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师大联欢，使整个部队沸腾了，战士们那种胜利的喜悦，真是如浴春风，如曝冬日。可就在这个时候，却意外地传来了一道命令：向西，渡过黄河!四方面军战士重又踏上艰苦征程。西征之后，我军虽取得了个别胜利，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强敌，加上孤军西征，得不到后援，很快便陷入敌军重围，苦战数月，在相继经过高台、倪家营子、石窝、梨园口战斗失利后，终于宣告西征失败。
当时，我是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同志的警卫员，西渡黄河以来，我一直跟随在他身边。下面所记述的就是西路军在极为危急的情况下，于三月十四日改组领导机构，改变作战方式和行动方向，决定分散深入山区游击，总部和左支队转战祁连山最后进入新疆星星峡的一段悲壮历程。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拂晓时分，西路军总部机关跟随前卫九军两百多人先行，三十军担任后卫。部队匆匆经过梨园口、牦牛山，边打边撤，来到康龙寺喇嘛庙，那里粮食很多。战士们二十多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粮食对我们来说，真是比珍珠还贵重。大伙儿正想在这儿喘口气，买些粮食烧饭，可是还没来得及动手，马匪骑兵就又追上来了。
李先念、程世才同志率领三十军指战员在后边死死狙击，但敌人太多，来势凶猛，在滚滚的黄尘下面，三四个旅的马匪骑兵，分成黄马队、青马队、灰马队，张狂地扑过来。领导机关向石窝山里撤退，三十军的两个团，抢先占领了石窝前面的两个小山头，掩护领导机关上山。我紧紧护住李卓然主任的战马，沿着一条沟壑向山上跑去。刚到山脚下，主任就跳下马，急向石窝顶上攀去。
当他回过头来发现宣传部长、供给部长还没上山，立即叫我去通知下面部队：将不必要的东西全丢掉，所有人员赶快轻装撤上石窝顶。我翻身跨上主任的战马，沿着山沟飞冲下去。这时，来不及撤上山的红军战士在山沟里同马匪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拼杀。敌人愈聚愈多，到处是马匪在追击我们的战士、伤员和妇女团的同志。突然，我看见前边不远处，供给部长郑义斋同志正骑在马上用手枪对敌人连连还击，我拍马直冲过去，想通知他赶快上山，可是迟了，他打死了两个马匪，枪膛里已经没有子弹了，三四个敌人举着鬼头刀直冲上去，只见他身躯一晃，从马上倒了下来。我压住满腔怒火，一边用盒子枪点射马匪，一边大声吼叫：“同志们，丢掉东西，赶快上山!”随着叫声，几个马匪飞快向我扑来，我举起枪一扣扳机，才发觉子弹也已经打光了，只得急急勒转马头，沿着山沟奔跑。敌人举着鬼头刀紧追不放。
倒霉的是我们的战马长期喂不饱，瘦骨嶙峋，怎么也跑不过马匪的牲口，敌骑愈逼愈近，看看只离二十多步远了，我急得全身血液沸腾起来，怎么办?难道等着让马匪砍下马去?我抬头一看，旁边刚好有一堵矗立着的山岩，连忙将马缰绳拼命一勒，双脚倏地跳上马背，两手攀住岩石猛地跃了上去。只听得脚下“当啷”一声，马匪的鬼头刀一下砍在石块上。真险呵，要不是攀得快，双脚就会断在敌人的刀下。这时，上边的同志用石块砸下来，把那个砍岩石的马匪砸得哇哇乱叫，后边的敌人才四散退去。天色渐渐黑下来了。从石窝顶上望下去，阴霾的山沟里到处倒着我们红军战士的遗体，无数马匪的死尸也间杂其中。
山下边，马匪燃起的篝火像毒蛇的尖舌，火光在沉沉夜色里延伸开去，远达数里。光秃秃的石窝山顶，聚集了仅存的一千多名同志。
伤员们躺在冰冷坚硬的山石上，不时发出低微的呻吟声。现在，枪膛里是空的，米袋是瘪的，肚子更是饿得难以忍受，每个人的脑子都被仇恨和悲愤填塞满了。大家默默地等待着下一步的行动。黄昏时候，首长们举行了紧急会议。这些久经锻炼的老革命，看着眼前的景象，禁不住热泪横流。我警卫在主任背后，见首长们哭了，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感情，眼泪扑簌簌的直掉下来。谁会想到，这支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部队会遭受到如此惨重的失败啊!会议直开到深夜。
会上决定将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祁连山左右两翼大山打游击。部队改变了原来的组织结构：陈昌浩政委和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回陕北，另由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总指挥王树声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七人组成中共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任书记，统一领导各支队。
