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喜山引路，我们直闯工商局，见到那位焦副局长。他比较年轻，言谈举止少了些乡下人的淳厚，多了些城里人的礼貌和精明。听崔喜山说是从秦老夫子处来的，他说都是和老爹一样的老前辈，即表敬意。他小时候只听说老爹和老夫子的交情，不知道还有别的伯伯叔叔。算算年岁，比他出生时还早好几年呢。崔喜山在旁边告诉我们，老焦头年轻就当学徒，做长工，一大把年纪了才成家，年青一代自然不知道多少以往的事。
这位小焦局长一面说话，一边找人上车站去找老人回来。这打乱了我们原来的设想，我们原以为老汉那么大岁数，儿子接他来供养，自然在家里歇着，我们一来就找着了，怎么还去车站街上找呢？
小焦局长说，我原来和大叔们想的差不多，老爹一大把年纪了，一人在村里待着叫咱后辈怎能放心，好说歹说总算把他请来了。可他住不惯，总觉得没事做，浑身不得劲。后来发现车站那条街挺热闹，正好约几个年纪差不多的老人凑在一起，找个空地摆个小摊。我再三劝他别弄，可老爹硬是不干，他说你当你的官，还容不得老爹摆个摊？是不是伤了你的面子？你要是让老爹日子过得舒畅点，就得让老爹干点事，要是摆这个摊都不行，那干脆回村，甭操这份心了。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只好这么着了。他老人家总是一大早就去，下半晌倒是早早就回家了。大约有个年把了，老人算是安下心不再提回村里的事了。
我说：“那咱们几人干脆去车站看看，别让老人来回跑。”其他几人都不同意，说去了没个说话的地方，还得回家来。侯马市没有多大，找他也没几步路，一下就回来了。
一看我们人还有点多，张君还出了个主意，把同行的两位同志先拉到市招待所歇着。我和常增喜、崔喜山、张君留在工商局楼下等老人回来。
到楼下一间屋里，没多大工夫就听外边嚷嚷：“我怎的寻思不到，有谁隔这么几十年，老远来看咱这干巴老头子？”
常增喜头一个走出屋子，和老人打了个照面：“你还认得我不，焦师？”
“嗯……”老人仔细端详了他一阵子，似乎还记得这个比他年纪小得多的小老头旧时的模样，但又有点码不实在（拿不准）。“你从秦老夫子那里来？”
“咱们都在点心坊给你当下手呀！”常增喜说了半截话。
“呵，你是那永寿伙计嘛！”他一下恍然大悟，高兴地说，“几十年了，如今你也老了呀！”
常增喜转身指着我说：“你再看看，这个老头认得不？”
“也是点心坊的伙计？”他还是一下认不出来。但已知道是从秦老夫子那里来的，觉得有点靠谱了。稍停一会儿老人似乎想起了什么。
“点心坊没几个人呀！我寻思你兴许是那带着外地，就是带着四川口音，叫郝黑头的吧？真想不到，这些年了，还能再看到你。你是点心坊里最早走的伙计嘛。”
大家彼此都认出来了，自然回忆起那时候一起干活的事，心里一下热乎起来。
老人说：那时他可比不上秦老夫子，别看两人在一起，年龄也仿佛，他不过小两三岁，可只知道干活，做米酥，别的啥也不懂。只知道日本人侵略咱，想灭亡中国，也说不出该怎么着的好。他原先在秦家老爹处当下手，学会这门手艺，和秦老夫子从小就熟。那年秦老夫子把他找到，说收拾收拾，把咱这生意再开起来，还找来你们几个打下手。他从不过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只是感觉有点毛手毛脚，似乎从没干过这活路。有一天，秦老夫子很认真地对他说，这几人全是抗日政府的人，现在暂时在咱这里躲一躲，还交代他关照着点，要是遇见什么过不去的时候，打个照应，别让他们在咱这儿出点什么事。他这才明白，为啥有几个外地人在点心坊干活，反正秦老夫子怎么交代就怎么做。还好，住了些日子啥事也没有。那时村里人心齐，没有人对外露出点什么，南常村又顶偏僻，汉奸鬼子还有阎锡山、国民党的探子，都不大来这里。后来他问秦老夫子，这几个人怎的都不来了？上哪去了？说是生意不好，歇一阵子，又干一阵子，后来干脆散了。到现在这么多年，真没想到，你们还老远来看望我这个做米酥的老匠人。
