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不飓傲霜劲，高节堪为吾辈师。
风范依存逝者远，同侪相对不胜悲。
在烽火漫天的20世纪40年代里，我长时间都在王卓如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曾受到他的严厉批评，也得到他多次的教导、鼓励和帮助。他的夫人朱凝也是我党一位老同志，长期担任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交通员工作，饱经风雨，有着丰富的战斗经历。尤其是在冀鲁边区斗争最危难的时刻，她不顾个人安危，以惊人的毅力，涉海越陆，向区党委报告紧急信息，其英勇行动，令人十分敬仰。
第一次见到卓如和朱凝同志，是1942年冬天在南望子岛上。那时冀鲁边二分区，刚经过日伪军在其“六次治安强化运动”中连续进行的拉网扫荡，受到重大损失，处于严重的困难时刻。突接电报，指定我专程去区党委、军区汇报。那时区党委、军区因战争关系，已远离原先的活动中心，转移到新海、盐山一带。路途遥远，跨过几条洪沟、公路的层层封锁、阻隔，当我们这支只有二三十人的小武装，赶到电报指定的联络点大小山一带时，已超过了预计的到达日期。据点敌人开始向大小山一带扫荡，此时区党委、军区已转移到海上一无人小岛——南望子岛，我们只得匆忙赶去。这个岛其实只是近海中的一个大的礁石，礁上无人、无屋、无树，只能在稀疏的岩石面上，搭上一个个三角架子，盖上从陆地带来的秫秸、草堆，海上的霜风给这个荒凉的小岛带来萧瑟的寒气。在一间靠近岩石堆的窝铺里，我看见一个清瘦而高大的身躯，他两颧微耸，稍显苍白，一双大眼睛奕奕有神，想来他就是新来的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卓如了。我在太行山时早已听闻，他曾经是晋冀豫区党委民运部长。刚从鲁西来冀鲁边不久，就碰上这样一个战斗频繁的困难环境。说实在话，此刻我心里曾有过这样的一闪念，领导机关怎能跑上这么个渺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连一点小小的风雨也无法遮挡，还谈什么和群众在一起坚持斗争？即使不算是逃跑主义，也该说是“逃避”吧！不过，在此时还能有别的办法么？边区领导机关，不得不在此地隐蔽，听取我的汇报，处境的艰苦和困难，可想而知。不过眼前的王卓如同志仍旧是精神饱满，满脸堆笑，紧握住我的两手，用沉着有力的声音说：“你就是郝炬吗？跑这一趟很辛苦了，我们在此等你几天了。”
此刻我深感愧疚，没能及时赶到，险些误事。我向领导表示：“我们行动慢了，有误时间，我接受领导的批评。”卓如却很平和地说：“这有什么可批评的？在如此紧张的战斗环境下，谁能保证一切都按我们预想的那样实现？我们来到南望子岛还没有多久，你们就赶来了，这不是很好吗？”他听我简述路上行军的经过后又对我说：“在战争情况下，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一时找不到联络点，费点时间总能找到，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帮助。”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黄骅副司令员来打招呼：“不远处海面发现敌人小火轮在游弋，有可能发现南望子岛这个目标，大家要做好准备，视情况发展，转移到远一点的海域去。”谈话就此中断，黄昏后我们果真出发转移。
我们这支小武装全是旱鸭子，却被分配担负司令船外围的警戒任务，但只在浅海上游弋了两天，敌情过去，又回到南望子岛上。卓如正式听取我的汇报，朱凝同志作为区党委组织科长也参加了汇报会议。
卓如和区党委、军区几位领导人，对二分区在最困难的时刻，能够保持顽强的斗志，坚持斗争，稳定和恢复地区的局面给予肯定和鼓励，对以后如何坚持斗争也给予了明确的指示。针对我汇报中没有具体谈到如何团结发动群众，深入基本群众之中，和群众一起坚持对敌斗争，他着重指出：不要把依靠群众停留在一般甚至少数上层人士当中，这是本末倒置，要知道脱离基本群众就是背离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要我们引起注意，实际上这是对我汇报中不明确、不正确之处的含蓄批评，使我头脑中突然泛起一阵惊愕并引起思想上的强烈震动，对我以后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汇报后，他和黄骅又和我聊了许久，鼓励我大胆积极地进行工作，还要注意团结同志，克服缺点，改进作风，在二分区今后的工作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这次南望子岛之行，是我的一次特别经历，一次穿越层层封锁，日夜出海游弋的危困之旅。目睹了卓如、黄骅等领导同志在如此残酷的战斗环境下从容镇定，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领受到他们那语重心长又坚定明确的帮助、指点，犹如拨云见日，顿感清醒。
