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后，我又一次到北京开会。此时曾旭清已经恢复工作，仍是原任职务，他的心情比前次见到时要好，他的脑血栓经过治疗休养，后遗症也基本消除。据他说，原来批斗他的幕后人物，现在已被揭发出来受到批判。我告诉他，陈觉曾来看我，承认自己是被当时的气氛所迫，违心地写了曾旭清的大字报，想当面向他检讨。曾旭清说，气氛逼迫就可以乱说乱写吗？我看他不是违心，而是个人的品质问题。事情已经过去了，还用得着来我这里吗？我本想多劝说他两句，毕竟是下边的同志，认错也好嘛！但看老曾正在火头上，只好以后再说了。老曾满有兴致地告诉我，傅继泽现在也恢复了副参谋长的职务，不过常常不在北京。据他所知，傅继泽从渤纵调到海军后，被选调到苏联海军学院专攻潜水艇，以后到海军司令部任副参谋长，主管潜水艇业务。“文革”开始受批斗也是因为这件事，什么苏修关系，苏修间谍，瞎说一气。现在那些不白之冤也解决了。谈起龙书金的事，他说因多年不见，龙又远在南方和新疆，所知不多。他认为：“他去了新疆，却不甚了解当地情况，容易和原来新疆的领导和干部处于对立境地，不犯错误怕是不可能的。说老红军，我们都是老红军，现在军队的领导，差不多全是老红军，总不能说老红军出问题就可以原谅，还要看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的程度。我们自然希望龙书金的问题能及时解决，最后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大家都是战争年代一同战斗的老同志嘛！”曾旭清谈到这里，显得严肃但又很客观地分析，既反映出对老同志的关怀之情，又有敏锐分析的原则，显然比我的认识水平高出一步。
在京还有原二分区的老同志，平素和新疆的人常有往来，听说了龙书金出问题的前前后后的经过。龙书金对新疆的人和事太不熟悉了，新疆在“文革”中派性严重，又以对原领导干部的态度作为划线标准。中央文革总是压制原来的一派，对造反派则大力支持。龙书金一去就碰上两派对立的局面，很自然地和造反派这边接触要多一些。不论龙书金本人意识到与否，总会引起大多数的原来干部群众的不满，问题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恰逢“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龙书金久久不在新疆干部群众中公开和展开揭发批判，就成为问题爆发的突破点。本来“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领导即以紧急电话向龙书金打招呼，使他了解事件的真相和中央的态度，最后提醒他，这是中央给他个人打招呼，要他注意掌握情况，掌握主动，目前特别要注意保密，不要急于向下传达，增加不稳定因素。龙书金听到后，极为紧张，只记得注意保密，将此重大事件一直压着，未告诉任何一个同志，也未作研究与部署，误了很长时间。以至到了10月1日，新疆的党报上仍然刊登出“伟大领袖和亲密战友”合影的巨幅照片，成为全国报纸中唯一的一家，而此时“九一三”事件的消息已广泛风传。该报一登出照片，引起一片哗然，也引起上级的关注和各方面的质问，成为“九一三”事件后，长时间按兵不动，不发动揭露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唯一省区被点名，并联系到新疆工作的问题受到揭发批判，足以说明他的错误的严重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上述问题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看来批判处分将难以避免。我们几个鲁北的故人对此只能深表惋惜，这个老老实实的大好人，落得如此下场，如同我原来想的那样，作为一个大省区、大军区的一把手的重任，他确实力有未逮，终于被拉下了马，令人扼腕。