说起那以后的日子，老人觉得特满意，打跑了鬼子，解放了全中国，他翻了身。村里分到了土地，生活变了样，有时还能做点匠人的活路，做点小生意，有了家，小娃也长大了，还干了公家。这日子过得可甜美了呀！
常增喜打断他的话，你过得不赖，为啥还要摆个小摊呢？
老人自个儿也笑了：“咱这庄户人家，哪能成天不干活，靠人养着过日子？要是在村里，打柴赶集，翻翻地，拾掇拾掇场屋，喂点鸡、羊什么的，总能找点活干啦！咱这娃硬要说老爹上了年纪该歇着了，硬把咱拉到城里，一天啥也不做，几天工夫咱就闷不住了，长此下去非生病摔跤不成。如今倒好，约了三两个哥们儿，摆起个小摊，本钱不多，也甭管能挣几个钱，能够说说话，散散心多么好哟！反正咱娃要养我这个老爹，我只是混几个零花钱，这不很惬意吗？”
听他这么一说，连他儿子在内，大伙儿全乐了。
说了许多话，我得出一个很深的印象，焦老头和秦老夫子两人心思都一样，对那段困难时间在一起的革命情谊非常珍惜，记忆很深，对我们这次来看望他们，更是特别兴奋和高兴。他们一直都没问我们这些人，这些年都干过什么？他们珍惜的是在革命斗争中结成的深厚情谊，这种素朴淳厚的情谊是多么珍贵哟！张君建议，拉着他爷儿俩到招待所用餐。老人开口说，他从未在公家地方吃过饭，有点不习惯。但经过大家一再相劝，他还是在儿子陪同下去了。常增喜最后拉着老人说，咱们几个合照一张相留作纪念，他很高兴地说：“都是几十年的老伙计，看到大家都这么壮实，真不容易也不易再见到了。留张照片多有意思，也值得呀！”
闻喜、夏县——韩家岭
闻喜，在晋南不算小县。谈起它，就想起那令人永不能忘怀的北塬上来。在夏县中心县委工作时，我曾几次到那里活动，进行工作。那时日寇已占领同蒲路沿线及闻喜县城，我抗日政权自卫大队及公牺联合会等都以塬上为根据地，倚仗坡陡沟深，恍如天上的险峻地势，坚持斗争。它远看是深沟陡坡，上面却是一马平川，一片好庄稼，庄户人家多有积粮，只缺水。那里流传这样的说法：乞丐讨一个大白馒头容易，讨半杯水却难。在那里我曾几次和席荆山、高一清、阎家德一起活动。到过柴泽民、白锋几位同志的老家，见到过柴泽民的四川籍老母亲。知道山西“十二月事变”之后，柴泽民、周逸带领原在韩家岭上的八路军游击中队转移至塬上，继续和敌顽进行斗争。我多么想再去一趟塬上，重踏昔日的脚印，看看那片土地现在怎么样了？但行程和时间使我无法实现这个愿望。我此行的主要目标是夏县，闻喜是去韩家岭的必经之路，但停留时间很短，不可能去那些较远的地方。
来到闻喜正好去一下闻名全国的裴氏宗祠，早就听说：裴家千百年来就是闻喜的郡望，自晋至唐，几十上百姓裴的名相、名将、名学者均出于此。一个宗祠能够列为重点文物单位，得到保护可能只有这一处。进内参观浏览可以增加许多历史知识，加深对闻喜在历史地理上所处位置的了解，自是此行的一个收获。我们还去看望了席荆山老人和金长庚老人一同被疏散到闻喜的居住之地。金老是当年和嘉康杰一起闹革命的老共产党人；抗战后一直在这个地区搞武装斗争，是晋南地区人民政权的第一任专员；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时间任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他的光辉革命业绩得到历史的充分肯定，尤其是他在晋南一带的声名远扬，至久至深。他已逝世多年，其闻喜的居处犹有部分家人留住。我们至此瞻仰故居，缅怀故人的英雄业绩，身后哀荣，深感欣慰。
