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右斗争，所有地区和许多单位都卷入了这场政治运动之中，一些全国性的业务会议基本停止，与老同志的联系、交往也因此无形中止，只能在报纸上看到不断公布的一些反右斗争的动态。一些人被公开揭露为右派分子，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著名人物被陆续点名批判，其中包括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老党员如王翰、沙文汉等，气氛一直很紧张。直到岁末年初，才逐渐缓和。1958年春夏之交，忽见报纸登载一条重大新闻：山东省在胜利开展反右派斗争后，又掀起一场党内反右倾的重大斗争。揭发出赵健民、王卓如、李广文三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王卓如还特别被点名为“极右分子”。这使我又一次惊愕莫名！事情怎么都出在我所熟悉的几位老领导老同志身上？这些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同志，也许在工作上有这样那样的过错与失误，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就成了反党分子呀！可是，白纸黑字在党报上正式公布，自然是组织上的结论，应不存在任何疑问。我不禁想起，前些年曾听说山东这地方老是在“翻烧饼”，使下边的同志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每翻一次，就检讨受蒙蔽一次，翻过来才发现，原先的检讨实际是又一次受到蒙蔽。那么这一次是不是又“翻了一次大烧饼”呢？但是公诸报端的这次大的政治运动还有翻过去的可能吗？对我这个离开山东已久的人，也只能把惶惑与不解隐藏于胸中了。
接下来的几年，正是大举“三面红旗”、大批判、“火线整风”盛行的年代，人们关心的是眼前那如火如茶、急如星火的热闹场面，关心的是斗争的发展和到处火暴的局势，对过去发生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似已逐渐淡忘。那段时间我是长年里跑矿山，跑工地，抓“五小”设备制造，各处奔走，年末才能回本单位稍息。忽听人告称：从山东博山一个地方电机厂来了一位年岁较大的老同志，背着个大背包，可能是管销售的副厂长或销售科长，上门兜售本厂生产的电机设备。看样子他在四川有一些熟人，他急着到建委找你。据他说是你多年的熟人，可惜你不在，且联络不上，只能遗憾地走了。我问，这个老同志姓什么，留有信吗？回答说他不愿留信，只说姓王，一说你就会知道。
“难道是卓如？”我脑子里立刻浮出他那伟岸的身影，不是他还会是谁呢？真是太可惜了，和卓如失之交臂，也无法知道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偌大年纪还得风尘仆仆来利用各种关系推销并不好销的产品，可以想见他的处境多么艰难。到我这里更是白跑一场，空空而去。那时下放到青海商业厅的杨一辰也曾来信寻求经济上、物资上的支援、协作，我虽无力满足他的期待，但总可回封信，表示对他的尊重和慰问嘛。而卓如本人亲自来访，我不仅不能对他有所帮助，连一面也没有见到，真是太遗憾了。随着“三面红旗”的热潮和火暴的局面逐渐冷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检讨“大跃进”以来的得失，得以提高党内民主的程度，一些受过批判以致处分的干部被甄别平反，原先被错误处分者得以撤销或部分有条件地撤销处分，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但甄别平反的范围一般都以“大跃进”时期为限，不禁使我联想到卓如等人在1958年受的处分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却是和反右斗争挂了钩，不在“大跃进”范围之内。在反右斗争最后，曾经口头宣布过，党内右派分子，以后不能留在党内。以此推论，卓如等几位同志甄别平反的希望似仍很渺茫。
事情发展却很快，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山东三大“反党案”也要甄别平反，当事人已被通知到中央党校学习，所受处分重新审查处理。这使我不禁为之十分欣喜。
1963年末，我连续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几个专业性会议，有机会见到刚到商业部工作的卓如，并去他家里看望朱凝。卓如本来是不喝酒的，但那天他亲自跑到商店买了一瓶二锅头，要与我同饮几杯。久别重逢，倍感兴奋。尽管如此，却叹时间短促，无法多谈他们所受遭遇的前后本末。卓如对渤海土地会议的经过，已淡然置之，且以前曾听他讲过。而对山东这几年受到的冲击，感触较多，也自然联系到对一些人的意见。但他还是十分冷静，不多提当时的一些人和事的细节。他说，在山东工作了这些年，在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会上，不知道讲过多少次话，只要把每次讲话抠上一句或半句话串在一起，就可以定成重大问题，扣上“反党檄文”的帽子，他就是这样被罗织定罪。他还谈到，他和李广文、赵健民三人都在山东工作多年，对山东都有深厚的感情，和地方同志之间联系较多，把他们互相往来的谈话搜集罗列，扣上“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帽子也不足为奇了。他还被加上和李广文有一条共同的且是最严重的错误，叫做“包庇坏人于梅先”，这更成为分量极重的罪状。这次甄别时，于梅先已经刑满出狱，此事的性质也定为一般问题，不再成为他们的一条重大错误。他们三人被定的错误和处分也得到改正。本着党的团结和向前看的精神，他们也不再计较那些陈年往事，更不再谈论那些细节了。
