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龙书金同志（2003年作）
戏谑当年事亦真，两河三戌旧曾经。
申江老去悲公义，哀感难忘风雨情。
这是2003年晚春，乍闻书金同志辞世，哀感难禁，一气写下的四首悼诗中的第二首。唯诗意隐晦，难为不知者所理解。诗的前两句，实是回顾当年在鲁北风雨同舟的战友之情。所谓戏谑，自然是一个玩笑的形象比喻，即指下句“两河三戌旧曾经”。“两河”指我当时所在地区南北两条河流，即马颊河、徒骇河。“三戌”即指在那里并肩斗争的三条汉子：龙书金是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分区司令员，驻守军分区：曾旭清
是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在实施一元化领导后同时担任二地委书记；我（郝炬）则是一元化领导后的二地委副书记、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三人同庚，均为戌年，属狗，但我比他们二人小了一轮（小十二岁），不过后来才知是误算，因曾旭清比龙书金年长近一岁。这句诗的原意是在鲁北大地两条河流之间，戍守国土的三条狗。如果觉得这样说太难听，也可直接说成是在鲁北大地上风雨同舟、并肩斗争的三个战友。如今龙、曾两人都已先后辞世，自然是“哀感难忘风雨情”了。
在我的《霜天晓月》一书中，曾记述了我们三人在战争岁月里并肩战斗的情景，当然彼此之间磕磕碰碰，争吵也时有发生。地委与分区及地委本身的“团结”问题，不止一次为区党委、军区领导所关注。我曾两度进行检讨，承担了“团结”问题的责任。解决内部分歧之后，最终做到了团结一致，直到对敌斗争的胜利。而我们之间深厚的战斗情谊，一直延续到最后的诀别。“耳濡目染，润物无声”，无声无形中树立起来的友谊，必然是持久和永恒的。
到冀鲁边区以来，我已经听熟了周贯五、杨忠、龙书金等几位军事负责人的名字。在萧华、符竹庭以及邢仁甫等人先后率部队离开边区南下之后，留下他们继续坚持边区的军事斗争。二分区的鲁北支队，就是在杨忠司令员兼政委，龙书金副司令员率领下发展壮大，打开了鲁北西部地区的局面的。随着杨忠到教导六旅任政治部主任，鲁北支队也整编为教导六旅十七团，龙书金任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十七团团长，实际上还是在原部队、原地区指挥战斗。在见到他之前，便已听说他在这块土地上三次负伤：一次是1939年陵县大宗家战斗，团政委牺牲，他也身负重伤，仍坚持率领部队突围撤出。第二次是1940年鲁北支队驻扎在平原马尧务，遭遇敌军合围扫荡，支队副司令员龙书金在突围时受重伤。这次损失本可能避免，因为当时我军驻此地已有一些日子，龙书金根据周围敌据点行动态势的情报，认为我军在一地驻扎过久，暴露于敌前，据点周围已有增兵迹象，主张即刻转移。但因时届年关，尚未发现敌有大的动作，未及转移即遭敌包围，以致造成损失。更严重的一次，是在我去二地委前夕，边区主力部队在“打通清河”的夹河战斗中，与龙书金一起在十七团指挥战斗的杨忠主任，遭到济南、惠民等多处日伪军的合围扫荡。在突围时中弹牺牲。龙书金亦两腿受伤，难以行动。他命令警卫员向他开枪后然后自行突围，警卫员不从，背负龙书金滚爬前进，终于脱险冲回。这场战斗，局部实现了“打通清河”的目标，却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谱写了一曲慷慨壮烈的悲歌。几次战斗使人们心中留下了对龙书金的深刻印象，他在严峻的战斗面前，表现出判断准确，指挥果断而灵活。即使自己的主张未被采纳，他仍能服从决定。
我第一次去十七团会见龙书金时，其在长期战斗中养成的革命军人整洁、严谨的风度，颀长的身躯和眉目之间透露出深邃有神的目光，即令我印象深刻。他肩上斜挎着长长的白绷带，托起弯曲的左臂，让人联想到残酷的战争留给他的累累伤痕。他对待革命同志平易和蔼，令人可亲。他与政委曾旭清两人对我这个来自地方的年轻同志，都表现出同样的热情。比较而言，龙书金较为内向，不大说话，似乎有些“拙于言辞”。我们三人半晌时间的互相交谈，大部分都是曾旭清政委讲话。这位来自大巴山的老红军战士，也是刚从山东军区分配来此，和我从太行山来此一样，只是前后脚时间而已。但他似已完全融人这个部队之中，不论谈到任何一件事，他都可以详细摆谈，并有自己的看法，像是早已了解，成竹在胸。他身上展现出川北红军特有的短小精悍，不知疲劳的风貌。他说话中气很足，唯恐他的话不为别人理解。这次谈话是在充满热情的气氛下进行的，彼此都感到一见如故，倍感亲切。曾旭清和我都视龙书金为长兄，客观上他是上级军区的领导成员，自应尊敬。龙书金却把自己放在同等的战友地位，对部队政委和地方同志，他同样表现出平等尊重。