而最让我关注的席荆山老人的旧居，相比之下却显得敝旧苍凉，都是一样的闻喜民居房舍，这儿却倍感空寂，只有老人中年重新结合的老伴，孤零零一人在此。据说，荆山老人先前有子，年岁已很大了，一直在农村老家劳动生活。他从太原回到闻喜后就和老伴两人居住，老伴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荆山老人去世以后，遗孀就靠公家发放的生活费过日子，即使在闻喜这样的小县城里，生活也极为拮据。
我们去到他生前的住所，和金老住所一样，都是闻喜县城里的公房，和普通农户住房一样，简易淳朴，只是金老家中人手多，房子大一些，又一直有人留住。荆山老人只有夫妇两人，给的住房自然狭小一些。他们在闻喜县城原来并无住房，“一号命令”把各处的一些老同志强制疏散到这样一些小县城来的。那时县里也没准备，县城本身也处于同样不稳定的混乱状态之下，接受安置几位被疏散的老同志，都是临时找的房屋，自然是只求能住，不问好孬。不久后荆山老人即在这简陋的屋里溘然长逝，结束了清苦的一生。他老伴告诉我，老人走得太匆忙，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和重要的遗物。我在那之前寄给他的一首《六州歌头》，那时还摆在那张窄小的书桌上。老太太清楚记得，老人时常拿起来念诵。她不清楚词里说了些什么，只知道老人很喜欢它，几次提到写词的我，盼望我有机会来这里见见面，摆谈摆谈。遗憾的是他走得太快了，他的愿望也落空了。
我沉默了，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抽时间来一趟，拜谒我尊敬的故人呢？同样对南梁村的二栓和腊梅，我耽误了看望他们的时间，竞成了终身的歉疚和遗憾呀！
这次来也有个好处，本来荆山老人去世后，县里对他的遗孀的照顾都是按规定办理，但总会发生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老大娘却很少有机会向有关单位反映。此次我们直闯她家，算得是机会来了。她唠唠叨叨地讲起她现在所处的境遇和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对此都无能为力。好在同行的张君，他虽和荆山老人没有过直接的接触，但他曾经是运城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对运城地区像席荆山这样的几位老共产党人的生平早有了解。他立刻表示对荆山老人的景仰和尊敬，也对其遗孀生活中发生的具体困难给予关注，诸如对住房及时维修，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具体困难，他认为是合理的要求，表示将马上向县里反映并给以解决，还联系此事向组织和老干部工作部门，提请要关注已经逝世的老同志身后发生的问题，并予以认真解决。
此时我才发现，山西省领导安排张君这样的老组织工作者，与我一起了解这几地一些老同志的实际状况，注意一些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多么好呵！我从内心里深深地感谢他们。太原至运城的干道自闻喜走向西南，我们却偏东南行，没用多少时间就到了夏县。
夏县，是我踏上革命征途的第一个工作点。那时我这个刚满十六岁的稚气少年，凭着对革命斗争的激情与对未来的憧憬，第一次接触工作与斗争，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实际。对第一次在夏县城边遭遇低飞的敌机迎面扫射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多次奔走在平野与山地，那大大小小的村庄：尉郭、大洋、南郭、门底下、马窑在我的脑海中仍然留着深刻的印象。我目睹门底下村经受战火的熊熊燃烧，尉郭镇边那成熟的新麦眼睁睁地被日寇一下强迫芟除殆尽，侵略者铁蹄下人民遭受的苦难和沉痛的哀鸣与人们奋起的抗争时时萦回脑海中。
