几十块大洋的彩礼,两口子依旧住在岳父家,每月拿点支销回来。等全福回家,木已成舟。但小妹对姓赵的自然没一点感情可言,一腔火气,只能暗地里噙眼泪和娘与亲哥哥言说。全福和姓赵的虽说住在一个门里,可很少见面说上一句话。这回出了事,小妹气极,想到这个姓赵的长年住在一个家里,彼此之间还能不透一点风,她怀疑全福出事是姓赵的向鬼子告了密,而且有人见到赵还伙同高显的鬼子、汉奸一起去围捕全福。她带着一腔怒火去质问赵时,双方发生争吵,竞被赵用手枪当场打死。全福大娘这时更是气上加气,冲上来要和赵拼命,也被赵连摔带打,倒地不起,赵将室内值钱之物一卷而去,酿成一个悲剧。全福的老爹本来就是堕落无能靠别人过活的人,这下没了抓拿,家里也无以生活,连全福媳妇也只能回娘家求得周济,老汉只得出门流浪,挨冷受饿,没多时就没了。这一家人可真的惨啊!连死者的掩埋还是村子里大伙帮忙办理的,村里大多是常姓人家,一笔写不出两个常字,谁会说不该帮这个忙呢?

    听到这里,我们来此的几个人心情都很沉重,久久不语。我和常增喜早听说过发生这件事的大概情节,但亲身回到故地,追思往事,全福的坚定、英勇,大娘的淳朴、厚道,最后时节迸发出的悲情、激愤,小妹的苦难,真挚的亲情,对邪恶的愤怒和无比的勇气,一幕幕呈现在我们眼前,心情难以平静。眼前这个家,五十多年前就完全毁灭了!它是一个革命者的家,却又是正义与邪恶混杂的家。全福和大娘及小妹对老爹及姓赵的那个坏蛋的矛盾斗争交织在一起,注定这个悲惨事件终会发生并致使家破人亡。日伪军是毁灭这一家的罪魁祸首,而那个丑恶的姓赵的坏蛋,更是一个狰狞凶恶的刽子手。全福老爹则是这一严重事件起因的根子,最后也毁灭了自己。这里更使人体味到全福是在如何艰难的处境下坚持不懈地斗争。他家处于敌伪统治周围的农村,堕落窝囊的老爹又引狼人室,而他又不得不以家庭作掩护在险恶的环境下开展革命工作,最后英勇牺牲。他坚定从容,大义凛然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值得崇敬和深刻怀念的啊! 

    带着沉重的心情,我们在颓败的旧屋面前,伫立良久,更仔细地端详它的里里外外,一草一石。几十年的荒废,屋子早没了顶盖,抬头尽见青天,屋里的炕头早已斑驳破碎,张着几张大口,地下更是堆满瓦砾、土坯,高低不平。

    我不禁想起隐藏在全福家度过的短暂的日子。那时我装成东乡海头石姓财主之子,因躲避东乡土匪的抢劫勒索在此暂住。全福家里除大娘以后多少知道点底细外,他爹及其坏蛋女婿都被全福瞒过了。当时是组织上为我做的巧妙安排,但如今想起,那是多么“悬乎”的一步险棋哟!我也想起背在身上几年,记载我写下一些短文、小诗的小本子,就是全福精心把它塞在炕底和夹壁之间。事隔多年,这些东西不被翻出来,也早已化为灰土。但我仍萌发一点痴心妄想,想探询一下它的下落。我问村里那两位管事的人:“在这些破炕和夹壁当中,你们没有听说翻腾出点什么东西吗?”

    “时间太久了,从来没听说有过什么?”两人对我的提问感到有点奇怪,那年长的一位问我:“这位老同志,你问得这么仔细,像和全福大哥熟得很,还在他家里待过似的。不过俺怎的没听说过呢?”