以后听我复员回川的孩子说到龙书金在新疆的状况，她当然不会知道上边发生的国家大事，但多少听说龙书金在那里工作很吃力，在下级面前也常常不经意流露出为难的境地，心情很不舒展。经受连续的批判，越显得孤寂、沉默，情绪低落，最后下放到郑州某机械厂车间劳动。我不禁想起他那断骨的手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从事体力劳动，他能受得了吗？回想“文革”以来，我们“三戌”都去干了不少时间的体力劳动，我比他俩年轻，还能对付。老曾得了脑血栓这样的重病，在这一点上，老龙和我们二人大不一样。
风云骤起，大地回春，粉碎了“四人帮”，人心振奋。一些老同志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善和变化。我又一次在京见到曾旭清，他精神振奋，情绪激昂，一定要挽住我举杯同饮。一连干了几杯后，我劝他病后不宜多饮，他却说：我的病早好了，喝几杯酒算什么？虽然粉碎“四人帮”已过去一段时间，但他仍然激动地向我讲述他所在单位，“文革”以来发生的不正常事情。从被批判处分的造反派后台，联系到兵部主要领导人所犯错误，把他思想中郁积的愤懑，一吐为快。不久后他被任命为工程兵副司令员。1980年，他作为中央人防办公室的领导成员，到几个省区检查人防工程，并经批准和陈若瑜回宣汉故里探亲，他还向我谈及那里在“文革”后的新气象。我们不仅是故人重逢，而且有机会在一起谈谈四川省人防工程的工作，令人兴奋。
傅继泽也是如此，他和曾旭清先后来到四川，但他只是在川小憩，不及其他，这是我们1963年在北京分别后的再次见面。他已被任命为海军副司令员，但身体较差，已不是当年渤海时那种小老虎似的少壮派，他再三约我到北京时再见。我也如约去他家探访。故人相见，总是回忆往昔岁月，以及一些熟人的情景。在与他俩先后交谈中，免不了提到刘贤权、龙书金的近况。此时刘贤权已被免去原来的“要职”，转任济南军区副职。他俩都认为刘贤权、龙书金是犯了执行甚至追随林江集团的错误，和他们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打击，性质完全不同。但龙书金是大家共知的大好人，可能是水平所限，以致犯错误，都希望他得到从轻处理。以后得知，龙书金已被通知从郑州回到总政，接受审查处理。
龙书金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一住好几年，和他同住的还有“文革”中有各种问题的军中领导干部，他们都是单身在此，少有外出的机会。但在招待所内，较为宽松。我来京时总是去看看他，每次还带上一瓶好酒，他一定会拉我到食堂，打上一碟下酒菜，两人边饮边谈，从他受批判，到工厂劳动再回北京受审查。五六个年头，长时间的思想负担，使他的心情时有起伏。独自一人长期住招待所，也免不了孤寂之感。好在京中一些原渤海的同志常去看望他，可以稍慰寂郁。原渤海二分区的几位下属也按我的办法，每次带瓶酒去陪他同饮，给他增加一些愉快的兴致。组织上经常有人和他谈话，不再提“上贼船”这句话，只着重一些具体问题的错误，使他的思想轻松了许多。他很感慨地说：这句话压在我身上好几个年头，现在看来组织上已经了解清楚。其实我心里有底，我去新疆是中央指派的，谈不上和谁有什么特殊关系。我有错误，只能怪我水平太低，能力不行，应付不了那样复杂的局面，没有得到新疆同志的谅解和合作，没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铸成大错。现在能够摘掉“上贼船”的帽子，就是对我最重要的解脱。至于对所犯错误给什么处分，我等待组织的决定。
看见他从低沉的心情逐渐转变过来，我们这些故人也为之感到兴奋，相信他这位忠诚、勇敢、正直的老红军战士，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终将会还他一身清白。