时隔多年，几经风雨，夏县城的模样依稀可辨，却已处处新颜，一条宽广的公路从城中广场通向东山，这在原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那时正是凭借崎岖的小路，险峻的峡口，形成战争的依仗，守卫着中条山的军民和占据平野的敌人就在这里对峙和较量。
眼前夏县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去那光秃秃的平野已经容颜大变，村边、路边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林盘，给大地戴上了蓑笠，令人欣喜。来前就知道夏县已列入平原植树造林模范县的行列，从东山流下的涑水，将被引至运城，成为城市供水的源头。本来就比较富饶的平原农田，如今有了灌溉施肥的有利条件，不用多问，就能想到它现在的农业生产一定会迈上新的台阶，夏县的变化真不小呀！
我们利用短暂的时间，造访城边不远的司马村，那里有司马光的宗祠和墓地。我幼年读书时即知司马光幼年时曾有“灌穴取球”的过人智慧，司马光也是历来夏县人引为骄傲的学者和名 人。虽说他的生前身后一直有大的争论，就在他去世不久，还几乎遭到“戮棺”的惨运。但他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政治与文化的著名人物。此番得以拜谒宗祠，确是这次夏县之行的一项题外收获。
可能是张君打了招呼，县里一位人大副主任一直陪同我们。看他的年纪也有五十几岁了，据说刚由县财政局长调人大，时间不久。他很客气，一直在我面前以晚辈自居。他说早就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抗战中曾在夏县工作，这使我颇感惊奇。以我那时的年纪和进行的工作，不可能为多少人所知。询问之下，他笑着说，是听父亲孙雨亭告诉的，我这才恍然惊觉：“原来如此。是当时一起干革命的老熟人呀！我比他年纪小得多，我只能算是个小孩子。”
孙雨亭同志，1937 -1939年是夏县公牺联合会主任，挂有公道团长的身份，他是夏县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他向其子提到我就不足为奇了，我也心安理得地称呼他为小孙主任。有他在一旁指引确实很方便，不仅在司马村如是，我们走马观花所到之处，他都能做一些介绍、解说，弥补了我所知的疏漏。他指点我们在尉郭镇外远远地走过，这是城东的一大集镇，现在更加热闹，战争留下的创伤早已不见踪迹。大洋、南郭、门底下都处在半山下来的垭口，当年山上山下敌我对峙之时，它们都遭受到严重的蹂躏和破坏。这几个村寨都沿着东山山麓，自北向南，稀疏间隔，只能远望，无法一村一村地徒步经过。小孙主任特别讲到，即使去村里，也难找到那时的老人。我只好远处眺望，一掠而过。他提到南郭村是夏县党的老前辈金长庚的老家，现在他家没人在村里。这就注定我们一行只能集中去马窑、泗交到韩家岭公路一线，那是我将花费较多时间的重访之地。
夏县城里，当年住地早已重修，难寻旧迹。入夜，华灯初上，月明如洗，缓步走在小小广场与宽敞的大路边上，抬头四望，远山近野，东西相对，这个灯火明亮的小城，突起在山野之间，愈加衬映出河东平原和中条山的绚丽风采。回想在那烽火漫天，祖国危难之时的生活情景，几多感慨，几多怀思不禁涌上心头。