不过这种亲密融洽的关系，在尔后的工作中也并非一成不变。军队与地方，各有自己的组织体制，各有自己的工作接触范围，因而容易出现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声音，后来发展到互相有了隔阂和意见，并引起了区党委、军区领导的关注。黄骅副司令员专程来分区过问此事，把问题揭开，并指出主力部队和地方间发生的问题是互相的，要解决好问题，首先必须由我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才能打破僵局，形成团结统一的有力局面。接下来贯彻执行党中央实施一元化领导的决定，使主力军和地方融为一体，统一领导进行对敌斗争。我主动去部队向他俩表示：衷心拥护和接受这个决定，全力协助曾旭清同志的工作。曾旭清则说，这下我们成了一家人了，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在部队，地方上的事还得你多承担，有事咱们一起商量着办，总之我真心诚意地支持你的工作。龙书金还是那样，言语不多，表现诚恳。他说：“合在一起以后，你也要多参与部队的工作，你是分区副政委嘛！”实行一元化领导以后，很快出现了新的气象。军队地方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干部群众激情振奋，对敌斗争也得到有力开展。此时的华北敌后正进入更加严峻的局面。实行“一元化”领导，为的是统一人民抗日力量，以便在严峻的形势下更好地坚持与开展对敌斗争。而严峻残酷的战争形势，又向“一元化”领导后的抗日军民施加更大的压力。我们即遭遇到敌人频繁的、大范围内的分片扫荡。王楼一战，使二分区遭受到最严重的一次损失，全区出现空前严重的局面。
王楼战斗前夕，敌已增兵德州、平禹等地，进行局部的拉网式的外围扫荡。此时地委分区正在开会，经几度转移到临邑县南夏口附近，即得到周围敌据点增兵的消息，龙书金主动提出及早转移的意见。但是曾旭清则同意专署专员提出的意见，再住一日，处理一些工作中的问题。龙书金出于对政委意见的尊重，没有立即转移，但提出为了防备万一的部署：将主力部队置于外线，一旦有事，即可接应司令部的转移；如敌情紧迫，即强行通过夏口附近，以火力封锁据点，利用“道沟”向包围圈外转移。当晚，我已率小武装北去，午夜时分穿过封锁沟，拂晓抵达临北沙河附近，即闻南边传来激烈炮声。事后得悉，在发现敌情后，龙书金即提出按预定部署向东突围，但曾旭清依据专署提供的情报：周边数十里范围内并无敌踪，为避免向东突围受损失，力主向西转移，结果愈陷愈深，在王楼被四面包围，副司令员徐尚武牺牲，一连只冲出十几名战士，二连亦损失近半，龙书金、曾旭清在警卫员和特派员的扶助下，单兵突围。嗣后陆续集合冲散的干部战士，重组两个连队，分别率领坚持斗争。龙书金到陵临边境和我会面时一再说，王楼之战，责任在我，我是司令员，处于当时隋况，完全应该当机立断，下决心向东突围转移，不就可以避免这一严重损失了吗？怎么能以尊重政委的意见为理由，放弃自己的主张呢？我要向军区党委报告，请求给我处分。目前我们只能集结现有力量，尽快恢复部队的战斗力，把斗争坚持下去。最后他交给我一个任务，因他率小部队行动，无法携带电台，只能交给我保管，依靠这里群众基础好，保障电台的安全，争取和军区电台取得联络，保持和上级的联系。
好在时间很短，经过全区军民的坚持努力，重新稳定了局势，逐步恢复补充了两个连队，对分散的敌伪活动给予适当的打击，并恢复了和军区电台的正常联络。就在此时，我奉令率小武装去新海、盐山地区，向区党委、军区汇报王楼之战二分区遭受损失及恢复工作状况。我明白此事是龙书金、曾旭清建议区党委指定我去的。我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严峻的任务，得到了区党委、军区的及时指示，回到地委传达并部署下一年即1943年的对敌斗争及工作安排。此时却发生了地委对同属一个议题，召开两次会议，前后分歧，并在未告知我的情况下，以后一天的会议否定前一天会议的决定的事情。其后因我向区党委会紧急申诉，方经区党委批评纠正。曾旭清是两次会议的主持人，他先同意前一天会议的决定，随后又听从另一些同志的不同意见，否定了前次会议，重新作了决定，并从侧面对我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在区党委纠正批评以后，意见分歧虽然暂时搁置，但是同志之间在思想上的隔阂却加深了。