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在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掀起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在四川，实际上对1959年初的经济调整都作为右倾倒退，反对大办钢铁，反对“三面红旗”来清算、批判。除此之外，还变本加厉地要求完成钢铁生产的高指标，对调整钢铁指标的有关单位，和没有“积极”完成地方上压给钢铁生产指标，以及没有坚持执行强制本单位把国家拨给的三大原材料调给钢铁企业的中央非钢铁工业企业，都与右倾机会主义挂起钩来批判。这一浩大的批判运动，开始于省委八次全会之前的工作会议对彭德怀“万言书”进行的“测验”，及随后进行的反右倾的批判斗争。在那次全会上就对省计委一副主任、省委农村工作部一副部长、泸州地委书记、重钢厂长以及从家乡农村带回农民对公社化的意见并在机关里散布的一军队干部在大会上集中批判。对省委一常委兼自治州州委书记及管工业的一位副省长则在分别召开的大组会上重点点名批判。连我及建委另一副主任，轻工厅长、劳动局长等人，在大组会上也被点名批判。随后又责令在省级机关工业口中组会上分别检讨和批判。这把火一直烧到各地区以及大中型企业之中，并持续延烧到1960年，使四川成为坚持钢铁生产指标居高不下的少数几个省份之一。因此以保钢大奋战为目的，大兴“火线整风”进行持续的批判斗争，省里主要领导亲自动手抓，在重庆召开六级干部会，连续对二重景晓村、重钢党委书记及代厂长、永荣矿务局长等进行大会批判斗争，一时曾将与会的永荣矿务局的六级干部（从矿务局到矿、分矿、井巷、工段、班组）几十人一齐拉到台上陪斗。对二重景晓村的批判气氛，同样阴森、紧张。在大会进行当中，省委工业部一位当家副部长，也是这次持续批判斗争会的主将，以代表党的领导的口气与我谈话，暗示他带着省委主要领导的意图，指明我与景晓村过去的上下级关系，对他自然熟悉了解，要求我表明态度，对景晓村进行批判。此刻我已无法推卸，只得冥思苦索，硬着头皮在批判会上发言，内容是景晓村在工作中曾提出过“大小配套，铸锻紧联，冷热结合”之类的动员口号，其中所说“冷”实系“冷加工”，“热”则实指热处理、热压等工序，在群众的生产活动中，并不能起到“指导”“发动”的作用，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不过是标新立异的文字游戏而已，于生产建设速度并无裨益等等。有熟悉的同志打招呼说：你讲那么一段哪里是批判，不过是找些话来搪塞而已。对景晓村的批判压力一直是有增无减，一再要他挖掘思想，向党交代。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景晓村在最后检讨到他对“大跃进”当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感到惶惑不解，在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曾私下和他的夫人议论过：“毛主席太性急了！”此话一出，使人震惊。此时我十分不解，他为什么要挖掘这句话来交代，这只是亲人间私下谈论，不涉及任何人，也没有反对毛泽东的含义，只表现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的一点惋惜和关切。然而，这却会授人以柄，很可能被抓住不放。事实上他是以对党的真诚，作了认真的挖掘交代。事后议论纷纷，有人暗中庆幸，“四川省抓了一个大人物，如同庐山会议抓出彭德怀一样，是四川反右倾的一大胜利呀！”
大批判会不能开得太久，对景晓村以及其他人的批判还要回到所在地区和单位继续进行。我只知道，景晓村还保留着厂长职务，因为这属于中央管理干部的范围，省里不能决定。但省里已从重庆调干部去二重担任党委书记、副书记，景晓村原担任厂党委书记已被撤除，原兼任的德阳工业区党委第二书记自然也被免掉。当时他在德阳二重的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而在此后不久，我奉省委陈刚同志的指示，临时组织一个抓“五小”工业设备的班子，住在重庆近一年时间，未过问建委的日常工作，也不知道其他地方出过什么事，偶然听到，景晓村在厂里一段时间后，因身体不好，已经离厂休养，是真是假，均无由得知。
1961年初，我回到省建委和省计委工作。在先后参加了国家建委检查“三高五风”的汇报会和国家计委召开的计划座谈会后，聆听了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工作八字方针指示的传达。省里经过相当时间的徘徊犹豫，终于从“三面红旗”的浪潮之下摆脱出来，否定了四川关于“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的论点，同意解散公共食堂，且把一直顶到最后不下的钢铁工业的高指标降低下来，精减大量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回农村。随后又在传达七千人大会的全省工作会议上，作出向农村退赔的决定，并对几年来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在省级机关大组会上，我才有了一次八小时发言的机会，指出1959年对一大批干部批判处理的错误。在会议接着进行的过程中，就接触到景晓村甄别处理一事。按当时中央通知精神，甄别平反是毫无疑义的事。然而，难以逆料，在诸多甄别案例之中，景晓村一案却被留下一条大得令人不得翻身的尾巴。