朱凝则不似以往那样凝重、沉蓄，毕竟经历了太多的折磨，留给她思想上的创伤和烙印太深了。她谈及在讨邢斗争中区党委曾因她的越海报信的紧急行动，果断决定对邢仁甫实施抓捕，后因行动失败受到批评，但她并不计较这件事。她认为自己为了挽救边区党组织免受叛徒毁灭性打击而采取的行动，是一个老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她问心无愧。在渤海土地会议时，康生对区党委同志的训斥、指责，直至严重处分，是她思想所不能接受的。但康生当时是以代表党中央的面目出现的，使她一时辨别不清，她感觉他的所作所为，很多事都不符合中央的一贯政策精神，却又无处反映，只能默默承受下来。好在最后，对一些问题多半是个别作了处理，不再提原来对或不对，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她只能把它看做是革命过程中发生的个别事例，算不得什么，大家的心愿就是往后如何好好地干，把党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然而让她所不能理解的是，事情老是往来反复，在山东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回“翻烧饼”，1958年这次更为突出。省委常委中，三个人被批判斗争；几个书记中，两个被拉下马，而且又都发生在原来一直坚持地下斗争，又一直在山东坚持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的老同志身上。采取的又是那种背地搜集片言只语，罗织成章，上纲上线等手法。她绝不相信这些做法是中央的精神，而是对中央精神的严重歪曲，这不能不引起她的深思。几年来，几位老同志背着反党甚至右派的黑锅，下到底层，默默承受着重重压力，而朱凝自己，则拖着病弱之躯，独立支撑着家庭，更要拿出精力为自己的亲人——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不公平遭遇奔走呼吁，这使人真的感受到，她所负担和承受的压力，比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海上寻找区党委的行动时间更长。她认为能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在于她坚信自己，更坚信党的力量，最终定能澄清事实，洗雪沉冤。事情总算得到解决，党终于向自己的儿女伸出温暖和关怀的双手，她也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也许是这一次受到的打击对他们的思想刺激太深，两人话都说得比往常多一些，但仍然保持各自的风格。卓如遇事稳健、沉着，不轻易对人、事做激烈的表述；朱凝则是坦率、坚毅，态度明确，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认为错的，就要坚决对其斗争，表现出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鲜明性格。
这次能和两位尊敬的老同志一起长谈，使埋在心中长久的悬念终于清楚了。这十几年间，他们经历的沉浮起落，令人难以想象，使我不禁想起一同相处的战争年代，那时面对强敌，斗争之艰苦，至今难忘。党内的分歧、争执也不轻松，我就是在卓如的“鼓励教育一批评一鼓励教育”和自己对领导“折服一顶撞一折服”之中走过来的。这些年里，卓如、朱凝也是“工作一批判斗争一重新工作一再批判斗争一再工作”，不断反复。联想起来，这和我在卓如领导下那种亲切、痛快，毫无拘束的气氛相差多么远！此时，我忽然想1952年在西南局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曾有人反映：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党的政治生活难以正常，希望以后能有改变。秘书长孙志远在总结时曾表示：“今后考虑将不会或减少大规模的运动。”我当时觉得，孙能作这样的表示，绝非他一时随心所欲，只能是党的更高级领导人接受这个意见，孙志远才能这样表态。但此后不久卓如等同志就陷入连续不停的运动之中，难以自拔。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惋惜。而从中央七千人大会以来，气氛一直看好。大家在交谈中无不表示出对党的生活和革命事业的前景抱有充分的信心，以往发生过的一些问题，只当做历史的教训罢了。往前看一片乐观，回顾过去，那些陈年旧事，还算得了什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风暴，以超过以前任何一次运动的态势席卷全中国，人们几乎都淹没于其中，机关各部门都被砸烂，一晃就是几年。