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查子（1981年作）
献之同志带回山东煎饼、小枣，戏作并寄权五同志。
乍闻煎饼香，又食乐陵枣。泥土散芬芳，余味梦犹绕。当年征战时，岁月知多少。丰乐喜今朝，却道朱颜老。虞美人（1983年作）癸亥夏日过德州，书赠张龙同志。狂风烈火枪声逼，北地烽烟急。岿然挺立自从容，围我敌军，尽在我围中。 如今两鬓皆霜雪，犹忆黎明黑。依然故地喜重逢，却道绿波碧树不胜收。
记得1977年时，我硬是挤出一天时间去了趟离开三十年的鲁北，却只去了一县、一村和一处烈士墓地，熟知的同志都说太紧迫了，我亦云然。
六年过去了，我有机会自北京经德州绕至济南，再过徐州，一偿夙愿。路线既顺，又节省时间，可谓一举两得。
行前我曾想约龙书金同行，但得知他上年刚去过了，在京的许振国尚未离休，李玉池又有事，最后约得蔡玉田、王直同行。蔡玉田是于信二庄人，原二地委小武装队战士、班长，曾在我处任警卫员有年，后在陵县五区，带领参军青年到西北部队进军新疆，20世纪50年代调入北京，在总参管理局任中校处长。由于我脑子发昏，曾对他那段历史作了一个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证明，将当时我派他去抓回离队不归的小队副队长，说成是他本人离队不归，我派人去抓他，使他长时间背上了历史包袱。但他坚信我只是记错了人，绝无他意，并多方寻找我的下落，以求把问题说清楚。拖了数年，问题才获得解决。我对此深感愧疚，但他对我的同志情谊始终未变。王直是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原陵县五区的老同志，他们都刚获准离休。我约他们同行，他们也很高兴。北京到德州，火车只需要七八个小时，夜班车天明时早已过了沧州，途中经过连镇这个小站，也只是晃了一眼，似乎房子比以前多了。毕竟已经四十多年了，再偏僻的站口也会有很多变化。如果不是看见站名，怕是怎么也认不出来的。
同房厢里另一位乘客，和我说起连镇泊头、桑园和德州这些地方，他诧异我这个南方口音的人对这一带竞如此熟悉。我说熟悉倒谈不上，只是在这一带待过两年罢了。快到德州下车时问他何往。答到济南就到家了。我们交谈了许久，却互不问及对方是何等样人，我估量他是济南市一位领导人，他却难估计我是干什么的。如是现在在此工作，则他应当认识。而我与他谈的一些事，看来也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彼此只是心照不宣。当列车进入德州站时，蔡玉田已看见德州地委、行署有几人在站台等候。原来小蔡和德州驻京办的人们常有往来，他已先通过电话告知，此点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打算下车后自己去找，一听有人来接殊出意外。一眼就认出面前的几位同志有张龙和傅洁民，我和他们可是太熟悉了。张龙在战时是德县九区区长，后到县里工作；小傅是地委小武装队队长，后到陵县任区长；另一位许同志，也是陵县前许家人，以前我不认识，现在是地委秘书主任，他负责具体接待我们一行。张龙年长一点，战争时期就以老到、沉着、干练、勇敢为人所熟知。许主任告诉我，张龙现职是行署副专员，是地委行署的领导成员；傅洁民则是水利局的领导。他们都极其热情，但仍可看出张龙那严谨、稳重的风格。傅洁民就大不一样，他本来和我及小蔡就十分熟悉，又是几十年不见，显得特别兴奋，上来就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话也特多。我们随即到招待所住下，不一会儿现任德州地委书记的高君即来看望，他是鲁中一地区调来的，已有几年。他表示热情欢迎，一句话，你是战争时期的老领导，多年来还是第一次回老地方来，这是德州同志们期望已久且非常高兴的事！
张龙告诉我，许志玉刚卸下这一届专员职务，现仍在地区政协工委，张龙20世纪50年代即从德县调到地区新建纺织厂，以后到地委任工业部长，“大跃进”中被斥为右倾受到批判，下放工厂，1962年甄别后重回地委行署工作。 “文革”初又受到冲击，后期始出来重新工作，可能下一步亦将调整。