当晚，各支队即根据会议决定分头行动。李先念同志和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部主任粤以三十军千余人组成的一个支队，于三月十四日晚向司区，李卓然主任和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大部分同志随行根据会议安排，要把一些重伤员就地留下，派一部分同志照看他们。这是经过反复考虑，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分手前李卓然、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逐一与这些留下的伤员谈话，做工作，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在这些负伤留下的同志当中，有位令人难忘的英雄熊厚发。他是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
八十八师曾经威慑敌胆，无坚不摧。熊副军长身材高大，雄健异常。在倪家营子战斗中，他左臂负伤，由于缺乏药品，胳膊肿得不能动弹。这时，他坐在石块上，李卓然、李先念首长找他谈话，互相告别，并征求他有什么要求，熊副军长说：“我只要求给我一个排的战士，一封党组织介绍信。我熊厚发不死，咱们回到党中央再会面!”说着，泪流满面，首长们垂泣相对。
最后熊副军长说：“我忘不了党对我培养教育多年。我是个穷苦娃子出身，没有党，便没有我。我没有什么留给党，手头只有两样东西，作为我的党费吧!”说着，从挎包里掏出一块手表、一架望远镜。李先念同志含泪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党组织介绍信，又递给李卓然同志签了字，然后慎重地交给了熊副军长。
当晚，我们把熊副军长“坚壁”在一个石崖底下，互道珍重，忍痛而别。在石窝顶上分手前，部队搜集了仅存的一点点青稞麦，煮了几锅汤糊糊，大家喝了一顿，趁着夜深开始行动。这时，那些负伤的同志都含着泪向首长们提出一个要求：他们什么也不要，只要求能给一个组织关系的证明，只要不死，就一定要回到党的怀抱。由于情况紧急，无法一一书写，最后给大家规定了联络暗号，同志们才忍痛分开。开始行动后，李卓然主任交给我两样重要东西：一斤多黄金和三个密电码本子，他严肃而轻声地交代我：“小鬼，这两样东西，特别是这三个本子就是你的生命!你人在东西在!懂吗?”我知道这点黄金是部队唯一的钱财了，至于那三本密电码，我自然懂得它的重要性。我连忙坚定地回答：“报告主任，懂了，保证人在东西在!”茫茫的黑夜，寒星在高空神秘地眨着眼，四周黑黝黝的山峰仿佛是一尊尊可怕的巨兽蹲在那里。悲壮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石窝山顶。
部队要分手了，每个同志都是热泪盈眶。同生共死的阶级兄弟，从长征到现在，无数的残酷战斗，不尽的艰难险阻，使我们凝结下伟大的革命情谊，谁也不能预料，这一分手何时能够再见啊!同志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深沉地互相勉励道别。直等到同志们完全消失在黑暗里，我们才迈开步伐，默默地迅速向着那渺无人烟的祁连山深处前进。沿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我们这支疲惫不堪的红军队伍不停地奔跑着，越过重重叠叠的深沟、山峡，踏过冰封雪冻的衰草、枯丛，夜以继日地向西奔跑。战士们拼命地勒紧裤带，忍受着饥饿的残酷折磨。
三天三夜过去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山头给抛在背后，令人切齿的马匪终于被甩开了。到这时候，大家才轻轻地舒了口气，好像驱走了跟在背后的恶魔，心情顿觉舒畅起来。现在，夜晚可以放开胆子睡觉了。然而，摆脱了马匪的追击，并不意味着冲出了绝境，眼前是一片冰天雪地的荒凉世界，我们又陷进了一个难以想象的艰难境地。马匪也充分了解这一点：只要我们走进祁连山，用不着追击，也会冻死饿死在这寸草难觅、禽兽绝迹的不毛之地。伤病、饥饿、严寒、风雪，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我们警卫班十个战士，个个蓬头垢面，筋疲力尽。身材高大的副班长，两只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窝，好像是两个大窟窿，使人有点儿害怕。好多天没有见过一颗粮食了。
为了不叫这支红军队伍垮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杀马，忍痛含泪杀掉曾和我们一起征战南北、驰骋沙场的英雄战马。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真是心如刀割。可怜的老马，已是瘦得皮包骨，分到每个同志手里的马肉，没有一个拳头大，可是要靠它维持好几天哩。没有盐吃，更是难以忍受的折磨。长久以来的淡食，同志们的脸孔发黄浮肿了。
