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景晓村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间只有几年，以后直接接触也不多，但却深深体会到他在干部、群众之中的崇高威信，他忠诚对党，诚信待人，终生不渝。特别是他很长时间身处逆境，却能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态度对待党的事业和工作。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纯真正直的党性本色和宽容谦逊的博大胸怀。现在回忆起来，尽管从渤海南下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在他领导下工作，但在以后与他的持续交往接触中，也曾得到很多启迪和教育，得益殊深。
那是1944年初，我们接到电报通知：清河和冀鲁边两区合并为渤海区，区党委书记是原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原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任副书记，原冀鲁边军区副政委周贯五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此时的冀鲁边区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由于原军区司令员邢仁甫暗杀军区副司令员老红军黄骅，并投敌叛变，领导机关不得不转入清河垦区，部队的部分主力也转到垦区休整。与清河合并，客观上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在我们有些干部中间，总有一种冀鲁边打了败仗，不得不“并人”清河的感觉，要不原冀鲁边的两位领导人，怎么都下了一格？尽管这是区党委、军区领导的事，对下边并无直接影响，但是这种情绪，却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景晓村同志是清河区党委书记，现在被指派担任渤海区党委的第一把手，我们自然十分尊敬他，但对他又有生疏之感。
合并第一年发展良好，这自然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大局攸关，但两区合一，有了以垦区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增强了主力部队的战斗进攻能力，为全区斗争形势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一个分区就收复了两座县城，别的分区差不多也取得同样的成绩。
当年岁末至翌年新春，区党委、军区召开了全区高干民主整风会议，实际上也是为迎接大反攻作政治思想上的准备。在这个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景晓村。他和区党委、军区几位领导人出席并一直主持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人数众多（有区、地、县三级干部近百人），时间也很长（从仲冬到次年立春以后），这也给与会者上下级之间较长时间的接触与了解的机会，使人获益良多。会上民主空气活跃，进入整风阶段，又笼罩着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大会由景晓村主持，他和其他领导又分别到地县小组，帮助启发，聆听意见。大会上有同志的批评发言很激动。如曾先后在清西和垦区任县委书记的王墨林同志的发言，就直指景晓村个人。但他还是带着笑容聆听意见，丝毫不介意涉及他个人的批评，还即席再一次动员大家继续发言，帮助领导整风。在他的思想作风影响之下，同级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形成了团结无间的良好气氛。
在会议过程中，我和一分区的傅继泽两人就“山头主义”问题发言。这个题目是区党委传达的中央指示提出的，要求全党对它要有正确的认识并予以批判。而我们则着重说明“山头主义”在两区合一后已无形存在。一区的人们认为坚持与发展态势较好，自我感觉很好。另一区则认为在斗争中算是输了，但内心却“不服这口气。”“很好”与“不服气”的矛盾，自然形成思想上的较大距离，成为“山头主义”的思想基础，值得领导重视与警惕。而这种“山头主义”倾向的形成，又和两区合一是以一方为主，一方为次有直接的关系，这自然形成“很好”与“不服气”的两种意见的矛盾。话到这里为止，不过也间接点明了合一后主要领导干部的安排所形成的影响。这当然不是区党委本身能决定的，然而影响却不易消除。我在发言时把问题引导到对冀鲁边区过去的斗争，其中主要是讨邢（仁甫）斗争，上级要有明确和肯定的态度，以此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我们在发言前，已经考虑到“山头主义”虽是上级指出并批判的，但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发言要掌握原则和分寸，不能出轨。但在发言后仍引起较大的反响，成为议论甚多的一个问题，自然也在领导同志当中造成了震动和议论。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做到了会议对民主整风的要求，畅所欲言，无拘无束，但也觉得发言中存在片面性观点，可能在会议最后总结中将会受到批评。我们就是以此种心情，等待景晓村的总结报告。