第二次见到卓如，已经间隔近一年，即1943年12月在清河垦区老鸹嘴召开的冀鲁边区高干会议上。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周贯五副政委传达山东分局对冀鲁边区工作的指示和讨邢（仁甫）斗争的总结检讨。这一年冀鲁边区的对敌斗争经历了最艰苦、最困难的严重时期。尤其是六七月间发生的原军区司令员邢仁甫指示其走卒刺杀黄骅副司令员与卢成道参谋主任等同志、最后叛变投敌的空前事件，造成边区斗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我们也是在事件发生后，陆续得到消息，才了解到发生的具体情况。当时，区党委、军区领导同志，均分散在新海盐山一带活动，只有邢仁甫带电台留在南望子岛。事件发生后几天，王卓如、李其华、刘贤权等人，尚不明了事件的真相，且与邢仁甫的联系隔绝。此时军区后勤部一位老红军干部，发现邢仁甫是事件的幕后主谋，在无法和王卓如等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冒着风险，穿越一百八十里的敌伪控制区，连夜赶到清河垦区，向驻守在垦区休整的冀鲁边军区基干团负责人和在垦区养病的朱凝告知真相。当时电台为邢仁甫掌握，已失去和王卓如等人的直接联系。朱凝以极大的毅力和勇气，抱病挺身而出，搭乘一艘海滨的小渔舟，穿过敌伪控制的海域，赶到新海一带，找到王卓如等人告知真相。几位领导人立即决定，与邢仁甫联络，约定时间会晤，伺机将其抓捕。但在会晤之夜，被其发觉，未能达到目的。经过几个月的对峙、斗争、较量，在抗日军民中揭穿了邢仁甫的罪恶阴谋，极大地消除了邢仁甫在边区的影响，他最后只拉走了百余人公开投敌。这次斗争是对边区抗日军民极为严峻的考验，大家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觉悟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胜利地坚持了边区的抗日斗争。这也是对边区党委及其主要领导人王卓如等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也使得朱凝和卓如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为高大。
可是，卓如在总结讨邢斗争的得失时，主要是检讨自己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处置失当，没有坚决执行分局、军区尽一切可能争取邢仁甫的指示，以致酿成大错。在和分局、军区专派代表刘其人谈话时态度不好，对上级领导顶牛。他还就此作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可以说这完全出乎与会许多人的意料。我们本以为区党委和卓如同志在察觉邢仁甫是黄、卢事件的主谋，立即采取抓捕邢仁甫的果断措施完全正确！这种暗害革命领导干部、老红军，搞垮革命队伍的罪人，毫无疑问是革命阵营里最反动的敌对分子，还能争取过来吗？因抓捕邢仁甫的行动失败，而认定为在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让人实难想通。虽然抓捕没有成功，也不是方针政策上的错误呀！但是看见卓如那样严肃认真地检讨，把斗争中的失误，完全由自己承担下来。作为边区领导的第一把手，对上级指示执行不力，自己承担责任，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党内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对卓如这样的高级领导人，也要经受这一重大的考验。考验不合格，认真作检讨也应该嘛！我们下边的干部，就以此种同情的心态，看待并同意他的检讨，并未觉得对他的威信和形象有什么降低之处。就在会议当中，突有同志就二地委工作中发生的一场分歧和争论，对我提出严厉的谴责、批判，使我接受不了。因为此事前后过程区党委和卓如均已了解，我一时激动，当时即向卓如申诉，不意竞受到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这不是辩解的日寸候，只能认真考虑同志的批评，虚心检查自己。”这就使我思想产生抵触，对卓如不满。我自认为，地委发生的争论和分歧，区党委已经明确指示纠正，现在却给我扣上“隐瞒上级”“左右区党委”“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本质”的帽子，提我的意见，实际是对区党委指示的否定，卓如反而肯定这个意见，要我进行检讨，我觉得上级太主观了！而且，把结论指明的错误全都加在我一人身上，我怎么担当得起？