龙书金原先对地委两次会议均表赞成，对我向区党委申诉中的过火言语颇有意见。但在区党委批评纠正后，即表示接受，态度是积极的。这一年我们三人在工作上，特别是抗灾救灾和全边区反邢仁甫叛变的严重斗争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和一致。龙书金和我曾两度一起带小部队出发，虽说他不熟悉也不过问地方工作，但关心地区对敌斗争的大局，也对我的工作表示理解和支持。那时正值炎夏，他平时肩上总是挎着绷带，吊起那受过重伤的左臂，当热得难以忍受时，便将绷带解开，由警卫员帮他褪下左袖，我才看见他的左臂缠着十几层厚的布条。因为天气太热，布条老是被汗水浸透，需要更换晾洗。没想到那上下臂竞完全断开，全靠层层布条捆紧后才连在一起，当布条一解开，那断骨权子就露出来，令人万分惊诧。更令人奇怪的是，完全断开的下半臂和手腕，手神经还能支配做些轻微的活动，可以握住茶杯或轻一点的什物，只是得右手在下边托住。他说，平常是几天换一次，天热了一天换一次还难以忍受，真是骇人听闻！被枪弹打断一条胳膊，却用布条捆绑在一起，还能受神经支配做轻微的动作，并且还在继续指挥和亲自参加战斗，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耐力呀！就是这样高度伤残的人还一直坚持战斗，一向以骁勇善战著称，多么了不起哟！这使我对他倍加尊敬！
第二次与龙书金同行，是去参加老鸹嘴的冀鲁边区干部会议。出发前我才知道，在不久前与敌军的遭遇战中，曾旭清的小腹部被敌人流弹击中，但子弹嵌入有细孔的皮腰带上，仅仅伤及皮肤。他自称侥幸，说和龙书金相比，他就太万幸了。在短促的时间内，曾旭清抓紧与我打招呼说：地委几位同志对我向区党委写信申诉一事有些意见，他也有同感，希望我能主动处理好此事。我理解他本人对此事也有些意见，但却是真心想帮助我，深感到他是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绝非个人意气之见。但在老鸹嘴会上，问题还是爆发了。有另外的同志在大会上指名批判我，并把意见提到“隐瞒上级，左右区党委，个人主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高度，使我极度愤懑激动，态度不好，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自己的态度转而变成消极顶牛，使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区党委最后决定下调我的工作，这也是我当时坚决要求的。龙书金在会议过程中，对我进行批评帮助，但未起到作用。回到地委后，曾旭清也主动找我做工作。他认为老鸹嘴会议上提的意见，已经超过原先意见的范围，但对我在会上的抵触和顶牛态度，为他意料所未及。他语重心长地和我交谈，盼我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已经发生的问题，顾全二地委的大局，处理好相关的工作。
事情没有结束，区党委又停止执行下调我工作的决定，并派刘贤权来二地委了解和处理地委存在的分歧和不团结的问题。我从刘贤权处得知，是龙书金向区党委提出意见，建议对二地委存在的问题重新了解，慎重处理。在刘贤权的主持下，地委再次集中开会对存在的分歧和不团结问题进行检讨，各自做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龙书金、曾旭清同样如此，最后终于彻底解决了地委之间存在的分歧与不团结问题。“两河三戌”团结统一，相处无间的战斗友谊，得以坚持下去。直到1944年冬，我们三人一同参加在史家口召开的，为大反攻作政治思想组织准备的渤海高干整风会议。翌年，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反攻的行动，迎来了日本投降的伟大胜利。“两河三戌”也到了结束那段历史使命的时刻，先是龙书金随渤海子弟兵的第一支队伍——山东解放军第七师开赴东北；接着我去华东局党校学习，后又南下中原、过淮海、渡长江，直至到西南的征途；只有曾旭清直到1948年才离开二地委二分区，担任渤海纵队七师师长兼政委，率队南下，实现他多年想投身于军事工作的愿望。我们三人从此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间久久失去联系。