然而景晓村在最后的讲话时，却代表区党委、军区领导接受大家的意见和批评，并就领导工作、思想作风存在的问题作了严肃认真的检查。他指出：大家在会议中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各抒己见，起到了帮助领导整风的好作用。大家在讨论和交流中，思想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至于发言中涉及的一些较大的问题，除在领导检查中提到的以外，均不由组织作结论或作分析解释明确是非，而是留给与会同志自己认识思考。此时傅继泽与我相视而笑，都有一种轻松之感。
转眼到了1945年冬天，经过大反攻和日寇投降的热烈场面，旋又转到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侵犯解放区的严重斗争之中，工作环境和工作任务的急剧转变，暴露了我在工作上的缺点和不足，给自己思想增加了巨大的压力，深感力不胜任。我向区党委王卓如同志反映了自己的思想，希望能给我学习提高的机会，并下到基层工作，使自己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此时，景晓村正和军区司令员一起，率领部队在外线活动和工作，他利用间隙时间来二分区检查工作。在听取我汇报了二地委的工作之后，他对二地委、分区的工作明确表示肯定。他指出，二地委所处之地，新解放地区多，比其他地区基础薄弱，更要加倍工作，赶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二地委在过去对敌斗争中做的工作是好的，今年以来，在几次大的行动中成就也很大，现在更要一鼓作气，在新时期中把工作搞得更好。他几次和我谈话，实际上都是在勉励我继续努力做好地委工作。他还特别提到：现在要加强军队方面的工作，以他为例，就要把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军队方面，一、二地委书记兼政委也都要把精力放在军队活动和斗争上面，这就需要我大胆主动、切实负责地做好地方工作。在交谈中他说我十九岁担任党的地委书记，这和他当时的情况极为相似，他比我年长几岁，也是在二十岁时做了清河特委书记，二十二岁时任清河区党委书记。他诙谐地说：我们都算得上傅继泽所说的少壮派了吧！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很难胜任党给予的重大责任，所以能够谦逊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向一起工作的同志学习。有了这个态度，虽然能力水平不足，还是能做好工作的。他还主动给驻在临邑的地委专署及县里的干部作报告，将在小会上以及和我个别交谈中谈到的问题贯穿在讲话中。报告在干部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对我的触动也很大。我深知，他这次来二地委，很大程度上是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我并没有因他对二地委以及我的工作的肯定而得以自慰和满足；但由于他在谈到我时，能够把他自己和我摆在一起来分析，使我深感他对同志的亲切和坦诚。实在说，在此之前我对景晓村的印象并不太深。通过民主整风会，印象更深了一步，但远比不上对卓如、张哗，特别是逝去的黄骅同志那样亲切和敬佩。而景晓村同志这次的二地委之行，却使我大大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他能够如此对待我这样一个年轻幼稚的下级干部，由此，完全可以想到，他在军区、区党委领导人之间，必然能令人信服地成为党的团结的核心。清河、渤海工作的稳定发展，长足进步，也必然与此密切相关。我深知，他一再把我和他摆在一起说相同之处，其实是在鼓励我。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将如何努力，才能具备他这样坦直、忠诚，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高尚情操呢？
两年以后，我奉命带领渤海五千副常备担架南下中原，支援华野大军。行前，我到区党委驻地，向晓村、卓如同志辞别，按照刘瑞龙、杨一辰同志提出的，南下以后即留在豫皖苏工作的意见，借此向区党委备案。卓如认为，此事未经区党委研究，怎么就能自动留下呢？景晓村则微笑着对我说：反正我们大家都要反攻南下，等你完成任务归来，我们再一同南下，好吗？
带着对渤海领导和同志的深切眷恋之情，我离开了八年休戚与共的第二故乡，南下中原，从此再没有回去。
三