呼吸着早晨八九点钟的清新空气，小车顺着通往东山的大路行进，涑水缓慢地自东及西和小车迎面而过，水流不大，但清澈如镜，真算得上是中条山流向晋南平野的一道清泓。记得当年，我们曾多次蹬水徒步往来于河的两边，无论春秋，常可于此濯缨濯足，享受它的清冽和甘凉。这条路原是通往泗交及后山的横岭、唐回的山乡公路，现在因为“引涑供运”之需，河岸得到改造，大路坡缓道平，也是一项改变山区面貌的工程。路是溯流而上，沿途村庄多在半坡下绕行而去，那半坡上的马窑村无法靠近，只能望望罢了。
马窑在战争期间，是嘉康杰时常来往之地。我想看看马窑，实是想表达对这位革命老前辈由衷的敬佩和怀念。他在中条山坚持革命斗争，打起红旗，与反动派的“围剿”、追捕作了多年较量，足迹遍及大小村庄，敌人无可奈何。以至民间传说他有土行孙那样钻山人地的本领，成为神话。抗战前夕，他接上隔断有年的党的关系，接受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政策，回到晋南，登高一呼，一下就动员大批青年参加八路军。他的影响如此深远，在晋南、中条山一代人的心目中，可谓“家喻户晓”。随后他又返回晋南，和金长庚等人一起组织八路军在晋南河东的游击大队，这支部队的后方就在韩家岭、马窑一带。募集部队的给养、衣被均集中在马窑，这些物资有相当部分是嘉康杰和一些老共产党人带头从家里拿出来的。那时我曾随同他从山下到马窑、韩家岭，亲眼目睹他对年轻同志平易近人的态度，以及质朴节俭的作风。他对待各村的群众更是亲如一家。就是那么短暂的几天，使我受益匪浅。“十二月事变”后他被国民党特务打了黑枪，无论是跟他一起闹革命的共产党人，或是拥护革命，拥护抗日的绝大多数群众，无不深感悲痛，无比激愤。现在我们走在半山坡下，遥望马窑村分散在山间平地当中的一层层窑洞，回忆嘉康杰老人那神勇无畏、忠诚革命的伟大胸怀与革命情操，虽然历史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在内心仍觉十分激动和兴奋。
泗交也是我当时熟悉的村庄，顾名思义就是四条小河在此交汇下流，往下就是涑水了。“涑水先生”也是司马光的别号，可见在他那个时代，涑水就已经有名气了。我原认定司马光就是泗交村人，直到昨天在司马村才发现了自己的谬误。其实泗交的几条小河，水量都很小，就是几股山泉水，集水区域很短，但汇合为涑水后有一定的水量。目前已将其引向运城，作为城市供水水源，得到保护和利用。泗交村庄并不大，且河水涨落无定，荒滩多耕地少又不固定，只是由于它处于上下村寨的交通要冲，是半山腰唯一的赶集场所，也成了这一带的中心。那时我们在韩家岭上下往来，进出活动均须经过此地，也成为工作上必须抓的重点。我曾在此发动建立群众组织，发展司马发任入党，促进党支部的建立。发任不久经推荐上调，先后在晋东南、华中、东北等地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华南地区党群和农业部门担负重要职务（这些是不久前才知道的）。在山西“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部顽军及日伪军先后控制东山一带达几年之久，人民群众遭到蹂躏，蒙受很大的苦难。泗交、韩家岭各村党组织和敌伪、阎顽进行反复斗争，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此时我已远离晋南地区，难知究竟。这次回来，仍然相当吃惊，村子已不再是沿水而建，分散的几十户人家，有了一条不大宽敞，但较为整洁的街道，有一个小巧精致的会议厅，虽说是山区一般的建筑，但却给人以清新之感。过去的痕迹已很难找到，虽然时间已久，但目睹泗交这样的山村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自是兴奋不已，感慨万千。