盐!我们多么需要盐啊!有一天，竟然发生了一个不敢想象的奇迹：中午休息的时候，副班长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烟荷包，他举起来晃了晃说：“同志们，看!”里面装的是啥呢?可吃的东西全吃了，就剩下一张羊皮还没填进肚子。只见副班长从那个乌黑油腻的小荷包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了几层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油纸，半寸见方那么一小块青灰色的硬块露了出来。这一刹那间，同志们的眼睛放光了，那不是盐巴么?千真万确是块川盐!一向沉默寡言的副班长，这时却讲起来了：“同志们，这块盐巴，是从四川带来的，我打了‘埋伏’，二过草地的时候，几次想拿都没舍得拿出来，眼下是叫它作贡献的时候啦!”这块盐巴如何处置?全班经过慎重讨论，决定来个“按需分配”，身体好的少用，身体差的多用，由副班长掌握。这可是个顶难掌握的十分伤脑筋的事，每当“开饭”时，副班长用手指夹着盐巴，给每个同志的铁皮罐筒里捻上一点，可每次都引起争吵，大伙儿都说副班长对自己“偏心”，比别人放得多。
小个子陈富贵自从高台归来后，就编到我们警卫班，他干脆捂住罐子，一个劲地摇头：“用不着，咱可用不着这玩意儿，别瞧咱瘦，身上的盐水比谁都多哩!给牛队长多放些吧，他整天给人治病，够累的啦!”可是绰号叫“卫生队长”的小牛，又偏不肯接受，盐巴刚要往他罐筒里放，他就硬把副班长的手推开了。一小块盐巴我们整整吃上了七天!残酷的严寒更是无情地袭击着我们。
三月该是解冻的时候了，有谁能想象得出祁连山的寒冷?那埋在阴云里的峰峦，仍然覆盖着冰雪，山谷里狂风到处怒吼着。一天清早，我拿着马嚼子去套唯一的那匹牲口，哪里料到，走到马身边，铁嚼子竟然粘在手上了，像吸铁石一般，任你怎么甩也甩不开。我急了，用劲猛一抡，“哎呀”一声，手掌被粘去了一块皮，血冒了出来。就在这时，一件悲壮的事情发生了。昨天晚上，我们班十个战士挤在一个小山洞里过夜。
山洞又窄又小，其实是挤不下这么多人的，大伙为了相互取暖，还是紧紧地挤在一起。副班长是最后一个进洞的，他看见大伙这么挤，也不说话，只把上半身靠在里边，两条腿却搁在洞口外面了，谁知他那双从马匪尸体上剥下来的靴子已经破了，白天走了一天，靴子湿淋淋的，经夜风一吹，早晨醒来，靴子跟脚冻在一起了，整个下半身失去了知觉。副班长知道自己两条腿给冻住了，想在大伙起身后悄悄地活动一下身子站起来，可怎么扭也不顶事。正当他急得脸红脖子粗的当儿，陈富贵恰好摇摇晃晃地过来，他仔细察看了副班长的双脚，什么话也没说，立即解下了背后的一块羊皮，贴在副班长的靴子上，双手紧紧捧住那对冰柱子似的靴子，把它放到自己的怀里。“小陈，放下!你这是干什么呀!”副班长急得瞪着眼吼起来。
副班长知道，又冻又饿的小陈身上也没什么热量了，这么冰凉的两条腿放在他怀里，等于让他去送死啊!不管副班长怎么说，小陈也不放手。副班长渐渐觉得两脚有些麻辣辣地发痛，他想把脚抽出来，可是陈富贵仍然死死地抱住他的靴子，瘦削的脸上仍然挂着微笑，一动不动地卧在自己的腿上。“小陈!小陈!”副班长急叫起来，他发觉陈富贵脸已经变色，嘴唇乌黑发紫，死命抱住他的靴子，副班长伸手一摸小陈湿淋淋的胸口，身子已经冷了……
呼啸着的山风卷起了地面的干雪和沙砾，打着一个个旋涡，越卷越高，呜呜地扑过了前面的山头。陈富贵的嘴角轻轻扭动了一下，随即把头俯到了胸前。我正好这时走过这里，见此情景，禁不住地扑上前去。我不能相信这个欢快可亲的战士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他决不会死!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呼吸真的已经停止了，我捧住他的头，喊他，摇他，同志们用力扳开他抱着靴子的双手，副班长猛地跳起来，扑到陈富贵身上，这个刚强的硬汉子，竟呜呜哇哇号啕痛哭起来。
班长要大伙把小陈的遗体掩埋好，可是副班长霍地站起来，抹了把眼泪，什么话也没说，使劲将陈富贵托起来，放在自己的肩头上，头也不回地向前走了。他走得那样艰难，感动得同志们心里发酸。他走一段，用耳朵听听陈富贵的心脏，似乎小陈肯定会复活过来一般。七八里路过去了，大颗大颗的汗珠从副班长脸上滚下来，他终于绝望地放下了那冰冷的变小了的遗体，大伙用雪把战友掩埋好，忍不住一步一回头地向前走去……
陈富贵是川西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只好拎着破篮子，到处流浪，靠卖唱“莲花落”，换得一把谷子半把米，饱尝了人间的辛酸。两年前，他碰上了长征经过西康北上的红五军团，一脚踩断了那根“打莲花”的棍子，穿起军装，成了～名红军战士。我们到达毛儿盖不久，陈富贵入党了，那一夜他是多么激动啊!为了要学会唱《国际歌》，他硬是缠住我折腾了半夜。现在，听不到陈富贵的笑声和他唱的《国际歌》了。一天中午，我和班长掉在后面了。
在涉过一条冰河时，我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我顾不得河水冰冷刺骨，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保住皮挎包，不能叫它和我同归于尽。我急速地将皮挎包从肩上摘下来，高高地举在手上，班长一下接过去，又使劲把我拉上来。然后赞许地说：“小邱，刚才你做得对。”我知道班长指的是这皮挎包，因为里面藏着我们这支部队的生命线一与党中央联系的三个密码本子。
为了这三本密电码，班里召开了党小组会，向党表了决心：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就是牺牲了生命，也得将它安全保存好。傍晚时分赶到了宿营地，一停下来，我觉得两腿火烧似的疼痛，低头一看，我的天!两只裤管被血染得通红。