事情的发展变化，令人深感意外。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我离开不久，正在召开的渤海区土地会议上，渤海领导班子被来了个一锅端：先是宣布改组会议主席团，把渤海区领导人全部清除出主席团，由华东局专派参加会议的工作团取而代之；接着将渤海区、地、县三级干部，大部分停职、撤换，在大会上批判斗争，景晓村、王卓如、李人风等人更是成了会上的活靶子，成为批判斗争的重点对象。此时我已经在南下途中。过了一段时间，才断断续续得到有关渤海一些传闻。直到后来，听到渤海土地会议的通报，实在搞不清渤海究竟出了多么大的问题。同时我又相信，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是一件正确而又极端重要的大事，是所有党员干部衷心拥护并坚决贯彻的重大的路线、方针，对所采取的重大举措，不应有丝毫的动摇和怀疑。但是联系到渤海具体的人和事，却又怎么也想不通。像景晓村、王卓如这些领导同志到底有多大的错误，会受到这样严重的斗争和处理，心情十分矛盾。在这段时间里，影响所及，几乎是谈“渤”色变，以致一位领导干部问道：“你是渤海来的么？渤海问题那么严重！你怎么能够出来？”投之以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大有使人抬不起头来之势。此时来自渤海的消息也是五花八门，令人莫衷一是。传说渤海党组织严重不纯，富农路线篡夺了党的领导，不少干部包括区党委领导人被点名为阶级异己分子，有些话据说还是康生在大会上讲的。以后又听说，康生已被任命为渤海区党委书记。那时一想到渤海，脑子里就只有一片阴森森的感觉。不知道景晓村、王卓如这些领导同志，会被折腾成什么样子？
之后大概半年多时间，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至各地，群众运动的风浪逐渐转入正常，渤海这场风暴逐渐被人们所淡忘。进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之时，我在亳州见到新来的市委书记王见新，他原系渤海行署副主任，调来不过一个月。据他说，事情已经过去，没听说给了什么处分。王卓如被抽出来主持政府工作，也准备让王见新继续在行署工作。经他一再要求，最后才同意他南下。景晓村和一同受到批判并停职的一大批干部，现在都集中住招待所，学习了很长时间，看来不可能再留在原地工作，去向不得而知。我与王见新相隔一年后重逢，自然要谈到这一年渤海发生的大变化。看来，两人似有同感，但又不便多谈，彼此心照不宣而已。几年艰苦斗争的一段历史，似乎一下就被抹掉了。我从内心里总觉得难以相信，景晓村等领导同志怎么能犯那样重大的错误？但又觉得，上级领导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来解决渤海区的领导问题，自是事出有因，不应置疑。自己的内心充满矛盾。
1949年夏天，我在南京工作日寸，陆续见到渤海南下的靳兴侯、夏戎等人，才知道渤海集中“学习”的大批干部都南下了，一些人到上海、浙江等地，景晓村、李人凤都到了上海。另一部分人则一齐到曹荻秋领导的华东支前司令部（简称“华支”）。渡江后不久，华支又全部调往西南，即赴四川，夏戎、张凤伍等都在其中。夏戎说，他们住了一年招待所，最后也没有说出个什么问题，也没有一个组织结论，全部分配工作。只是康生到他们的住地，和景晓村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谈话说他们的问题已经结束了，但其原单位都已有新同志接替了工作，回去也不大好。现在正好南下，也是当前最急需的事。夏戎对我说：你可以理解，我们已经一年没有工作，现在让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自然都很兴奋。夏戎还说：景晓村曾和你说过，咱们一起南下。现在是你早南下一年，少了渤海这一段经历；而我们也赶到南下的行列里来了，却缺少了你早南下的一段经历。现在倒好，我们一起向西南进军，以后大概可以经常见到了吧！对渤海这一段往事，都不再多谈，反正让时间忘掉也罢。
新中国成立以后，原在老区一起工作的同志，多已天各一方，少有联系，但也时常能得到彼此间的一些信息。知道景晓村在陈毅为市长的上海市政府担任副秘书长。这说明，从渤海下来以后，组织仍然分配他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而且能在陈老总直接领导下工作，也是很不容易的。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时，报刊上间有华东地区的一些信息报道，从山东到上海工作的黎玉、曹漫之、李人凤等都在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判。不过报道中没有景晓村的信息，以后不久，一则报道中披露他是华东工业部副部长，看来他的工作是正常的，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尚堪告慰。
四
1955年初，我在京见到了景晓村，他刚调京在一机部任局长。我离开渤海已七年多了，看见他精神风貌一如往昔。那一场过去已久的惊涛骇浪，似乎没有使他有多少变化。谈及那些往事，他十分平静。他只说，那年发生那样的问题，确实给他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原先怎么也没想到把自己拉扯进去，还是思想迟钝，原则水平太低，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好在那场急风骤雨的场面已经过去。康生曾到他们的住处，对他们说：“你们的事已经过去，再也没有什么了。住在招待所已经一年，现在是全国解放的高潮，到处需要干部，而你们原来的工作岗位又早有人接替，现在总不好把他们换下来，让你们回去嘛！因此考虑，让你们都南下到上海、浙江这些即将解放的大城市和省区去工作，希望你们能考虑到组织的关怀，甩掉包袱，投入新的工作中去！”