    “你可是问着了。”同行几人,首先是常增喜一下笑出声来。还是我对他俩说:“一点不差,那时候我就在全福家蹲过一些日子,曾经在烟穸上车过水,浇过烟苗。在漫洼里赶过牛,翻耕田土。因从没使过牛,牛和我顶牛,我使劲勒紧牛脖子,勒得牛直喘气,满嘴冒起白沫。若不是大娘往地里送水看见了,把我着实骂了一通,差点就把牛憋死了。那时候全福家有个上门女婿,是个坏小子,有些人来人往,村里人也没当什么事,我也混过去了。只有和全福要好的爷们,知道我是东乡海头崽儿,跟老爹在四川开当铺,头几年才回来。因为躲土匪上这儿来的,难怪你们不知道!”

    “怪不得,俺那时还不大懂事,没听说过呀!”那年长的望着年轻一点的村干部说,他俩都憨厚地笑了。 

    “都几十年了,上面一直交代,全福家是咱常家院的革命烈士,谁也不许去动他家的一点什么。自打出事,全福媳妇回了娘家,后来回来了些日子。一个年轻的妇道人家无依无靠,生活没个来源,有点土地还得请人代种,自个儿干不了,将来也没个指望,后来只好和咱庄另一庄户汉子一块过了。这房子也难得一年来看回把。日子久了,这里塌点坯子,那里掉些片瓦,就破落成这个样子了。说不定一点断木头、破窗户、烂布、废纸都叫谁拾去了哩!今天你们要来这里看看,我们也没好喊她来,兴许她还能说点什么,要不俺们去唤她来一趟,反正没两步路,一下就来了。”

    “不用了!”我摆摆手说,“我来这里时,她还没过门哩!如今时隔多年,她也另外成了家。想想那个年月,她孤身一人,举目无亲,无儿无女,没个指望,生活怎能混得下去?不改嫁还能有别的法子?她改嫁是出于无奈,却是最合情合理的。我们都祝愿她日子过得美满,现在请她来还能说什么呢?”

    从全福家老屋出来,几步就走到村头上,仔细地四处张望,我想寻找那远远的一片绿野之中,到底哪一块土地,是我曾紧紧勒牛脖子,使它直喘气,冒白沫,几乎要了命的地方?我清楚记得,那块土地在村子的东北角,大娘往地里送水走了好大工夫,正因为是庄东北老远一块孤零零的地,全福才放心让我代他去翻耕,不至于被村里的人们看见惹起猜疑。时隔多年,经过土改、合作化到责任田,包产到户,这些地块已分不出在哪里了。

    村头还是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片片烟叶,大体上还看得出方向,有些似已改种了麦子,有的还种了蔬菜,多半还是种了当年的烟叶。我曾经在哪块地里车过水,浇过烟苗?说不定那口水井已经壅塞报废,或许改造重打了新井。这么些年是种烟还是种粮?是人工还是机械?是包干还是集体大锅饭?农村总在变化,会越变越好吧!我曾经车过水,浇过苗的烟穸,能否找到并不重要,它只是给我留下人生历史的印迹,同样给我心目中一点感染,一点满足吧! 

    我纵目嘹望村外广阔的田野,再转身看村庄本身,以及紧挨着常家院那一溜小道之隔的李家院,他们俨然是一个大的村寨,李家院和常家院是不大不小的两个紧紧相邻的村庄,它构成一幅别有风味的农村画卷。

    我缓慢地回头张望村边不远处全福家的小屋,眼前再度浮现出全福和大娘、小妹的形象,蓦然间又想起了那首《桂枝香》末尾的三个短句,不禁自己暗诵:“室家已矣,丹心常在,人间新绿。”