时近中午，事先约定在此简单用膳，垫垫饥，无非是萝卜白菜、土豆、苞米，使我不禁忆及过去的生活，别有一番滋味。那时在夏县山区的生活虽比较困难，但并不粗涩，真切感受到和大伙儿在一起的温暖和满足。现在吃的东西，依旧是土生土长，并无稀奇之处，但多了点“俏荤”，讲究些“调和”，吃的也更有味道。如今吃的质量高了，更增加了兴味，我为这个变化高兴，也为山区的进步高兴。
带着一些兴奋、几分愉悦的心情再往上行。泗交离韩家岭本来就不过十来里路远，我们一面走，一面四处张望，转眼间韩家岭的身影在半坡上已隐隐可见。在坡下一个小河汊转弯之处，小车停下，我们则步行上坡。我对此处印象很深，记得那年夏秋之际，我们夏县县委几乎所有人都生急病，只有我和柴泽民两个轻病号，承担下坡挑水的活路，坡虽不大，但仍有两处很陡，上山很感吃力，一次只能挑起两个大半桶水，一瘸一拐地爬坡，实在不行了，就把两根扁担合在一起，把没装满的水桶抬上去。现在仔细一看，已不是当年的坡了。可能因为河水位置变迁，岭上人家也有了变化，重新开的漫坡的小道，坡上的房舍，似有似无地挤在山坳和林盘之中。不禁使我想起头两天常增喜说过的话：“不是房子小了，道路窄了，是我们现在的眼睛大了，瞅这坡这屋者5变/J、了吧！”
上坡瞅瞅，这韩家岭村却真比那时候小得多了。原来村里地势高低不平，房屋和村里的小街道全是倚山势、顺山形建造的，只有我们住屋的前院，有巴掌那么大的平坝，几个人能在那里出出操，跑跑步。一个小山弯把村里折成两条小道，鸿盛家也就是我们住的那间屋，偏在一边，背靠后山的陡坡。如今没有了那半条小街道，鸿盛家屋子前边全露在外，没有档头，房屋还是老样子，破旧不堪。侧面两间房子已不能住人，我们住的那间大屋，里面还能凑合，左边那张住十二人的大炕还是那个样，只是没了外边遮挡炕头的半截门窗。供大家学习集会，晚上拼起来让两位女同志休息的两张桌子早没了，屋里我和任笃信曾居住的半边阁楼，上边有了缺口，早已无人居住。原来这家三面有屋，围成一个小院，现在也不存在了。
村里人告诉我们，“十二月事变”发生后，中心县委和八路军游击队被迫撤离，鸿盛家遂遭浩劫，几乎家毁人亡。挨着他家的半边街道也陆续遭到破坏，人们逃荒避难，那家、那屋只得都扔下了，直到这个区域解放后才陆续返回。原先的家多已无法居住，人们撇下老地方，在别的坡上另搭房子。
我踯躅在这古老破陋的屋子旁边，回想那艰苦残酷的战争岁月，再次忆及嘉康杰老人在这深山老林里，擎起革命大旗与反动派巧妙周旋，他倾家献产拉起中条山的八路军游击部队，韩家岭、马窑一带实际就是这支部队的后方基地。我更感沉重地回忆起韩鸿盛，这个朴实、敦厚的庄稼汉子，在嘉康杰的领导和影响下，献身为党，把自己的家——一座山村的小院做了夏县中心县委的机关，无私地把家里的粮食、柴火供给县委和游击战士，随后他又服从党的调动去晋南工作。在他不幸牺牲之时，他可能还不知道他的家属也同样蒙难牺牲。我永远难忘值得人们敬佩的焕儿娘，一个孱弱的农村中年妇女党员，她一直支撑着鸿盛忠诚于革命的事业，在鸿盛走后，她肩挑着全家人的生活和为县委机关服务的两重担子，在反动派制造的“十二月事变”中蒙难牺牲，丢下了年迈的老父和幼小的儿女。老父含恨辞世后，只剩下孤苦伶仃的三兄妹逃难流浪。想到这些，再回头看看这断瓦残垣，破旧不堪的老屋，几十年前的往事齐涌心头，令人感慨万千！