原来我那湿透了的裤子经朔风一吹，冻成铅皮一样，走起路来，裤管上结成的冰凌把我的两腿划上了无数条细细的长口子，跟蜘蛛网一般，我无力地倒在火堆旁边。副班长连忙脱下一条单裤让我换上，小牛掏出一包竹青沫来替我涂抹。这时，主任跟大家在一起烤羊皮吃。他走过来，轻轻地抚摸着我：“小鬼哟，凡是冷天打湿了衣服，得赶快脱下来，揩干身子再跑路。这也是血的教训啊!”说着便送给我一块烤熟了的羊皮，“来，嚼一块．真香!”我饿得实在够呛，也不客气，接过主任递来的羊皮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同志们美餐了一顿烤羊皮，围住火堆东拉西扯地摆起了各人家乡的“龙门阵”。主任解下包头布(他怕他的大胡子冻断，每天都用布把胡子包好)，有声有色地讲了他家乡一个地主偷钱的故事，逗得大家笑破了肚子。我躺在火堆旁，看见主任的大胡子上有一粒粒白色的小东西在爬动，我问：“主任，你胡子上是些什么玩意呀?”他用手指捋了一下，立刻笑了起来：“这个嘛，是‘芝麻’!”所谓“芝麻”就是虱子。
长时间以来，由于衣服得不到洗换，同志们身上长满了这种吸血虫。经主任一一说，大家劲头来了，这个抓了抓头发，那个摸了摸腋下，一时，火堆上“哔哔叭叭”响声不断。班长给它起了个名叫“炒芝麻晚会”，这个晚会一直进行了个把钟头，可是，“芝麻”怎么炒得完呀!我迷迷糊糊地睡得正香，不知咋的，突然觉得身子发热起来，胸口烫得厉害：“热死啦!”我叫着惊醒过来，一看，可着慌了，原来棉袄烧着了，胸前冒起了一股白烟。我连忙打了几个滚，火还是不灭。“撒尿，撒尿!快撒尿!”不知哪个在喊。副班长一把提起我胸前的衣襟，狠命捏紧，火终于熄灭了。棉衣烧了个大洞，幸亏是件大褂子，后襟很长，副班长替我割下了一块，他掏出针线包，对着火光，默默地一针一针缝补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寒冷把我冻醒过来。我轻轻地爬起来，走到前边一个火堆旁边，马粪快着完了，剩下的几点火星时隐时现，发出微弱的光亮。我看见李卓然主任默默地坐在那里，双手在摆弄着包脚布。我悄悄地走近他的背后，一股刺鼻的腥臭味袭了过来，我知道主任的脚烂得厉害，只见他轻轻地抚摸着，腿肿得又红又粗。“主任!”我悄悄地叫了一声。他回头发现是我，微微吃惊地连忙把脚包好，满不在乎地说：“小鬼，腿好了吗?”“报告主任，好啦……你的脚?”我心里一阵难过。“这没什么，不是很好嘛。”他站起来走了两步，可走得不自然。“主任，你骑牲口吧。”“牲口?哪来的牲口?”主任奇怪地问。“陈富贵骑来的那一匹。”“不是早杀了么!”“没……没杀!”我吞吞吐吐地说。“哦……是这样。好，去牵来!”主任陇然大悟似的说。进入祁连山以来，主任很少骑马，一直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
一星期前，主任看着同志们啃羊皮都断顿了，就决定把指挥部仅剩下的这匹马杀了分给战士们吃，他对班长下了几次命令，可是班长不肯杀。
最后一次，班长躲不过了，只好去杀马。凑巧这时后边部队里杀掉了一匹战马，送来了一块马肉，班长借此机会来了个“移花接木”，说马杀了，主任也信以为真。
班长就把马藏在后边队伍里，不让主任看见，想等他走不动时再给他骑，现在不正是时候了么!哪知我们兴冲冲地将马牵过来时，主任的态度立刻严肃起来：“这是谁的好主意呀?黄坤，马几时还魂了呀?嗯?”班长红着脸，没话回答。
“主任，你的脚不能走路了，”我说，“骑上吧!”“骑上?你看见同志们在吃什么?啊!”主任大声说着，使劲地解下包头布递给班长：“勒，勒死它!”班长接过布条，双手在微微颤动，他责怪地瞪了我一眼。我真后悔，不该对主任暴露了“秘密”。班长也知道无法挽回了，只好将布条套上马脖子。“小鬼，拉住一头，勒!”主任下着命令。
一想到老首长的脚烂成这个样子，他的身体也不怎么好，要是杀了马，怎么走路啊!我和班长迟迟疑疑地站在那儿，愣眼对着愣眼，怎么也使不出劲来。同志们都围过来了，见主任脸色难看，不敢多讲。有几个偷偷地打着手势叫别使劲。
主任见到这情景，一下夺过我手里的布头，对班长厉声喊：“拉!”班长无可奈何地扫视了大伙一眼，他咬了咬牙，把头一偏，发狠地使起力气来……马终于倒下了，可是班长眼里却滚满了泪水。一块块马肉分到了各个单位。中午烤马肉时，警卫班的同志连看都没看它一眼……小牛替主任脚上敷了些牛虻肚子里的血，主任拄了根棍子，一瘸一拐地和大伙一起，互相搀扶着，坚毅地行进在风雪弥漫的祁连山中。又是一个傍晚，阴冷的天空中飘下霏霏细雨。部队在一个巨大的山岩旁边停下来。天色完全黑下来了，雨渐渐小了。沿着山道一线延伸开来，朵朵篝火在跳跃着。我躺在火堆旁边只想睡觉。
李卓然主任蹲在几个电台工作人员身边，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修理小发电机。因为没有电池，也没有汽油，电台工作人员决心把它改成手摇发电机，一直没改成功，现在，这些不知疲倦的同志又是顶着雨在埋头苦干。手摇发电机发出了“呜一呜一”的声响，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一阵惊喜的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