本来，一般干部甄别的案件，是在各地、各部门分别处理的。二重的有关问题，就应该在绵阳范围内处理。但是突然有一天，省里通知我去列席省委一次办公会议，原来是专门谈二重景晓村甄别一事。参加会议的除省委主要领导人、相关的书记处书记、省监委负责人、绵阳地委书记和省委工业部两位负责人外，我是唯一的一个与甄别此案无关的干部，显然是有意让我列席会议旁听。会议和以往开法相似，除当事人发言或汇报以外，凡是那位省委主要领导在场的会，基本就是他一人讲话，最后作决定，其他的书记以及部门负责人，也只能在一旁听听而已。这次会议，看来是当时的绵阳地委一位书记汇报所引起的。绵阳对景晓村的几次批判斗争，听说都是他出马主持进行的，并曾讲过一些过头的语言。如有一次他说：你景晓村是个大干部，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这个小干部，就是要捋捋你的胡子，把你拉下马来！批斗景晓村的许多材料，也是他搜集并向省委提供的。现在要甄别，自然离不了他自己出面，和景晓村当面谈。他汇报说他曾去向景晓村认错、道歉，但景晓村表示不接受。景晓村说：不管你曾经说过多少话，但事情是上边叫干的，和你沾不上边，不管你怎样谈，实际上没有作用。这样他自认为碰了钉子，甄别进行不下去，看来非省委出面不行。甄别到什么程度，看来也不可能谈到一起，还得省委领导决定才好办。他汇报以后，会上空气似乎紧张起来，有两位书记插了一言半句，有人说景晓村态度不对，省里为他甄别，他不买账。至于怎么办，则没有人说话，就连工业部两位相关负责人，也只是在一边旁听，没有说话。
本来会议开始前，省委主要负责人宣布过，省委这次临时决定召开的办公会议，是由绵阳地委同志汇报对景晓村的甄别问题。看来他在会前已经听过汇报，拿定了主意，所以在汇报发言结束以后，不等其他人把话说下去，就一下插上说：“情况也就是这些了，看来景晓村的意见，是直冲省委来的。事实也是如此。对他的批判，当然是省委决定才办的。绵阳地委同志去谈不行，我可以去绵阳，向他当面认错、道歉，是我们错了嘛！”随即他话头一转，接着说：“批判错了，可以对他甄别平反。但有一条不行，就是他有反对毛主席的言论，这是重大的政治原则错误，我们对他这条批判没有错，错的是他自己。不管怎样甄别处理，这一条不能更改！”他看了大家一下，人们此时都显得很严肃，没有人表示意见，于是他又补充说：“不要以为是他自己向党交代，组织上就可以不作处理了。他说是和他老婆一起叽咕过，谁知道是真是假？有这样严重的思想，还能藏着不露？不是有二重厂的二把手肖岗出来证实景晓村也对他讲过吗？说是只向组织交代，没有向其他人讲过，这是站不住脚的！”
他这话一出，就像给在场的人封住口一样，没有谁敢再说下去。我心里想到的正是这一点，可能其他人也有同感。但一下被他点出来了，又有了肖岗作证，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而且根本就不给你在会上发言的机会，所有在场的人都不再做声了。这个会接着转到其他的话题，我们几个列席旁听的人，也都退出了会议。省委那位主要负责人会后是否去了绵阳向景晓村当面“道歉”，不得而知。只是不久后听说，景晓村已经接受了省里对他作出的甄别结论，对结论里留下的那条“政治原则错误”的尾巴，没有提出意见，还再次对此作了沉痛的检讨。看来，这件事硬给压下去了。
以后又听说：景晓村已调回一机部工作，肖岗接替了他的厂长职务，景晓村在四川长达五年的工作，也就如此了结了。
六
翌年夏天，我去北京开会，见到杨寿山。杨是原二野后勤供给部副部长，进军西南途中与我同行，并一同转到经济部门工作，我们较为熟悉，互相了解。此时他在一机部任副部长，主管人事工作。我们谈及景晓村的有关情况，杨寿山说：景晓村在1956年即被任命为部长助理，如不到二重，早就应该担任副部长了。但他主动请缨，承担筹建二重的任务。他说他还年轻，可以下去从头干起，搞一个大厂。部里考虑到二重是个特大型企业，他去抓也比较合适，就同意他去了。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发生那样的事。他回到部里，原来的职位已不存在。趁1962年干部甄别以后，部里确定他回部里担任副部长，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哪晓得他的甄别结论又留下个大尾巴。杨寿山几次向中组部请示，都未得到答复。