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后两三年，我大部分时间工作在三线建设工程现场，到京时间少而短促，失去了和一些老同志见面的机会。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来临，更使人们几乎全陷入这一场空前的浩劫之中，大家都自顾不暇，遑论其他。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可说是触及每个人和每个角落，谁也躲避不开！在我所熟识的人中，只有三几个人一度走红，却也只是过眼烟云，早早消散。多数人则一开始即被淹没渊底，不明究竟。我偶尔从街头小报、大字报中间看到一些不三不四的小道新闻。一次发现有报道“中央文革宣传组”李广文活动的消息，不禁愕然。广文已在中央党校工作，为何一下到了“中央文革宣传组”？那时“中央文革”的人员可算得上是炙手可热，不可一世。即使是其下边的宣传组，在人们眼里也是了不起的呀！不过时间不长，又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王关戚”被关押起来的新闻，附带也披露李广文是“五一六”分子已被逮捕的消息。乍闻之下，恍然莫名。广文这个人，从背着褡子走村串户闹革命，到战争年代担当一个地区斗争的领导重任；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两次劫难，“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几顶帽子加于一身，几经沉浮，怎的又成了“五一六”分子？这次恐怕是永远不得翻身了。回首过去战争年代的革命友谊，我不禁黯然神伤。
在“文革”中，我经过多次批斗和羁押，至1970年获得“解放”，并有机会去北京参加经济计划会议，见到当时在中央党校的周逸。她长时间在党校做党建教研工作，也受到“文革”的“磨炼”，其独生女被动员上山下乡，本人拖着病躯坚持学习，接受教育。一次晚上回家竞跌落在阴沟里，次晨才被人发现扶起，闻此我甚感难过。对党校发生的许多事，碍于当时气氛，难以多谈。提到李广文，她只说已经揭露出来是“五一六”分子，因写“打倒康生”的大字报被逮捕，也不知其来龙去脉，仅此而已。我脑子里一直存在的对此事的疑团和悬念依然如故。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再见到周逸，她已恢复工作几年，得以有机会谈及一些往事。谈到她在党校二十多年以及党校历届领导人杨献珍、林枫最后的遭遇，自然也联系到李广文在党校的命运。此时，党校都已知晓李广文仍在秦城监狱关押之中。周逸以为：李广文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这个人来党校没干过什么事，“文革”开始，却跳出来公开贴杨献珍、林枫的大字报，并把林枫赶下台，他上了台，还进了“中央文革”的宣传组，算得上是“四人帮”的忠实干将。他写康生的大字报，不过是他们内部矛盾的爆发，算得上是狗咬狗，都是一丘之貉。
我告诉周逸：我和李广文相识甚久，他过去的高尚风格一直为我所尊重和崇敬，怎能一下变得像你说的那样，判若两人呢？周逸说： “你那是二三十年前的老印象，早就蜕化变质了呀！”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场小辩论，谁也改变不了对方的观念。
1977年，粉碎“四人帮”已经年余，而广文仍陷在监牢之中，确实令人不安。
胡耀邦同志入主党校后，该校在“文革”中受到打击批判的一些同志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听说李广文一案，包括列入当时所谓“李桑集团”名单的人，也将得到重新审理，李广文也被通知回到党校。
时间很快，我又一次到京开会，并急于去一趟党校，想探明究竟。我还是先找到周逸，请她告诉广文的住址及其近况。周逸这回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她说：还是你上回说得对，李广文这下算是彻底平反了。并说，胡耀邦同志亲自审阅了他的全部材料和李广文所写的《打倒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康生》这篇分量很重的大字报，迅速作出为李广文平反的结论，并把李广文接回党校休息。周逸说她没有见到广文本人，据说精神还不错，只是坐了十年监牢，身体全搞垮了。