    从南常村到侯马街——秦老夫子和焦老汉

    曲沃和翼城,是我和常增喜一起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我邀他同作故地之游的原因。他是翼城青救会本土干部,我们曾一同在农村进行工作,又一同经受“十二月事变”的严峻考验。他也是在事变后重新调整组成的中心县委四名成员中唯一的本土干部,直到1950年以后才调到省里工作,对翼城他是太熟悉了。我们之间在患难中结下的战斗友谊,情感弥深,且多年未见,这次能有几天同行的机会。加上他本人离开翼城已四十多年,少有时间和机会回去看看,也有生疏之感。有此机会亦属难得,所以他很乐意同行,而且他要奉陪到底,直到我离开山西境,使我铭感至深。这是多么珍贵的友情哟!途中我把“忘掉南梁,忘掉二栓”一事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坦言内心感到愧疚,自觉应受到谴责。此次故地重访,即有去南梁向二栓认错之意。他说,你检讨得对,咱们对南梁村和党支部都太熟悉了,你遇险那天,咱们不是都在一起么?我只是没摊上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可到现在我都一直记得清楚,你怎么能忘得那么干净?只记得遇险的事,不记得村名、人名!那不把大崔、二栓这些同志全都忘掉了吗?怪不得二栓发那么大的火气,你老兄也把话说得太绝了呀!常增喜还说,我了解南梁村党支部的几位同志,二栓可真是个好同志,对党没二心,那么大的危险,他夫妇两个全担下来了,咱们怎么也不该忘掉这些同志呀!不过我能体谅,你在翼城前后就八九个月时间,在南梁村净数也就十天半个月罢了。你和我不一样,我一直死啃着这块土地活动。你走南闯北,还挑着繁重的担子,有那么多事要做,遭遇过那么多折腾,有些事一时记不起来在所难免。这件事确实严重伤害了同志的心,但还是会得到理解和原谅的。这次回来走一趟,见见面,好好说说,话明气散就行啦!

    他还说,你大概不会想到,下决心走走老地方,看看老相识,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当我得知你邀我一起重游故地时是多么高兴呀!说明你没忘记老伙伴,我能不来吗?这次要见的人一定与我一样有说不出的高兴哟!

    他讲了许多心里话,也使我的心里感到乐滋滋的。凭我过去的印象,老常从来就是一个沉稳、持重、意志坚强的人。但他不是一个会说话、能说话的人,无论多大的事,无论心中多么有数,总是简略的几句话就过去了。这次他一下讲那么多话,还真不容易咧!

    一同来到翼城,与别处大体一样。城镇变化很大,老的面目已不复存在。老翼城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模糊不清,约略记得老城处在浅丘陵地带的漫坡上,比较平缓,城里不大,有些整洁的小铺小院。席荆山、周逸和我刚来这里时,一次晚上开会唱歌的一间大点的屋子,就比较干净、宽敞。我们三人居住的单间小屋,与在农村的居住条件相差无几,都在旧县政府的大院当中,如今已不复存在。往城边向外看,这一溜大浅坡往西越走越低,远处已是雾蒙蒙的看不到头,是挨边曲沃、绛县的平野;往北东看,则是越往上越高,远远看去,山越来越大,黑莽莽的山岭,拔地而起,大概翻到深山里,就是大黑山吧。看起来没多远,走起来怕得要点时辰,这次是没法去了。城里城外新长出一些参差不齐的树木,装点起城边道旁,和那年头山上光秃秃的萧森景象相比,确实是变了一个大模样了。 

    在这里我没有当年的熟人,要有就是常增喜了。与他同时从翼城走出的本土干部多已没了,但可以和他们的下一代说说话。要依他的想法,好些地点和人家都该去看看的。不过他说,要以你的方便为准,时间不能太长。有的地方已经生疏,人又不熟,就别去了。该去的地方,比如大黑山,路不顺畅,要花费很多时间,还是不去的好。他说,还是去南梁、南常那个角落,我们都熟,也能了却你来这里的心愿。

    出发去南梁之前,心细的常增喜找到了大崔。他从临汾地区水电局离休好些年了,恰好也在翼城县,县里的同志把他给找来了。大崔告诉我,二栓头几年过世了,腊梅还挺好,正好能够见到。他跟县里的一辆车先行去了南梁。

    “我来晚了!”我不禁发出一声长叹,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二栓比我们年长一点,要在世的话已经七十过了吧。可惜这飞快流逝的岁月,被自己错过了。

    从南梁向南常的途中,车上几人还唠叨着二栓家的情景。我说:“我来时没想到会见不到二栓。如今去南常村也没事先问问秦孔恩,秦老夫子,人还好吗?他可比二栓和我们两人年纪大得多呀!”

