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文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做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复杂环境里，他曾三番沉底，三番复苏。尤其是“文革”中被抽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他，敢于当面揭露康生的嘴脸，张贴打倒康生的大字报，但亦由此被关押达十年之久。“文革”后幸得胡耀邦同志亲自审查，才得以平反。
劫后喜晤广文同志（1995年作）沧海飞帆正雾浓，感君协助启迷潆。并肩两地如昆仲，放眼全边扼要冲。骇浪迭吹伤失落，烟波弥漫没孤忠。春风骀荡云开后，激荡情怀相与同。初识李广文同志在1940年冬。1947年后，长时间少有接触联系，但在革命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同志情谊，垂老难忘。在那严峻斗争的困难时刻，是他帮助我启迪思路，开拓境界，迅速适应残酷的战斗环境，学会怎样做好自己肩负的工作。他是我衷心感戴的真诚无私的革命兄长。
我们北方局巡视团的成员一到冀鲁边区，即参加工作会议。与会的边区主力部队和地方上的中高级干部，一起讨论如何贯彻北方局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若干政策问题和对边区当前工作的指示，并就此发表各自的意见。其中三地委书记李广文的发言，尤其给人以突出、深刻的印象。我们事先已听到介绍，李广文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在津南一带农村做地下工作。他常扮成卖笔墨纸张，也兼带贩点小书的小贩，背上褡裢，在村里转悠活动。战争开始后，在党的指示下，他参加党发动和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以后又是边区党的特委的领导成员，他对北方局的指示作的发言，比一些同志领会得更为深刻，能和边区斗争的实际相联系。在分析边区工作的得失时，他并不局限于三地委的工作，对津南鲁北的全局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谈话客观中肯，也不隐瞒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使人信服。对边区的未来，他更多地强调要依靠自身力量，坚持斗争，团结军队、地方以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困难，走向胜利。我听了他的发言，恍如听到一位教师给上了一堂生动的斗争实践课。巡视团的李炎同志也有同感，曹戎更称赞李广文有“大将风度”。嗣后，又因他的要求，我被派到三地委工作，实际上成为协助他工作的直接助手。他见到我就说，现在地委就我一人，有事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你来就好了，咱们一起把三地委的工作担当起来。我说：“你对我的期望这样大，但我真不知道能否胜任这项工作。”这是我从内心发出的真诚的表白。在紧张而繁重的地委工作面前，我的脑子犹如一张白纸，简直不知道该做点什么。但他却很平静地对我说：“过去咱们谁干过这样的工作？问题在于，你选择了革命，革命也选择了你，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党对一个党员的要求，同时又是一个党员对党的庄严承诺，你只能义无反顾地去承担这个责任和义务，没有退路可言，也不应该讲出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他的批评一语中的，使我深为折服，树立起工作的信心，更感到能和广文一起工作是我最好的选择。
我在三地委工作只有半年多时间，基本上是和广文在一起。我们到农村支部，到区、县和干部谈问题，谈工作，了解干部中间各色各样的思想动态，并进行思想工作。碰到“敌情”，要对付敌伪军的奔袭和扫荡，使我对敌后地区斗争环境，有了更深的了解，也知道应该如何去做地委的工作，解开了一些在工作与斗争中遇到的难题和疑问。比如一个县委书记，被调做县长，而由他原先的助手或下级，接替他的县委书记的工作；反过来在党内他还得接受县委书记的领导，对此，我一时甚感不解。广文却以“在边区此类事例不少”来说明事情的始末：“县委书记自然是县里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但是在现实战争环境下，县长不仅是一县的行政首脑，还要兼任县大队长，率领武装，和敌人战斗，所以特别需要有全面的领导能力。把县委书记调任县长，这是革命的需要。但是在党内，县长还要接受县委的领导，这是党的组织原则，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党的组织观念的重要考验。这里重要的是党组织对如何使用干部，应当心中有数，不是以一时的工作安排来定干部的高下。”他这么一说，使我的思想一下开了窍。他还指示当时还处于地下的沾化县委的同志，要抓住时机，主动取得清河区党组织的领导，以求打开沾化地区工作的局面，不要顾及原属三地委领导，因而对向清河区联系靠拢有所顾虑。他一再强调：“这是个大局问题，关键是沾化工作的开展，将促进打通清河的重大战略任务的实现，使边区斗争不再孤立，沾化归边区还是归清河区领导，要看谁更对革命大局有利，三地委诚心诚意欢送你们去清河区！”他的一席话，使我的思想豁然开朗，真心感受到那种高屋建瓴、胸怀大局的高尚情怀，使人十分折服。