胡耀邦同志亲自审查了全部材料，为李广文平反，在我的心目中，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哟！就凭这一点，像周逸这样原则性、组织观念特别强的老同志，也一下豁然想通，真不容易呀！在党校一个新修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广文，这也是从渤海分手三十年后第一次见面。对广文来说，这是经过几番风波，几番折磨的三十年。这时他从秦城监狱十年铁窗返回党校，给他安排了一套新修的宿舍。他看上去身体很虚弱，谈起话来，略显低沉和缓慢，但头脑仍很清楚。或许是刚从秦城监狱出来，又看见久别的老同志的缘故，人仍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之中。他说：从党校被逮捕送到秦城监狱以后，漫长的十年都关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屋子净空较高，电灯高高在上，金属什件及一根腰带都被搜走，这自然是防止意外的保护措施。很长一段时间，连一点放风的机会都没有。这回出狱一查，关出了一身毛病，尤以脉管炎为最，腿腰剧痛，行动困难。更严重的是思想上的禁锢和折磨，作为一个重犯，个人单独禁闭，与外隔绝，看不上报纸和任何书刊，外面的任何消息均无从得知。成天只是面壁静坐，回思往事，脑子里整日空荡荡的，等待末日的来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从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不论千条万条，我绝不认为给康生写大字报这件事做错了，因为我看透了这个人的丑恶面目，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即使因此而毁掉了自己，也绝不后悔！长时间的关押，头脑难免会麻木。这两年管得似乎松了点，家里能有人去探视，送点衣物和药物，但仍不知外面出了什么事，还是那样呆头呆脑，直到从秦城监狱出来才逐渐明了一切。若不是党以回天之力，粉碎“四人帮”康生一伙的罪恶阴谋，我必然是石沉大海，难以出头了。
他还告诉我一奇怪的事实：从1967年7月被捕入狱以来，对他并未有过一次审讯或谈话。丢进监狱似已不再有人过问，加在身上的只是无休止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因为监狱里似乎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他这个“待决犯”。他们的职责就是严加监护，不给一点好颜色看。实际上他几乎成了被遗忘的人了。
谈到他被逮捕的前前后后，尽管我事先已经听说过这令人惊骇莫名的传奇故事，以及对他毁誉不一的种种议论，但听他详谈此事的全过程时，仍感到震惊。同时，从他那严肃的表情下，仍可窥视到他内心的激动，毕竟这是他一生中受到打击最大最严重的事件。
他说：过去没有认识到康生这伙人的阴险、诡诈，总以为他们代表了中央领导的正确意图，现在才看清楚了，那时候的党校是被康生当做其后院来使用的。我虽然一度参加到党校的领导里面，但党校在“文革”开始以后，已无正常的工作业务，实际就是在造反派的操纵之下搞什么大批判，而造反派中一些人已被抽去中央文革小组，到各地去做煽风点火的干将或打手，连我也在1967年春末被抽调到中央文革所谓的宣传组，为他们冲锋陷阵。问题就出在有一次康生召集我们几人交代任务，要我们以宣传组的名义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批斗所谓“国际间谍”李敦白。那时我们确实追随康生很卖力气，盲目地认为康生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中央，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因为像批斗李敦白这样重大的事情，没有中央的指示，能随便乱动吗？
广文接着说：我们确实按照康生的要求，一五一十地去做了。还自以为是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求进行了正确的革命行动，一点儿也未想到自己所犯的政治错误，已经到了不可原谅的地步。但这是康生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只是他的忠实的执行者。没几天，康生突然通知我们这帮人速去他处谈话。我们不明究竟，连忙恭恭敬敬地去听候他的指示。谁也没有料到，康生的态度异常严厉，没等我们说话，便拍桌怒斥：谁要你们去广播电台批斗李敦白的？这简直是反革命行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下被他的大声训骂给吓唬住了，一时竟都说不出话来。但他却毫不罢休，要追问个究竟。看样子，进驻广播电台这件事真的惊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追究到康生头上来了，所以他着急了，现在抓住我们不撒手，无非是要从我们这里找他的替罪羊。