1954年我在重庆时，忽然从辛易之处得知，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参谋长的曾旭清自宣汉探亲返申，将在重庆停留，和在渝的原渤海老同志相聚。
曾旭清离开老家已有十八九个年头，此番回乡，自是别有一番滋味。与原在渤海的战友也分别七八年的时间，经历了战争和解放后两个不同时期，自然都有许多话要说。一起摆摆过去风雨同舟的岁月，畅叙各自别后的经历，话里必然要联系到大军的胜利，祖国的解放，不论在哪里，到处都洋溢着蓬勃发展的热烈气氛。最后难免又都回到各人自身的情况上，过去一起拼搏的同志，如今都不再是昔日的光棍汉了，都已成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一谈起这些，就能感受到老曾的脸上容光焕发，对温暖亲情的满足。大家也都畅想明天将会怎样，但谁也不去说个人的“明天”，而是憧憬祖国美好的未来。经过长久的战斗岁月，人们思想上已经把个人放在国家、集体之中了。祖国的美好未来，不也有个人的一份吗？这次短暂的故人相聚，是在爽朗、乐观和兴奋的气氛中度过的。
在即将分别之时，大家总又期望着能有再见的机会，但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毕竟祖国那么广大，人们天各一方，各人有各人的事业、家庭，难得有机会碰在一起。
无独有偶，事又凑巧。就在这之后不久，我在去京途中的京汉铁路软卧车厢里碰见龙书金，真是巧极了！他从东北人关后，部队都在中南地区。我自东往西，音信久违，偏偏会在同一节车厢上相逢。两人均兴奋不已，谈这谈那，一直未停。我还和他的警卫员对换了卧铺，以便继续摆谈。我们所谈，均不涉及军事以及眼前的工作，聊的多半还是彼此熟悉的战友近况。从交谈中得知，原二分区参谋主任李青山不幸逝世，其爱人常秀芳已移居北京，组织上给予很好的照顾。刘重贵、邱岩桂去了广西，分别在部队和地方工作，近况较好，可以让故人放心。谈及大家离开后渤海区发生的大事，对相关同志的近况都表示关注。毕竟大家是在艰苦的时候，生死与共的战友嘛！
我们乘坐的是一节老式的软卧车厢，不像如今的上下铺是一门关死的房间式卧铺，那时是敞开的挂壁式的卧铺。白天挂起来当软座，入夜放下成了卧铺。我们谈到很晚，天气很热，龙书金自己脱下外衣、衬衫，只剩下一件背心。这时我注意到，他一直没有把左臂放到成为他的标记的肩上的绷带中去，左臂已没有缠得厚厚的布条，肩臂一样自在活动。不过左臂稍往上举时，下边那断骨杈子还是突然从肌肉包围中鼓出来，隐隐像锯齿样直立，此时正好被走过来帮他放下卧铺的女乘务员看见，吓得她一声惊呼：“首长，你这是怎么了？” “嘿嘿，把你吓住了么？不就是一根断骨头杈子，手一抬它就鼓出来了！”
全车厢的乘客，几乎都一下跑过来。人们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并由衷地向这位身经百战、多处负伤的英雄将军表示敬意。我正好在旁边，就代他向人们解释。但我也有些担心，原来断臂两端完全靠厚布层层捆绑加以固定，现在不缠布了，能行吗？
龙书金对我说：“你知道，那些年在北方，布捆久了，浸汗发痒，使人难以忍受，必须经常换洗，晾晾皮肤。这些年到了南方，持久的炎热天气，更让人受不了，异常频繁地换、洗、晾，有时一天几次都不行，实在熬不住，有时就不缠纱布，晾上几天。慢慢发现断臂被绑久了，被绑的皮肤也加厚加紧了一些，不要绷带也能支撑手臂做点轻微的活动，搞了几年后，干脆把纱布条给扔掉了，就靠这皮包骨头，虽然有些使不上力，但原来缠纱布时也一样不敢使力嘛！现在我还常带着纱布，只是备而不用，对我来说，这可是一大进步呀”
在旁边听他说话的人都十分惊奇。我暗暗思忖，从这件事可以想到，这十年间他南征北战，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以他坚忍顽强的战斗精神，一直奔波驰骋在战斗的第一线，不知创造了多少辉煌的战功！但他在人们面前，丝毫不表露自己，对涉及国家和军事机密的事从不吐露，就连他目前在什么位置、干什么都不谈及，我也不便多问。他只提到去过海南，现在驻防广东，是一支代号部队的负责人。他问起我这些年的大致情况，还是那句老话：你在地方工作还好呀！我可不太懂地方工作，真有点羡慕你，往后地方工作的分量越来越重，真说不上我将来会怎么办好呢？谈到最后，更多的话题还是反复唠叨“两河三戌”那难忘的战斗友谊。
时隔多年，我才从《渤海子弟兵征战史》中知道，渤海老七师改编为六纵后，龙书金由老七师副师长改任十七师师长，后又任副军长直至军长。他一直率领的这支部队，被称为“攻坚老虎师”。几次大的歼灭战以及人关后的解放天津战役，他的部队都是担任整个战役的总预备队，攻坚战斗打响后，立即作为主攻部队的第一主力，攻无不克地完成决战任务。在解放华南的最后一战——解放海南岛之战中，龙书金作为该部队的军长，跨海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对此他毫未谈及，甚至不让我这样的老朋友知晓。