半年时间异常短促，却使我真正体会到广文对我思想上的启迪和工作上的具体指教、帮助。但此时他却从区党委带来突然的消息，调我去二地委主持工作。这使我十分惊诧，以我当时年轻幼稚，毫无经验，怎能担当起和广文一样的重担？我向他真诚地表示：干不了这样的工作。他却很诚恳地对我说：“你能够挑起这个担子，咱们也相处了这么些日子，有许多事我尽量让你出主意和处理，不是都办得很好吗？区党委早有考虑，我和子孚同志都很赞成。我只有点小意见，你离开三地委，对我们损失太大，不过小局得服从大局，我怎能让你留下，不让你去担负更重要的工作？”
尽管广文对我再三鼓励，我还是感到难以接受。我说：共产党员服从组织决定，没有二话可说。但要我去独当一面，主持工作，岂不是赶着鸭子上架？这几年我几次调动工作，都没感到为难，但这次调动太突然了！真难以想象，到这样的岗位上，我会把事情闹成什么样子？
“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新的工作，这种态度是好的，它可以时刻提醒自己，抱着这种态度，团结好一起工作的同志，有事多和大家商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信心把工作做好。这就是说：一要谦虚谨慎，二要相信自己。一个党的干部，党要你去挑起更为艰苦复杂繁重的担子，虽然你从未干过，你能不去挑吗？出点差错难免，但只要抱着上述两种态度去努力，事情终究可以办好。我当初也和你现在一样，刚刚接受党给予的担子，心情也十分矛盾，甚至于很痛苦，真不想接这个担子，反过来想，入党干革命是你自己选择的道路，不管这条路上有多大的困难，也得自己去承受。不会干，干不好，就得自己学着去干，把它干好嘛。现在组织上对你信任，交给你重担，你怎么能没有信心，辜负党组织对你的期望呢？”面对广文对我的恳切开导，我只能勉强地回答：我当然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只是感到压力太大，怕自己承担不起如此重大的责任呀！
广文紧抓住我这时的情绪表现说：“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在我的印象里，你是一个乐观、自信、不轻易说不行的人。今天这样的情绪，和你一贯的风格不符，你应该坚决甩掉它，永远保持开朗、实在、虚心，敢于承担责任的作风，勇敢地走上新的战斗岗位。我衷心地期待你在二地委工作的好消息。”
看着广文诚恳和信任的目光，我还能再说什么呢？也无法再坚持自己原先的想法。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我走上新的岗位。正如广文说的那样，到二地委也只一年多工夫，我是在不断发生错误，又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后，我从地委书记改任副书记，也是我原先所期待的结果。我并未因此降低自己的责任感，认为这和我在实际工作中的能力更为符合。在一段时间内，我像一个任性的不懂事的孩子，犯了对抗上级领导的严重错误，又一次接受广文和其他同志的帮助教育。在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之下，最后得以转变过来，广文的严格批评和耐心开导，起到很大的作用。
1944年，二地委突接区党委通知： “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经李广文同志建议，为使三分区能集中力量，巩固新海、盐山、庆云、阳信阵地，开拓碱河以北及无棣等地的工作，区党委确定，将商河县由三分区划归二分区建制，并由商河县委书记赵元明负责向二地委汇报和办理交接事宜。”在具体交接工作时，赵元明告诉我：三地委对商河问题作过反复研究，由于三地委和分区要集中力量，打开阳信以东和无棣的局面，又要和四分区协作，逼近惠民；北面要巩固新海、盐山，发展碱河以北，还要兼顾海上，战线拉得很长，占了天津、济南间直线距离的大半。商河这块分量也不小，要开拓商河、路南一大片，用力小了不行，大了又分散了向北、向东发展的力量。如只把路南这一块交给二分区，路北仍为商河县，留在三分区，这样路南斗争将会失去依托，等于把困难交给二分区，条件较好的路北留给自己，三地委绝不能采取这种以邻为壑的办法。广文为此考虑很久，毅然建议将商河全县范围及现有全部力量一同交给二分区。这完全是从斗争全局出发来考虑，此点在三地委内部得到普遍的赞同。