严重的思想抵触对立，使我对问题的解决采取消极和不负责的态度。既然上级不许申诉，只让检讨，我就完全“照此执行”，把强加于我身上的一切诛语，全部接受并作检讨，对事情本身不提一个字、一句话的意见。这使区党委布置解决地委间问题的小会变成“一边倒”，无法达到“通过认真的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以解决二地委因一场争论引发的团结问题”的目的。虽然卓如和其他同志三番五次地劝导帮助和严格批评我，但是我仍一直保持沉默。除检讨自己以外，不及其他，只求检讨过去，免除职务，到下边去干具体工作。这使卓如对我深为失望。我寻思，在他眼里，我反正是破罐子破摔，可能是不可救药了。最后卓如还是认真而亲切地与我个别谈话，他首先指出我消极对立的态度是错误的，但也表示理解我的心情，答应认真考虑我的要求，并嘱咐我在工作变动以前，仍要对地委的工作负责到底，切勿消极懈怠。我明白，他是再次对我进行耐心的思想工作。
我回地委只数日即得到通报，边区与清河区已合并为渤海区，卓如任渤海区党委副书记。这又使我惊愕，毕竟冀鲁边出了邢仁甫叛变这样重大的问题，区党委、军区不能在本区坚持斗争，只能退到清河垦区开边区的干部会议，合并自然是意料中的事。此时不禁联想到卓如的处境，他既要承担讨邢斗争失误的重大责任，认真接受上级的批评，检讨自己，还要处理边区的各项工作。转而反思自己，事情落在我的头上，自己却接受不了上级就二地委发生的问题对我的批评。对比之下我的党性原则、思想修养，与卓如真不可同日而语，我只作检讨，不问其他，死不回头，硬撑到底，实际上就是和卓如的指示对着干嘛！
不过组织上不会让它的每一个儿女感受到自己的委屈，始终耐心地启迪、帮助，等待他的觉悟。上级为此专派了原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来二地委，澄清事实，明辨是非，解决地委的团结问题。刘贤权以他做政治工作的娴熟经验，和我作了三次长谈，使我逐渐敞露了心扉。由于对卓如的批评感到委屈，认为他对不符合事实的意见听之任之，且压制我的申诉，责令我一人承担责任，进行检讨，故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以致消极顶牛造成了不良后果。刘贤权说：“你讲出这一点，算是说出心里话了。你应该想一想，有同志在大会上发言批评地委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党内民主的体现，区党委怎能在会上直接批评他的发言呢？一个同志在有人对他提出批评时，党委首先要求被批评者有一个接受批评的正确态度，勇于进行自我批评。至于别人批评中涉及的是非真假等等，可以在下一步查清解决。卓如当时那样的处理完全是正确的。他首先要求你端正态度，认真作自我批评，在此以后再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你却不理解区党委的初衷，一直顶牛，使解决问题的会议无果而终，也给地委内部的团结造成更大的困难，这难道是一个党员负责干部应有的态度吗？”刘贤权就此反复对我进行批评教育，要我端正思想，抱着解决问题的愿望，参与到解决地委团结问题的会议上来。在地委同志积极参与和各自进行自我批评的气氛下，长达一年的地委内部的争论分歧，得到圆满解决。在刘贤权离开地委的前夕，我通过他向党汇报我的思想：这次会议，在他的具体帮助下，使我获益匪浅。它不仅澄清了是非，解决了问题，也给我一次严肃而深刻的组织纪律性的教育。是组织上极大的耐心帮助，把我从个人主义的错误立场挽救过来，我深感在党的面前，自己是多么幼稚无知，以至到了极端冲动狂妄的地步，顶撞上级，不计后果，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一直到此时，我才清楚地了解到，卓如对我这样一个幼稚无知的年轻党员帮助教育的良苦用心，也更增加了自己内心的愧疚。
三
再次见到卓如和朱凝，已经是1944年的冬天，在渤海区党委在垦区史家口召开的长达三个月的民主整风会议上。我见到卓如的第一件事，就是当面向他承认我在老鸹嘴会议上的幼稚冲动，顶撞领导的严重错误。这也是一年来心中始终丢不下的一个疙瘩，我深知自己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然而没有料到，卓如听后十分冷静、豁达，只是笑了笑说：“事情已经过去，问题不都得到解决了吗？用不着再提啦，那时我对你的态度也有缺点嘛！”简短的几句话，使我感受到领导对一个年轻干部的宽容、关怀和温暖，也使我更加惭愧。在他面前，我是多么无知和渺小啊！朱凝作为区党委组织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会议。特别在整风学习阶段，更是经常和地区的同志一起聆听发言，和干部谈心，做自己分内的工作。我有机会听她谈及去年冒险乘小舟，冲过敌伪控制涉海登陆，向区党委报告情况的经过。大家对她所表现的大智大勇深为折服。她却认为一个党员在涉及党的安危的严峻时刻，挺身而出是责无旁贷的。这也和她跑地下交通，时常都在艰险中寻找联络，完成政治任务如出一辙，不应作过高的估价。她的话使我对她更为崇敬。在这次会议上，我时刻感到卓如夫妇对我在工作上的多方指导和帮助，无论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方面，还是领导带头作高水平的思想检查以及对干部的宽容、体谅和耐心帮助方面，都给了我很多教益。卓如和朱凝那可亲可敬的高尚风范使我深深感到，他们是我心目中永不能忘的良师益友。