我又一次见到他时，正式的组织结论稿已和他本人见面，与原来和他的谈话内容大致相似，“上贼船”等不准确的结论被删去，只提到他在新疆工作中犯有较大错误，将给予必要的处理。他告诉我，他已反复考虑了几天，还下不了决心接受这个结论意见，心情还处在矛盾和反复之中。过去熟悉并对他关注的几位同志，对这个结论也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主要理由是：原先给他的错误定性，最主要就是“上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既然现在已查清核实，取消了这顶大帽子，就算在工作中有过错误，没有必要在结论中保留所犯错误的大尾巴！我对这些老同志的意见，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对组织审查的结论，是不是要求高了？我以为已在京住了好几年时间，应当争取早日得出结论。现在这个结论稿，已经去掉属于重大政治组织问题性质的定性，就是说最根本的“定性”已经改过了。至于保留错误的字句，是根据他在新疆工作中确实有错误而来的，本人也一直承认犯过错误，没有必要在这点上拖延问题解决的时间。我以为还是本着向前看的态度，争取问题尽早解决。龙书金也重复他原来谈过的话：从没说过在新疆工作没有错误，只是想到工作中的错误该不该在组织政治结论中提到而已，他基本同意我的看法。但我看出他的内心还是很矛盾，起伏上下，时有变化。
过后又听说几位老同志几乎是一致的意见：既然“上贼船”已被否定，政治组织上的问题清楚，没有必要保留工作中所犯错误的结论。龙书金按此向组织回交了对结论稿的保留意见。而这个结论稿在同时征求新疆领导的意见时，新疆方面最后反馈的意见，认为结论稿对所犯错误提得太轻，并提出加重处分。
此事一时搁浅，正式结论可能将推延较长时间。我得知消息后，颇感惋惜，龙书金一时也陷于惶惑无奈之中。
星移斗转，又是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废除干部终身制，实行机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军队已率先开始，曾旭清已退出现职岗位回上海居住。我去北京时听李玉池说，龙书金告诉他，已经对他作出正式的结论，基本还是前次的征求意见稿，即去掉原来的“上贼船”等定性词，保留了在新疆工作时犯有错误，按大军区副职离休，由广东省军区安置。龙书金对李玉池说，经过几年的审查，终于有了组织的明确结论，他完全放下思想包袱，接受这个结论。“离休”是党的干部政策的具体体现，不是针对哪一个人，回广东也是他本人的意愿，他不再有任何意见。时间很紧，他急于返回广东，不再在京停留，以后会有机会和老同志们相见。
四
往后直到1986年，在滨州召开了三区（冀鲁边、清河、渤海）党史座谈会，许多老同志得以相聚在一起，重温当年的战斗历程。遗憾的是，龙书金、曾旭清、傅继泽等人都未来参加。据悉，龙书金因前一年，全家刚回冀鲁边故地走了一趟，所以没来。曾旭清、傅继泽都因身体原因未能与会。此时傅继泽已久病缠身，于1991年去世。曾旭清久居上海，很久后我才有机会到上海见到他，彼此都觉歉然。我发现他虽已离休多年，少问外事，但对渤海时的一些往事，曾几次表示过意见，显示出他对事物认识的敏捷和极强的洞察力。他自称回到上海后，和外地的许多老同志很少有联系的机会，以至于对老龙的近况不大清楚，而我则腿脚灵便，时有机会与老同志相聚，使他深为羡慕，希望老战友能时常过往相见。后来陈若瑜忽然向我提出，希望能为他俩题写一首诗词。此事令我颇感意外，他俩原对诗文兴趣不大。以前我曾写过一首词赠他，时间久了，可能已经淡忘，现在却要我再写，是否出于陈若瑜对诗词的爱好，抑或出于老曾怀念老友们而萌生的愿望？我自然毫不推诿，写了一首《八声甘州》寄给他们。原文是：
忆同舟鲁北气方刚，昂首藐天狼。念洄河饮马，王楼浴血，新海迷茫。几度网开壁合，风雪自苍凉。一扫妖雾尽，雨露朝阳。 战骑嘶鸣未已，更西行南渡，驰骋远方。望尘沙漫漫，戎马傲寒霜。喜征途，白首与共，道而今，孺子已成行。频呼酒，故人笑指，壮语方长。