直到1970年，我才获“解放”，重新工作。几年以后再次见到卓如和朱凝同志。经过这场风暴，能够重爬上岸，彼此能得一见，颇有沧桑与悲喜之感。故人相遇，只能谈到一些人和事的一般状况，对“文革”本身和面临的局面，也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彼此的思想观点，多半心照不宣，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对本来熟悉的人，也得看看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有不可捉摸之感。连一向刚直敏锐的朱凝，也陷入深沉的思虑和迷惘之中，无由表露自己的观点，也使人感到过去在运动中所遭遇的折磨，和这次比起来，反倒觉得算不得什么了。对眼前这场持续已久的“革命运动”及未来的趋向，依旧是不可理解，一脸惶惑和迷惘，最后交谈只能以“为能重新工作而庆幸和互勉”而结束。
以后的时间里，在“继续革命”和一连串的“批林批孔”直至“批邓”的气氛笼罩下，人们的工作仍然难做，困难重重，时有喘不过气之感，也没机会见到昔日共同战斗的老同志，说上两句心里话。终有一日惊雷乍起，犹如拨云见日，沉闷的天空一片明朗。1978年时再次见到卓如和朱凝，大家都是精神振奋，心情舒畅，期盼在今后能够放手工作，补偿失去的时间，信心十足地走向未来。他们敞开思想，把十多年来郁积不解的情怀表露出来。回顾这些年的风雨历程，对过去的一些人和事，也都直言不讳，不再隐而不露。卓如曾谈及当年在山东主持批判他们几人的一、二把手，第一把手也犯错误离开了山东。以后遇见，他曾主动向卓如道歉，连说对不住，那时我确实错了，伤害了同志，请你原谅。卓如说：“这就很好嘛，大家都是老同志，都经历过这样的事，说了就好，事情已经过去了嘛。至于那个二把手就不这样了。我同样也碰见他，可他早早就溜得远远的，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算了。事隔多年，仍没见他真正地道过歉，作过检讨。其实那次的批判斗争，他出的点子可能更多一些，我看这个人么，不怎么样。”尽管这样，也只是对他毫不自我批评表示鄙夷而已。卓如还是认为：已经过去的事，不仅是总结历史教训，重要的是往前看，都是为党工作嘛，要有宽容、谅解的精神。这次和他交谈，深深感受到他那坦率的态度和真诚开朗的精神。朱凝则显得更激扬，刚毅坚强的性格依然可见。毕竟多年的迷惘、惶惑得以破解，过去没有道破的事，今天都已袒露。只是她的身体孱弱，使她无力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从“文革”以来，她已经无力承载工作的负荷，而现在身体更难支撑下去了。翌年，我再去京时，朱凝已经溘然长逝。我能想到，这对卓如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也使我不禁感怀追思，即时写下一首悼诗，缅怀一向仰慕的朱凝同志：
惊闻朱凝同志病逝，感慨追思，怆然命笔，即呈卓如同志：
惊雷顿失老同志，空忆当时长者姿。行遍天涯求解放，奔波海上系安危。狂飙不飓傲霜劲，高节堪为吾辈师。遗恨十年浩劫后，老成凋谢众含悲。在复出工作几年以后，按照党的政策，卓如于1982年从商业部岗位上退下来。几番折腾，使他失去了大量为党工作的宝贵时间，临到新的时期却又到了休息的站口，他还有多少使不完的劲，却没有发挥的机会啊！好在不久又听说卓如仍然在主持供销总社的筹建工作，不禁心中为之一爽，毕竟还有发挥作用的大好机会呀。
1983年春天，卓如恰与我同乘飞机到成都，他是作为供销社筹委会负责人，来参加四川省供销社代表会的。我在京曾经看望过他，他正以充沛的精力积极进行筹建供销社的工作，并拟到几个省区了解情况。我未想到他第一站就到四川来，这自然令人高兴。他刚下飞机就被省供销社接走了，过了几天我有机会去看望他时，却被告知，他即由辛易之陪同，选择去几个县了解基层情况，并且经川东返回北京。我深为遗憾不能陪他出去，更不能在他离川之时赶去送行。他却爽朗地说：“你忙你的事Ⅱ巴，我的一切行动，省社已经全部安排好了，以后到北京见吧！”
七
1985年在滨州召开的三区（冀鲁边、清河、渤海）党史座谈会，三区许多老同志包括景晓村、王卓如等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全面回顾了党在这个地区的开创和整个战争时期的英勇历程，还突出提到冀鲁边讨邢（仁甫）斗争的得失和渤海区土地会议事件。这两件事都和卓如有密切关联，他的发言成了会议关注的重点。在这个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卓如敞露了隐藏胸中多年，发自肺腑的心声。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党的会议上，他终于有了充分阐述自己意见的机会。在以往的任何时候，他都严守组织纪律，不吐露任何对党组织已有结论的意见。谈到冀鲁边这段历史时，他满怀革命激情，回顾那段艰苦岁月和面对黄骅等同志遇害，且与山东分局、军区失去联系的情况，率领边区军民同叛徒邢仁甫斗争的过程。因为没有实现抓捕邢仁甫的行动目的，招致分局代表刘其人的严厉批评，认定为没有执行分局、军区要团结争取邢仁甫继续留在革命阵营的指示，擅自行动，造成严重后果，要对边区斗争的失败负责。现在回顾，这个批评和对这一事件的认识，都存在着问题：邢仁甫当时控制着军区电台，事发后照常和山东军区通报联系，区党委王卓如等人和上级的联系，在相当的时间里被其隔断，分局、军区只收到邢仁甫捏造事实、反诬别人的报告，而王卓如等同志却无法向分局、军区直接报告请