“中央!党中央!”“摇!快摇!”呜呜的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急，我一下从地上跳起来，只见主任和电台的同志们紧张兴奋地围住报务员，“嘀……嘀嘀嘀……嘀……”我清晰地听到这种声音，一条条带着号码的纸条从报务员手中传到主任手里。这时，主任回过头来喊我：“小鬼，把那东西拿出来!”我连忙从皮挎包里掏出那三个宝贝本子给他，心里直扑腾。
毛主席在找我们!党中央拍来电报了!这时，正在前边休息的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首长也闻讯赶过来了。电报的内容是：要我们走出祁连山，到新疆星星峡，党中央决定派陈云、滕代远同志来接我们。第二天清早，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整个队伍时，到处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南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荒原。气候开始转暖的时候，我们这支越走人越少的队伍，来到了这野草齐肩、水泡浸脚的无人之境，比毛儿盖北面的大草原还要恶劣的自然环境时刻在威胁着每一个战士。草原上，凶猛的蒙古风犹如海上狂飙，席卷过来，连人也会被吹走，同志们凭着一个坚强的信念支撑着，实在走不动了，便趴下身子用四肢在水草丛中爬行。我饿得完全不能支持了，只好踉踉跄跄地走一段爬一阵。这一天，从早上开始我就在地上爬，满身满脸全是烂泥，手脚的皮肤泡得跟死人一样浮肿发白。
中午时候，当我爬到一块枯草稀疏的地方，刚直起身子走了几步，哪知一下陷进了泥潭里。我急得拼命挣扎，可是越挣扎越往下陷，起先还只陷到大腿，一会儿陷到了小肚子，我大声向同志们呼救，但当烂泥陷到胸口时，我已经闷得发不出喊声了。这时，班长、副班长、小牛他们听见喊声又折回来。可是他们不能接近我，要不，连他们自己也会一块儿陷进去的。“不要动!不要动!快，快解绳子!”班长急中生智，连忙解下三个人身上的绳子，结了个绳套，离两丈来远便甩了过来。我吃力地把绳子套住自己的身体，三个人便拼命地拉起来。我的天，绳子是个活结，愈抽愈紧，抽得我气也透不过来。我用左手的指头拼命抠住绳套，可是连手指也抠得不能动弹了。当我像根树桩一样从泥潭里被拔出来时，我只能躺在水草地上张开嘴巴出大气，渐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苏醒过来，只见小牛在我胸口上使劲按摩。班长见我醒过来了，要架着我走，我拒绝了。我捧了些臭水抹了抹脸，咬咬牙，挣扎着继续跟同志们一起前进。
七八天的水草地行军，班里每个人的脚都溃烂了。没有鞋子穿，脚皮一层层地剥落下来，水淋淋的双脚上沾满了紫色的淤泥，分不出是泥还是血。脚板裂出了一条条深罅，一触到地面就针刺般地疼痛。主任把他的皮斗篷一块块地割下来给同志们包脚，可是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
班上的“卫生队长”小牛愈来愈忙碌了，他是个土医生，会治病。这几天，只要一停下来，他就拿出自己的土药品给每个同志敷药，每天总要累得满头是汗。原来是个又矮又胖的小伙子，现在身子变得细长了，颧骨高高地凸起来。他是江西于都人，爸妈都给地主逼死了，十七岁那年，他怀着满腔的仇恨参了军。起先在兵站当交通员，第二年，当地苏维埃政府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结婚不到两个月，就长征走了。临走时，妻子塞给他一双布鞋，这是爱人唯一的纪念物，他舍不得穿，一直挂在裤腰带上。在他的背包里，El袋里，珍藏着一个小包，好像开中药铺似的，里面装着胡椒、生姜、辣椒、锅灰、牛虻、喜蛛衣、竹青沫……什么都有。每到宿营地，同志们坐下来休息，小牛就忙着给大家烧水、洗脚、穿泡。渡过黄河以后，小牛的药品愈来愈少了。胡椒、生姜，辣椒早已用完，喜蛛衣、竹青沫是止血止疼用的，锅灰是穿泡吸水的良药。可是眼下同志们患的是脚病，治疗它最好的药品是牛虻肚子里的血。只要用血在裂缝间涂上，不出两天就会愈合。小牛就用这个办法每天给同志们治疗。
可是一个小纸包的牛虻用不了多久，眼见它所剩无几了，小牛自己的双脚却一瘸一拐地厉害起来。大伙儿劝他好好给自己治治时，他果真给自己敷药了，可我看见他敷的不是原个牛虻肚子的血，而是刚才替同志们敷了后剩下的牛虻空肚子。我仔细地看了看他的脚，吓了一跳。那双脚已经肿得发紫，裂缝给浮肿起来的肌肉挤压得看不出来了，我抓住小牛的手，心里难受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行军，小牛瘸得更厉害了，不时地打闪，他想趴下来爬行，可是两只手臂也浮肿变黑起来。班长给他找来一根棍子，让他拄着走。隔天，他连拿棍子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和刘兴发架着他一步步向前挪。起先，小牛还能撑着，后来我们感到他的身子越来越沉，两只脚已经变黑发紫，肿得像两盏大灯笼，开水送到他嘴边，小牛也只是无力地摇头。后来，我们用破棉絮裹住小牛的脚踝骨，再用绳子缚起来，前边由两个人架着他，后边一个人拉起绳子吊在脖子上，就这样三个人抬着他走。