以后一段时间，解放区的斗争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抗日战争胜利，我们也进入新的工作局面，使我能更多地得到卓如的指导和具体帮助。他发现我们在工作上的问题，总能及时提醒并促我改进。在我一度感到自己不能适应新的工作要求，以致工作中出了许多问题，向上级反映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之时，他又提醒我：“郝炬，你是怎么了？做起事来老是有点提不起劲，瞻前顾后，这不是你的一贯作风，怎么一下就变了呢？”当我提出希望能有一个学习或到基层工作的机会时，他又说：“想有学习机会是好事，学习以后，就应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更饱满的热情担负党交给你的任务。须知你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战斗了五年，熟悉了这里的人们，这里需要你！”
随后不久，区党委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允许我去华东局党校学习。在自卫战争开始后一年，我被抽调到山东支前委员会工作，后又回到渤海支前司令部工作，卓如当时兼支前司的政治委员。接着我奉令率领五千副常备担架，总计三万人的民工总队南下支前，离开了这个我长期战斗过的地区和熟悉的领导。
南下不久，忽闻通报，正在召开的渤海区土地会议上，区党委的领导成员被一窝子端掉。卓如、晓村等人都在大会上受到严厉的批判斗争，这令人十分惊愕，想不通我所敬仰的领导同志，怎么都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据传闻，会上指出渤海党组织严重不纯，一些干部被指为阶级异己分子，有些话竟是康生在大会上讲的，卓如也同样的被点名批斗。以后又听传说，卓如被指名到渤海行署代理行署主任。康生还公开讲，现在先让他出来工作，他的问题以后再说。听到这些，令人惶惑不解，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但这些疑问只能隐藏在自己的内心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得知卓如又恢复了区党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的职务，嗣后又听说他接任了区党委书记。所谓的问题可能已经过去。而且还传闻，最先被撤销工作的一大批干部，也都宣布没有事了，其中大批人均已南下支前和工作，那场急风骤雨渐渐远去。
1950年后，我有机会在北京见到原在渤海区、后在北京工作的刘格平、叶尚志等同志，得闻叛徒邢仁甫在天津被抓获，由山东省政府副主席王卓如赴津将其押往盐山县公审后处决，不禁为之一快，也才由此知道卓如已到山东省工作。
四
1955年我在北京时，恰逢卓如有事来京，得以把晤，大家都十分高兴。说起渤海一别，转眼八年，我闯荡了中原、淮海、江南、西南，他为我的成长而高兴。而他呢？这八年是就地打了个圈子。当年就在我向他告别后没几天，他和区党委其他几位领导人被来参加和指导这次会议的华东局工作团宣布从主席团除名，对他们几人进行批判斗争，不啻是一下从台上跌至阶下，还被康生等人在大众面前点名训斥，被扣上“历史有问题”“阶级异己分子”等罪名，撤去党内外的领导职务。并且从上到下，株连了一大批地区甚至于县里的干部。不过对他的处理似乎略有区别，叫做免除职务，其实处境是一样的。这样批判了一些日子，又突然通知他去政府抓生产工作。康生还告诉他，你的出身历史都有问题，现在要你去抓当前的政府和生产工作，你要尽心尽责，不许出半点纰漏，你的问题以后再处理，似有要他“戴罪立功”之意。经过一段时间，气氛不那么紧张了，才正式宣布他任行署主任。又过了一段时间，恢复了他区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康生讲的要处理他的问题也没再提了。他还说，在批判他们之时，是听不到任何报告传达的。正是因为传达了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运动才迅速转过来。渤海区建制撤销以后，他到山东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省政府副主席。