“你知道，”广文对我说，“渤海土地会议中间，康生就来到渤海，还临时担任渤海区党委书记，以后又到山东分局，和我们一些人接触较多。‘文革’开始以后，他通过其他人，要求我们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应当说我们对他也不算不熟悉，平素对他的言行也有些感觉，但总以为他是中央政治局成员，从未想到他有什么问题，对他的话一直深信不疑。但眼前发生的事实在太突然了，怎么也不会想到康生竟是这样卑鄙奸诈的小人。我实在忍无可忍，可又能说什么呢？对他的任何顶撞，都将成为极严重的犯罪行为！他肯定会对他当时的言行一推了之，我们也奈何他不得呀！此时我突然想到，那天康生讲话时，我怀里揣着一个小本子，当时还作了简单的记录。我尽量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掏出这个本子说：‘康生同志，我怎的弄不清楚，你责备我们是什么意思？你现在追问我们这些，不都是你指示我们去做的吗？幸好我的笔记本里还有那天你谈话的记录可以作证的呀！’于是，我把笔记本里记录那天谈话的一页翻出来，念了一遍。其实也就二三十个字，仅只是康生那天要我们去干什么的重点。末了我另说了两句：‘这是那天当场的记录，不可能是现在临时编造写在上面的嘛。’我这么突如其来的举措，使在场的几个人都十分惊愕。他们怎能想到，我敢拿出这个小本子，把康生的‘斥责’顶回去？按当时的说法，顶撞康生，岂不就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吗？但我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把胸中的愤懑和激动表达出来呀！
“这当然出乎康生的意料，他大概以为他以追查的姿态，严厉地斥责我们，我们哪敢吭声，他也可以以此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交卷，把自己一笔带过。哪晓得我竟敢来这么一下，可算是在他胸膛上捅了一刀，他半晌未回过神来，一阵哑口无言。不过很快就转过头对着我大声斥骂： ‘这是你们强迫我说的话，不！是强加于我头上的恶意造谣！好吧，我不和你们再讲了，立刻回去，听候中央对这件事的处理吧！’
“问题的严重性，自然可以想到。我回到家里，许久无法平静下来。我原本非常尊崇的党的高级领导，怎么会采取这样恶毒的手段嫁祸于人？这哪里是光明正大的领导，简直就是阴险诡诈的小人！联想到党校发生的几件事，其中就有以‘康办’名义批给党校办的，更证明康生所作所为的恶劣和险毒：党校有一位很老的党员女干部，因为在学习和平素工作中对曹轶欧有些意见，曹轶欧是康生夫人，是党校教务部的中层领导干部，她竟然在大会上对其点名批判，戴上几顶帽子，随后又由‘康办’直接通知党校，将这个同志定为地主分子，勒令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另外的事也大体相似，均是由‘康办’直接插手办的。在党校大多数人中，已掀起轩然大波，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把康生前前后后所作所为连在一起，我忽有恍然大悟之感，把这个人阴险狡诈、反复无常的本质，一下看透了。单从进驻电台这桩事的始末，也隐隐感到被他们这帮人操纵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恶阴影，简直是欺上压下，胡作非为嘛。而我在这个严峻的现实中，竞充当马前卒子，最后还得为他充当替罪羊。现在才明白过来，却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面临严重的组织处理之时，任何意见也不可能反映到党中央领导那里去，只能搁在康生手下‘枪毙’而已。但我素来的为人，不允许自己沉默地承受自己留下被人唾弃的骂名，即使面临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也要把现在看到的一切大声控诉，公之于党和公众面前，表明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立场和胸怀。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我翻来覆去，彻夜无目民，终于下了决心，用‘文化大革命㈠质用的形式和手段，写了一份大字报贴出来，题目是《打倒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康生》。”