赵元明还提到有段时间三地委干部缺乏，他便由区党委决定调来三地委工作。他本人仍希望能在斗争第一线，也就是在县里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恰逢区党委给三地委增派了副书记，因而同意他先到商河工作。这次商河领导关系改变，三地委考虑到商河工作的分量，认为此时将县里主要领导人抽出，客观上留下了本位主义的印象，因此李广文拍板，要赵元明代表三地委移交商河的领导关系。赵元明是否回三地委，由二地委斟酌确定。
从商河领导关系的移交和赵元明的去留，广文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了。他那种胸怀全局，公正无私的党性原则和道德风范，使我深感钦佩和崇敬。他明明知道，二地委多半是要留下赵元明，但他还是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我们二地委的人和他的高风格、高姿态就相差太远了，我们是不会把赵元明这样的同志放走的。
1944 -1945年，我们一同参加了在史家口召开的渤海区民主整风会议，又一次聆听广文深刻、严谨，时有精辟议论的发言。尽管大家都在同一个地区——渤海区工作，但随着大反攻号角的吹响，全区除临近天津、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和津浦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外，腹心地区和中小城市已陆续解放，一、三两个分区合并为新的一分区。广文和二地委的曾旭清一样亲率部队迈向沧州、津南前线，以主要精力投入军事工作，履行一军分区政委之责。不久我也离开二地委到华东局党校学习，后转入支前工作，并在不久后南下中原。在豫皖苏区时忽闻渤海区在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的土地会议上，区党委和部分地县委的领导班子，被一窝子搬掉。不久又听说康生到渤海任区党委书记，华东局民运部张晔、刘格平接任区党委副书记，稍后又听说，张晔担任了区党委书记，李广文也被调区党委工作。乍闻此讯，使我思想甚为震动，处于矛盾心情之中。中央“五四”指示在解放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的精神，我们早已听到传达，衷心拥护，对于为贯彻实施土改而采取的许多措施，我们也是无条件地赞同并坚决执行。但将渤海区原有领导干部、部分地县领导干部一棍子扫光，却又让人太感突然！王卓如、景晓村、夏戎以及曹戎、刁一民等一大批同志，怎么可能都犯下这样骇人听闻的错误？怎么也想不通，难以接受。想到渤海区这时的情景，可说是眼前为之一黑。同时听到张晔、刘格平这些熟悉的老同志参加了领导班子，却又感到一些欣慰。特别是广文，我以为，他早就应该到上一级党委做领导工作，现在这样的安排正是顺理成章的事呀！
我又一次转移到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岗位。渤海事件的暴风骤雨渐渐远去，新班子据说已经稳住了渤海的工作局势，原来被换下来的大批同志也都陆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未听说遭受什么“处理”，这段历史同样也已过去。不过，每当听到渤海和山东一些同志的近况，也总想知道得更多一些，也更容易勾起对那些年月的深沉的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听到山东地区有过几次大的调整。较早的一次是三个区党委行署被撤销，李广文因此到了山东分局任组织部副部长（传说部长为张晔）。过后一段时间，忽传新的消息，山东分局对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李广文及另一副部长等人“地方主义”“宗派集团”进行严肃批判。那时这类消息并不公诸报端，我们也无法得知内部通报文件，不明事实真相。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同志虽然是山东老乡，抗战后期已不在山东工作，他也弄不清李广文等是何许人也。但他相信他们一定犯有严重的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不然怎么会由省里组织对他们进行批判？我无法和他辨别以往那段历史，摆清事实，只能说：依我原先的印象，李广文可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呀！怎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他却听说：李广文态度极其恶劣，可能会受到严重的组织处理。我们两人都是这件事的旁观者，都不明了批判的实质内容和事实，只能是议论议论而已。以后不久，又听到李广文在被批判斗争后，下放到青岛做基层工作，具体做什么也弄不清楚。在山东发生的这一次大批判斗争，似已告一段落，但在我的内心里，却始终难以理解李广文怎么会犯这样的大错误。