我再次去看望他时，发现这首词被挂在客厅的墙上，他时时凝望。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此时他的身体已日感衰弱，时有岁月流逝，追思当年之感。脑血栓引起的后遗症日渐加重，行动也不方便，常住医院。1990年后，一次陈若瑜得知我去沪，约我及沪上故友一起在他家聚会，打算另择时间去医院看望他。到他家后，才知他闻知此事后，甚为不满，一定要自己回家，与我晤谈。陈若瑜只得自己驱车去医院，取得医生允许后临时接他回家。一见面他就握着我的手紧紧不放，说我们是战争年代一同战斗的同志和兄弟，怎么能不让我回家来一齐喝两杯呢？此时他早已被医院限制不能喝白酒。陈若瑜无奈，只好同意他以红酒相代，与我及众人喝了几杯。饭后他还拉着我的手谈了许久，始依依离去。
嗣后，他托人带信给我，嘱咐我务必去沪见上一面，重叙故友之情。说到他1935年离家以后，只回去过两次，老而思乡，人之常情。他的身体已不允许他再回一趟故里，家乡有个别小事，只能请我代为处理。翌年，我如约再去上海，他的病情更趋严重。时值秋末，气候并不很冷，但他的病室已窗户紧闭。陈若瑜说，即使酷暑热天也是如此，有点风吹感冒，也会酿成大祸。此刻他已行动艰难，言语也颇为吃力。但故人相见，他仍很兴奋，连声说：“见一次面真不容易呀！”我们在交谈中，多是回首过去共同战斗的艰苦时刻，丝毫不谈他的病情。我能觉察到，他已明白自己来日不多，但对过去的战斗岁月却总也不能忘怀。他语重心长地说：“咱们相处得多么好哟！四五十年的友情，至今如故。那时候也有些争争吵吵，不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吵过以后，同志间的关系不是更好了么？时间越是过去得久，越觉得我们的情谊更为深厚，真正经过几十年长久的考验，我们是最好的战友，再也找不到别的人了，谁也不会忘记的呀！”他这一席话，说得有点磕磕巴巴，不怎么连贯。但我听了后，顿觉怆然，一时说不出话来。
临告别时，他仍紧紧抓住我的手，让我再多待一会儿，再说几句话。待我最后离去时，因病房在二楼他不能下楼，只能再三握手告别。当我转出大厅时，发现他已迅速转回去，站在侧面阳台上注目下望，凝滞的双眼早已涔涔含泪，使我也一阵心酸。我们相对注视，久久不忍离去。最后在同行者的招呼下，我再三向他招手致意，他才慢慢离开。此刻我更加深切地感到，同志间无私的永恒的友谊是多么珍贵。也使我回忆起十几年前，曾和李玉池去看望病中的靳兴侯，他也是战争年代在鲁北的战友，曾任军分区参谋长，我们相处甚好，不过那时互相之间也有过一些意见，虽然离开二十几年，少有见面的机会，但彼此一见面却倍感亲切。后闻他患癌症，病情加剧，我也写过一首《玉楼春》托人转交给他，以示慰问之情。后来到北京去医院看他，他已不能行动，自知来日不多，在病室中也是殷殷相视，让我们多待一会儿，不要离开。最后我们下楼，他也是在阳台上伫立凝望，老泪涔涔，让我凄怆无语，不忍离去。此情此景和当年与老曾别离如出一辙，革命年代的真诚友谊，持久永恒，令人难忘。
一年多以后，突得电报，曾旭清终因病体难支，静静地离去了！这是意料中的事，但我仍难以抑制自己的哀切之情。我这一生和革命战争年代的许多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几十年来彼此之间却很少过往，甚至不通信息，在“文革”后才有机会互相看望，时间也非常短促。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吗？
龙书金回广州后，头几年没有联系。后来我有机会常过往广州、深圳，有了相见的条件。1986年秋末，我先给他捎信告知我近日将去广州，并去看望他。那天很晚才找到他的住处，正好他和王毅如都在客厅，他一见我挺高兴地说：“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们正说你该来了吧，你真的就来了。”接着他招呼我到二楼去喝上两杯。“好几年没在一起喝酒啦！”他回顾在北京时，渤海老熟人，经常带着酒和他共饮的时光，念念不忘。