一晃又是七八年过去了，我们互相都不了解彼此间的近况或下落，偶尔从报刊或个人交谈中知道一些故人的踪迹。原渤海熟悉的领导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令人惊讶的问题，难以意料。军队不像地方那样复杂多变，一般的情况也不公之于报刊。我以为军队的领导，几乎都是经过艰苦斗争考验的老红军，德高功著，出事的可能性极少，自然消息也十分稀少了。直到1963年，我有机会见到原二分区的李玉池，他在北京工作，与一些人来往较多，闻知曾旭清和曾在渤海纵队任师长的原一分区的傅继泽司令员，均调到军队首脑机关工作，他还见到傅继泽两次，当提到我常有机会来京开会时，傅继泽说，大家都十几年不见了，嘱咐李玉池转告我去他家一叙。我闻此也很高兴，如约前往。始知傅继泽调来海军任副参谋长，这使我的脑子为之一转，回想以前他曾说过，我们两人算得上是冀鲁边区的少壮派，其实我只是个配搭，他当时确实是年少有为，人所共认。看来这十几年，他仍保持着那股劲头，不然怎么会提到首脑机关担任要职呢？我不便多问，只是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少壮派，从冀鲁边一直当到海军机关来了。傅继泽明白我的意思，开心地笑着说，咱们大家都一样嘛！你看老曾不也来工程兵担任副参谋长了嘛！龙书金的职务本来比我们高些，现在不也担任省军区司令员嘛！他的话证实曾旭清也到了北京，这样我得以去曾旭清的住处，看望这位久别的老大哥。
已经十年没有见面，大家都年长了许多。曾旭清虽已年过五十，稍显苍老，仍然中气十足，精力充沛，他照样打开话匣子就没个完。原来他在沪工作不过两年多，就被调到工程兵系统，并作为西北工程兵指挥所的一把手，率领所部到边远地区，为国防重点工程施工。以前同我一起在淮海战役支前的陈觉也去了那里，并担任他属下的工程兵某师师长。曾旭清说，这个同志有文化，有领导能力，干得还真不赖呢！他说，在大漠戈壁，人烟稀少，风尘扑面之地，一干就是七八年，近日奉调回来。要是按自个的意愿，还真想继续在那里大干呢！你知道那是国防重点工程，人人都以能为它作出贡献而自豪…．．
曾旭清谈话时那种坚毅、严肃而镇定的神色，表明他已全身心投入伟大的国防重点工程之中，并为能承担这些伟大工程而自豪！看见他还是那么精力充沛，永不疲累，我衷心为他高兴。现在看来，从鲁北出来的“三戌”，都经得起磨炼，各自都发挥了自己的能耐。龙书金战功卓著，军事素养超群。我的印象里，老曾的特点是在政治工作方面，尽管他渴望自己向军事指挥上发展，且从渤海南下后在部队干了较长时间。如今由警备区转到工程兵，直接参与了在极为艰苦条件下，为国防工程服务的伟大事业，其意义也不下于指挥战斗部队攻城拔寨，重要性显而易见，他理应为此而自豪！相比之下，我还是“三戌”之中最滞后的“一戌”，这也是顺理成章，本来我就是他们俩的小兄弟，不论思想水平或工作能力，都滞后他们许多，年纪也小了一轮，我只能在他们下一拨中去比高低。其实这不算是自卑。连同傅继泽、辛国治，大家仍如过去一样，有着兄弟般的情谊。相逢时兴奋激动。不仅自己如此，以后连家属子女也都建立了兄弟姊妹般亲密无间的友情。此时我发现一件事：老曾与陈若瑜结婚十几年，照说早该是一个儿女成行的幸福家庭了，但是全家却未在一起，这在老同志中可能也很少有。对此，老曾坦然相告，当年离开上海时，陈若瑜在单位工作比较得力，一时不好离开，再说去西北也没个住处，尽管是四五十岁的老家伙，也只能一年一次探亲假。现在北京安个家，但分居两地多
年，已经习惯，她留在上海又有工作与生活两方面的有利条件。现在成了两处为家，你去我来，大点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小点的留在上海，还是挺方便！我听他谈得很惬意，看来我这位老大哥，家务事也处理得蛮好呢！