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天中午，小牛的鼻子里突然流出了一道紫色的淤血，白沫也从嘴角边流出来，他艰难地扭动着嘴角，示意我们把他放下。同志们把他放在一个小土坡上，静静地围住他。突然间，小牛眼睛里射出了两道火焰般的光彩，嘴角边露出了一丝微笑，用他肿得不能伸屈的手去解腰带。我连忙帮他解下了他那双心爱的布鞋，放在他手里。小牛捧起仔细地看了看，断断续续地说：“我没完成任务……对不起党……这双鞋……算我最后的……党费!”他吃力地说完了这段话，轻轻地把眼皮合上了。班长接过鞋子，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同志们低着头哽咽着。五月初的一天，我忽然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全身烧得厉害，身子软得没有半点力气。我想，这下大概也要“革命到底”了。
中午的时候，来到一条河边。这是疏勒河的一条支流，河很宽，水很急，不要说我这个筋疲力尽的人，就是一个棒小伙子，想涉水过河也不容易啊!我面对着湍急的流水，心头万分焦急，脑袋又胀痛得要爆裂开来似的。真没想到，我竟要在这儿最后倒下去，想到这里，我非常悲痛。
可就在这时候，后面传来了一个声音：“邱正基!你怎么啦?快过河呀!”这是副班长的声音。我无力地回过头来，看见他拄着根拐棍，脸色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一边喊着，一边摇摇晃晃地走到我跟前。我无力地说：“副班长，不行啦，你赶快过河吧!”“来，我背你!”“不不不!副班长，我有办法。”我急得大声喊起来。“办法!掉队才是你的办法!”他一下抓住我的两只手，就把我背了起来。他把身上那件夹袍下襟挽了个结塞在腰间，咬了咬牙，背着我走下河去。开头，他慢慢地一步步地向河中心移动。
我清楚地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每移动一步就摇晃一下，河水愈来愈深，水流愈来愈急。走到河中央，冰冷的河水没到了他的小肚子，副班长全身像发疟子似的抖得厉害，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两臂死命地箍住我的腿，站在河中央不能挪动。“快!快放下我!”我急得大声嚷着，“不要喊……不要动!”副班长吃力地命令我。站了很久，副班长才缓缓地移动脚步，没走几步，河水没到了他的肚脐以上，那件夹袍的下襟突然松了下来，被水一冲，阻力更大了。
可是他咬紧牙关，狠命地向前移动着，移动着。快到对岸了，只要再走上三四步就是浅滩了，就在这时，副班长转过身子，将我用劲一甩，搁上了浅滩。他自己却直挺挺地滑到了河水深处，好像一块木桩似的让急流冲去了。“副班长!副班长!”我发疯似的叫喊着，顺着河沿追赶过去。我一声声地呼唤着副班长，真是万箭穿心!副班长是福建才溪人，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他当过码头工人，一干就是十年。
一九三二年，副班长快三十岁了，红五军团打福建漳州回来，他毅然参加了红军。快五年了，我们从来没分开过，可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大约四十天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荒凉的世界。
我感到这一个多月原始人似的生活，要比一年的时间还长。这一天，忽然从前边传来了一阵枪声，隔了一会儿，消息传来了：前面有个牛羊场，先头部队已经攻下来了，围住了一部分牛羊。好了!我们总算从死亡线上闯出来了。好不容易挨到中午的时候，后勤部门分配给我们班一头小牛和一只羊，要我们赶快去牵，我从地上一跃而起，自告奋勇跟着班长到前边场里去领牛羊，我用腰带拴住了那只大公羊的脖子，班长牵着小牛犊，一起往回走。说来真是倒霉，那只鬼羊大概知道跟着我去是挨刀子的，所以走了一段路便不听我的指挥了，我往前拉，它向后退，而且把两只角冲向地面，用前腿死死地抵住，不肯迈动一步。“鬼东西，我宰了你!”我急得骂起来，但我自己也感觉到声音是那么微弱，四十多天了，从来也没垫饱过肚子。
我深深感到一只羊的抵抗力远远超过了我的力气。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用劲猛地一拉，带子断了，羊一下子窜跑了。我发疯似的喊着，追着。班长牵着牛犊跑过来：“小邱，你饿坏了。来，我扶着你，咱们不要着急，回去杀牛吃!”我茫然四顾，那只大公羊早已跑得连个影儿也不见了。
我怎么去向同志们交代呢?见到小牛，同志们瞄着它，恨不得一口吞下它。在这被饥饿折磨着的生命攸关的时刻，即使是一小块能吃的生牛皮也是天大的宝贝呀，何况现在是一条足足可以填饱肚子的小牯牛!怎么杀呢?谁都觉得没有力气能扳倒它，对了，集体，我们是七个人的集体啊!难道说七条汉子杀不了一个牛犊!我们把身上所有的霉烂绳子全解下来，乱七八糟地套住了小牛的四条腿。班长扳牛头，两个人抽绳子，四个人在一边推，靠了这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小牛犊终于被扳倒在地。我说：“让我来杀!”大公羊跑了，我得将功补过。