和几位同志一起盘算行程。张龙说，他早合计过了，德州是地委所在地，老同志们听说“大哥”要来特高兴，不光是原先二地委属的八个县市，就是老一分区的乐陵、宁津、庆云等也应该去看看。但这回要是都走一走，怕没那个时间，还是先在德州待一两天。再就是陵县，那是地委的老窝，现在调整区划，把德县东边那一大块和德平西面和南面都划归陵县，全是大哥常活动的地方，该多住两天吧！临邑你那年去过，只到了朱二歪家，这次小蔡也来了，总得在他家门口看看吧！临邑县城再待上一天就六七天了，别的地方只能等下次能多用点时间去走一走。张龙和许君的主意，和我的想法差不离，反正这回要多花点时间，但也不可能太久，因除了德州地区，还得在济南待一两天，徐州还得要一点时间，不能再多耽搁了。
当天上午，除了在市里看一看外，我打算去看望一下原德平东乡秘密交通站的老李头。因不久前他得知我的下落后，曾写信给我，很希望能见“大哥”一面。老李头是原德平孔镇东乡村里人，是该村地区党的秘密交通站的组长，这个站承担地委和区党委秘密通信联络的任务，也把边区的不定期刊物《前锋报》发送到地区总站，再分发到各县。那时德平还属于挂国民党军队牌子的曹五旅的控制区，我方没有公开的抗日民主政权，德平分担的党的通信联络任务全由德平地方党组织承担，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不脱产”，没有任何的待遇，就是共产党员为党自觉地贡献。我曾经和小武装队来往经过那里，住在他们几个党员的家中，依靠他们对周边情况的侦察了解来继续行动，他们不仅管吃管住，还要秘密站岗，监视外边的动向。直到德平公开建立抗日政权，环境缓和以后，地委设立了地区交通总站，才有了少数脱产工作人员，得到低微的生活待遇，其他人则留本地干其他活路。嗣后陆续设立邮局，有的人转做乡邮员，有的被调到交通、物资站及粮站等处。老李头在信上说及这些，显得特高兴：回想那几年的艰苦日子，俺们是冒着敌伪顽军的监控和搜捕，秘密运送文件，一趟来回几十里，还得赶匹小毛驴，装点老百姓日常吃、用的东西作掩护，提心吊胆跑一趟，就如同干一次重活。如今好了，尽管在粮站、仓库做一个管理员，免不了天天要干重活，可十分舒坦呀！说实话，俺们真想不到，那几个年头硬是挺过来了。他流露出诚挚真实的感情，使我久久难忘。这趟德州之行之前，我就想到一定要去探望这位忠诚、敦厚，把为革命作的贡献，当做自己应尽之责，别无所求的农村老党员！
但事不凑巧，张龙他们几位不认识这位老同志，也不清楚他退休前在哪个单位，我偏又没有带来他给我的原信，那信上有他的地址，临时打听也不可能。这件事只能无果而终，以后也难有这样的机会了，这又一次使我感到深深的遗憾。
张龙、傅洁民引我浏览一下德州的市容，据说此地比解放前已有许多变化，但并不太大，这和当地工农业生产以及商贸流通欠发达有关。市里只有一条从北及南直通北京的宽敞大道和大街，颇有气派，但吸引人们注意的在于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天衢大街。南北通衢，上接天都，恰如其分地描画出德州这座城市所处的重要位置，使人能想象到它的宏伟气势。在大街旁不远处的苏禄王府，据说是名播海外的一处胜迹。苏禄王是明代菲律宾一个部落的国君，他曾来北京朝觐，出于对华夏文化的高度崇仰，他在回经德州时，自愿留居不归，和他一起留下的家人及随行人员，现已繁衍成有四百余口的一个大的聚居村落，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其故国后裔时来祭扫，多年不曾间断。
过去的印象：德州市附近是鲁北一带比较富饶的粮棉主产区，战争年代我曾到土桥一带活动，明显感到它比德县东端边临镇一带富庶得多。如今听说引黄灌溉以后，那些比较差或一般的地方生产已经趋好，而原来那些富饶之地，一定是好上加好了吧？