正在此时，小孙主任引刚追来的韩焕锁见我，原来他就是鸿盛的次子，现在距此较远的一个村庄当小学教师。我在韩家岭时，他只几岁年纪，不说名字我是无法认出来了。他的到来使我又重新在鸿盛家前边徘徊良久，听他讲述后边的故事：他家和韩家岭村遭到践踏破坏的悲惨时刻，他只有六七岁，在父亲远出，母亲牺牲，老祖父含恨辞世之时，党组织已无法照顾他们，兄妹只能临时投靠外村的姑姑，过着半饥半饱的流浪生活。不久席荆山及党组织陆续潜入这一带开展工作，找到他们，凭借他们年幼似不懂事的有利条件，以流浪儿童的形式出没于敌占据点附近侦察敌情，搜集情报，直到这个地区得到解放，他们一直跟着党组织在农村中做群众工作。解放后哥哥焕然曾在西北某企业做党的领导工作，一直工作到离休。他因年纪小要求读书，得到党组织允许，由公家供养上学，中师毕业后回夏县乡村教学至今。由于教学单位变动，离家较远，不能住在韩家岭，故居破旧也无力修复，事实上由村里照管。最近村里拟将其完全拆除，其地皮另做他用。焕锁为此深感不安，他匆忙赶来，即为反映意见，希望能够把他家这个老屋保留下来，公家出资维修，使他能回村里居住。他认为，最好将原中心县委居住的那间屋作为革命遗址，留给后代纪念展览。趁这次我来此之机，省、县都有人同行，借此机会反映。
在场几人对焕锁的反映，均认为很有道理。我和常增喜尤为赞同，我以为嘉康杰的事迹和中心县委在革命战争时发挥的作用，在夏县及附近地区均有大的影响，保留革命遗址，至为必要。以鸿盛和焕儿娘两位共产党人，无私为党的忠诚表现和全家蒙难的壮烈史实，就值得保留其故居遗址作永恒的纪念。但我们却无力给予实质上的支持，小孙主任也不好表态，只能把问题带回去，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张君。他首先表示对这一系列的革命事迹深表感动，很抱歉在运城地区工作有年，却没有深入了解这些革命史实。革命前辈们献身革命的英勇事迹和精神风貌，永远使人铭记难忘。如故居拆除将使夏县地区失去一个珍贵的红色实物教材，花点代价保留下来，使之成为这一带的红色纪念馆，非常值得，非常必要。他将出面吁请有关单位，实现这一很有意义的愿望和请求。
他的话即刻得到在场人们的一致赞许，我也倍感欣慰。看来办好这件事很有希望，我衷心祝愿这个愿望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
尾声
来到运城，标志着长达十多天的山西——晋南之行的结束。十多天时间不算短，但走过的只是很少的村庄，见到的也只有很少的人们，心中依然留下了不尽的追思和怀念。
我来得太晚，有很多故友已经不能见到，见到的故人或其亲属子女，也是相见即别，难有再见的机会。唯有在翼城、曲沃一同坚持斗争的常增喜，三十六年后始得一见。古稀之年再次相聚的老朋友，犹似当年那样的青春热情。从太原到运城，心情都一直非常兴奋。在访游途中同样感慨追思，十分珍惜这次相聚。因为我们都明白，难得再有这样好的机会了。
张君和常增喜送我到运城车站，我们一直言语不多，但却感受到一种依依惜别的情意。
我突然发现，老友的眼眶已经湿润，半晌无语的他忽地发出略带嘶哑的声音：“再见吧，老郝，祝你平安！我绝不相信这是咱们最后的会面！”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此刻我才发现，我的眼睛早已湿润，有些发酸…．．
归来以后，心潮难抑，即此赋诗，以记韩岭之行：
韩岭行（1992年作）
故山惊秀发，绿掩来归路。涑水汇泗交，清流径南去。
翘首向韩岭，丛荫不知处。登临寻故地，山村为往复。
还记当年事，历历如在目。老少十余众，聚集始一屋。
沟底强挑水，深谷负薪木。黍豆粥味甘，衣被屡翻补。
康杰与鸿盛，熠熠仰烈武。全心为革命，倾家济军伍。星火燎山野，大气斥腐鼠。
正义自凛然，热血沃中土。几番经劫难，村郭尽焦毁。英烈血染就，人间云始霁。
五十三年事，侪辈今余几。小楼尚巍然，宅院早倾圮。娓娓话家常，行见故人子。
嗟我今来迟，叹息难自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