    常增喜也有同感:  “你说的也是,咱们现在已是古稀之年,秦老夫子怕已是九十挨边了吧!”

    “你说的是哪个秦老夫子?咱没听说有个秦孔恩老夫子!”县里开车的司机忽然接上来说。

    “你又记错了,怎么给老夫子大号上多打一个点?我可记得清,秦老夫子是秦孔思,不是秦孔恩呀!”常增喜笑着说,我也笑了,强自为自己打个圆场:“我这个错误没有‘不认得二栓’的问题大,毕竟只是名字上多了一点,二者不能比嘛!”

    “这就对了。”那司机也笑了。“咱们这里只听说秦孔思,那是名副其实的秦老夫子。咱读小学的时候,他还是咱们的校长呢,俺爹也跟他念过小学呢!老人家年纪忒大,但还挺壮实,只是没教书了,在家里歇着,算是养老吧!咱们去南常算是找对地方了。”

    南常村比南梁街差了一大截。南梁原本是个大集镇,有两条长长的大街,遇上赶大集的日子,街上全堵断了。村镇外边兴修水利后,一条小河沟缓缓地在村边流淌。有了水的滋润,大地也展现着勃勃生机,漫地里作物葱茏,一派碧水绿荫的动人景象。南常村依旧是偏僻的乡间小道,如今勉强成了能通机动车辆的机耕道。村里人家房屋多半还是原来的格局和模样,其中也有一些新修的房舍和拆掉重修的旧房。村周边的土地显然比先前整齐,

庄稼生长良好,不似从前那样地块零乱,作物生长参差不齐。看来这些年农业生产还是长进不小。引人注目的是村头一座小学校,房舍才经装修,显得干净整洁。据说村里从前只有一个又小又简陋的学堂,容不下几个学生。亏得秦老夫子多年的呼吁,头几年花钱装修成现在能够容纳几个村儿童的学校。

    “一看南常村就知道它还是以农耕为主,加上秦老夫子的名气,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学校,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耕读村。”常增喜笑着说。

    老人正坐在屋外一张矮矮的椅子上,点起一锅子旱烟,安详地望着当空的阳光。还是常增喜一下冲到老人面前,叫喊一声:“秦老夫子,还认识我么?”

    老人蓦然回头,仔细瞅了常增喜一阵子说:“我怎不认得你!你不是常在咱这儿来的常同志么?”

    “不,你记错了。”常增喜做了个鬼脸,“我可不是什么常同志,是你那个点心坊里做米酥的永寿呀!”

    老人的眼稍稍瞪了一下,随即回过神来笑了笑说:“永寿和常同志不是一个人么,都这大把年纪了还叫那个小名,说得过去吗?”

    常增喜指着我对老人说:“我还领个人来,你仔细瞅瞅,看认得不?”

    我也凑上前去说道:“这年代是久了点,老人家,你怕是认不得了吧?”

    一看几个人来到他跟前,任那多年平静的心态,也会浮起一点点兴奋的涟漪。不过还真有点作难,他认出了常增喜——那个别名永寿的小伙子,别的人就不太好认了。他不禁皱起眉头,眯起双眼在人们脸上反复地搜索,似乎想起了点什么。他冲着我说:“这倒有点奇怪,咱们大伙儿是否都是咱翼城的爷们儿?可我听着你的声音总不那么地道,不像是咱们这块儿的人呢?”