张龙说，引黄灌溉真是给德州地区造了大福。路东这片地方九百多万亩耕地，就有近八百万亩受益。当时的军管会主任对这件事功不可没，他有魄力、有胆量，尽管当时从上而下，谁都不敢下这个决心，开这条口子，他却硬是顶住风险干了。如今，沿河各地区都在学德州的办法，引黄河水灌那里的田亩。不过德州附近有些地方地势高了点，黄河水引不上去，就得另找路子。他和小傅于次日上午引我去城东南二三十里外看一座小水库，这是我在鲁北时未曾见到过的。水库不大，周围的林木已长到一定高度，绿荫成片，显出盎然生机，库中蓄水可以灌溉附近农田，是引黄灌溉的补充。当然，它的水源狭窄，全靠从上游集水，一遇干旱，来水减少，就不能发挥作用，但多数年份还是能保证一定的来水量的。这个小小的水利工程成了一个新的景点。
剩下的时间，就留作和原鲁北一些老同志见面摆谈了。此地原鲁北老同志已不多，但和下述两同志一谈起来，就把时间都占去了。
赵钧，原为陵县二区区长、区委书记。当时被认为是忠诚革命、年轻有为的干部。这次看到他却是面色枯槁，形容憔悴，无复当年形象。他在陵县工作时，曾在一次扫荡中被俘，组织上拟通过伪军工作关系营救未成，他却利用一次机会逃跑出狱，当时已经审查并重新分配工作，以后又随大军南下。在以后的审干中，被认为历史不清楚，结论因此拖延。“文革”中又翻腾旧事，被以叛徒对待，开除党籍，遣返劳动。“文革”后，经本人申请被收回原工作单位，其他问题均未解决。恰好回家闻知我在德州，特地跑来，倾诉多年受到的委屈。我对他的遭遇深为惋惜和同情，但我只是对他在战争时期的情况有所了解，而牵扯到“文革”中的复杂情况，却无法弄清真相。我的谈话只能给予他精神上的安慰，分析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认定他在战争时期那段历史事实，期望他的申诉和有关证明，能使问题获得解决。
朱照华是原陵县妇救会干事，那时是精灵出众的少女。而这次见到的却已是面黑腰粗的老妪了。闻知她多年来工作得力，不久前还是乐陵县副县长，由于身体不好，且已五十多岁，刚离休在家。听说我来此，特来看望。聊起当年往事，几人无不莞尔。当时年轻的她，曾引起两位男同志的青睐和“企盼”，客观上形成“三角”，其中一“角”因此写一封信给我，意欲组织出面告诫另一“角”不再插手。同时我又接到县委转来的朱照华的信，说她还年轻，还想干一番事业，不愿意过早接触这方面的问题，特别厌倦上述那位男同志，神魂颠倒似的血书累牍，纠缠不休。恳请组织出面，严告他们停止这种行为。事情到了这个分上，我只得出面，分别写信和约谈，要他们勿再如此行为。结果是给我写信的这一“角”思想不通，精神郁闷，竞至身心濒于崩溃，发展到对组织批评不满，并在整风学习、发扬民主之时攻击我和地委负责同志对他的告诫是“心怀鬼胎，别有图谋”云云。此话自然是无事生非，为人所不屑。我们只认为是其情绪不正常时借机公然发泄，亦未予以理会。时隔多年，恰恰又见到那次的主要当事人——朱照华，难免聊及此事，我戏言因出面干预此事，竞背上黑锅。还该你来证明，有无此事。她笑说：这是哪有的事，你从未因此事和俺谈过一次话，那简直是无中生有！那时倒是有别的同志和俺谈谈，想套个近乎，可俺就是那个主意，也就算了！谈及此事，不禁想到那时处于敌后的农村环境，涉及男女间感情问题的往事。按理说恋爱自由，无须组织过问，但那时两人相爱，要经组织同意。如发生问题，必要时也要组织出面处理。如今人们可能认为不可思议，而当时却是顺理成章，不能绕过的事。如今给人们留下一些有趣的回忆，如斯而已。
摆谈时间最多的还是傅洁民，两天晚上都聊得很久，蔡玉田也在一起。
一开头就又想到耿杰三，傅洁民充满感情地说：“小耿是多好的同志哟！”他承认在许多地方，他都不如在一起几年的这位老搭档。在小队里，小耿在人们印象中也比他自己要高出许多。他和小耿在一起也是团结友爱，亲如兄弟。小耿心中只有革命和党，从未听到他有个人的想法。在敌我斗争的严峻时刻，他的沉着和勇敢，让小队全体同志无不感到敬佩。可就是这样的好同志，短暂的一生却遭遇到两次大的不幸。人们无不为他壮年早逝而哀痛难抑，以至愤愤不平。不过，傅洁民以为：“小耿太沉不住气了，想不通竟然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他对小耿的遭遇感到不平，对他的不幸逝世深表惋惜。不过从内心讲，他不赞成小耿那样做。