往后几年，政治运动和生产建设两根弦都绷得很紧，少闻故人的信息。一次在报刊上突然发现总政青年部长辛国治的名字，他是原渤海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久未联系。紧接着“文革”的风暴席卷各地，谁也难以幸免。我经历了被打倒、“火烧”、批判游斗，最后还被关了两年“牛棚”。那时一张报纸也看不到，倒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满街都是，上边全是各地造反派搞大批判，斗走资派的小道消息，真假难辨，又不像是瞎编，总是有些来头才传下来的。里面有各省、区的消息，也有军队内部的消息。提到军以上机关也在搞大批判，几个副总长都成了被打倒的重点对象，还有什么“二月黑风”“五一六”分子等等。看来到处都在抓走资派、“三反”分子，谁也搞不清楚，也自顾不暇，无法去考虑别的同志目前怎样了。偶然从小报上见到一则消息引起我的注意：湖南有一伙红卫兵代表跑到中央机关去告状，讲的是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打击红卫兵造反派，其后果很严重。他们无法，只有上京告状，要求惩罚龙书金。后来有负责人出来接见这些红卫兵代表，意思是龙书金是解放军高级指挥员，过去立过功，为革命作出了贡献。这次他确实犯了错误，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打击了革命群众，中央已经知道了，严肃批评了他，他也几次作了检讨，愿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坚决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希望你们能够原谅他。还特别强调，龙书金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将军，过去带部队打仗，将来他还会带领大家去和敌人作战的…
这条消息说明龙书金和我们许多老家伙一样“不理解”，“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犯了错误。但也说明，在上级的教育帮助下已经改正，愿意站在“造反派”一边， “请求造反派的谅解”。还说明龙书金过去的辉煌历史和战功，中央有关负责人亲自出面为他说话，就是“保”他，不让把他打倒吧。联想到曾旭清、傅继泽等人，被批判斗争是逃不掉了，但怕是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吧？至于我这样的人，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过了两年，各地各单位都建立革委会，有的干部先“解放”，进入“三结合”班子，大多数干部仍然继续接受批判，关“牛棚”。不过情况也逐渐在变化，四川的“文革”经过反复和转折后走向松动。到1970年我亦得到“解放”，并临时被下派到四川的段君毅要去省计委工作。这时突然看见一份文件：新疆建立革委会，由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革委会主任。后来又闻，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这可是完全出乎意料，他终于翻身了。要知道在“文革”开始就犯了错误，就算不“挨整”也会长期靠边站，他却在不长的时间内，担负起更重要的职务！说实话，我对他能否真的理解那次所犯的“错误”，也有点半信半疑。毕竟我们大家的思想基础都是一样的，哪能一下子转过弯来？新疆地域宽广，原有领导人在军队和群众中威信都很高，现在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而由龙书金去收拾这个摊子，他能行吗？他多次说过，地方工作太复杂，他一点都不懂。如今地方的情况比往昔更复杂得多，他对情况一点都不摸底，却带着“文革”的框框来收拾局面，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乱子，我不能不为老伙计担心。但是龙书金去新疆，肯定是中央慎重考虑的决定，在
中央的倚重和支持下，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那时候青年人都有参军的热望，而我这样的情况，小孩都成了“黑五类”，根本无参军的资格。现在我刚“解放”，已经死了心的女儿，又重新燃起参军的希望，并且和另一个女同学参军到了新疆。据她信中说，她找到了龙书金的住处，龙书金和王毅如两人见到她时，高兴地说：“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和郝炬真是一模一样嘛！”