我们边饮边谈，兴致极好。我能觉察到，那几年留在他身上的阴影已经消失。他完全接受组织上对他的结论和安排，心安理得，别无他念。对不再承担工作也完全理解，已经是七十多的人了，还能再做多少事？我们谈起一些熟人熟事，以及眼前接触到的一些事物，他显得十分平静和客观，也不隐讳自己的看法。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在北京的周景芳，“文革”之初红极一时，成了造反派的大理论家，甚至上了大会讲坛，还是谢富治为他主持，请他作报告。不过很快和“王关戚”一齐被揪了出来，关了许久，最后放出来，每月发给生活费五十元。前几年他有一个出国探亲的机会，到处求熟人相助。开始少有人搭理，但他找到时在北京住招待所的龙书金，龙硬是从自己在京的生活费里拿出一百元给他，同时影响到其他熟人，大家一起帮助他凑集现金，助他成行。当听到此事时，我的真实感受是，以龙书金当时的处境和条件，帮他一百元钱实属不易。此人堕落成所谓的造反派分子，名声颇臭。老龙的做法真是“不念旧恶”呀！龙书金却说：“都是老同志嘛，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受到惩罚。现在放出来，不是按敌我矛盾处理的，所以我们应该帮他一把，别让他往绝路上走嘛！”
“你真是宽容、豁达！”我对他在这件事上的做法表示由衷地赞许。谈到周景芳当时没有找我求助，可能因我不在北京的缘故，也可能因为在二分区时，他曾经对我有意见，在背后公开指责我，怕找我碰一鼻子灰吧！他曾经托人带信给我，说他回国后想来一趟四川，特先投书问路，是否能接纳他们一行？我也带了口信给他，让他别探什么路了，他要来由我个人出面接待，不会使他难堪。龙书金听我谈后说，咱们想到一块去了，毕竟战争年代一起同过甘苦，共过患难，对他也该有点同情帮助嘛！以后周景芳改变了主意未来四川。但我深感老龙为人宽厚，不念旧恶，他对老同志的感情，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在穗期间，龙书金主动带我去看望在穗的原渤海的几位老同志，其中相炜不在广州，始终未见到。黄荣海、刘重贵都见到了，只是刘重贵的夫人邱岩桂曾两次到成都看望我，都遇我不在。这次去看望她时，她已中风不起，不再识人，成为一憾事。我再次过穗去看望他时，正遇见他在屋外用手移动天井里的花盆，刨刨地下的泥土。这使我陡然想起他那还能活动的断臂怎样了？当年得知他去郑州劳动，我还担心他那残疾的手臂，去干体力劳动吃得消吗？以后在北京的几年，没有劳动机会，也没见到原来致残的模样，竞把此事淡忘了。他似乎发觉我的心思，在喝酒时他说：“回广州头几年，有时候还能去狩猎场打猎。这几年没了打猎的地方，还得想法活动筋骨。好在这是十来斤重的小玩意，还凑合举得起来，主要靠的是右边这条手臂。这条虽然整治过了，但还是不敢用力，只能在旁边帮衬一下罢了。”听了他说的话，我知道他臂上多年的老伤，终于得到了医治，还能打打猎，干点体力劳动，身体比前些年还硬朗些，真替他高兴。
他还告诉我，这些年他虽然不过问外边的事，但还是看到社会上存在一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他思想上的关注。如某个地区的一位负责人，过去曾是他的下属，邀请他去看看那里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后来拿起即将出版的描述地区变化的期刊，请他题词。他是老打老实地认真写了一篇短文，肯定了该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鼓舞，但提出要看到在前进中发生并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他笑着对我说，我对地方工作太不熟悉，加上多年没有工作，还能有多少具体意见可说？只是把个人的一些见闻，一些感触说说罢了。既然要我写，我倒是很认真，费了一番功夫写的。可想不到，当期刊上登载出我这个简短的题词时，只有前头几句话，从“也要看到在前进中……”以下的一段全给抹掉了，看来这句话“犯忌”。本来登这个题词就没有必要，还要删掉后头，只留“肯定”的一两句话，那更没有必要了，看来我们现在的干部风气太值得注意了。