    “我不是在外地开当铺,连家乡话都不会说了么。”

    “哈哈,你倒真把我给蒙住了,但把老底给抖搂出来了,我料不会错,你准是那年头跟席老汉、永寿一起,长一身疥的四川小伙,姓何,是何同志吧?真是年代太久了,我已不大记得起来了。”

    “我可记得你秦老夫子,那时帮了我们多大的忙哟。咱几个都在点心坊,混了那么久没出什么事。我特别记得,你看见我身上几处多大的‘脓泡疥’,告诉我一个霸王方,八味剧毒的药末和生猪油,用干柴火烤,在疮口上抹两晚就蔫了成个大结子,慢慢地全好了。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八味药的名字。”

    “那芝麻大的小事,我早记不得了。你们别笑话我这不识多少字的教书匠,家里还开过点心坊,为这事土改时差点给戴上富农兼工商业者的帽子。要不是县上的工作队出来给俺证明是掩护革命,还不知会倒多大的霉呢!至于开个医病的土方子,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和听来的嘛,能好孬给熟人熟事的爷们儿治个小病,还够不上是江湖郎中,仅仅对付些跌打损伤,伤风感冒或者疥癣之疾罢了。”

    他高兴地从椅子上起来,把来人请人屋里。乍一看差不多还是以前来过的老样子。里面不算窄,侧面套着间小屋,摆着各色各样的书,有的书已经很陈旧了。屋子一边是个大炕,炕头两边还嵌有半截子门窗,人在里歇着的时候,拉起门帘子把炕全遮住了。算是这一带日子好点的家能够做到的炕上的装扮了。那炕幔不知用了多少年,显得很破烂。这屋子和小院与它的老主人的年纪仿佛,屋里灰暗,屋外斑驳歪斜,老人却怡然自得,说到几十年的生活时他说:这不挺好的么?除了有两年贱年(收成不好的年份),日子过得差点,几十年都安安稳稳地过下来了。托国家的福,赶走了日本鬼子,打垮了阎锡山、蒋介石,可真不容易呀!咱们那年头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也没白费呀!

    我又说起那点心坊,老人笑着说:“那个玩意,从咱教书起就没干了。那年不是为了你们在这里有个掩护,咱也不会重开这个作坊的。如今房子没了,什么行头也都撂掉了。咱正正经经地教书,几个娃该教书的教书,该种地的种地,还要那干啥!我就是高兴,如今村里的学校比过去强得多,咱南常村也有了新修的小学,咱年纪大了,不能去那里教书,可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后来的学校准比以前办得好,我也沾了个好。连俺家里也一样,孩子多起来了,读现在这个学校,可比咱们自己读书时强得多。至于说到点心坊,正好就在那间房子基础上,盖上几间房子,成了一个小院子,比咱这屋子还强呢。你说这日子过得兴旺不?”

    我很想知道这些年来老人在县里处得怎样,却不便于直接向他提起。幸好大崔一起来到这里,他原来一直是南梁、南常的区干部,虽说以后到县里又到了地区,仍然清楚得很。他挨近告诉我,老人的日子算得上是平平稳稳过下来了。土改时就为开过点心坊,做过生意,划成分时遇上点麻烦,紧张了一下,县里立即纠正了。他还是一直在教小学,好几个乡的小学校差不多都轮遍了。这不是从前的村学、私学,现在都是公立学校,公家发工资,生活有了保障。他虽说是个无党派人士,可县里都知道他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子的表现和贡献,得到人们的尊敬。县政协成立后,他任过几年委员。老人一直心情愉快,他从来没想到要为自己捞点什么。他最高兴的是当了一辈子的老师,看见地方上教育事业越来越好,觉得最为满足。像席荆山、席丙午和老常这样很熟的人,谁在做什么,谁怎么样,他从来不打听,最多就是一句话:“大家不是都挺好么!”更不用说问这干部有多大,收入有多高了。平素有点小脾气,看不惯的人和事,常常当面发火,有的人他理也不理。他从不为自己的事,找这个找那个。就算老的或现在的领导干部,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要是有人提起战争时期他做过的那些好事,他总是说,抗日救国是每个人应该做的嘛!不值得老提这个!他当政协委员时也是这么说的,打日本鬼子,打反动派,我就认这个死理,多少年了,老要提起,老是要照顾干什么?