傅洁民又说到贾金砚：贾金砚是个孤儿，早早就生活在革命队伍当中，革命队伍就是他的家。他一点未领略过家庭的温情和个人的感受，直到为革命贡献了年轻的生命。他有时也有点犟脾气，但在对敌斗争的严重时刻，他绝对忠诚、勇敢、坚定，毫不退缩。大哥你当时要他带领小分队去大部队，从感情上说，他有点不想离开地委；但去大部队，能够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又是他最大的心愿。谁能想到他会牺牲得那样早呢？人们向往的幸福日子和美好生活，他都没能沾上一点边。
傅洁民转身对我说：“大哥，你也不要自责，要他去大部队大干一场是件好事，是对他的关心和正确的抉择，干革命谁都随时准备牺牲自己。遗憾的是金砚牺牲太早，且因牺牲在战场上，至今墓地在哪里，始终没有问到，也无从去祭吊故人。”
还有尹寿和，人很沉静，在面临战斗的紧张时刻，一样显出勇者之姿，和耿杰三、贾金砚相比，毫不逊色。他比金砚一生的境遇要好些，在小队时，他已经结了婚，他媳妇比他还稍年长一点，小两口挺好的。他在队上也很本分，和同志们都处得来。谁想得到，在家里一场寒病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李金德么，那可是个刚性子！”傅洁民说到他就好像自己也成了李金德似的，“剽悍的回族汉子，忠诚勇敢的共产党员，几天工夫，他只身来往几百里，完成你交代的紧急送信任务，真了不起，我们谁也没法与他比。就是人有点倔，一遇见队上伙食有大荤，连闻都不能闻，宁可跑到野地里过夜，啃生玉米挨日子，还不能有人去劝他。只好让他回回民大队，不过后来的发展还好。我们都知道朝鲜战争时，他已当了营长，比贾金砚命运好。金砚到牺牲时还只是个连长。我们知道他回国后在四川某处当军械库主任，谁料到‘文革’时受到冲击，他坚决顶住那些造反派从仓库夺枪的举动，但因为不许军队动手还击，以致被造反派打了冷枪，不幸遇难。我们听说后都为此愤懑不平。”
傅洁民对蔡玉田、胖墩儿、张林森都有评论。蔡玉田曾当面和他争辩，说他方式生硬，不能在队上好好做思想工作。他承认小队住在于信二庄时，他生拉活扯地把小蔡拉来当兵，小蔡想不通，走出不多远便溜号了。后来他找到小蔡做了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小蔡思想通了，后来还成了好战士、好班长，还是好警卫员，这还是不错嘛！但后来在部队审查历史时，把小蔡自己交代的这件事说成是小蔡第一次开小差就不对了。好在事情最后都弄清楚了。
说到自己时傅洁民说：“我这个人就是老粗性子，还有点牛脾气。记得和大哥就顶过好几次嘴，也挨过几次批评，不过打心眼里还是敬佩、服从领导，没有二话。在队上也办过一些粗事，弄得队里有意见，还是小耿在大伙儿面前做思想工作，给大伙儿消了气，回头来批评我方式方法有缺点，我还不服这口气。如今看来，越发觉得小耿的为人多好哟！有的事我就是赶不上他。”傅洁民又接着说：“当初要我去任区长，开头也是不太愿意，有点怨气，以为地委不要自己了。细想一下，让自己受到多方面的锻炼，得到提高，总是对的嘛！才高高兴兴地去了。这些年虽不像小耿那样摊上什么大事，可也有不大顺心的时候，当县长时挨过批评，说我不好好服从领导，处理问题粗糙主观，捅了娄子，给拿下来。在水利局也碰见不少的事。‘文革’中又搞得稀里糊涂，还好，总算挺过来了。这么多年，杂七杂八说说也没多大意思，但在大哥面前，还是把心里话都晾出来。我这个人就是这个坏毛病，心里有话总是憋不住，要抖出来，往往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其实我说过的话，自己随时就忘了。”
我说：“小傅，你还是老脾气。那时我就几次提醒过你嘛！现在咱们年纪都大了，回首往事是优是劣，是好是坏，大家敞开心扉一吐为快。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忘怀咱们小队这些小伙子，我们相处得多么好哟！那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到后来却时刻难以忘怀。想一想，如果时光能够倒转，重新回到那急风暴雨的岁月，该是多么好哟！”
和傅洁民两人长谈，真如同又回到几十年前同志之间亲如兄弟的情谊之中，难得有这么一次一起回忆那如诗如火的往昔，这时真正体味到今番不虚此行。