“总算过来了！”我为卓如这一曲折的经历而庆幸，对他履险临渊，临危不惧，艰难支撑斗争局面，两度忍辱负重，不计个人毁誉的精神风范，深表敬佩。
也许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对我的话他只是一笑置之。他说：当时渤海区的工作也确有些失误，我们都作过检讨，受到上级的批评。后来在批判中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撤换处分了大批干部，使当时的工作受到损失。在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后，也都停下来了。在赢得全国解放的大好局面下，人们都在这个革命大潮之中得到教育和洗礼。我们都是党员和党的干部，党对你的批评教育，也是对你的关怀和信任，还有什么觉得委屈的呢？
他还谈及抓获及处决邢仁甫的经过。是原一分区的一个基层干部有事去天津，无意中发现邢仁甫原先的秘书邢朝兴在街上摆小摊，这个同志很机警，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并尾随其行踪将其秘密拘捕，从而得知邢仁甫、杨铮侯等人隐藏之地并将其一起抓获。随后立即电告山东，遂由他亲自押解邢仁甫到盐山正法。此时邢仁甫仍千方百计为其罪恶行径狡辩求饶，诡称他没有指使冯冠奎杀黄骅、卢成道等同志。但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他终究未能逃脱人民的惩罚。
他还告诉我：这次来京，除参加会议和联系有关工作以外，还要看望几位山东来京治病的老同志，其中就有原二地委的于梅先。于梅先已患病多年，去年才由朱凝负责送到中组部住招待所。
按卓如所谈，于梅先基本是老毛病，时间一久，对自己越发丧失信心，有时神智失常，常常对过去的一些事胡猜乱想，疑神疑鬼。他来京后曾对原二地委另一同志谈及：我曾向他通报，区党委要求地委了解核实一个姓余的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并回报区党委，他因怀疑是否指的就是他，致使因紧张而加重了病情。实际此事发生在他生病前两年，被他疑神疑鬼地扯到一起，并进而推论是我捏造区党委指示，对他恐吓、威胁，欲置他于死地。此番谈话引起那位同志对我的极大愤慨，特地找到卓如讲到此事，并拟向中监委和中组部反映控告。卓如当即严肃指出：于梅先说这些话完全是无中生有，胡乱猜疑，我们大家对郝炬都了解，他怎会做出这种事来？此事确实是周贯五找郝炬谈话，要他查清核实一个姓余的干部的情况，其结果已报区党委，并且还是郝炬和于梅先两人参与核实的。事实清楚，怎能栽在郝炬的身上？如以此“莫须有”的事向中央监委控告，其后果将是严重的。
我闻此事，内心很平静。以我和于梅先几年的相处和了解，这只是他神志不清，东扯西拉，乱说一气，事情一查就清楚了。但卓如那样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我的深切了解和真诚关怀，却使我印象至深。
翌年，我在北京得知卓如又一次来京，自然要去看望。但他很匆忙，说参加的会议已完，马上办件事就要回去。他参加什么会议，要办什么事，涉及机密，自然不会告诉我。但他却低声说：“你不会想到于梅先出事了吧？”
“出什么事？两条腿都成‘火柴棍’了，还能干什么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记得1947年探望他时，他已经腿细如柴，下不了地，照说，现在可能会更严重，还能干什么坏事吗？
“我起初也不相信，可这是事实。”卓如说。原来于梅先本家的一个年轻女孩向招待所控告，于梅先企图对她强行污辱。卓如分析：一个年轻女子，不会捏造这样的事去公开张扬。招待所为此紧急向上级反映，这才通知山东省来人带于梅先回山东处理。卓如还说：省里也收到控告信，于梅先被牵连在本村的宗族纠纷中，支持本家一派，酿成命案，现正在调查。省里刑警队已来人，将他押解回去处理。
“我们对于梅先估计低了！”卓如叹息地说，“看来他的病没有别人和他自己想象的严重，但一个老同志竞能做出骇人听闻的事，真是不可思议。事情还要进一步核查清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真是咎由自取！”我不禁冒出这句话。我与于梅先几年相处，自以为对他有所了解，想来他该不会做出这样的罪恶行为！如果不是强奸之类的行为却按此治罪，量刑差别就大了。卓如对我的猜想也有同感，但以为不能凭个人印象下判断，只能根据核实后的事实真相来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