示，因此指其未执行上级指示，擅自行动，不符合事实。其次，在已经知晓邢仁甫的罪恶行径，又不了解上级意图的情况下，利用与邢仁甫联系会合之机，决定对邢仁甫采取行动，虽具有一定的风险，但在当时只能采取与叛徒势不两立的断然的行动，不可能自投邢逆的罗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绝不允许犯这种严重的立场错误。问题出在抓捕邢仁甫的目的没有实现，行动失败了，但不能以此认定为未执行上级的指示，擅自行动。当时分局代表的批评还提到顾及大局问题，因为我党曾经公开指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官吏吴开先等四十一人叛降敌寇的事实，而卓如等人这次“贸然”行动，将造成与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斗争的不利影响。现在看来这个看法既不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更不符合党的原则。这些都是卓如思想上所不能接受的，但在分局代表不实事求是的批评指责下，他只能接受上级领导给予的批评，并在老鸹嘴会上进行严肃深刻的检讨，自己承担了边区斗争失败的主要责任。四十年来他一直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卓如的发言引起原在边区工作的同志的共鸣。大家认为在老鸹嘴会议时，对讨邢斗争得失的总结以及卓如的检讨就有不同的看法，当时因为卓如首先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主要责任，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才为大家所接受。
在渤海土地会议上，被批判处分的第一人是景晓村，卓如处于第二的位置。那是饶漱石、康生等人一手炮制的涉及渤海区几级干部一窝端的大案，涉及人数众多，最后由康生收场，不明不白地草草了事。处分保持多年，使大家长久地背上包袱。在此次座谈会前，已经有同志申诉要求平反。会上经过系统的揭露讨论，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对冀鲁边讨邢斗争一事，由于在座谈会前，已经有同志提出申诉和要求，且因为有关问题已记录在历史文件和已经逝世的领导人的传记当中，因而尚有相关的人表示，当时的处理过程是正确的，毋庸改动，使得会议的气氛显得紧张，更引起了与会同志的关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志都列举事实，作了详尽的发言，一致认定卓如在当时的处境下采取的行动是对的。尽管抓捕行动失败，增加了斗争的困难，但最后邢仁甫处于极度的孤立，仓皇投敌，使边区对敌斗争形势趋于稳定，取得讨邢斗争的完全胜利，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对于讨邢斗争的胜利这个问题和过去的结论并无分歧，也不涉及任何的组织处理，只是对事件过程中具体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重新梳理，因此讨论进行得相当顺利，解决了当时冀鲁边领导同志积留多年的历史包袱。座谈会最后肯定了卓如及与会同志的共同意见，载人历史。我虽因事中途离开，但却深深地感到，座谈会真正做到了回顾过去，总结历史，澄清是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相关的人和事，作出了实事求是和公正的评价。更让我欣慰的是，看到卓如、晓村这些领导同志，在回顾过去，总结历史时，说出多年胸中的郁结，放下沉重的负担，焕发出精神思想上的活力。他们爽朗、乐观的精神面貌，能够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真正表露了对党无限忠诚的高风亮节。遗憾的是，无法听到朱凝的声音，看见她那坚定的身影，如果她还健在，一定会亲自参加这个总结历史的座谈会的。
以后几年，我每年总能去看望一次卓如。他还是那样硬朗，也经常外出活动。但是毕竟岁数大了，身体大不如前。1991年秋天，我到兰州见到原在冀鲁边二、三地委工作过的李援。他因事和卓如有几次通信，但最近一次卓如复信说，他最近到外省，忽感不适，人也突然消瘦，回京检查，医院要求他立即住院治疗。李援和我都预感卓如病情可能不轻，毕竟已是七十好几的人了。前几年朱凝去世，已经给他以沉重打击，今突然罹此重病，不能不让人担心。
回到成都不久，有人转告我卓如病情日益加重，未及年终就已去世了。我又失去了一位真诚、正直、坚强、磊落的老领导。哀伤之际，即此命笔，一抒胸臆和感慨之情：
悼卓如同志
长忆艰难共济时，同侪相对不胜悲。
直南烽火斗争史，瀛渤安危壮丽词。
实是垮垮毁复誉，虚怀磊磊友兼师。
先驱风范犹如在，流水高山无尽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