当陈若瑜邀我写首诗词之时，我也想到了老龙，尽管他和老曾一样，都对诗词没有什么兴趣，但这是为了表达对老战友的一点心声，同样我也给老龙写了一首《念奴娇》，原文如下：
庚分伯季，正烽烟冀鲁，同舟浪激。拉网合围，攻势烈，怎及长征险绝？宗寨悲歌，王楼浴血，百战声威赫。春雷惊晓，笑看强虏崩灭。 长忆未卸征鞍，又催战骑，驰向天南北。决胜东南千里外，喜说十年久别。湖海生波，长天落日，两鬓皆霜雪。忘年回首，举杯还醉明月。
这首词是我写好后到广州带给他的。他很高兴地说：“虽然我不懂诗，对写的诗句不完全理解，但它是同志间真挚友情的表达，让我们回忆起战争年代的生死情谊，是十分宝贵之物，我将好好地珍藏。”
这些年我到广州看望他有好几次，每次他都拉我到小楼上举杯共饮。每次都有同志与我同去，他也拉着一起共饮。有一位嗜酒贪杯的老匡和我一起去时，我先对他说，我这位老将军战友是饮酒高手，我每次来，他都要开两瓶酒对饮，这次也不例外。你和我同去，我有个打算，我们三人共饮，你观察到我们，特别是我的酒力不胜之时，帮我一把，或是代喝一点，或是劝我们不再喝了，老匡爽快地答应了。到了龙书金处，他立刻拿出两瓶酒，亲自执壶给每人杯中斟满酒。喝酒方法很简单，每轮都是他先举杯，一饮而干，等我们干了以后，他再执壶从自己开始，大家一齐斟满再喝。他不向人劝酒，但等你喝罢杯里的酒时，再一同斟酒。他说，都是老同志，也知道各人有几把刷子，要喝就尽兴地喝嘛，还要别人劝干什么？这样几轮喝下来，一大瓶酒顷刻而尽，他起来再开一瓶。此时我才说，算了吧，喝得差不多了。他说，咱三个人两瓶酒都喝不完？我看这位同志没有放开喝，你刚才不是说他挺能喝酒吗？怎么还没有我这老头喝得痛快？到底还是打开第二瓶酒喝了大半后才尽欢而散。回到住处我对老匡说，不是请你帮忙劝不再喝，代喝一点吗？怎么你一直不吭气呢？老匡却说，你看见的嘛，哪里轮得到我插话？老将军一手拿酒瓶，一手举杯，说喝就一起喝，说斟就一起斟，他领头一口喝下去，一杯一杯地接着干，我哪插得上话呀！
事实确实如此，我无法再说下去。反正大家见面就高兴，喝酒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事，人到就端出酒来，尽兴而散。每次总是我先说：“够了！”他也不再劝你，但他自己还得继续再喝两杯后说：“好了，算了吧，下次再来。”
有段时间我没有去广州，但两家的孩子曾过往探望，彼此致意。2001年冬春之交，我随同四川省老同志参观团到广东，因在广州只停留一日即转赴其他城市，只得在傍晚时分去看望老龙。他听见叫门声，连忙下楼，奔上前来，激动地和我紧紧拥抱。我理解老龙的心情，自曾旭清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故人远去，使大家都有苍老之感，更感到老同志见面一次之不易。那么短暂的时间，他仍不忘招呼我上楼小饮两杯。我们从曾旭清、傅继泽谈到王卓如、景晓村，这些同志先后过世，令人感念丛生。他觉得自己身体还算过得去，下午他还在天井里干点轻微的劳动。他轻松地说：“劳动也是自娱的一种方式嘛！不过我还是羡慕你，还能时常各处走动，要不然咱们不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吗？”我说：“我可比不上你，我比你小一个甲子，要是拿十二年前的你和我现在比，不知道差多远呢！”他觉得我这趟太匆忙，连喝几杯酒的时间都没有，令人遗憾，要我争取机会再转回来，多待些日子。直到此年冬天，我和肖林两人争取到南方休养的机会，顺便绕道广州，兑现再去看望老龙的承诺，此点肖林也极为赞同。还是龙书金在北京时，她曾两次代我去看望他，还带了一瓶酒。这次去广州龙书金家，也是她几年的愿望。然而不巧的是，电话问及才知他们老两口都住医院了。王毅如是老病，已经住院很久了，龙书金则是感冒经久不愈，近日才住进医院，看来短时间是不能出院了。我们下决心，如同在上海去医院看望曾旭清一样，立刻前往医院看望龙书金。他穿着一身病号服，坐在病房里，因为医生限制，病房门紧闭，且不能外出。医护人员随时进来观察他的状况，对此他只淡淡地说：“就是有点感冒，医生却当成不得了的大事，其实没有啥，过几天就会出院的。只是住医院就像关禁闭似的，这次咱俩不能一起好好喝两杯了！”