最近他又到中组部，向有关负责同志反映部党组和段君毅部长的意见和请求，不料得到的回答是：中组部已经收到了四川省委对景晓村的甄别结论，尽管对他批判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都已作了甄别，但留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景晓村本人存在有反对毛主席的思想言行，不能甄别撤销。中组部怎能同意有反对毛主席言行的人，担任一机部的领导职务呢？看来此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部里为此感到十分难办，又重新考虑让他出任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但不担任副部长。这可以解释为不提拔，仍能在部里承担重要工作，但中组部能否同意，还很难说。谈论至此，我们两人都为晓村同志深感惋惜，我内心尤为难过。记得晓村在被批判时主动交代此事，当时我就深感不安。我觉得，这只是他一瞬间的想法，他主动向党挖掘自己的思想，本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是纯真无私的党性的流露，不过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且他这一闪念的活动，绝非是反对毛主席，仅仅是因为看见在“大跃进”中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出于对毛主席崇高威望的担心，内心里是从爱护毛主席的角度出发的。但在那时的气氛之下，很容易被人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人正是抓住此点不放，并以此上报中组部，令晓村同志背上这样的黑锅。对此我们虽满怀不平，但有什么办法？杨寿山说，段君毅部长的心情和我们是一样的。但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之下，也都无能为力。
以后听说，景晓村到技术研究院，后来又听说是科技委员会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又被拉下马，靠边站。谁都能揣度到，有着这样那样的坎坷经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时隔多年，我才听说：他的工作安排，经过许多周折。首先是中组部没有通过他一机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的任命，理由也是他有反对毛主席言行，不能参与党的机密。部里只能在技术工作上打主意，第一是去技术研究院，但因为不能担任党委书记，只能管院里的行政技术工作，最后才到单纯研究管理技术的科技委员会。由于他的工作几经往复，时间较久，自然扩散很广。在那些年代，参军光荣，能当一名军人是多少年轻人的梦想，而他家子女却因晓村同志背上的名声，叫做政治条件不合格，均被拒于门外。“文革”中他因这个名声自然也逃脱不了被批判和惩罚，只是因为他已不在领导岗位，不为人所重视，被当做“死老虎”扔在一边而已。这其间前后十几年，他所受到的歧视、冷遇，给他造成的精神上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象。
三线建设中，国家各经济部门差不多都派有一位副部长率领工作组到西南、四川抓各自所属企业的生产建设，但互相联系接触不多。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各部包括一机部的工作组虽都已撤离，但常派人代表部里来检查工作。景晓村同志几次担负这个角色，使我与他得有见面的机会。令人高兴的是，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坎坷经历和“文革”的冲击，他仍然爽朗、豁达、谦逊、认真，使我在内心里更增加了对他的敬佩。一次，国家经委在川召开全国性的工业生产会议，他又被指派代表一机部参加会议。各部部长副部长来时，我都以会议所在省区代表的身份去机场迎接。景晓村于深夜赶来，我也同样在机场等候迎接。一见面他就爽朗大笑地说：“这么晚了，你来接我，有这个必要吗？”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又代表一机部领导来开会，我为什么不来接呢？”我们两人之间没有套话，高兴而归。就在会议之后，他还抽空去几个厂了解生产和工作情况。他还专门去了二重，看望职工，了解生产建设情况，与一些同志真诚相见，不计前嫌。看得出来，他虽经历多年的坎坷，但对工作始终执著认真，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管做什么工作，不管在什么岗位，都是党的工作，没有理由不把工作做好。对于过去在他手下工作，现在位置在他上面的老同志，他都照样真诚相待，毫不拘束，充满同志之情。