谈话中景晓村顺便提起，康生那段时间一直亲自坐镇指导渤海土地会议，批评人非常尖锐。他本人被要求在大会上检讨，分析自己所犯错误的思想倾向时，康生在台上打断他的发言，声色俱厉地说：“你还是个小孩子，懂得些什么？但你竟然能在这样大的地方指手画脚，不知造成了多大的祸害！我们要允许小孩子犯点错误，因为他们幼稚无知嘛。不过，你不仅是个小孩，你已经占据这样的重要职位，难道因为是小孩就可以放过了吗？”这些话对自己思想的刺激和震动确实很大。他从未想到这样一位中央领导人，此后又亲自来和他们谈话，表示对他们这批干部的关注，征求对未来工作的意见。大家自然都很兴奋和感动，立即表示服从组织的需要，二话没说，就投向新的工作中去了。至于前段的事情，既然已经告诉没有什么了，大家也就不再考虑了。共产党人立志终生为党的事业奋斗，不能回原单位工作，那就到新的工作岗位好好干就是嘛！跌倒了爬起来，共产党人应该永远保持这样的态度呀！
谈到这些年各自的工作，景晓村告诉我：他已经调换到第三个工作岗位。我说我则更多，现在已经是第七个工作岗位，而每到一个单位，都得重新了解，重新学习怎样去做工作。闻此情况他爽朗地说：“我们都是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党把你摆在哪里，就要在哪里发挥作用。”他还重复以前谈过的话，“我们都年轻，又都是共产党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不足，怎么办呢？就得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去适应新的环境，弥补自己的不足。”
这次见面，我们都很高兴。尽管我们都已在不同的部门和地区工作，没有工作上的直接接触，也不可能有较多的见面机会，但在我的心目中，其形象并不因为他在那场风浪中被撤下领导岗位而改变，反而因他所表现出的遇变不惊，泰然处之，始终保持谦逊虚心、平易近人的态度而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更感亲切，他仍然是我尊崇和敬佩的领导人。
以后几年，少了见面的机会，但也断断续续地听到他的一些信息。偶然得知，他的工作变动，成了一机部部长助理，尽管远未达到他过去工作的重要程度，不过，以他谦虚持重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态度，相信他在一机部那样的工作环境中，是能有所作为的。
五
1958年，我从建工部直属单位下放到四川省工作，忽得通知：国家将在德阳兴建几个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与此相关，建工部直属公司也一同调川担负相应的建设工程。另悉，这几个企业中，最大的第二重型机器厂（简称“二重”）由一机部原部长助理景晓村来任厂长。
这真是一条重大的喜讯：在四川境内修建二重、东方等几个大厂，将大为提升四川的工业基础和制造能力，对四川来说是很重大的事，对国家建设来说，也是一件重要的事。
二重在当时是个特大型工厂。曾经有人比喻过：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挑战中国，就是靠有一个比二重规模还小的重机厂和一个生产硝氨化肥的大型化工厂。二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建设这样的工厂，当时在全国也是少数，是相当于副省部级的大型企业，景晓村来担任厂长，对工厂本身，对他自己，无疑都是件大事。
多年后，我才听人道及，试行不久的部长助理，又确定不再设置，现任职者一般均改任副部长，一机部两位部长助理也将改任，恰逢此时要建设二重厂，景晓村向段君毅部长主动提出要求去二重工作。他说：去一个大厂，从建设到生产的全过程，对我是一场锻炼，也是一场考验，我愿意立军令状，深入实际干一番事业，尔后再回部机关。我还年轻，愿意承担这一繁重的任务。在成都见到他时，我正在省建委工作。他从德阳来，自说是到省里“报到”。他说：“我们到四川来建厂，建委也是业务上的主管部门，也得经常联系嘛。”那时候省里对在川的大型企业领导都很尊重。省里原有企业领导干部都是省里配备，新建的大企业则是从省、地级的领导干部中抽调的，这也自然更为地方上所尊重。在我的印象里，景晓村这样一位谦逊、谨慎、虚怀若谷又平易近人的高级干部，一定能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建设二重的工作，也一定会干得很顺利。
然而，谁曾料到，在以后几年里，大家都被卷入“三面红旗”的浪潮之中，其规模、时间都远远超过像渤海区曾发生的那样的“运动”。因为后者只在少数几个地区发生并较快得到纠正。而这一次则是波及很大，且长达三年之久的剧烈“运动”。很多领导干部都在其中受到严峻的考验，少数同志成了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也有人则充当了指挥大家上阵的“先锋”，而大多数人还只能在“先锋”指挥之下，被动地跟在后边跑。个别跟着风向标转的人则尽量向“先锋”靠近，积极“表现”。这场运动终因遭受严重困难和挫折，由上而下地进行了纠正。在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同志已在身心上遭受到严重的创伤，那些“先锋”则不得不在总结纠正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咽下自己所办错事的苦果，但在甄别处理错误批判中一些遗留问题时，由于某些当事人并未真心诚意地承担自己所负之责，总是找理由给人留尾巴，不给被错误批判的同志公平彻底的结论，使这种创伤拖时至久。景晓村同志这次所受到的折磨和创伤，至今追忆，惊悸犹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