听到这里，我和肖林都笑了：“你老是惦记着酒，能见见面，说说话，不是一样的么？”
“话是那么说，不过没点酒喝，真是很大的遗憾呀！这次不行了，明年吧，你还是争取来这里，要早一点，多一点时间，咱们痛痛快快地喝它个够。”
“好吧，一言为定，我准会来的！”看他那执著的劲头，我实在不忍拂他的兴致。
在医院里酒不能喝，话却没有少说，医生规定见面的时间，再次被他顶回去了。
就在我们准备告辞时，他忽然冒了一句：“有件事我想了很久，不知该不该告诉你？那次实行一元化领导前，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没有让你担任书记是我提出的，最后就那么定了。”
“你还想这个干什么？”我不禁为之一愕，“我一直认为那次的决定是正确的。真要让我干，不知道会捅出多少娄子，也想不到自己什么时候会栽大筋斗。”这话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表白。他摇摇头。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历史是不能倒转的。
临别时因医生限制他不能出病房，而我们已经约定半年后把酒畅饮之会，他饶有兴致。此时他为什么忽然翻出那件过去很久的事情？是不是年纪大了，老是喜欢翻腾陈年老账，这意味着什么呢？
时间不长，翻过冬春季节，也就三个月左右，忽然闹起“非典”之灾，我接连收到陶琦、张黎群、任朴斋几人的讣告，有其家人告知，也有其秘书电告，但都无关“非典”，而是老同志老病加剧所致。就在那时候，忽然接到龙书金的儿子的电话：“爸爸今天上午突然心脏不适，还没等医生来护理住院……”
真是出乎预料！羊城乍别，言犹在耳，我无法掩抑哀感之情，一气写了四首短诗：
其一
羊城乍别言犹在，樽酒相邀事已陈。绝地同舟生死共，临风时忆故将军。
其二
戏谑当年事亦真，两河三戌旧曾经。申江老去悲公义，哀感难忘风雨情。其三
朴讷真纯交以诚，挥戈怒目迅如鹰。浑身胆气撑危局，虎虎声威名远闻。其四
百战归来风雨经，犹能骑射挽千钧。平生检点应无憾，踏遍关山未染尘。第一首是追忆去冬在羊城医院一别：第二首是追忆两河“三
戌”、风雨同舟的忘年战斗友谊；第三首是追忆他的为人，对同志真诚，对敌人斗争英勇无畏，攻坚老虎，威名远闻；末一首最重要的是写他历经风雨沧桑，不为尘染，一身清白。
作为一个曾经风雨同舟的老战友，一个革命征途的小兄弟，这是我发自内心地对老大哥的真诚评价。
五
几年后，和刘实在一起谈到了龙书金，这才知道，当年刘实也自京下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和自治区党委，负责宣传工作。他说，在新疆我对龙书金太熟悉了。“他是一个老好人，为人宽厚、真诚，对党忠诚，从无坏心眼。人们都知道他战功卓 著，在军中是饶有威信的老将军。只是他太缺少办法，太缺乏全面工作的经验，没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我们一些老同志对他赞许、同情，也想尽力做工作，扶他起来。不过没有法子，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要他去新疆做几个方面的一把手，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生中的最大败笔。历史就是如此，过去的事不能返回重来。历史也证明了他的一生，还他以清白，堪以安慰他于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