我从班长手中抢过刀子，那是把什么样的刀呀!连着刀柄也不过七寸长，刀刃还有几个缺口，没有一点儿锋芒。一切全准备好了，我猛地将小刀刺进了牛的喉头，连半截刀柄也刺了进去，鲜血从牛脖子直喷出来，忽然问，小牛“唔一”的一声，四条腿猛烈一撑，把四个战士撑得仰面朝天，小牛犊一跃而起，哞哞地叫着，飞也似的跑了。
前边部队的同志们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连忙送来一条羊腿、一副牛内脏，同志们这才算有说有笑地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这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感觉：离出山已经不远了。第二天下午，在老远的前方忽然隐隐地出现了几座茅屋，同志们兴奋得忘记了一切，高声叫喊着奔跑起来。四十多天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人迹所在!袅袅的炊烟，哞哞的牛鸣，鹅黄的柳芽，嫩绿的草丛，匆匆来去的人影一这一切显得多么生机勃勃啊!我们终于冲出了绝境!这个地方叫石包城。
说是城，其实，只是个小小的村落，几座黄泥砌成的低矮的土屋，稀稀落落地住着十多户人家，可是我们居然在这里买到了一部分粮食和盐巴。大家扳着手指头一算，整整四十八天!如今，第一次吞下那美味软滑的青稞麦，尝到了真正的盐巴的咸味，同志们的眼睛里喷出了火一般的光彩，我们总算度过来了。夜晚，首长们举行了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出祁连山的第一个大去处便是安西城。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个消息，说安西城里敌人只有一个连驻守。打不打安西，会议上有了分歧。李卓然、李先念等首长主张不打。理由是我们这支不到一千人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必须保存力量，况且敌人随时都可能增援；我们应该马不停蹄地向星星峡挺进，尽可能避开敌人的锋芒。但是，西路军总参谋长李特坚持要打安西，他认为敌人只一个连，应该可以打下，攻克安西，可以在城里得到休息和补充。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第三天下午，我们到了安西城外，立即把城包围起来。工委机关驻在城东里把路的小村子里。部队准备天黑时候发起进攻。谁知刚一打响，城里敌人立刻以强大的火力向我军展开了猛烈的轰击，机关枪、追击炮、山炮不停地射向我军阵地。这时，我们才知道城里的敌人至少有一个旅，攻城计划破灭了。工委当机立断，决定迅速转移，避开敌人。这时，我和班长、刘兴法、小冯几个人正在一间茅屋里炒麦子，准备过沙漠时用。
敌人的炮火越射越猛，一直延伸到我们工委驻地，在屋子四周爆裂开来，忽然，只听得“丝一”的一声响，一个沉重的东西从茅屋顶上唰地窜下来，这家伙像生了眼睛似的，直往炒麦子的锅里钻，砰的一响，锅子给砸得粉碎，锅底下的火猛地向四处飞溅开来，那颗山炮弹深深埋进了灶底下的泥土里，居然没有炸!我们几个人惊得跳起来，直往门外奔。这种事情真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都庆幸这家伙没爆炸，要不，我们几个人连同整座屋子全报销了。
疯狂的马匪在炮火掩护下，大批冲出城来，工委住的小村子立刻让敌人包围住了，我们在屋顶上架了机枪，死死抵住敌人的进攻，形势越来越危急。这时，主任和李先念同志决定集中附近三百多人，在天黑以前把敌人压回去。当敌人在我们组织反击之后向安西退走时，我们这八九百人的队伍匆匆忙忙向北转移。涉过了冰冷刺骨的不知名的大河，以最快的速度向北跑，整整跑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部队撤到了白墩子附近，正准备在这儿打尖烧顿饭吃，结果连一锅水还没煮沸，后边黄尘滚滚，马匪骑兵又追了上来。只见黑压压一片，到处都是敌人。敌人疯狂地喊叫着，鬼头刀在阳光下闪动，但是，这嚣张的气焰并没有吓倒刚刚冲出绝境的红军战士，大家作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没有子弹的枪举了起来，托着石块的手举了起来，仅有的几颗手榴弹拔了出来，被仇恨和愤怒烧红了眼的战士们，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拼!……拼啊!……杀啊!……”这场恶战直到下午，剩下的两百多战士给马匪团团围住了，还有部分战士给马匪骑兵冲散了。
我护住主任，边抵抗边向北撤。背后，同志们愈来愈少，眼前，除了一片荒凉的黄沙土，几匹刚从石包城买来的瘦马之外，只剩下李主任、李先念、程世才等首长、十多名营团干部、加上我们十多个警卫员等三十多人了。有的首长拔出了手枪，愤恨得直想冲进马匪的包围圈。
主任看到这情景，激动地大声说：“不能再去拼!党没有要求我们去拼命!只要能冲出一个人，就是一份革命力量，同志们，继续向北冲!”他回过头来命令我立即去通知失散了的战士，要他们坚持到底，沿着电线杆往北冲。“顺电杆往北!同志们，赶快冲出去!”我一边喊，一边奔跑着。大颗汗珠从我脸上掉下来，我拼命地跑，狠命地喊。我的脑子里只记着主任的一句话：能冲出一个人，就是一份革命力量!我一口气跑了七八里路，天色渐渐暗下来了，被打散的红军战士越来越少了。蓦地我看见前面不远，黑压压的一片人在蠕动着，我不顾一切冲过去，原来是被马匪骑兵包围住的两百多红军战士还没冲出来，敌人妄想威逼他们往安西城转移。我们这些坚强的革命战士却视死如归，虎视眈眈地同马匪顽强对抗着。