说到此处，广文自己也笑了：“现在才知道，陶铸戴不上这顶帽子，他已经彻底平反。但我们那时是受了蒙蔽，不明真相，信以为真。不过反革命两面派帽子戴给康生，还是挺合适的。大字报揭露了三件事，最主要的还是康生授意我们进驻电台又反咬一口一事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另外两件包括那个女同志被定性为地主分子受到严肃处理的事。我一口气写到天明，早上自己拿去贴在党校大墙上。这时顿觉坦然，心里空旷无物，总算吐出了那股不平之气。但我知道末日将临，回到住处与家人静坐无语，等待那一刻的到来。时间很快，早上贴出的大字报，还不到中午，就来了一班武装人员，他们气势汹汹，如临大敌，上来就抓住我，也未讯问什么，立即戴上脚镣手铐，押往秦城。这往后就是秦城十年的铁窗生涯了。”
我对他说：“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那种环境下，毅然挺身而出，以大字报对康生进行公开的斗争，这种英勇气概谁知道都会十分敬佩，由此而招致了十年囚犯生活，真是太痛苦了。现在看来，这十年的劫难却在人们面前还你以清白，示人们以英勇的形象，把这些年来加于你身上的不好名声，一扫而光。这可是难得的呀！”
我接着说：“你自然不会知道，前段时间对你的舆论可多着呢。主要是你本身就是大‘造反派’，是在‘打倒林枫’声中在党校夺权上台的，何况你又是‘中央文革’宣传组成员，你和‘中央文革’、包括康生本来就是一伙。甚至还认为，你写大字报无非是你们自己闹了矛盾，说得难听一点是狗咬狗，这种声音在党校内部就很强烈。这回组织上作出公开平反的结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过，要使事实真相为大家所了解，还要费不少力气呢。”
“我明白！”广文不无感慨地说，“谁叫我在‘文革’开始时跟着他们跑，以致办了错事！那时总以为‘文革’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一场运动，作为党的干部，应当坚决贯彻执行。我也确实受到他们的鼓动，出来写林枫的大字报，哪知道要把林枫掀下马是他们早已策划的阴谋，我恰好给他们当了枪手，这确实是革命同志和群众所不能原谅的。不过我写的大字报，都是关于个人工作作风或对文章讲话中少数值得斟酌之处提出的批评意见，并未凭空捏造，无限上纲，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做这些事是错误的，为他们阴谋夺权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同志和群众把我划在康生一伙那一边，我自己也无法推脱责任呀！现在才理解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仍被搁在秦城监狱，无人过问。真是十分有幸，中央派耀邦同志到党校来，他知道党校是‘文革’的重灾区，对党校发生的问题，进行了彻底清查，正因为我在党校是个有争议的人，他亲自查阅了有关我的全部资料，肯定了我写康生大字报的行动是正义的、坚持原则、敢于和康生一伙斗争的行动。在宣布我的问题平反时，他亲自签署了对我的平反通知书，发给本人，要我长期保存。意思是若有人质疑，可以此通知书作证。如果不是耀邦同志深入、彻底的清查，我的问题也许还会沉埋许多时间。”从广文的眼光和声音当中，深深流露出对党、对耀邦同志铭刻在心的感激之情。
我们都很珍惜这次见面的机会，话也谈得很多，毕竟我们多年不见，但都感受到依然如故的同志间的真诚友谊。谈话大都集中在“文革”前后这段时间，各自的情况及其他同志的情况，过去的一些事却很少谈起。对于以前两次的遭遇，在他记忆里已经淡漠，认为事情早已过去，没当做什么事了。