在这段时间里，我在北京经常见到过去在渤海的一些同志，大家回顾40年代战争时期的一些往事，也都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自然谈到渤海土地会议的事，也联系到景晓村在四川的经历。我们都以为，为了落实政策，他应该向组织申诉这些事件的性质，辩明问题的是非。但却未听见他在同志中间公开议论此事，这当然不排除他已直接向组织申诉自己的意见。他遵从组织纪律，不随便议论是非，仍然保持着一个革命老同志的本色。1979年时，我突然从别的同志那里得悉，他的问题的解决，已经指日可待。原来胡耀邦同志入主中组部，清理了多年来干部中的一些积案，并向上报告说，在大量的历史材料审查中，发现两位好同志，好领导干部，一位是庐山会议时受到批判、撤职下派的一位省委书记，一位即是景晓村同志。耀邦同志亲自查阅了景晓村的有关材料，并主持确定撤销了加在景晓村头上的处分和不实之词，在此前后，渤海土地会议发生的问题也得到平反。
这真是令人十分兴奋的事。多年来压在他身上的两块沉重的石头被彻底清除，还晓村同志一个老共产党员光明正大，无私忘我的党性本色，肯定和重现了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并且作出的重大贡献。从此以后，他一定能承担起更重的担子，尽一个老共产党人所能尽到的责任。同时也听说，他的身体渐渐虚弱，一个以全身心投入人民事业的人（除了在二重受到大批判后，曾有过短时期的休息待命之外），我几乎没听说过他生过病，但现在却不时听到他的体力不支的消息。屈指计算，几十年的坎坷折磨，此时的他已届花甲之年，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呀！但凭以往的情况看，我总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治疗，他终会重新焕发他那旺盛的活力，全身心地投人工作和事业中去。我期待他走上新的更重要的工作岗位。
不久，我再次到京去看望他，他已经明确去农机部担任党组第二书记和常务副部长。乍闻及此，我的脑子里闪过两个念头：一方面是他已经彻底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又觉得以他过去辉煌的斗争经历及在长期经受严峻考验中所表现出的品德、作风，应该还能发挥更多的作用。但晓村同志本人却处之泰然深感愉快。他告知：党组织曾征求其意见，是否去一个地方担负更繁重的工作，但考虑他长期在专业部门工作，离开地方时间已经很久，现在地方工作又与战争年代规模迥异，这自然就发生能否迅速适应的问题，加之他近期身体较差，未必能适应繁忙的工作。农机部和一机部工作密切相关，去那里可说是驾轻就熟，能够完全胜任工作。他权衡再三，最后明确接受农机部的工作。听他这些分析，我也深以为然，这样的安排对他来说非常合适。是党组织充分了解和考虑他当前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断。通过这一安排，历史上给予他的重压，更为公开和彻底地解决了。
时不我与，他到农机部不久，终因突发疾病不得不休息。几年后，国家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农机部与一机部合并，在干部年轻化的要求下，晓村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一样，退居二线，转任一机部顾问，具体承担《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主编工作。
七
1985年冬，在山东省主持下，召开了三区（冀鲁边、清河、渤海）党史座谈会。当时在世的几十位老同志，一时均聚集滨州，参加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景晓村同志作为清河区、渤海区的主要领导者，自然也是这一次会议的中心人物，他和卓如、苏杰、广文、马千里、李其华等同志一起与会，重温三区时期那段革命斗争的历史，推倒了康生一伙炮制的所谓渤海区“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等罪名和不实之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与会同志一致表达了对康生等人卑劣行径的激愤并予以谴责，对当时被冤屈的景晓村等同志表示深切的关注和同情。而景晓村同志在会上仍然一直保持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平静态度，对那时站在台上的错误领导，该说的话自然要说，该给予批评的自然也要批，但他注意准确、实在，不夸大、不缩小。而对渤海以及清河区本身的工作，他同样从客观事实出发，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找出工作中的错误，做出适当的结论，不因曾被错误批判得到平反而将其一笔勾销。他在总结历史时始终注意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威信。在他看来，历史长河中总会带着些沙子、石头，但党总是领导着人们走向了胜利。