    大崔说话时老人直瞅着他。老人的耳朵确实不那么灵光,听不太清楚大崔说了些什么,但从大崔的眼睛和说话的神气,他似乎觉察是在说他。他也不时插上两句问问我们几人这些年来过得怎样。当人们告诉他,席荆山已去世十七八年了,他才感到很突然,说怎的没听说过呢?他关注的是这些人这些年过得好不好,“文化大革命”中有没有伤筋动骨。叫他说,他还真是幸运,那时他年纪大了,又不是什么领导,不过是一个穷小学校长,没有遭什么炮轰火烧,就是把学校砸了,几年捞不上教书,领不到工资,在家里穷折腾,不像你们遭了很多罪,挨打挨斗,还要被打翻在地。他说:我听见外面的事不多,可“文革”中有的地方死了人,还是知道一些。今天看见你们,真是让人高兴。他反复说:“不容易呀!这么些年,你们都站得直,行得正,过得好,还没忘记我这不中用的老头,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可是我没想到的呀!” 

    常增喜接着说:“咱点心坊的伙计又碰面了,来合个影吧!这是值得永久纪念的呀!”老夫子一听可乐了,他说:“咱这乡下人,没兴过这个。我过了几十年也没照过几张相,偶尔有地区和县里的人来照过两张相,都是嘴巴很甜,说回去洗了一定给我寄来,到底也没寄一张。咱们几人难得见一面,真得好好照一张,就是不知道你们是否会给我寄来?”

    没等常增喜回话,在一旁的张君抢先对老人说,我是省人大来的,先前也在咱晋南工作过,头一回见到你老,可真了不起哟!太该留个永远的纪念了。我负责,一定把照片洗好后给你寄回来,请你放心。

    老人不禁笑出声来说,照相就照相,哪有那么多事,不过是说笑而已。我想起一个人来,焦福嘉老汉是点心坊的大师傅,按如今的说法就是高级技师吧。他不在,找他又来不及,只好留个缺缺吧!

    提到焦福嘉,我和常增喜两人自然想起这个老把势,不禁问道:焦师傅还在么?我们似乎记得,他的年纪比你老夫子还大呢? 

    “那倒不是,他还喊我老哥哥呢!你别问他还在不在,乡下人的命可长着呢!前两年他还来过我这里,喝过一回小酒,身体好着呢!走道做活比我利索多了。说实在的,我的身体差多了,这次咱们也算是最后的会见吧!”

    大崔说,见老焦头挺容易,你们明日往南去,在侯马街上停一脚,老焦头的儿子在侯马工商局当头头,出于对老爹的孝心,说老爹在乡下没人照应,把老爹接到他那里颐养天年,去了准能见到。

    “这是个好主意!”几人同声赞成。秦老夫子更为兴奋地说,老焦头要是见到你们,不知有多高兴呢!你们也帮我带信给他,要是他还能走动的话,啥时再上点心坊看看,就说老哥们想他呢!

    在话别之时,老人头一次举起双手,抓住我和常增喜不放,嗓子微微发颤,眼眶也有点湿润:“真不容易呀!那时候你们都不过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如今也是古稀之年了。想起来,那日子有多苦,多危险,可也过得多有滋味。在咱国家民族大灾大难之时,咱们能够挺起胸膛,为国家为百姓出点力真值呀!咱们都老了,我比你们更老些,八成再也见不上面了。但只要在一天,有了张同志许下的咱们一起的合影,我总会常想起你们的。”

    面对这位精力充沛又略感苍凉凄怆的耄耋老人,人们的心情顿感凝重起来。

    侯马——这个历史悠久的曾经的小镇,同蒲路的经过改变了它在历史地理上的位置。前些年它又从母县分离,独立设市,在各方面都超过了母县曲沃。别看曲沃是两千多年前晋国的都邑,和铁路线上的侯马市却不好比了。我们南行必须过此,因昨天得知有故人在此,所以决定在此刹一脚去看望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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