一些熟悉的同志难免要议论到他回来以后，下一步将向何处去。十年铁窗，换得浑身疾病，组织上要他安心治病，休养一段时间，抽空阅读学习那些长期未接触到的文献和书刊，再作下一步的考虑。这使他落人冷静的沉思当中。等我下一次又去党校见到他时，他的身体、精神已经好多了，自然会谈到下一步的去向问题。他已经有一些想法，觉得离开山东转瞬已有二十年，以前又曾两次挨批，他不适宜再次回去。真正在党校时间并不长，他对党校工作也不熟悉，经过十年折磨，也不宜再留此地。组织上曾经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到地方党委或大学工作，他尚在犹豫与考虑之中。对前两处，我和他的看法一致。到其他地方工作，我以为更需慎重考虑，地方工作即使担任副职，也是千头万绪，矛盾复杂，以他现在的身体和精力，不去为好。王见新同志也常去看望他，王在铁道学院工作，他建议广文去他那里与他一同工作。还有人向组织部建议，要广文去北京农业大学。总之，不管到哪个学校，几个人都认为可以考虑。
在京期间，我也见到当年渤海的一些老同志，包括王卓如、王见新和常来京开会的云南的王连芳等。大家得知广文平安回来，都很高兴。毕竟十多年了，广文长羁牢狱，音讯久绝，疑似沉冤难返，徒增怅惘，如今这一迟到的消息终于来到人们的面前。作为曾经和广文一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其心情甚至比广文更加激动与兴奋，都从内心里铭感党的伟大力量，铭感耀邦同志亲自过问、明察秋毫以平反冤案，落实党的政策的伟大精神。这从李广文，还有景晓村的身上得到确证。若不是耀邦同志以巨大的魄力和精力，详查究竟，弄清主流，明确是非，广文这一大案，还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得到解决。
四
1985年，我被通知参加三区（冀鲁边、清河、渤海）党史座谈会，这无疑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次会。会上很高兴见到了王卓如、景晓村、李广文、苏杰、彭瑞林、王见新等同志，大家相聚滨州，一起回忆当年的战斗岁月。对“三区”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坦诚而充分地发表意见，作出正确而恰当的历史评价。广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休养，在北京农业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办了离休手续。这次他和王卓如同志相偕来此，据他告知，他们先去了青岛、济南，走过当年共同战斗的土地，追怀在那里共同战斗的同志和人民，带着满腔热情，回想那段辉煌的历史，看得出他精神的振奋和心情的欣慰，他已经从十余年磨难的阴影下走出来，依稀可见青春时代的风格和风采。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他不夹带个人的感情，在热情之中蕴涵着沉静和理智，在理智地分析和认识历史中又蕴涵深沉而饱满的热情。他仍然像以往那样凝重、深邃、沉着地分析和看待历史和往事。在对邢（仁甫）斗争和土地会议两大历史问题上，如同许多同志一样，他冷静、客观而又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认识与观点，鲜明地支持在历史事件中受过不恰当批评甚至不公正处理的有关同志，他也不讳言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错误的做法及认识，并且把自己摆在客观历史之中。他的发言对会议起到增进交流和互相启迪的作用。再次看到他，并再次感受他的凝重、深邃和严谨，使人倍感亲切。这也是过去一同战斗的老同志，在四十年后唯一的一次相聚，大家在一起从容摆谈回忆过去。经过几十年沧桑岁月，人人都经过不只一两次的磨炼和升沉，不再是当年那样的激动和浮躁，多了一些凝重和深沉；不再是那时候领导和被领导，前辈和后生间保持的尊重、关注和拘谨，而是老同志间在血与火中凝成的战斗情谊，时刻铭记，难以忘却。我再次感受到广文和我战斗的兄弟情谊。然而，这是同志们中不会再有的一次聚会了。如今回思，弥足珍贵。
时间短促，在以后十年中，我还是每次去京即到党校去看望广文和周逸。他在农业大学工作时间不长，即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办了离休手续。他的身体也不再像青壮年时代那样，可以无休止地战斗工作，尽管他的思维还很清楚，但却逐渐褪去了以往的敏捷。他自己也知晓，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脉管炎使他的腿难以正常活动，频发的脑血栓，更使他的行动极为困难，十年牢狱留给他身体的后遗症愈来愈明显。尽管我和王连芳同志每年都要去看他，每次都是匆忙地相见，短暂地摆谈。即使如此，彼此间仍感十分欣慰。最后几年，连芳和景晓村、王卓如等同志都先后去世，更感到老同志能见到的很少了。