怎么办?我决不能一个人回去，即使自己牺牲了，也要想办法给同志们杀出一条血路来!我悄悄地向前移动身体，靠在一个土堆旁边，拔出了副班长留下来的还剩下七发子弹的那支盒子枪，拼着全力大声叫喊起来；“同志们，顺电杆往北冲!冲啊!”随着喊声，我举枪“砰砰砰”打了三枪，刹那间，十多枚手榴弹在同一个方向爆炸开来，这是两百多指战员中仅有的手榴弹。
原来他们已经筹划了一个冲破缺口的计划，这个突然的巨大爆炸声，一下震惊了马匪的坐骑，马匹惊恐地向四处奔窜，被围的战士们趁这个空隙猛地冲了出来。“往北一沿电杆一冲啊!”我兴奋地喊叫着，战士们从我眼前冲过去。快到红柳园附近，我又追上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军的副连长，一个是电台的机要员老翟。三个人相互问了一下情况就往前赶。我一心想赶上主任，心里比谁都急。到了红柳园，已经夕阳西下了。
前边是一望无边的沙漠，主任和其他首长已经走远了，追不上了。听说过沙漠得六天时间，怎么过去呢?不禁踌躇起来，正在这时，忽见前边有十多个人跑过来，一看，原来也是我们的同志，这时电台老翟提出了一个建议：组织起来，统一行动。那时候，党组织还没有公开，但我已经知道老翟和副连长是党员，而十五名战士中间只有一名党员。我们扩大了两个战士参加，开了个临时党小组会。决定：组织起来过沙漠，不准掉队；集中现有粮食，平均分配；照顾好病员和体弱的同志。我们十八个人组成一个排，三个班。老翟同志任排长，我任第一班班长。
所有粮食一集中，说也可怜，只有两三个战士的口袋里还剩下几把炒麦，我呢，有整整三斤麦子，这是给主任过沙漠用的，我拿了出来。这一点点命根子作三天打算，每人每天分不几两。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我们放心大胆地前进着，滑溜溜的沙子没了脚面，好像踩在云堆里，软绵绵的，走一步退半步，怎么也走不快。最难耐的是口渴，脚下是滚烫的沙子，头上是毒热的太阳，整个身子好像给放在火上烤一样。身上的水分快给蒸发干了，喉咙燥得直冒烟。我们日夜不停地走着，一步也不停留。第三天早上，前边忽然出现了一个大汉子，他的一只袖筒是空的，让风吹得摇来晃去一左臂没有了，右肩上扛着一挺机枪，他见后边有动静，便停了下来。
原来他是三十军的一个副营长，叫陆第荣，身上没有一点东西，就扛着这么挺机枪。他拍拍枪筒子说：“什么都能丢，就是这家什不能丢，革命少不了它!”以后，人愈聚愈多，我们这个核心组织像冬天的雪团，越滚越大，竟聚集成七十多人的一支队伍。粮食吃完了，饥饿、疲劳、口渴在折磨着大家，一阵风刮过来，跌倒的同志便会呼噜呼噜地睡过去。
忽然前边大叫起来：“同志们，看，杨梅!多大的杨梅呀!：’“有房子了!有水了!快来呀!”睡梦中将要给沙子压住的同志，或是快要倒下去的人们，会骤然跳起来，口水来了，瞌睡没了，一阵压抑不住的笑声滚过沙漠，滚到远远的天际。于是，每个人又兴高采烈地迈步向前。我们不停地走了三天三夜，一路上，用黄沙埋葬了一个个献出生命的烈士忠魂。
第四天中午，遇到了一个水潭，里面已经干涸了。同志们挖了些湿土包在衣服里，让布片湿透，然后擦擦干裂的嘴唇，继续向前。下午，到了离星星峡三十里的地方，突然看见前边有两辆汽车开来，车上插着红旗。在这个时刻，同志们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大伙儿笑着，叫着，哭着，跳着，拼命地扑过去。
这是什么呵!是党中央派来的车子呀!是陈云、滕代远首长亲自来接我们了呀!车上装满了饼干、罐头和水果。当我们奔向汽车时，幸福的泪水模糊了我们的眼睛。这半年来，经历了多少残酷的战斗和难以想象的磨难!两万多红军指战员到达星星峡的，只剩下寥寥的四五百人。罪恶的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断送了我们多少优秀红军战士的生命!这是沉痛的血的历史教训!
一下汽车，我就到李卓然主任的住处去报到。他一见我，高兴得直拍我的肩膀，第一句话就问：“那两样东西还在不在?”我迅速打开皮挎包，掏出三个密电码本子放在桌上，主任满意地点着头，停了片刻他又问：“黄金呢?”我说：“撂了!”主任轻轻叹息了一声，说：“撂就撂了吧，人回来了就好。”我一噘嘴巴，随手掏出这一斤多黄金放在桌上，说：“在这儿呢!谁叫你把我撂在白墩子，也不等等我。”“小鬼，还这么调皮!”主任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多么年轻幼稚啊!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我们在星星峡开了个联欢大会。这时，部队经过休整，同志们一个个又生龙活虎，意气风发了。不久，我们到了迪化(乌鲁木齐)，党派我进坦克学校去学习，直到一九四0年春天，我们才又回到革命圣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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