此事前后达两三年之久。1955年我在北京参加业务会议时，忽闻人言，山东省的领导又“翻了烧饼”，据说陈老总代表华东局到山东检查处理山东分局某代书记的重大错误。并宣布前一时期对李广文等人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彻底推翻加之于他身上的不实之词，李广文等人又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那时也听到传闻，山东下面同志有这样的说法：山东这些年，老是“翻烧饼”，使下面的同志无所适从，翻一下就要检讨，受一次蒙蔽；但接着又翻过来，发现原先的检讨实际是又一次受到蒙蔽，似乎还有人直接向上面反映这个意见。
不管怎样，前些年加在广文头上的帽子终于解除了，我为他能得到实事求是的公正处理而高兴，虽然我无法和他直接通信，或当面向他致意，但相信彼此之间心是相通的。
这以后不久得知，山东省又经过一次组织的调整，山东分局不再存在，重新建立山东省委，李广文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处书记，他的工作又上了一层楼。这无疑是他发挥自己潜能的大好机会，当然也无法预测，今后还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
1957年是政治运动突出的一年。我们都已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难以听到一些同志的音讯。1958年突然从报刊上看到重大新闻：山东省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又掀起了一场党内反右的重大斗争，集中揭发批判省里三位领导人：其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卓如被划为极右派分子，省长赵健民和书记处书记李广文均以“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反党集团”罪名受到批判和撤职处理。这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让人无法接受。这三位同志都是我熟悉并十分敬佩的领导和战友，为何竞同时犯下严重的“反党”错误？这些在白色恐怖和战争年代出生人死，一心为党的老共产党人，怎么可能都成了猖狂反党的罪人？他们也许在工作上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可能是什么猖狂反党分子呀！那时类似这样的案例，早已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我所知晓的就有重庆的张文澄、陈筹，浙江的彭瑞林，云南的王镜如，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建工部的陈永清等人。公诸报端的实际就是组织的结论，它不允许有任何的怀疑和不满，这对山东来说，自然成为更大的一次“翻烧饼”了。对于我这个离开山东已久的人来说，只能将这种惶惑和不解默默地藏在胸中。
藏在思想深处的暗淡的阴霾，随着“三面红旗”的狂热和火暴逐渐冷却。到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功过是非，得以提高党内民主的程度。一些受过批判以及处分的干部，在党内的甄别平反中转过身来，原先错误的处分被撤销或部分有条件地撤销，但和反右派斗争挂钩，不属于“大跃进”中的问题，则排除在外。山东这几位领导人的问题，重新解决的希望似很渺茫。
以后不久，突如其来的佳音，犹如一道清泓，沁人心脾。1958年山东三大反党案，也被列入重新甄别的范围。当事人被通知到中央党校学习并重新审理。这意味着他们受到的处分包括“开除党籍”在内，也都平反有望了。但我与山东同志已无任何联系，只能期望早日知道他们的好消息。
1963年末，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专业会议，见到王卓如同志，他已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得知他们三人的案子，都已翻过来，并已重新工作，李广文留在党校，因他正在山东，没有机会见面。
和卓如多年不见，见面自然都很兴奋，但却无法多谈他们所受处分的经过和内容。卓如提到，在批判他们的错误时，他和李广文还有一条共同的更严重的错误，就是“包庇坏人”，坏人是谁？就是原渤海二地委组织部长于梅先，他也是我最熟悉的人了。于梅先也是抗战以前的老党员，因病休息多年，却因生活作风问题及在本村宗族纠纷中受到牵连，被作为坏分子定罪。在服刑期间，他曾多次向卓如和广文写信申诉，并反映本人治病和生活的困难。他们二人都曾给他送过衣物，广文曾去服刑地探望过他。听到这一点，我不禁叹息。心想，此事如换了我，怕也是一样犯错误，毕竟我比卓如更熟悉于梅先呀！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于梅先已刑满出狱，此事也不再成为他们二人的罪状。几位老同志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过去发生的事，不再计较，而是愉快地走向未来。对我来说，能够见到卓如和他的夫人朱凝同志，倍感欣慰。只是和广文未得一晤，稍觉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