1995年后，我又一次到北京准备去党校，却听人告知，周逸、广文他们两家的住所已被拆除，另建新楼，多年走熟的地方一下没有了。几经打听，找到周逸的新居，那是原址拆除后党校新建的住宅。因广文早已不在党校工作，未搬入党校宿舍。后来得知，他们老两口分别移居儿女家中，广文住在女儿处。我好不容易弄到电话号码，打电话想知道他的近况，准备前往探视。接电话的人可能是他的女婿，他一口回绝了我的探访要求，也不答应让广文接电话。只说：“要找你去机关找吧，家里不接待！”我有点急了，对他说：“我是抗战时期和他一起战斗的同志，专门来看望他，他又不在机关，让我去机关干什么？”几番诉说，他仍坚决拒绝，并且挂掉了电话。
后来，我在北京一些同志中想打听一下是什么原因，大家都很奇怪，但也无能为力。我回到成都，一位曾在三地委工作，这些年经常和广文有通信往来的同志，也觉得很奇怪，他也有段时间没有广文的信了，但觉得不应该有其他的事。他立刻写信去问。过段时间他告诉我，往常去信，广文总要回信，哪怕三言两语，互致问候。但是这一次却一直得不到回音，并且以后很长时间也得不到任何消息。
几个熟人谈起此事，估计只有一个可能，他已身患重病，不能行动，不能言语，甚至不省人事。接电话的年轻人，对战争年代的同志情谊又无深刻的体会，不愿有人去絮絮叨叨，找他们的“麻烦”。
事情就这样地没有结果，并且现在在京同我们熟悉的老同志也难以找到了。带着阵阵凄楚的同志间的怀念，已永远得不到回答。
平心而论，从秦城监狱出来平反以后，广文的身体已经被搞垮了。尽管又过去了十几年，还有一个短暂的工作时间，但病情日趋发展，且他已届高龄，实在难以为继。
屈指算来，从地下工作到战争年代，广文正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时期，那是他风华正茂，年轻有为之际。从1949 - 1978年近三十年中，他却两次被批判下放，先后达六七年之久，再就是达到极点的十年牢狱，加到一起竞达十六七年。正常工作和生活时间也不过十多年，多么令人惋惜。但是三番沉底，三番复苏，最后得到党的公正评价和肯定，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广文遭遇到最严重的是濒临杀身之祸的十年铁窗生涯，应当说，和白区地下工作和战争年代敌我的殊死斗争一样，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敌我斗争，是广文主动投枪打中敌人要害——一场临危不惧的严重斗争。所不同的是，过去的斗争是面对公开的凶恶的敌人，而这十年却是和党内隐蔽的更阴险狡诈的敌人进行斗争。广文正是以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康生之流投下了致命的一枪，由此而招致十年囹圄，共产党人何所惧？随着党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胜利，也解放了自己。它留给我们的不应只是对个人劫难的悲叹和对康生一伙的仇恨和愤怒，更应为党在长征道路上粉碎隐蔽于党内的反革命集团，取得巨大胜利，其中也包括挽救个人的命运而欢欣鼓舞。广文同志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命运给予他的是几番浮沉，十分坎坷，然而他又是十分幸福的。他亲身参加了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并迎来伟大的胜利，难道不会渗透个人最大的幸福感？在和“四人帮”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蒙冤十年的黑暗岁月里，迎来了粉碎“四人帮”一伙反革命集团的巨大胜利，使自己也最终得到解放，并且目睹了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飞跃进步和巨大变化，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幸福吗？
回想起来，在广文获得平反，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以无限的兴奋和愉快，很平静地诉说过去发生的一切，为党的伟大事业的巩固发展，为耀邦同志代表党组织对每个蒙冤党员负责，彻底核查、一丝不苟的伟大精神，表示衷心地敬佩和感谢，在那一时刻他传递给我的是多么感人肺腑的巨大的幸福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