对比之下，个人遭受到的一些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坚信：越是在逆境中，越要坚定地树立对党的信念。对过去曾经违心地批判攻击他的人，他也一如既往，友好相处，并不因此而有所芥蒂。以后我才了解，一位素为大家尊敬、赞誉的老领导人，在渤海土地会议时，曾以华东局工作组的名义参加会议，并成为对渤海区党委领导人进行批判的前台指挥者。在此事平反前后，景晓村曾和他交谈，他仍保留着当时的观点，认为当时的批判是对的，不同意景晓村谈的意见。在以后谈及此事时，晓村同志仍然尊崇这位老同志，对其一时转不过弯来，只是惋惜和体谅，一笑而已。我从内心里深深为他虚怀磊落，襟怀坦荡的高尚品德和作风感动。时光已经过去四十年，站在我面前的仿佛仍然是当年的区党委领导人真诚亲切的高大形象。他在几十年中更以对党的忠诚、坚信，挫折无悔，矢志不渝，启迪和诱发我们的思想觉悟与良知。我深感与过去一样，他依旧是我们这些人的领导者！
那时他已经退出部里的领导岗位，身体又比较差，但还以顾问身份，主持《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的主编工作。我听人谈过，这是一项巨大繁重的“劳动”，要耗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他照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力求尽可能地完成此项任务。他说：既然你已经承担了交给你的这项任务，怎么能以身体、年龄为理由，潦草从事，交出一份不好的答卷来呢？须知，交一份合格的答卷是我应尽的天职：交一份不合格的答卷将是我最后也是最大的耻辱，能够这样做吗？
然而，就在这以后不久，我突然闻知，他身患重病，已就医开刀，并将长时间在家卧床休养。次年我去看望他，经过较长时间的休息，他已能起床，做轻度活动，看看书报。他很乐观地对我说：谁叫我得这样的病？手术后还好，偏偏又来了个肠粘连，阵发性地剧痛。你越是躺着，脑子里就老是在疾病上打转悠，还是得坚持活动，找点事做，总不能这样下去嘛！
以后几年我又两次去看望他。由于他的情绪豁达、乐观，似乎他的病情也比较稳定，能经常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来看望他的人丝毫未见减少。就山东渤海老区的历史史实向他了解情况、请他撰写文章的人可谓长年不断，他都一概接待，尽量满足人们的愿望。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应尽的历史责任嘛！”后来他还承担主持两部大型著作的编写审订和出版工作。看来他的健康状况还稳定且有所好转，我也为此高兴。然而，出乎意料，到1993年，他突然旧疾复发，与世长辞。他的去世使人们哀痛追思。
十几年后我才知悉，他带着孱弱的病躯，远赴外地参加一支渤海部队转战史的终审定稿会，在为之撰写序后，即因病溘然长逝。
晓村一生，坎坷备至。他总是在前进的道路上突然跌人深谷，特别是在二重工作的这段经历，不仅使他在当时受到严厉的批判打击，而且令其在其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受到歧视和压抑，处境困难。现在刚得扬眉吐气，却已年华逐水，生命耗尽。
他的一生，耕耘不止，不论是青壮时代，还是垂危之年。在战争年代，参与创建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建设人民军队；在经济建设时期，领导专业工作，建设大型工厂，直到被限制只能搞技术行政工作，他都全心致力，一以贯之，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工作中学习如何做好工作，孜孜不倦，恪尽职责，一生从无休止。
他的一生，贡献巨大。特别是在八年抗战时期，创建了渤海革命根据地，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先后组建了三支主力纵队，贡献于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自然这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成就，但也包含着领导者的心血和智慧。如不是两次运动的打击，他理应更有作为，为人民事业做出更多的事！
他虽然几经坎坷，终于拨云见日，得到党的正确的评价，他看见了毕生为之奋斗的人民事业光明的今天，足以告慰终身！一切折腾反复，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小涟漪。革命一生，盖棺论定，永垂不朽！
追忆至此，回忆几十年交往，意犹未尽，谨以小诗，敬献于晓村同志：
追怀景晓村同志
拔剑脱衫驰广渤，丰碑永树志殊勋。
虚怀勉信良师友，足智从仁好统军。
造化何期累厄忌，此心可鉴矢忠诚。
欣然一旦东风起，吹尽尘沙还本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