是年冬，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那时各省、区，各大军区、兵种的负责人都参加会议。我作为四川省革委副主任段君毅的助手（搞经济计划的具体工作）参加了会议。在开大会的过道上看见了龙书金，打了个招呼。他说：“见到你的孩子，很好嘛！”因人们已经进入会场，谈话不能继续下去。我还是很高兴，到底是老伙计，没有忘记嘛。就在那次会议的另一天，我在宾馆大厅过道上碰见了刘贤权，当时他正和人说话，我凑过去打招呼，但他看了我几眼，似乎不认得我，使我的心冷了半截，只对他说了一声：“你不认得了也好嘛！”随即扬长而去。刘与龙两人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刘贤权那时正红得发紫，是铁道兵司令员，中央文革电影电视组长。到1986年三区（冀鲁边、清河、渤海）党史座谈会再见到他时，他说记性不好，一时想不起来，对此表示歉意。刘在“文革”后，已被免除了那些职务，是以退下来的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名义参加座谈会的。
那次去京参加计划会议，是我自1966年“文革”开始前至1970年五年间的第一次，得以有机会见到一些老同志，但都是事先打听后，再安排见面。军队几位熟人，辛国治已不在总政，打探不到。曾旭清、傅继泽确实挨了大批，听说现在也都有点松动。傅继泽尚未回到机关，曾旭清已回机关，但未安排工作。他简略地告诉我，他在机关里受到批斗，后又受到原西北工程兵下属的轰击，并在兰州劳动了一段时间，因脑血栓病被送回家休养，近日才回机关的。他经过这场“磨炼”，身体明显大不如前，语言有点僵硬，说话也略显迟钝，明显是脑血栓的后遗症。在那时的气氛之下，有些话不能敞开来说，但他还是不吐不快的性格，比较含蓄地吐露了工程兵里与他同事的某人，竟是揪斗他的造反派的后台。“此人真不是个东西！”还有在西北的陈觉是我和他多年的熟人，竟然出头给他写大字报，“看不出他竟是那样品质恶劣的人”。他一脸愤懑，忍无可忍的神色。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就回上海休养去了。与他的这次见面，我也感慨难已，意兴所至，我信笔写了一首《蝶恋花》，并在以后寄给了他和陈若瑜。原文如下：
昔日并肩战鲁北，出生入死，冲破黎明黑。归去巴山从此别，将军一去无消息。 欲遇故人终不得。燕市重逢，战友心相切。痛饮中宵兴未彻。壮怀不顾鬓丝白。
我素知他不会诗文，也没有兴趣，不过此刻我的心情却是一吐为快，借以表达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三
过了不久，突然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这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举国上下掀起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人们自然联想到：这个集团借“文革”得势，也在“文革”中覆灭。不禁让人们思索，“文革”究竟有什么问题？凭着几年“文革”中人和事的反反复复，再来看各方面的动态，谁站出来了，谁好几次没有露面，是否有问题？果然，我所在的地区就揭露军区司令员上了“贼船”，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尽管他是一位秉性刚直，英勇善战，闻名全军的老红军，也赓即被免职劳动，做专案处理。一个人时上时下，在“文革”中都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惊。但这次扣上“上贼船”这个结论却使人感到甚为沉重。随后又从转发的文件中看到新疆的龙书金，也是“上了贼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前边提到的那位司令员如出一辙，使我更加关注。
“难道他真的上了贼船？”以我以往与他的接触了解，他对党是绝对忠诚，为人忠厚、正派，遇事不会拐弯抹角，更没有什么心计，他会参与到搞阴谋的“贼船”上去吗？
平心而论，把他放在从不熟悉的岗位上面对十分复杂的局面，尤其是这个局面在“文革”中被搞得极为混乱，他本人又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和经验。在相当的时期内，林彪集团凭借副统帅的权势，向他发号施令，他一时也分辨不清，做事不当，犯错误是难免的。能不能就认定他上了“贼船”？使人心中疑问无数。随后听到一些传言，尽管说的情况轻重不一，但对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